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青年十万军:青年远征军的海外生活

蒋介石身穿青年军制服

1944年10月，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此前，随着太平洋战场的节节退败，为打通大陆与太平洋的补给路线，日军在1944年4月发起了“一号作战”。八个月之内，日军打通平汉铁路、粤汉铁路，国军一溃千里，丧失守城146座，损兵50余万。

危急时刻，蒋介石高呼“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短短数月，十二万青年投笔从戎，编成九个师、两个团，分别在湘西、云南等地训练，其中一部分在印度受训。

一些青年军写下的从军日记和回忆录，描述了在印度受训时的见闻，可反映当时中国远征军在海外的真实生活。

打预防针，睡矮木床

张谦是从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青年，在陕西洋县读书。独山失守（1944年12月），日军威逼重庆，蒋介石几欲放弃贵阳，准备退守乌江，国内一度传言迁都兰州。张谦为《大公报》三篇知青从军社论所感召，决意投笔从戎。1945年元旦，他取道汉中、宝鸡，到西安，1月底乘美军运输机抵达云南，正式在曲靖入伍。2月19日，张谦搭乘美军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抵达印度汀江，随后乘火车转赴兰伽，正式开始受训，暂编汽车第二团三营八连。

青年军首先面临的是气候和水土。飞机在印度落地后，他们首先接受了防疫针。进入兰伽后，在入营之前，非经预防针和消毒，不能入营。

在兰伽受训的，除了中国青年远征军，还有英美士兵和印度士兵。营房是红砖平房，为英军在一战后关押德国俘虏的地方。大屋每间房可容纳23人，睡矮木床。

青年军穿的是英国提供的新式军装，而国内穿来的全部衣服都要上交，随后付之一炬。新军装包括黄褐卡其布外出服一身，便装一身，内裤、背心各两件，便袜、毛袜分别两双，皮靴（矮腰）一双，便胶底鞋一双，大盖帽、便帽各一顶，橡胶布一床，棉毛毯一床，棉被一床，蚊帐一顶，枕头和白枕套、白枕巾各一个，外加洗漱用品。此装备令中国士兵颇为满意。

吃饭是士兵轮流做饭，没有伙夫。给养有大米、全麦粉、蔬菜和肉类。每天都会发肉，以牛肉居多，由于很难煮烂，有人怀疑是水牛肉甚至是象肉。

青年军士兵的津贴是每月八个卢比，折合中国货币大约是两千元。八个卢比大约能买到一些信封、信纸和一个日记本，或者能吃三顿饭或者理三次发。每逢休息日，青年军士兵可以去兰伽的商业街上购物，这里有不少中国山东人开的商店。

张谦在兰伽主要是参加汽车驾驶训练。虽然并未参战，也有很大的危险性。5月15日，兰伽进行了抗战阵亡将士公祭，青年军团代表到近郊的中国公墓祭祀，死者多为汽车肇事的牺牲者。在张谦的记载中，他曾亲眼目睹了一名叫张文光的学员在训练中头破血流，脑浆溢出。

兰伽的训练课程艰苦而密集。据西南联大学生王宗周（汽车一团）回忆，有时是连续二十几小时的课堂，二十几小时的驾驶，不管是驾驶还是看教育影片，个个全神贯注。

一部分青年军在印度兰伽生活了两个半月，5月26日转赴印度雷多。在雷多的日子看起来轻松了许多，每天两餐，休息数次，闲来钓鱼，热了洗澡。

雷多靠近原始森林，常有野兽出没，有时猴子会加入他们的跳舞团。张谦记载了一件离奇的事：“一团的一位学员失踪了，一位当了逃兵，原来是被森林中一头母猩猩背跑了，和他交合了一次才把他放出来。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中国远征军抗日将士纪念碑

文艺生活：还有性教育片可看

青年军是抗战的最后希望，除了刻苦训练外，文艺生活也不可少，“人毕竟是人，有灵魂，有头脑，除了劳作之外，精神也有需求，要有调谐，要有寄托”。

开赴印度之前，张谦在曲靖度过了1945年的春节。军营里开了一台晚会，每个人一个桔子、几块糖、一把瓜子。在此期间，张谦看了两本书，一本《光》，还有一本巴金的《梦与醉》，在当时也算是流行文学。他同时是一个左派青年，曾因看《新华日报》被同学举报。

在军营里，可以写信，但受到检查，还可以收到外面寄来的书。王宗周回忆说，有时信件会被绞成碎片。

在兰伽受训时，军营里有出版壁报。张谦所在连队办了名为“键锋”的壁报。西南联大的学生办的壁报名曰“啰嗦”。

除了文学生活，还有一些文娱活动，如歌咏队、话剧团、篮球赛、运动会等。

训练中辅以文娱活动，也是最高统帅的要求。蒋介石在1944年12月27日手书指示青年军政工人员补充要领第一条提及：“应着重于文化与艺术之宣传与表现，先使一般青年对军队生活发生兴趣，勿使其有枯燥无味之感。”

因此，文艺生活与政工工作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了鼓舞斗志，美军制作的汽车驾驶教学影片，在片头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但有时宣传似乎过了头，例如杜聿明在一次动员讲话中说，苏军曾有28勇士俘虏了德军280万人，保住了莫斯科。

除了教学影片外，还可以观赏到其他类型电影，如鼓舞斗志的苏联战斗影片，有一次还放映了一部性教育幻灯片。

“这对好嫖的人固然有用，可惜自己没那种兴趣，只好怏怏而回。”张谦写到。

军营也是个小社会，荣誉感带来的虚荣心在军营里也有所反馈。某营长因其本营的锦标问题而请客，令一些学员作呕：“旧时习惯尚未尽除，竟而来办新军，岂非笑话？”

王宗周记载，一位排长偷了一双皮鞋。联大的学生素质高，所以在英语、国语、演讲中各项都是第一，唯一的一次失败是辩论赛，因为抽到“军队里不需要民主”这个反方，所以选择了“弃权”。

训练不忘抓“奸党”

抗战期间，国共结成统一战线，虽然合作抗日，但互相提防。前有皖南事变，后来也是小冲突不断。在以国民党为主的军队里，提防共产主义的蔓延无时不在。

事实上，1944年10月21日召开的知青从军运动会议上，蒋介石发表讲话特别提及“预防社会阻力与奸党破坏”，而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正是蒋经国。

初到印度不久，外事局局长何浩若中将对青年军讲解局势，便提醒学员警惕苏联。何局长说，苏联将在欧洲结束战事后，肯定对日作战，“虽然能加速日本的溃败，但对中国并没有半分好处，东三省的纠纷恐怕要从此留下祸根”。

受这种宣传的影响，不少学员在德国投降日一方面欢庆胜利，一方面忧心苏联“赤祸”。

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即使面对亡国危险，国军将领仍然不能齐心抗敌，甚至在青年军上打起“小算盘”。尽管蒋介石曾发话称青年军属于国家，但将领们各怀鬼胎。随着青年军在训练中对国民党的失望，也逐渐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成为一些人的私产。

实际上，在青年军组建之时，国内舆论对此已有一番争论，西南联大就有教授质问这个问题。印度受训时，一起人事变动引起了士兵的警觉，从而印证了上述担忧的可能。207师师长方先觉离任后，学员们就认为方的离开不寻常：“有很多人在争夺新军，作为他们的私产。军阀到底还有没有？”

西南联大学生刘离的《从军苦》的记载更为直接：营长直接教导学员说他们是杜字号军队，杜聿明是新军的领袖，而胡总司令（胡宗南）是旧军的领袖。

对于青年远征军，学生辩论说：“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党。”

五月上旬时，张谦所在的团部发生一起事件，据称有人阴谋联合青年军破坏目前的政府，要以杀人手段来威胁不服从他们的人。于是，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注意，在铁丝网边聚集的十二个人被团部拿手枪抓走。点名时只穿衬衣的学员会被盘问，晚间上厕所大便也要被注意。满院子都是步哨，连长用手电筒照着每一个睡觉的士兵的脸，以发现是否有可疑的人员。

联大的一名杨姓学员收到昆明寄来的一份“国是宣言”，贴在了军营，不久被带走，被认为是共产党，差点被枪毙。宪兵说：“在兰伽的奸党活动得到了线索。”

躁动的青年军：苦闷自杀

虽然没有作战任务，但青年军内的生活并不平静。这些心怀天下的知识青年离开了校园，对人生和社会认识的落差，带给他们巨大的转变。

直观的感受体现在待遇上。同样是盟国士兵，英美士兵的待遇好过中国人，而中国人则好过印度人。但官兵之间偶尔出现的摩擦，往往不是与外国士兵，而是多发生在中国官兵内部。从青年军留下的日记和回忆录来看，往往是中国军队的基层长官在欺压新兵。

有的中国长官不会教操，被同学纠正，恼羞成怒打同学。结果两名同学因打了连长被判了刑，用绳子带走了。还有的学员依靠关系迅速升迁，引起了同学的不满。

《从军苦》描述了青年军里的一些苦不堪言：“信件要受检查，思想要受统制，行动要受监视。”

在这里，长官全凭自己意志，肆意践踏学生的情况偶有发生。学员不向长官敬礼被认为是“侮辱长官”，要关禁闭。在禁闭室，不用出操，不用整理内务，不用打扫卫生，还可以免去立正稍息，反而促使更多人争相进来。侮辱长官的“帽子”，则可大可小。西北大学的潘广被军事法庭判处七年徒刑，另一位学员赵国志因在日记上发牢骚，最后不明不白死掉了。

经过五个多月的军旅生活，一些青年军的斗志被军队的腐败、前途的渺茫磨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消极的思想和苦闷的心理。有些学员甚至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据刘离的记载，战车营自杀的有三十多人，有的喝蚊子药水，有的跑到森林里（有毒蛇猛兽）。

张谦回忆称，六七月间发生多起学员自杀事件：二连的两位同学自杀未遂，被送往战地医院抢救；九连一位同学自杀；一连一位同学两次自杀未遂，被关入14医院的疯人院。

“中国不幸，中国的年轻人更加不幸。毁家之痛，亡国之恨，未到新军满腔热血，满怀希望，结果大失所望。用自杀寻求解脱，这一代年轻人承受的苦难太多了，太多了。”张谦写道，“这是中国知识青年的人生之路，由热情而冷漠而自私。”

207师后来取道缅甸，沿着史迪威公路踏上回国之旅，计划开往东北作战。随着日本投降的到来，他们并未实际参与打仗，但面对的却是更加残酷的现实。

这些青年军学员满怀报国热情，希望换来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归来后面对国家的破败、贪官污吏横行。眼见一个取得大胜的执政党走向了大败之路，他们手足无措，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面对另外一场更加悲壮的内战。

参考资料：

《近代史资料》（12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联大八年》，新星出版社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