张云初：“完人”卢作孚

1 听老船长讲卢作孚的故事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文革”的烟火还没有熄灭，“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烟尘正在全国弥漫。

那时我二三十岁，在四川省自贡市革委会工作。

我所居住的宿舍楼上，同层的一家邻居大姐接来了来自重庆的父母亲。

干打垒式的楼房，没有阳台，没有院坝。早晨，新来的那位老头就在人来人往的过道上做起了晨操：只见他满头银须，满脸坚毅，目光如炬平视前方，手臂如桨挥动左右，就像电影里掌握着舵轮劈风斩浪的老船长。

一打听，这位姓张的老头子果然是长江航运退休的一位老船长。

怀着敬仰之情和老船长渐渐熟悉起来，渐渐亲近起来。他的传奇经历带着一种凛然气质深深打动了我，听他讲故事常常直到夜半更深。这位老船长，三十年代从上海交大毕业之后，就加入了民生轮船公司，后来当上了船长。他驾着轮船走三峡，行长江，下汉口，靠上海，战恶流，闯险滩。冒着日本飞机的炸弹，争抢英美轮船的生意，与地方军阀周旋，与长江匪盗恶斗，他亲自接运过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又从重庆还都南京；他参加过宜昌大撤退，又参加了接收日本投降战利品；他载运过抗战胜利的国军将军奔赴国共内战战场，又载运这同一将军作为共军战犯走向监狱……当说起沿江逃难的难民他凄然泪下，讲起胜利重返南京他热泪纵横，讲起内战的血腥他长叹不语。

正是从老船长的故事里，我才第一次知道：中国曾经出了一个卢作孚。

自五十年代初以来，卢作孚的名字被红尘紫雾深深掩埋，绝大多数国人都很陌生；甚至当年他的员工故旧，对他的名字也往往讳莫如深。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卢作孚的名字才穿过重重雾障被人们重新提起。现在，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卢作孚”三个字，就有二十多万项查询结果。据说，近年美国学界卢作孚研究已成热点。

不是从后来的书报中，也不是从现在的网络上，我是从老船长的娓娓讲述里，知道了卢作孚的名字，知道了卢作孚的故事：这个小学学历的博士，这个大富无私的穷人，从集资购买一条70吨的小火轮航行嘉陵江，到组建起浩浩荡荡的船队畅行长江，到最后走东海，闯南洋，并即将畅行太平洋，打出了中国现代航运的大半壁河山。这个走江闯海的一代船王，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指挥了威武悲壮的“宜昌大撤退”，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功勋……

老船长为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几则迄今未曾见诸报刊史料的小故事：

老船长讲：那时候，长江航运竞争十分激烈。英、美、日、德、意以及瑞典、挪威控制了我们的航运。为了垄断长江航运，什么“捷江”、“日清”、“太古”、“伯和”等外国航运大公司，搞什么低价甚至免费乘船拉客，企图挤垮民生公司。我们的船员和他们竞争，我们送票到每一家旅馆，动员中国人坐中国船，开船前天不亮就到旅馆接客人，年纪稍大的客人我们就把他背上船，靠港后我们送客人上岸打起洋伞为他们遮雨遮太阳。我们还有一手更绝，就是在长江沿岸各码头，组织当地的乞丐，排队夹道欢迎那些外国船，当中国人从外国船下船时，乞丐们就齐声喊：“中国人要坐中国船”，这些人羞辱难当，就不敢去坐免费外国船了。靠着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硬是把外国轮船全部挤出了川江。

老船长讲：卢作孚先生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公司的事情大家解决，大家的事情公司解决”。一批批青年学生进入了民生公司，就像进入了一个大家庭。在北碚，有民生公司的新员工的培训学校，对员工进行从技术规范到品德操守的全面培训，把来自兵荒马乱的社会上的青年弟子培养成现代航运业的文明员工。民生公司基本上不解雇员工，不开除员工。员工犯错怎么办？他说：有时我们的船停在南京，突然从码头上上来一个人，一看是卢作孚先生，先生从甲板走到客舱，从客舱走到机房，逐一逐一地检查。发现差错或重大失误，当船返回重庆后，有关责任人会被请下船，不但不开除，不罚款，反而加薪水让你上岸吃喝玩乐，我们把这叫做“坐冰桶”。我们最怕的就是“坐冰桶”，熬不过一两个月，你就会到卢先生那里去，检讨你的过失，请求重新上船。这时候，卢先生会很高兴地同意，而重新上船的人，会比以前更用心更卖力。

老船长讲卢作孚故事的时候，正是大讲特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大讲特讲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时候，而卢作孚这个“大资本家”的形象，在我心中已再不是书本上电影里那大腹便便的吸血鬼，两眼发绿的守财奴了。

当我问起卢作孚如何死去时，老船长神色凝重，声音哽咽，说：我不敢说下去了……只见这位古稀长者，已怆然而涕下。

几十年来老船長和他所讲的故事始终萦回在我的心底，常常勾起我深入了解研究卢作孚的念头：卢作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让老船長如此怆然而泣下的结局？

2 “完人”卢作孚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是“至善至美”的“完人”。其基本内涵和特点是:天人合德，物我一体；内圣外王，修身治国；人皆可圣，自觉觉他；重义轻利，克己奉公；阴阳互补，刚柔相济。“完人”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人格化。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明·吕坤《呻吟语选·圣贤》说：“为宇宙完人甚难；自初生以至属纊，彻头彻尾，无些子破绽，尤难。”自尧舜孔孟到马恩列斯毛，谁人敢称完人？ 但是，鲁迅先生仍然说：“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

卢作孚先生，就被人尊称为“完人”！

主流意识形态有句经典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把一个掌握巨大资本的大资本家卢作孚称之为完人，岂非离经叛道的胡说？

时人余世存先生有一近作，题为《“完人”卢作孚》（《看历史》2013年第11期）。完人打了引号，不是否定，而是接近的意思。他开篇即说：民国人物“那种人格和生命的完善境界完全在我们当代人的想象力之外。这些想当然，集中在卢作孚身上，最为典型。”

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卢作孚就己被作为接近的“完人”备受崇敬：民国元老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被西方人称为伟人的晏阳初先生则称赞卢作孚先生是一位“完人”：“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梁漱溟先生誉为：“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之于古之圣贤。”

卢作孚是怎样一个“可比之于古之圣贤”的现代“完人”呢？

一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实业家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卢作孚，这个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l926年创办民生实业股份公司，白手起家创办航运。他靠亲友筹集8000元资本，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取名“民生”号，开辟了现代中国的民营航运事业。在外战内战，外忧内患的二十多年间，民生公司开辟川江航线，奋战长江航线，开发北洋、南洋航线，规划远洋航线……

到1949年，民生公司员工发展到9000余人，江海船舶148艘，在长江沿线和中国沿海各港口、台湾、香港、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拥有发电厂、港口、造船厂、银行、保险、纺织、煤矿、钢铁等60余项实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集团。 除了开辟令世界瞩目的中国航运事业，卢作孚还开辟了一系列实业，维基百科对此作了如下介绍：

北川铁路

1927年8月，卢作孚从上海聘请丹麦工程师守尔慈勘测设计修建，总长18公里，克服种种困难，于1935年3月全线通车。该铁路有火车头、货车厢、客车厢、水车厢，常年穿行于当时属于江北县与合川县界的文星乡和戴家乡境内（今北碚天府矿区），不但使此间的煤矿开采进入了新时代，并成为了当时北碚的一大景观，成为了四川的第一条铁路。

天府矿业公司

1933年，卢作孚促进北川铁路沿线的五个较大的煤厂合并，成立了天府矿业公司。抗战时，卢作孚与“煤油大王”孙越崎促成了天府煤矿与河南中福煤矿公司的合作，使天府矿业采用了矿灯照明和绞车提升，设备、器材和技术不断加强，产量大大提高，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供煤量达45%。

三峡染织工厂

即后来的大明织布厂、重庆绒布总厂。1930年10月，三峡染织工厂由峡防局工务段改组成立，卢作孚任董事长，是四川第一个机械织布厂。其广告曰：“三峡国布，风行全国；花样新颖，永不褪色”。

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子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卢作孚不仅是一个学而不厌的学习者，而且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卢作孚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辍学，自学成材，历岁开馆办补习学校，讲授中学数学。边教书边自学，编著有《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所著《应用数题新解》一书，当即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人称“小学博士”。

1914年，卢作孚周游上海、北京后回乡在合川中学任教，参与编写《合川县志》。后又去成都，随后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

卢作孚在成就民生公司实业的同时，亦不忘教育，培植文化。

他致力乡村城镇化建设，在重庆北碚开辟过一个乡村建设的试验区，“把一个凋敝破败的农村场镇，打造成初具现代城镇规模和建制及社会公益机制的现代北碚”。 他兴办兼善小学、兼善中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诠释了“兼善天下”的办学理念，立校训“舍得干，读兼善”传承至今。

他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即现重庆自然博物馆。1930年9月，卢作孚在蔡元培、黄炎培、翁文灏等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任院长。

他还创办了北碚图书馆、北碚体育场、北碚公园、峡区地方医院、嘉陵江报……

特别值得一说，早在那样战乱不已如火如荼的年代，卢作孚就特别重视员工教育。他推行“公司学校化”运动，主张对员工“全员培训，终生教育”。轮船上从船长到水手，从轮机长到茶房，都能享受并必须接受职业教育、文化教育、礼义廉耻的教育。卢作孚还经常邀请知名学者前来民生学校开讲座：蔡元培、黄炎培、邹韬奋、杜重远、马寅初、陶行知、陈独秀、李公朴、梁漱溟、晏阳初……前叙那位老船长，当他回忆起当年在民生学校听讲座的情景，不由得展开了眉头。

一位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

几乎所有介绍卢作孚的资料都称他为“爱国实业家”，确实，“爱国”二字对他来说是名副其实。

民生公司初兴之时，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之际。面对外国各大轮船公司横行川江，凭其雄厚实力低价营运恶性竞争，卢作孚挺身而出，以其智慧和决策，提出“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得到民众的支持，严重打击了外轮横行的气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一致对外。到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和一个英国轮船公司在竞争中失败，11只大轮船为民生公司收购。日清公司由盈转亏，太古、伯和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曾经横行川江，垄断川江航运的帝国主义船只被他兵不刃血地赶出了川江” 而中国历史将来将要大书特书的，是卢作孚先生亲自指挥的气壮山河、英勇悲壮的“宜昌大辙退”。

宜昌大辙退，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或“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敦刻尔克大撤退，使30多万英法联军安全撤到了英国，从而保存了英法两国军队的实力，为以后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没有这几十万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将会大大推迟，世界还会遭到更大的损失，付出更大的代价，世界历史也可能会改写。

而宜昌大撤退的成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也具有相似的重大意义。

1937年7月，抗战烽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陷落。1938年10月，长沙告急！武汉失守！

宜昌，成为了中日战争的焦点！ 这是因为，宜昌是长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门户。

将近七十年后，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重来，在其《卢作孚与“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一文中，再现了当年的场景。

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特别是向重庆搬迁。大批人员、物资的撤退成了战时交通运输的最大问题。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关于宜昌大撤退，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作了翔实描述。此时的宜昌，正如卢作孚所描述那样：

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冒着日本飞机不时的轰炸，迎着日本军队步步的进逼，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坐镇宜昌，运筹帏幄，亲自指挥了永载史册的宜昌大撤退。

当卢作孚火速赶到宜昌时，这里正是人心惊恐，极度混乱之时。在这关键时刻，卢作孚处惊不乱，有条不紊，运筹全局，当机立断，作出了力挽狂澜的决断。

卢作孚运用他的大智大勇，实施“三段航行法”，保证用四十天时间把人和物资运出宜昌。

关于“三段航行法”，卢作孚写道：

因为扬子江上游滩险太多，只能白昼航行，于是尽量利用夜晚装卸；因为宜昌重庆间上水至少需要四日，下水至少需要两日，于是尽量缩短航程，最不容易装卸的，才运到重庆。其次缩短一半运到万县，再其次缩短一半运到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一部分力量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装运外，还得拖带一只驳船。

为了抢时间，多装快跑，卢作孚要求码头、轮船、装卸人员紧密配合，一分一秒也不放过，那是一场多么激烈、紧张的战斗。卢作孚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经过四十天的苦战，在卢作孚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奇迹果然出现了，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在大撤退的人员中，有工程师、医生、政界要员、学界名人，也有几千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的孤儿。在大撤退的物资中，几乎是当时中国全部的航空工业、兵工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宜昌大撤退，保护了中华民族抗战的精英，保存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工业基础和战略设备。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生公司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在抢运物资和人员的战斗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总共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

宜昌大撤退是中国抗战史中辉煌的一页，卢作孚，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将永载史册。

一位公而忘私为而不有的无钱大享

关于礼、义、廉、耻，卢作孚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所谓礼者，客气之谓也。好比一桩经济事业赚得的钱，大多数拨归公有，继续作生产的用途，个人则只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此之谓礼；一桩公众的经营，今天没有钱办了，我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此之谓义；凡是公众的财富，我们绝不苟且一点，此之谓廉；同时做一桩公众的事情，假设我所做出来的成绩，不若别人的好，此之谓耻。但是只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我认为还不够，那只算是做到了一方面，可以说是消极的方面。我们还须得尽量运用现代世界上科学的技术，才能够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转引自严家炎、卢晓蓉《卢作孚研究的重大进展》）

卢作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梁漱溟先生称誉他”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之于古之圣贤。“实不为过。

张群先生称卢作孚是”一个没有钱的大享 “。卢作孚确实是富可倾城，又一贫如洗，终生过着清廉清贫的生活。 他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股份却只有一股，全家仅靠工资度日，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

他从不求田问舍。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家里的设施近乎贫寒，“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用具，是一把三十年代初期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

他是“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甚至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卢作孚的夫人亲手缝制，“为了节省，我们全家人的衣服，绝大部分是我的母亲自己缝的；我们的鞋子，几乎全都是我的母亲一针一线地做的”。抗战时，他有一次病倒，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却无钱作罢。 他担任交通部次长时，在交通部领工资，就停了自己在民生公司的工资；兼任全国粮食局局长时，也不领全国粮食局长的工资。任何时候，都只领一份工资，绝不多领。他兼职所得的车马费、津贴费，全都捐了出去。

他的居家享受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有人曾集卢作孚的名言，那些名言可圈可点。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着他的一副联句：“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比如他对享受回报的理解是：“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卢作孚死时，”没有财产，没有储蓄，没有片瓦，没有寸地，个人收入除了民生公司为数不多的工资外，所有其他事业送给他的舆马费，一个不留地统统赠给了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第445页。） 2003年，卢作孚被重庆推选为”十大历史文化名人“，对卢作孚的推荐评语是：

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而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庆人。

3 卢作孚走向不归路

其实，卢作孚改变不了历史而历史却能改变卢作孚。

这种改变是从1949年开始的。

1949年，是中国大地改天换地的一年！

1949年，是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一年！

龙应台在其《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说：她不可能写出一九四九的全貌，”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

卢作孚的1949年是怎样的一年呢？

2010年6月22日，《重庆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卢作孚在1949》。

文中报道：山东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历史学家茶座》。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徐秀丽女士所著《回归前夕的卢作孚先生》一文中提到，卢作孚、晏阳初二人的秘密通信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藏。文中摘抄了卢、晏二人的8封通信，解开了多年的一个学术难题—卢作孚为什么没有去台湾。

多年来，不少文章把卢作孚在1949年的选择都描写成他心向共产党，向往新中国。中共的一位老革命，民生公司第一任公私合营总经理刘惠农，在共和国40年时撰文说卢作孚先生：“解放战争后期，他居留香港，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坚决拒绝去台湾。为迎接解放，他十分巧妙地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将在台湾和海外的18艘轮船驶回上海和广州，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刘惠 农：《对私营企业改造的第一个航标━━忆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

1949年，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长江航运业已变得十分艰难，长江几乎断航。幸好，民生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受冲击较小。那个时候，英国人在香港的船只都是小船，而后来的船王包玉刚、董浩云才刚刚起步，民生公司优势突出。卢作孚在香港一共有19条船，这是民生公司全部资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占据公司总资产的46%。保全这些性能优良的轮船，就是保全民生公司的生命。卢作孚于1949年5月赴香港，指挥民生公司船只在港集结并相继回归内地。

从史料中得知，卢作孚在穗在港期间，有多位国民党高层人员拜访其驻地。他曾在抗战期间担任交通部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重要职务，与国民党上层有深厚的人脉关系，与其中一些人私人感情也很好。同时，民生公司向加拿大政府的大笔借款也是由国民政府作保。

同时，他对共产党人并不陌生，早年他就与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在四川泸州共事交好。1938年后，他与郭沫若有交往，他和周恩来在重庆也时有往来，1946年周恩来还到上海民生招待所看过他。他的政见与他们未必相同，却同他们“友情笃厚”。

是去台湾、去美国还是留在大陆？卢作孚面临重大选择。

卢作孚遥望大陆尚未停息的内战，苦苦的思索，冷静的分析：民生公司的主要船只在长江下游，一百多条船舶，一万多名职工何去何从？他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追求在哪里才能实现？

大半生辗转于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卢作孚，如果去国离乡，身世浮萍，这国怎么救？

他的事业在大陆，他的生命在民生！

在前文提到的珍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卢作孚与晏阳初的通信中，显露了此时卢作孚的真实心声。

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卢作孚结识了晏阳初。晏阳初是四川巴中人，在农村实行了二十几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曾被美国一百多所大学的著名学者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福特、杜威等并列。

卢作孚向自已挚友晏阳初坦露心迹：

台湾绝非可凭籍以与大陆作战之基地，最后结束似只有时间问题。其厉害，兄在港时弟已迭加分析，美政府最近确定不卷入之态度，亦系证明。但美政府仍予台湾以无济于事之经济援助，使海岛与大陆相持之时间加长，即使台湾对大陆之空袭及封锁加长，……徒增人民痛苦，徒增人民对于军费及兵员之负担，……于国民党之最后命运全无补救，徒使中国人民更痛恨美国，徒失美国人在国际之威信。此种厉害得失，万望兄弟向诸好剖析明白。如美国欲得全中国人之好感，最好设法结束台湾残余无望之争。此为弟个人对兄个人提供之意见也。裁酌之。

卢作孚正是基于对国际大势和台海关系前途清晰的判断，并在这个大框架下，确定了个人和民生公司的归宿。拒绝了包括晏阳初、陈光甫、张群、俞鸿钧等人去台湾去美国的邀请，留在了大陆。

1950年元月，通过周恩来特派员的联络，卢作孚决定北上，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同时，在卢作孚的运筹调遣下，民生公司停留在香港的18只新大轮船，陆续返回了长江航道，投入了新的航程。

卢作孚之公私合营

1950年6月12日，天气阴霾，乌云浓厚。卢作孚一行乘着两辆轿车，向北疾驶，抵达深圳。在广州乘上北上列车，到达北京。这一切，都是中共当局精心安排。

卢作孚以特邀代表的名义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的接见。周恩来在和卢作孚见面时，提出要他担任交通部负责工作。卢作孚表示回重庆将民生公司最后遗留的工作处理完，再返京赴任。10月，卢作孚回到重庆，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从此，卢作孚带领民生公司，走上了公私合营的不归之路。

走公私合营之路，是卢作孚先生自已首先提出来的。

时为长江航务局局长，后为民生公司公私合营总经理的刘惠农回忆说：

就在我接待卢作孚先生前后，我们接到了民生公司要求公私合营的请求。据我所知，卢先生通过三条渠道提出这个请求：一、1950年3月24日，他通过何遒仁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民生公司情况时，提出了公私合营问题。作为一个过渡办法，卢先生提出请政府定人选用中国交通两银行改派股分代表的方式，参加民生公司董事会的建议。7月卢先生抵京后，他又直接向周总理提出。随后派何北衡、何遒仁常驻北京，与中央交通部等单位联系。二、他与中南交通部、长航局直接联系。在与我初次见面时，曾谈到此事。三、与西南军政委员会联系。（刘惠农：《对私营企业改造的第一个航标━━忆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

一个如此声势浩大的私营企业，为什么在1950年春天就主动向中央政府要求公私合营呢？

钱理群先生在其近作《对“卢作孚自杀”事件的一种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卢作孚与共产党合作即公私合营的思想基础：

人们这样总结卢作孚的一生：“以关注民生、推动国家现代化为己任，转战于‘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卢作孚那一代实业家：他们是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兴办工业、交通事业的，而绝不是为了个人赚钱。卢作孚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是“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的钱完全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卢作孚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实业家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既非中国传统的商人，也完全不同于以后与同时那些以个人或家族致富为目的的企业家，他们是属于社会与国家的。

卢作孚那一代实业家都有极强的民族危机感；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西方世界已经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而中国还停滞在农业社会，为了摆脱落后的命运，中国必须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在其写于1946年的《论中国战后建设》里，卢作孚认为战后正是一个自力更生发展中国航运的大好时机，他因此确立了民生公司发展海洋运输的战略方针，开辟南洋、北洋航线，提出了“把民生公司的旗帜插到太平洋去”的口号。可以想见，当毛泽东在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高举起了民族振兴的爱国主义旗帜，卢作孚是真正受到鼓舞的，他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让我们的国旗，飘扬在世界的海洋上面”，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历史选择。

更重要的是，卢作孚的社会理想与经济思想，也是和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相通的。在《论中国战后建设》里，他这样谈到他理想的国家与社会：“在私有财产尚未废除以前，虽然家庭仍为保有财产的一个单位，但不复是惟一单位，而且不复是人们运用财产的一个单位。人们将以其手脑，其所有一切，参加另一经济生活的单位–企业组织，或非企业的社会组织中去了”，更进一步会“形成更大的更强有力的集体生活，而以整个国家为一集体组织”。

卢作孚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虽有私有制，有资本家的存在的社会，但无阶级对立，无贫富悬殊，无失业痛苦，物质又很丰富，而人与人之间，又是‘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或是人人不谋私，一心为集体、为国家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经过了改造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包含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而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正是毛泽东所追求的。 卢作孚在《论战后建设》里，还明确提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极应以计划经济代替自由经济，以竞争代替斗争，集中人力、物力在成功的事业上，减少无谓的损失，加速建设的完成”。卢作孚这一代实业家从“加速建设的完成”的动机出发，接受了计划经济，但却难以预计在集权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不能苛求前人的。

卢作孚在1949年决心和共产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的，最主要的就是两条，一是振兴民族经济，建设现代化国家，赶超西方国家；一是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而这样的选择，又是有相当代表性的。因为爱国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和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的两大思想特点。

卢作孚是一个实业家，也是一个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这正是卢作孚公私合营思想的基础。

然而，卢作孚的公私合营，与共产党的公私合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预伏着以后的冲突。

1949年前后，对民生公司确实是一道道难关。

1949年前，外战连内战，民生疲蔽，商业萧条，长江流域，兵荒马乱。民生公司于1949年2月2日发出的秘字第0153号函通知各有关部门，“航运公司收入断绝，面临最大难关”。《卢作孚研究》季刊常务副主编赵晓铃提供的其他数据表明，到1949年，民生公司在大陆的业务已经“精枯髓竭”了。

1949年后，山河破碎，政权易手，百业凋零，百废待兴。

卢作孚与新政权对公私合营的理解并不相同，为了民生公司的生存，他希望“公私合营”，通过加入“公股”获得民生急需的资金。

刘惠农在其《对私营企业改造的第一个航标━━忆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一文中说：“卢先生提出的公私合营和党的公私合营思想并不是同一概念。卢先生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

刘惠农回忆文章说：“民生公司提出的公私合营，事实上就涉及到党通过何种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国策。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策，同意接受卢先生的请求，并指示我们一定要慎重、稳妥地做好这件事关大局的工作，创造一个好的典型，为全国实行公私合营提供榜样和经验。

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的试验开始了。

就在尚未公私合营的过渡阶段，民生公司就发生了如下变革：

首先，组织上进行夺权。

“1950年7月8日，中央交通部代表张文昂、于眉、王寄一、周启新、吴绍树、欧阳平等7人同卢作孚等民生公司代表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共五条）。”“规定人民政府派出7名代表参加常务董事会。中央交通部正式任命于眉、郝炬、张平之、欧阳平、张祥麟、王寄一，及海员工会会员一人共7人组成民生公司董事会公股代表，于眉为首席代表，张平之、郝炬为副首席代表。”“改革组织机构。国家派出大批干部，在各单位起骨干作用。减少35％的冗员。”“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指示。首先在民生公司成立了党组。……党组归中央交通部领导。……党组于9月份开始工作。我们还设立了政治部。”（见刘惠农文）

其次，产权上进行剥夺。

政府派进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具体要解决下列问题：(1)清理官僚、战犯股份，收归国有。(2)精简机构，节约开支。(3)整顿业务。(4)清查资产。(5)筹措资金，偿还债款。”“在这个过渡时期，我们首先清查出公司内的官僚资本占25％，将其收归国有，成为公股的一部分。”

政府对公司贷了一千几百亿元（旧币，一万元即一元，计一千几百万元，内含卢作孚死后才贷出的一千亿元），作为对公司的投资，在比重上起了很大变化。过去，公股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现在占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就是说，政府在贷款不多的情况下，就成为民生公司的控股方。

最为严重的是，政治上进行清洗。

从1949年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民生公司也不例外。据卢作孚专业研究者赵晓玲文：

公股代表进入民生公司，“大小人事安排，清洗、降职处理，亦都由他们做主。”“调训”、“逮捕”、“管训”，风声鹤唳，随时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眼看着与他（指卢作孚）一起筚路蓝缕创造了民生奇迹的高中层干部一个个遭打击或被清洗，他却无能为力。他多年的得力助手郑璧成先被关押后被除名，民生公司业务处处务经理邓华益被“资遣”，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惨遭枪决，给他的震撼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他深知“旧有人员搞完了公司就垮了。”这位把事业看得高过一切的实业家，为实业救国的理想奋斗了大半生，他把民生公司看得宝贵，把民生的一条条船看得宝贵，他更把民生的员工尤其被以往岁月证明的民生管理团队看得宝贵，当然在他心中还有他和民生同仁共同缔造的“民生精神”。目睹剧变之际，那宝贵的一切一天天失去，他内心的那种挫伤、痛苦无人可以体会，就连妻子都无法对其倾诉。（赵晓玲：《卢作孚自杀之谜》2013-12-0309:55 来源：人民网）

公私合营过渡阶段，与政治运动相伴随的是事故不断，从1950年到1952年8月，民生就发生了海损事故502件，平均两天一次，死亡232人。就在卢作孚去世前三天的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卢作孚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新政权在民生公司没有“彻底改革”之前，不愿借款维持……所有的这些，都让这个无比乐观、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卢作孚产生了不可挽回的绝望感，他眼看着亲手创立的事业在塌陷，却无能为力。

共产党的公私合营取得了未合先胜，卢作孚的公私合营梦想灰飞烟灭了。

卢作孚之死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自杀身亡。

从那时以来很长时期，对卢作孚之死讳莫如深。本书开篇那位老船长不敢言说，前文刘惠农四十年后著文仍含糊其辞地说“不幸逝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章、著作、辞书提到卢作孚之死，甚至语焉不详说为“不幸病逝”。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竟然成了一个谜！

直至2005年4月21日，卢作孚三子卢国纶在《南方周末》发表《卢作孚之死》一文，才秉着良心，重述了事实真相–卢作孚死于自杀！

1952年元旦，一场新的全国性运动开始了。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这就是著名的“三反”运动，运动的对象虽然限于有腐败行为的党员、干部，但与“资本家阶级”大有关系。

1月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作三反动员报告，明白提出了“运动”的宗旨，他说：“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也就是对资产阶级三年来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反攻”。这种定调等于宣告：官员的腐败问题，责任在资本家身上。

25天之后，另一个更加猛烈的“运动”又开始了。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全国工商界立即开展了打击资本家“五毒活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公私合营路上徬徨歧路的卢作孚更加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卢国纶《卢作孚之死》一文，叙述了卢作孚自杀当天的情况：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父亲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卢国纶《卢作孚之死》）

当天晚上，卢作孚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卢作孚走了！

卢作孚给家属留下了简单的遗嘱，遗嘱的内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卢作孚走了，他留下了中国现代航运的半壁河山，却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卢作孚，这只从大江大海驶过来的船，终于在公私合营的航道上触了礁搁了浅沉了船。

顺便说一句，卢作孚先生与毛泽东先生同年出生，他走时，年仅59岁。

4 毛泽东与卢作孚

据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记载：

当卢作孚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

1953年“五一”劳动节上午，在首都隆重举行庆典开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十分惋惜地对张澜说：“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和黄炎培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说，我国实业界有4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他们都是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有过贡献的人。

对于卢作孚之死，毛泽东确实有几分惋惜，几分意外。出乎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只不过这个悲剧来得早了一点，突然了一点。

卢作孚在1949年站到了毛泽东主导的“新中国”的旗帜下；现在我们又看到，其实，卢作孚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对新中国的理解与想象，以及如何建设新中国这样的基本问题上，是存在根本分歧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阶级斗争为中心；是发展和节制私人资本，还是消灭私人资本；是建设相互信赖和帮助的和谐社会，还是建设阶级对立的斗争社会，彼此的意见和主张，是针锋相对的。而毛泽东是坚持要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分歧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又掌握着不受限制和监督的绝对权力，卢作孚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利用、限制、改造最后加以消灭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一份子。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针对卢作孚的“五反”动员大会，不一定是中共中央直接指挥的，也不会是毛泽东亲自策划的；然而，却与毛泽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据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主持“三反、五反”运动的薄一波在《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里提供的材料：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12月20日华东局的报告里，就进一步提出要“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1952年1月5日，毛泽东在北京市的报告批示里，就正式提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违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们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接着就在1月26日向全党发出指示，要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发动“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显然，毛泽东是要主动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是把它当成“比（武装）战争严重”的大战来打的。在内部讲话里，毛泽东就说得更加坦率而露骨：“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哄哄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这是一场恶战”。（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62页，164页，165–66页。）

民生公司的大会，彻底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那个时代，毛泽东与党中央享有绝对权威，他们的指示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得到雷厉风行的执行。这次大会发生的一切，都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把它整得灰溜溜、臭哄哄”的战略意图；只是抓住卢作孚与公股代表相互请吃饭的“小辫子”，过于牵强无理，让人难以接受。

这对卢作孚的打击，则是致命的。卢作孚当然知道，其所要打击的，不仅是他个人，而是民生公司，甚至整个民营企业。这是要控制并最后消灭私人资本的第一个信号，这就触及了卢作孚的基本追求：如前所说，他是把民生公司及发展民营企业看作是为社会、国家服务的“事业”，并且是他的新中国建设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来说，是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没有了“事业”，就失去活着的理由了。

最让卢作孚不能忍受的，自然是他所受到的人格的侮辱。这也是毛泽东的目的：他就是要在公众面前把资产阶级“整得灰溜溜，臭哄哄”，以防止群众“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用这样的方式来“争取群众”，自然是卢作孚无法想象更无法接受的。卢作孚这一代中国实业家，无疑是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的：他们是把知识分子的尊严，做人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即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毛泽东显然低估了中国实业家、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骨气，卢作孚最后作出的激烈、极端反应，大概也是出乎他的意外的。

在卢作孚死后半年，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9月5日下午3时，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庆祝大会在重庆市搬运工人大厦举行。不久以后，民生公司总部迁去汉口。自此，卢作孚先生创建的民生公司也随滚滚长江东逝水一去不返了。

中共领导称赞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为“无痛分娩法”。确实，卢作孚先生自杀是服用过量安眠药，他无痛地停止了呼吸，实为“无痛分娩法”。

1953年正月初六，江汉关下的扬子江面冷雨凄风，毛泽东登上一艘军舰去南京。陪同的有公私合营后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刘惠农。就在卢作孚创建的浩浩荡荡的民生轮船往来的长江上，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全过程，充分肯定了公私合营的作法，认为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不仅使该公司获得新生，而且对其他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指导作用。

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的短评，高度赞扬了这个典型。

在这张公私合营典型“范例”的祭坛上，摆着卢作孚这道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