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灭亡时，真有一支见死不救的南方大军吗？

文 | 郭晔旻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大秦帝国的速兴骤亡实在也是史上罕见，从《阿房宫赋》里的“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沦为“戍卒叫，函谷举”竟只有短短几年时间。

十多年前热播的历史纪录片《复活的军团》对此给出了一个解释，这就是“在帝国存亡的关头，正在戍守南部疆土的50万秦军选择了沉默”，“彻底抛弃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大帝国”。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逻辑上似乎也能自洽，偏偏不是事实。

的确，就像贾谊在《过秦论》里提到的那样，秦平定山东六国之后，军事上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行动，其一，“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其二“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这里所说的“南取百越之地”指的就是秦军在灭亡楚国（公元前223年）之后继续南下，对岭南的征服过程。

关于这次战争的经过。最早记载秦攻略岭南之事的史料是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在书中只是说“（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曾经逃亡的人）、赘婿（上门女婿）、贾人（商人）略取陆梁地”。

之所以派遣的是这样一些人是因为秦朝实行普遍征兵制，凡适龄男子都必须在专门名册登记，并开始服役，当时称此为“傅籍”。云梦秦简出土后，根据《编年记》推算知秦代规定傅籍的年龄是17岁。凡到“傅籍”年龄者一律服兵役二年，一年在本郡，一年去京师或边疆，统称“正卒”。

司马迁在《史记》里惜墨如金，对于秦军南下经过的记载字数寥寥。倒是一千多年后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的记录详细了一些，在这本宋代史籍里，关于秦军取岭南这段的记载其实基本抄自史记（“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但后面多了一句“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

这里终于说到了南迁秦人的数量——50万，但请注意，就连《资治通鉴》提到的数字是“民”不是“兵”。

不过，司马光著史以严谨组成，他笔下的“五十万”来自哪里呢？很可能是西汉时期的《淮南子》，这本书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写的，并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初次朝见汉武帝时献于朝廷，其中颇有一些“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

关于秦平岭南的经过，《淮南子》里记载，秦始皇垂涎岭南的犀角、象牙、翡翠、珠玑，遂派遣尉（官名）屠睢“发卒五十万”兵分五路南下。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东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之界；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上饶）之水。

当时并没有一条从岭北通往岭南的水道，全靠陆路运输，费时费力。为了维持这支军队的后勤供应，负责转饷的监（官名，秦于郡设守、尉、监）禄主持开凿了一条长60里、宽2丈的水道，称“灵渠”，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也成为隋唐以前从中原进入岭南地区的主要水道。

当时居住在岭南的越人虽各有“君长”，互不统属，力量分散，但作战却顽强骁勇——实际上，岭南在秦时之所谓称为“陆梁”，正是因为居住在这里的“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

桀骜不驯的性格加上兼得地形之利，越人采用以逸待劳，伏击突袭等战术，奋起抵抗，使秦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迫使其“三年不解甲弛弩”。秦军虽杀西瓯族首领译吁宋，而越人又推桀骏为将，坚决抵抗。秦军最终还是不能适应岭南越人的丛林战。“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更“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屠唯”，使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

话说回来，《淮南子》的这段记载显然过于夸张，三国时期的薛综追忆汉武帝在平定南越时还说当地“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

可见，直至汉代，在经历南越割据政权九十多年的统治之后，岭南地区土著居民的文明程度依然极低。作为一个对手，岭南越人既没有关东六国成熟的国家制度，也不像匈奴人那样有统一的部落政权，其匹夫之勇再强悍也不至于使训练有素的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

估计可能是越人发动过袭击并赢得一些胜利，而屠雎正好不幸被伏击身亡。秦军虽然损失兵员不多，但毕竟主帅被杀，所以“始皇帝震怒”，再派大军，终于征服岭南。

可以断言，《复活的军团》所谓秦军拥有一个为数达50万的南方军团之说，追根溯源完全来自这本《淮南子》的说法。但作者刘安自己也承认，关于秦军在岭南各种惨败的记载，并非出自任何官方文书或记录，而是从民间听闻来的（“臣闻长老言”）。

岭南邻近楚地，而楚人深怀亡国之痛，此类路边社消息节操如何也就不问可知了。《淮南子》成书远早于《史记》，而司马迁写史时并没有参考《淮南子》中有关“秦征岭南”的材料，可见其事纯属无稽 ，令太史公也不以为然 。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用兵，向来兵士与夫役不分。汉武帝时派唐蒙入夜郎（今贵州），“将千人，食重（辎重）万余人”，也就是说军队里只有十分之一是作战的士兵，其他人都是负责后勤运输的民夫。

按这个比例，南下的秦军即使名义上有五十万之众，其实也只有五万士兵而已。为了给军队和其它戍卒供应粮食、制造器械、开路架桥，在军队的背后必然会跟随大量的以徭役形式征发的各类人员。毕竟，汉代人就回忆过，“秦大用民力转输，起负海至北边。”

更何况，屠睢和监禄在《史记》中无列传，事迹也不见《史记》、《汉书》其他纪、传提及，甚至《汉书·古今人表》也查不到此二人。以此无名之辈统帅岭南“大军”，与领兵30万抵御匈奴的名将蒙恬相提并论，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么？

此二人若确实存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也不过是个小角色。这样的小人物怎能独当一面地指挥大军？或者说这样的不入流人物指挥的战争，其规模又能大到哪里去呢？

以此观之，秦军的南下在本质上只不过是抢占一块蛮荒之地而已。

秦在岭南建立统治后， “秦之戍者不能服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加上中原军人长期戍守当地，人心不定，岭南当局被迫向秦始皇请求调遣中原守寡或未婚女子到岭南与之婚配，安定军心。

结果，岭南当局“使人上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却打了个对折，只给了一万五千人。这恰从侧面证明，戍守岭南的秦军人数本来为数也不会很多——

根据《汉书·地理志》直到西汉末元始二年（公元2年），南海郡的人口数是94252，相当于秦时岭南三郡的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四郡合计才大约39万人。

经过两百年的繁衍生息，要凑齐当年的“五十万大军”，居然还要倒贴。更不要说西汉末年岭南地区的三十九万人中，必然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当地土著居民而并非纯粹的秦军戍边者后裔。

赵佗的铜像

这样看来，当秦末大乱时，南海尉任嚣死前告诉继任的龙川县令赵佗要据岭而守的原因就很清楚了——岭南秦军兵力有限，自保尚且有虞，由于害怕“盗兵（起义军）侵地至此”，才会堵塞南岭中的各个通道，“聚兵自守”。

观赵佗之为人，实为一代枭雄，秦灭亡后 “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日后可是连“我孰与皇帝（汉高祖刘邦）贤”、“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遣不若汉”这种大逆不道的话都是说得出来的，假若秦汉之际他麾下真有50万大军，恐怕早就出兵北上逐鹿中原（未必是效忠秦廷），还坐守岭南，以“蛮夷大长老”自居作甚？

因此，在起义军打击下焦头烂额的咸阳秦廷动用的是骊山的刑徒、奴隶、奴产子，以及驻守北方防范匈奴的大军，却始终不见其有调动岭南驻军北上的记载的理由也就不言而喻了——这里的兵力本就无足轻重，所谓驻守岭南的五十万大军根本就是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