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关系什么样？看看宋代的海上贸易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李金钖

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如果能够给当代文人一个穿越古代的机会的话，大多数人会选择宋朝。因为那个朝代的风情以及社会发展，符合文人对浪漫生活的向往。

宋朝，这个政治军事力量在历史上并不算强盛的朝代，竟可以霸占同期全球一半以上的GDP，在“农业为王”的时期确实比较罕见。综合其原因就是宋朝统治者为了弥补土地的不足对商业发展十分重视。商业的鼎盛促进了资金的流通，给社会带来了活力。

不仅如此，商业活动竟然还可以带动中日之间的外交，不信您慢慢看。

一、中国海商的发展

自从唐朝伟岸的形象就进入到这近邻的眼中。之后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日本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是空前，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世事变化，自晚唐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便有了变化，到了宋代，日本与辽国建交，断绝了与中原政权之间的联系。

按说断了也就断了，不来往就是，可偏偏不行。

唐朝之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在西北内陆，便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可唐朝中期之后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中断了这条商路，急于挣钱的民间商业团体被被迫将目光放到了海洋。当时航海技术还不先进，近处这几个邻居便成为了主要海外市场。

宋王朝的统治者敏锐地意识到，商业活动带来的巨大利益可以有效缓解财政困难，故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于是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经商逐利的风气日盛。

无论北宋的东京汴梁还是南宋的都城临安，凡是有钱人除了达官大部分都是以海洋贸易为主的商人。有的巨商富贾甚至能够荣登史册，可见当时的影响力，这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农业社会是个异数。

这样庞大的海外经商活动有的是对高丽做生意，有的是去东南亚享受热带风光，但更多的是对日贸易。频繁的宋日经济往来让不少人长期寓居在日本，甚至加入了日本国籍，比如杭州人谢国明成为当时日本华侨的领军人物。

二、金钱推动政治

不仅中国有“海禁”，日本也有。自从藤原氏掌控政权之后便颁布了“锁国令”实行海禁，宋日之间政府交往断绝一度给中国商人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朝商人承担起中日沟通的交流重担。其原因在于日本的自我封锁主要针对日本国民，并不禁止宋商赴日活动，但有诸多限制条件。比如同一商队只能三年和日本做一次生意，做生意不能同普通百姓交易。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因为日本上流社会对高档消费品需求巨大。

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商人纷纷以“途中遇到台风，被吹到日本”为借口对禁令进行规避。他们从一年做次生意到一年两次、三次，甚至达到了十几次。商贸频繁带来巨大的利益，比如日本产的珍珠收购价格是每颗70贯，贩到宋朝就变成了5万贯，往来一趟利润就是数百倍。

同时一些日本人借助中国商船对宋朝进行访问。宋太宗年间，日本东大寺的僧人跟随宋商来到中国受到了皇帝接见。宋真宗时期，日本人滕吉木又是跟随宋商前来朝见。海商不断领着日本人前来激发了宋王朝与日本交往的兴趣，于是在公元1013年，宋朝主动派使者携带外交文书和礼物赴日。日本同样规格回复，打破了两国官方互不往来的僵局。

可惜赵家皇帝无法放下身段，认为自己是“唐”继任王朝，应该继续保持对日宗主国地位。于是在往来文书中用了“赐”这个字。这让日本非常不满，因为对方认为两国是平等关系。日本人采取消极处理的态度，一封国书回复可以拖上好几年，并且所有文书往来都是依靠宋朝商人，而不派遣政府使者了。

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认清事实的宋朝不再追求宗主国地位，而是将目标放在扩大商业往来上。巧合的是，日本经过“平治之乱”后，统治者由藤原氏变成了平氏。新掌权者对商贸持支持态度，所以对国书上“赐”这个字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过去了。

三、宋朝的“唐人街”

由于宋朝文化处于当时领先地位，宋朝的书籍深受亚洲国家的欢迎。但赵家皇帝并没有唐朝皇帝开明，宋哲宗规定书籍为禁物，交易到外国要判处入狱两年。

这条命令一出却立即繁荣了商业，禁令背后意味着走私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于是教育、哲学、音乐、书画、科技等方面书籍频繁流入日本，比如《十六罗汉图》拓本，就是那个时候被日僧带回国的。

对日贸易的活跃还推动了华人侨居日本的热潮。九州的博多、越前的濑户港等地在宋商到达之后开始营造住宅、修建佛寺，以此为据点开展商贸。比如前文提到的日本华侨领袖谢国明，他资助日本僧人创立承天寺，至今该寺仍然藏有谢国明的画像，当地居民每年都要定期举办纪念活动。

这些华人侨居社区渐渐有了规模连成片，当地人称之为“唐房”。这里不仅聚集着商人，而且还有跟随船队渡海谋生的手艺人，甚至还有逃犯。居住在这里的华侨，不少人组成跨国婚姻，在当地娶妻养子。比如宋商周良史的父亲是宋朝人，母亲则是日本贵族公主。

宋朝海商群体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规模庞大，不仅有金银铜铁，还有茶叶、玩具、雨伞等日用品。这背后主要源于晚唐的战乱破坏了北方中原农耕模式的经济统治地位，经济重心开始倾向重商风气的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宋王朝无力追求“万国宗主”的地位，只能借助民间商业力量开展对外交往。

海商贸易冲破了传统的观念，有助于华夏民族借鉴外来文明，发展多层次开放格局。对后来的元朝的海外贸易和明朝“郑和下西洋”都有一定的指引作用。只可惜这种局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延续下去，在“闭关锁国”中，中国与世界脱节，被甩地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