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代美国顾问,曾提议将裕仁天皇流放中国

洋行职员、边疆旅人、东方学者、左翼友人、政府顾问、情报主任……以如此复杂身份活跃在中华大地的，恐怕只此一人，他就是欧文·拉铁摩尔：一个对各阶层了如指掌的中国通，一个享誉全球的边疆学者，一个国共都曾寄予厚望的外国朋友，一个真正心系亚洲的美国传奇。二战末期，他提出将天皇流放中国的大胆主张，引发各方激辩。

游走东西之间：足迹遍布华夏的中国通

在清末民初形形色色的“中国通”里，拉铁摩尔绝对是一个另类，他既不是学者、传教士，也不是商人、间谍，而是一个成长在中国的普通人。

1901年，尚在襁褓之中的拉铁摩尔，就随着家人辗转中国各地。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先后任职于上海南洋大学、河北省立师范学院与天津北洋大学。

虽然儿子的整个童年都在中国度过，但老拉铁摩尔一直希望重返欧美社会，不愿东方世界在儿子生命里留下太多印迹。

诚然，在欧文的回忆里，童年充斥着逃避兵乱的流离与瞥见钉在电线杆上的人头这类恐怖记忆。

在小欧文12岁的时候，家人就将他送往欧洲读书，孰料他在那里尚未融入欧洲生活，却见证了残酷的“一战”。

1919年，欧洲战后百废待兴，拉铁摩尔一家也遇到了经济问题，似乎是命运使然，小欧文回到中国，此生注定与这片大地联系在一起。

当拉铁摩尔以一份英文报纸助理编辑的身份投身工作之际，他可能无论如何也没法预料到日后的生涯。

一年后，他转型成为英国商行雇员，负责机械、纺织品贸易，这六年的经历让他接触到了中国大地的不同角落，也使他在中国通之列与众不同。

上至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张作霖，下至混迹市井的贩夫走卒，拉铁摩尔都得打交道，这勾起了他对中国社会的强烈兴趣。

正是由于漫长童年与商行经历，他更能以“我们”而非“他们”的视角观察中国，日后成为知名学者的他追忆道：

“我研究中国的第一个方法仅仅是应付生活中的普遍问题。这与其他外国学者的做法大相径庭，他们同多少身居上层的人士接触，然后试图发现下面在发生什么事。”

醉心中国事务，反倒让拉铁摩尔在商行圈子里被视为“怪人”。在周围诧异目光里，他索性萌生了“中国那么大，我要去看看”的念头。

1926年，新婚燕尔的他做出大胆决定，离开收入丰厚的商行，踏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拉铁摩尔先乘火车抵达归绥，尔后追随一支商队，骑着骆驼穿越额济纳河、黑戈壁、高昌。在乌鲁木齐小憩时，他拍电报邀爱妻埃莉诺同行。

在第一次旅行里，埃莉诺显然比丈夫更为传奇，这位勇敢的女人独自搭上西伯利亚铁路追赶丈夫一行，内战阻断了他们原定的汇合计划，她雇了一辆雪橇，在暴风雪里日夜兼程，才终于到达丈夫身边，1934年出版的《土耳其斯坦重逢》绘声绘色描写了这段神奇旅途。

团聚之后，夫妻俩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穿过库车、阿克苏、喀什、叶尔羌、昆仑山口，取道克什米尔终至孟买。

1927年拉铁摩尔凭借根据旅行见闻写成《通向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一书，正式跻身“徒步历史学家”之列。

此书令他在学术界名声鹊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也伸来橄榄枝，授予他一笔奖金，坚定了他走上学术道路的决心。

在哈佛大学进修了一年人类学之后，拉铁摩尔夫妇将目光投向了满洲与蒙古，多次深入边疆调查风土与历史。

在审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之时，他批评外国学者“具有一种美国式的过分简单化的倾向，在理解亚洲问题时表现得特别幼稚和褊狭”，也不赞同中国史家的夷汉之辨，而是强调边疆视角：

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进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域……

随着研究深入，拉铁摩尔时常往返中美之间，并在1933年担任了《太平洋事务》编辑，这是美国学界关注中国问题的重要窗口。

在此前后，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抗日战争的时代洪流。1933年他以向导兼翻译的身份，陪同英国记者和美国军官奔赴热河省，考察日本侵略情况。

1937年他秘密拜访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不久之后，他在归程与近卫文麿与岸信介会面，当面斥责了日本的帝国主义行径。

日本全面侵华后，北平已无容身之处，拉铁摩尔被迫回到美国，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谋到一份教职。

倘若没有那次出人意料的举荐，他的生涯，或许将止步于半路出家的天才边疆学者这一名衔。

一朝入幕：罗斯福与蒋介石夹缝的尴尬顾问

1941年6月，欧文·拉铁摩尔暂时告别了过去二十年里用脚步丈量中国边疆的生活，享受着象牙塔内的宁静，却忽然接到了来自白宫的电话。

他对此十分意外，因为自己既无强烈的从政欲望，也没有跻身权力核心的密友。更令他诧异的是，召见他的人是罗斯福总统，这位国家领袖为他谋了一份差事：回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

这一突如其来的使命令拉铁摩尔措手不及，他后来才逐渐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深陷抗战困境的蒋介石希望与白宫建立直接联系，请求罗斯福推荐一位私人顾问，以便沟通中美事务。

但在罗斯福的战略里，面临苦战的苏联才更值得担心，中国固然重要，但他不希望蒋介石在白宫获得政治立足点。

在罗斯福及其智囊团看来，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比一个华盛顿专家更适合这个差事。因而，熟悉中国事务却又与白宫无甚瓜葛的拉铁摩尔就脱颖而出。

此时，拉铁摩尔无从得知，究竟谁是他的政坛伯乐。“二”战结束之后，他在一次私人聚会上，才弄清来龙去脉。

原来，举荐他的，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哈佛经济学教授约翰·高斯，他在火车上偶然读到了拉铁摩尔在《大西洋月刊》上评论中美日关系的文章，甚是欣赏，就向爱徒劳克林·居里推荐了他。

这位居里，正是罗斯福最信任的智囊之一，曾代表总统来华访问。罗斯福听到拉铁摩尔的名字，就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鲍曼咨询，得到肯定答复后，总统批示道：

“如果艾赛亚·鲍曼认为他合适，那么他就可以了。”在递给蒋介石的介绍信里，罗斯福再一次强调：“拉铁摩尔了解并完全支持我的政策。”

于是，拉铁摩尔被阴差阳错地委以重任，昔日游走塞外的学者，不经意间卷入了政治漩涡。

尽管难以洞悉背后涌动的暗潮，但拉铁摩尔深知顾问角色的微妙之处，也很清楚自己不是能够左右中国命运的决策者。

临行前，鲍曼校长曾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从事这项工作，你忠于罗斯福还是蒋介石？拉铁摩尔讲起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用他的一段往事表明心迹，给出一个巧妙的答案：冒犯更伟大的那个。

在多年后的回忆录里，他这样描述这份差事：我有点像个外国雇佣兵，而一个诚实的外国雇佣兵忠于他的报酬。

在回到中国之前，令拉铁摩尔心神不宁的还有蒋介石。他不乏与军政要员打交道的经验，但对这些人的总体评价并不高，正如在《中国简明史》里为他们所画的群像：

“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常常需要这样的人，他们的力量足以执行国际列强的命令，但不致强大到抗拒这些力量的地步。”

然而，见到蒋介石之后，他稍微松了一口气，写道：“他决非圣人，但也不是十足的无赖。他不仅是个爱国者，而且在他自己看来，还是个革命者，他想改变中国社会。”

他对蒋介石印象良好，却换不来蒋介石对他的信任。蒋介石渴求与罗斯福沟通的桥梁，但拉铁摩尔与总统仅有一面之缘，起草的文稿也只是通过密码传输到罗斯福的智囊居里手中。

这位中国通对南方也缺乏了解，他坦言：“如果你问我，广东、广西和贵州在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我将无言以对。”

他所熟悉的边疆地区，与大后方远隔千里。蒋介石为他配备了秘书、仆人与公车，却不要求他定期前去会面，只在需要咨询之际派人邀请。

拉铁摩尔坐着冷板凳的短暂岁月里，值得称道的是两次精准的预言。在苏联兵败如山倒之时，他为罗斯福预测道：

“俄国人将不得不撤向纵深，战争会是长期的，但俄国人将赢得胜利。”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夕，他又断言，日本无意进攻苏联，其目标将是东南亚，而英国可能为守住势力范围牺牲中国利益。为此，他建议美国尽快与中国结盟，以激励蒋介石抗战到底。

然而，这些灵光一闪的预言掩盖不住拉铁摩尔处境的尴尬，他慢慢注意到，令他难堪的不仅仅是蒋介石与罗斯福的夹缝。

在重庆的官僚圈子里，他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蒋介石的人”，而不是美国人。有他在场的时候，人们都会三缄其口，谨慎议事。

美国驻华使馆也陷入了一种竞争状态，他们从不信任拉铁摩尔，也不征询他的意见。口无遮拦的记者詹姆士·希安甚至传出谣言：拉铁摩尔在重庆陷入蒋介石的监视之中，不能自由地与人们交谈。

在种种窘境之下，拉铁摩尔深感力有不逮。恰逢珍珠港事变，他趁机申请归国任职，出任战时情报处亚洲部主任，分管对亚洲各国的电台宣传，终于结束了尴尬的顾问生涯。

战后处置天皇：他提议将裕仁流放中国

远离了蒋介石，拉铁摩尔并未远离中国事务，反而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战后处置裕仁天皇的一系列讨论里，拉铁摩尔成为了举足轻重的意见领袖。

早在1943年，美国高层就已经在讨论天皇的存废，分歧很快浮现：副国务卿、前驻日大使格鲁主张保留天皇制，称之为“唯一能稳定日本的力量”，杜鲁门与国务卿赫尔日后成为这一派的中坚力量；拉铁摩尔与战时情报局长戴维斯则主张废除天皇制，以根除后患。

拉铁摩尔关于战后处置天皇的观点，至迟在1944年就已经开始酝酿，在《亚洲的决策》（Solution in Asia，也译作《亚洲问题的解决》，正式出版于1945年）一书中，他写道：

“如果日本人民自己决定不要日皇，再好没有。否则我们就应该表明，军国主义现已惨败，我们胜利者是不需要利用日皇的了。

他和所有可能依据日本皇位继承法来做皇帝的男性，应该一体拘禁起来，地点最好在中国，但应该交给一个联合国的委员会来看管，以强调集体的责任。”

这一观点，在多年后被许多政论家嘲笑，拉铁摩尔曾自我辩解——成书之时，世人尚不知原子弹的存在，也不知战争将有怎样残酷的结局，

因而“20世纪翻版的流放拿破仑”谈不上荒谬。况且，1945年美国盖洛普舆论调查所发布的民意测验里，七成民众认为天皇有罪，其中9%的被调查者支持将裕仁流放。

1945年1月，第九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召开，来自中美英等十一国代表集中讨论了战后处置日本问题。

这一学会虽然是民间性质，但与会者不乏中美名流，对美国战时决策影响深远。拉铁摩尔曾是学会刊物《太平洋事务》的主编，他在讨论中重申了自己的强硬态度，但并未提及将天皇流放中国：

“我感到战后的日本人民不会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迷恋皇权，大部分民众会做好放弃这个制度的准备。

外国人总是倾向于高估世袭君主对这个国家人民的统治，夸大废除这一制度的困难。例如，在中国和俄国革命之前，就有人认为如果旧朝代被推翻，这些国家就会崩溃。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留用天皇。这样做将使日本人民以为我们也非常尊敬天皇，且在日本人民面前认可他的权力。

我们应该将天皇及其所有根据皇室法律规定可能的继任者移居中国或其他地方，没收其全部财产充为公用。

此后，如果日本人想去看望他们的天皇，或者如果他们希望天皇回来做真正的立宪君主，都可以。我们不应该关闭国家神社，但仅允许它们逐渐成为国家历史文物或公园，就像在北平那样。”

与拉铁摩尔观点不谋而合的，是胡适，他提议道：“我个人相信废除天皇将是在日本建立有利于民主发展和更成熟政治氛围的第一步，这将是日本人民再教育的第一步。至于该如何处置现在天皇，我认为应该安排他去伦敦，那里生活着其他失去王位的君主。”

而另一位中国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邵毓麟则不满足于形式上的惩罚，主张杀人诛心：“我们现在应该通过宣传让天皇名誉扫地，以便我们到达那里时人民更愿意抛弃他。

我不相信外科手术的效果，比如依法处决或流放，相反，我认为应努力使天皇丧失声誉，这样日本人民将更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放弃天皇制度。”

或许正是在他们的坚持之下，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里，美方删除了关于维护天皇统治的内容，回避了这一棘手问题。

在回忆录里，拉铁摩尔披露，“将裕仁流放到中国”的提议，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中国利益的关注，甚至对蒋介石的声援，他追忆道：

“蒋介石常常向我抱怨说，战后列强不会把中国当作一个真正的伙伴加以对待，他们将试图尽可能多地恢复自己在亚洲的力量，中国将成为这一企图的牺牲品。

我认为，使中国至少在道义上与列强处于同等地位的手段之一是让中国成为日本天皇的流放地——并不一定要终身流放，而是一段使情绪缓和、头脑冷静下来的时期。”可见，昔日郁郁不得志的政坛雇佣兵，仍对中国有着不浅的情谊。

只不过，当“二战”真正临近尾声，出于现实政治考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还是选择放过了裕仁天皇，虽然《人间宣言》令他跌下神坛，但此后的八年巡幸为他在国民中间挣足了好感；

而另一边，拉铁摩尔被麦卡锡指控为“苏联间谍”，深陷反共风暴之中，又遭遇了好友魏特夫的落井下石，自此退出政治舞台，名动一时的流放天皇主张也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后世鲜有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