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京官是如何娱乐消遣的？读清代笔记

作者：史遇春

倒不是因为对清朝官员的生活垂涎，才会去写他们的日常场景。

之所以写清朝官员的日常生活场景，主要是因为：

很多人对清朝官员的刻板观念，大都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

很多人对清朝官员的脸谱化印象，大都停留在一些生硬的词语上——比如制式出版物中通常所用的“腐败”、“昏庸”、“无能”、“贪渎”……等等。

清朝官员也是人，他们也有人的普遍行为：吃喝拉撒睡，一样少不了；喜怒哀乐愁，一件落不下……

既然这样，那么，清代京师官员的日常生活场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既然这样，那么，他们有没有娱乐生活呢？他们的娱乐生活，是不是全在花街柳巷？他们的娱乐生活，是不是都是声色犬马？

不用猜测，也不用臆想了！

还好，清朝人自己对此有所记述。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当时的一些场景。

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来鉴镜现实的。

可能时代不一样，价值观念与标准尺度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历史照耀现实的时候，我常常会迷惑，有些地方，这个世界，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常常无法回答自己。

闲话少说，进入正题。

本文出自清人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

话说，按照清朝的规制，是不容许京官与伶人、伎女裹挟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作为满清治下的京官，在朝廷制度面前，是不可以与伶人、伎女有染，是不可以进入相关场合，进行游乐的。

但是，在制度实际执行的过程中，面对官员与伶人、官员与伎女时，两种情况又是有所区别的：

如果京官与伶人有来往、有交流、到伶人所处之地聚集，这在规矩制度面前，完全是可以通融的；

如果京官与伎女有来往、有交流、到伎女所处之地聚集，这在规矩制度面前，往往是无法开脱的；而且，一段时期内，这也曾是为人所不齿的。

当日，京师的伎寮，就在前门外，即著名的八大胡同。

这个八大胡同，完全不是后来的时代中，那些个影视剧中所表演出来的那么个场景。

根据笔记作者何刚德的描述，八大胡同的图景，大体如下：

群集在狭小的一隅，而且这个地方低洼潮湿、杂乱不净。

那个时候的官员，似乎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名声。所以，稍微自爱一点的京官，是绝对不敢到那个地方去的。

相比较而言，在面对伶人时，京官们就显得坦然多了；当然，也就自然多了。

伶人是以唱戏为谋生的手段的。

那个时候，唱戏的人中，以男性为主，很少有女性。

伶人之中，那些演唱青衣花旦的男人，面容娇美，就如同靓丽的女子一般。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唱青衣花旦的男伶，也被命名为“像姑”。

猜想，所谓“像姑”，大意差不多就是“像姑娘一般”、或者“像女孩子一般”。

后来，叫多了，“像姑”就叫成了谐音，呼之为“相公”了。

那些伶人，最好的年纪、也即他们最出彩、最得观众缘的时候，一般是在他们二十岁以下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些伶人也会接应京官的召唤。被召唤者出来的时候，大都是便衣小靴。在场面上，他们的任务就是唱曲，就是为召唤者助酒兴。

伶人的家，称作下处。

须知，这里的下处，按照笔记作者的解释，并没有任何贬低的含义。

所谓下处，在京师之中，原本指的是京官下朝之后歇息的处所。

后来，才借用过来，把伶人的家称之为下处。猜想，大概官员下朝之后，多有去伶人家听曲、顺便歇息小饮的，所以，才会有这里的借用一说。

如果京官前往下处小酌，那里一般都会准备十二碟小菜来下酒。喝酒之后，还要吃点粥，才会散去。这也有名头，叫做“排酒”。

酒钱通常会给京票四十千（币制名。又名“京钱票”，清末发行的钞票之一。），还要给奔走役使的人（又称下走）京票十千（可视作是小费）。这些京票，合计后折成银价，还不到四两银子。由此推算，一千京票，价值接近一两银子。

除了自个儿在下处听曲喝酒之外，京官们还可以在下处请客。此种请客，也有名字，叫做“吃饭”。

“吃饭”比起“排酒”来，就很郑重其事了。

光看花费，就知道轻重了：

“排酒”一场，花银子不到四两；

“吃饭”一席，多则要花费二十四两银子，少也会超过十两银子；就这，还没有算进给下走的小费。须知，“吃饭”时，下走的小费，没有定额，要视宴席的丰盛程度而定。

在下处“吃饭”，其间所预备的菜肴，比起寻常的酒馆来，要特别得多。

据笔记作者何刚德说，他曾经被龚蔼人方伯邀约，在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的家里吃过一道非常特别的菜肴，味道最美，记忆深刻。

何刚德说，那道菜的名字叫真珠笋。菜的原料的获取，就是在高粱（蜀黍）刚出穗时，摘取穗上的如小珠子一般的颗粒，然后，拿来烹调。烹好之后，吃起来鲜嫩爽脆，非常可口。

后来，笔记作者何刚德在江苏、江西做官时，因为官署的后面都有菜园子，而菜园子中就种有高粱，所以，他也让厨师模仿，烹制过真珠笋这道菜。当时，为了采集一盂的原料，半个菜园子都被踏破了。看来，这精细的菜肴，吃起来，还真是费材料、费功夫啊。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大家都知道，相对而言，京官是比较清苦的。所以，京官的消遣，就只能以“排酒”的方式，一次花费，也就是不到四两银子。

京官选择“排酒”来娱乐消遣的原因，除了花费较少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下处很是清雅。

夏天的时候，下处备有清凉的竹席，稀疏的竹帘；可以观看对弈，而且，还备有冰碗冰盆，可以吃到冰镇的藕片、冰镇的西瓜，所以，那是消暑的好去处。

冬天的时候，在下处可以围炉赏雪，那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绕座都是唐花，清香扑鼻。

据说，在下处这样清静幽雅环境中，常常让人产生乐而忘返之意。

像姑们除了唱曲之外，还各有技艺：有人擅长画画，有人达理知书，有人清楚时事，有人明白掌故……总之，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色与长处。所以，学士文人们也都非常乐意与他们交往。

京官去下处，并不是因为京官们通晓音律，也不是因为京官们喜欢曲歌，而是因为像姑们是可以交流艺术、讨论掌故的对象。

但是，须知，去下处，一般都是十分清闲的衙门中的京官年轻时的行为，等到权高位重、或者上了年纪之后，那些京官就不会再去下处娱乐消遣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来是身份年龄的受限；

二来也要注意观瞻，减少非议。

曾经听闻，说是潘文勤（祖荫）平常最喜欢一位善于唱昆曲、又擅长画画的伶人朱莲芬。等到他担任侍郎之后，便不再前往下处，不再与朱莲芬接近了。但是，到了年节，朱莲芬会前往潘文勤寓所叩头贺喜，潘文勤一定会在袖中放上二十两银票，出来亲自交给他。一见之后，两人便别过，直到老年，都一直如此，交情不曾衰减。这在京师之中，还被传为佳话韵事。

总体而言，伶人的风雅，在很大程度上胜过了伎女的妖冶。所以，朝廷虽然有明令禁止，不许京官与这二者交往、接近，但是，在现实生活下，面对这二者时，官方的处理方式、京官的处事态度还是差别很大的。

到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江山的变迁，下处逐渐消失不见了，倒是伎寮，反而大大地兴盛繁荣了起来；到了后来，伎寮周遭，常常是车马盈门；到了后来，京官们也毫无忌惮前往伎寮了。

这也是世道变化的结果吧！

最后，补充一下文中的相关资料。

龚蔼人。

龚蔼人，“人”当为“仁”，即龚易图，清代官员、藏书家；字蔼仁，号含晶，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进士；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调任湖南布政使。

方伯。

方伯，明、清两代，对布政使的尊称。

唐花。

唐花，指在室内用加温法培养的花卉，亦称作“堂花”。北方天寒，腊月所卖鲜花供新年所用者，出于暖室，称为唐花。“唐”古作“煻”，即植于密室里用加温法使其早开的鲜花。

朱莲芬

朱莲芬（公元1837年～公元1884年），昆曲旦角；原名延禧，字水芝，号福寿，“同光十三绝”之一；祖籍江苏元和；以《思凡下山》和《刺梁》等剧著名；寓所名紫阳堂，位于宣南樱桃斜街；为景春堂之朱福喜胞弟；享寿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