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京官是如何娱乐消遣的?读清代笔记

作者:史遇春

倒不是因为对清朝官员的生活垂涎,才会去写他们的日常场景。

之所以写清朝官员的日常生活场景,主要是因为:

很多人对清朝官员的刻板观念,大都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

很多人对清朝官员的脸谱化印象,大都停留在一些生硬的词语上——比如制式出版物中通常所用的“腐败”、“昏庸”、“无能”、“贪渎”……等等。

清朝官员也是人,他们也有人的普遍行为:吃喝拉撒睡,一样少不了;喜怒哀乐愁,一件落不下……

既然这样,那么,清代京师官员的日常生活场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既然这样,那么,他们有没有娱乐生活呢?他们的娱乐生活,是不是全在花街柳巷?他们的娱乐生活,是不是都是声色犬马?

不用猜测,也不用臆想了!

还好,清朝人自己对此有所记述。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当时的一些场景。

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来鉴镜现实的。

可能时代不一样,价值观念与标准尺度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历史照耀现实的时候,我常常会迷惑,有些地方,这个世界,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常常无法回答自己。

闲话少说,进入正题。

本文出自清人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

话说,按照清朝的规制,是不容许京官与伶人、伎女裹挟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作为满清治下的京官,在朝廷制度面前,是不可以与伶人、伎女有染,是不可以进入相关场合,进行游乐的。

但是,在制度实际执行的过程中,面对官员与伶人、官员与伎女时,两种情况又是有所区别的:

如果京官与伶人有来往、有交流、到伶人所处之地聚集,这在规矩制度面前,完全是可以通融的;

如果京官与伎女有来往、有交流、到伎女所处之地聚集,这在规矩制度面前,往往是无法开脱的;而且,一段时期内,这也曾是为人所不齿的。

当日,京师的伎寮,就在前门外,即著名的八大胡同。

这个八大胡同,完全不是后来的时代中,那些个影视剧中所表演出来的那么个场景。

根据笔记作者何刚德的描述,八大胡同的图景,大体如下:

群集在狭小的一隅,而且这个地方低洼潮湿、杂乱不净。

那个时候的官员,似乎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名声。所以,稍微自爱一点的京官,是绝对不敢到那个地方去的。

相比较而言,在面对伶人时,京官们就显得坦然多了;当然,也就自然多了。

伶人是以唱戏为谋生的手段的。

那个时候,唱戏的人中,以男性为主,很少有女性。

伶人之中,那些演唱青衣花旦的男人,面容娇美,就如同靓丽的女子一般。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唱青衣花旦的男伶,也被命名为“像姑”。

猜想,所谓“像姑”,大意差不多就是“像姑娘一般”、或者“像女孩子一般”。

后来,叫多了,“像姑”就叫成了谐音,呼之为“相公”了。

那些伶人,最好的年纪、也即他们最出彩、最得观众缘的时候,一般是在他们二十岁以下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些伶人也会接应京官的召唤。被召唤者出来的时候,大都是便衣小靴。在场面上,他们的任务就是唱曲,就是为召唤者助酒兴。

伶人的家,称作下处。

须知,这里的下处,按照笔记作者的解释,并没有任何贬低的含义。

所谓下处,在京师之中,原本指的是京官下朝之后歇息的处所。

后来,才借用过来,把伶人的家称之为下处。猜想,大概官员下朝之后,多有去伶人家听曲、顺便歇息小饮的,所以,才会有这里的借用一说。

如果京官前往下处小酌,那里一般都会准备十二碟小菜来下酒。喝酒之后,还要吃点粥,才会散去。这也有名头,叫做“排酒”。

酒钱通常会给京票四十千(币制名。又名“京钱票”,清末发行的钞票之一。),还要给奔走役使的人(又称下走)京票十千(可视作是小费)。这些京票,合计后折成银价,还不到四两银子。由此推算,一千京票,价值接近一两银子。

除了自个儿在下处听曲喝酒之外,京官们还可以在下处请客。此种请客,也有名字,叫做“吃饭”。

“吃饭”比起“排酒”来,就很郑重其事了。

光看花费,就知道轻重了:

“排酒”一场,花银子不到四两;

“吃饭”一席,多则要花费二十四两银子,少也会超过十两银子;就这,还没有算进给下走的小费。须知,“吃饭”时,下走的小费,没有定额,要视宴席的丰盛程度而定。

在下处“吃饭”,其间所预备的菜肴,比起寻常的酒馆来,要特别得多。

据笔记作者何刚德说,他曾经被龚蔼人方伯邀约,在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的家里吃过一道非常特别的菜肴,味道最美,记忆深刻。

何刚德说,那道菜的名字叫真珠笋。菜的原料的获取,就是在高粱(蜀黍)刚出穗时,摘取穗上的如小珠子一般的颗粒,然后,拿来烹调。烹好之后,吃起来鲜嫩爽脆,非常可口。

后来,笔记作者何刚德在江苏、江西做官时,因为官署的后面都有菜园子,而菜园子中就种有高粱,所以,他也让厨师模仿,烹制过真珠笋这道菜。当时,为了采集一盂的原料,半个菜园子都被踏破了。看来,这精细的菜肴,吃起来,还真是费材料、费功夫啊。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大家都知道,相对而言,京官是比较清苦的。所以,京官的消遣,就只能以“排酒”的方式,一次花费,也就是不到四两银子。

京官选择“排酒”来娱乐消遣的原因,除了花费较少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下处很是清雅。

夏天的时候,下处备有清凉的竹席,稀疏的竹帘;可以观看对弈,而且,还备有冰碗冰盆,可以吃到冰镇的藕片、冰镇的西瓜,所以,那是消暑的好去处。

冬天的时候,在下处可以围炉赏雪,那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绕座都是唐花,清香扑鼻。

据说,在下处这样清静幽雅环境中,常常让人产生乐而忘返之意。

像姑们除了唱曲之外,还各有技艺:有人擅长画画,有人达理知书,有人清楚时事,有人明白掌故……总之,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色与长处。所以,学士文人们也都非常乐意与他们交往。

京官去下处,并不是因为京官们通晓音律,也不是因为京官们喜欢曲歌,而是因为像姑们是可以交流艺术、讨论掌故的对象。

但是,须知,去下处,一般都是十分清闲的衙门中的京官年轻时的行为,等到权高位重、或者上了年纪之后,那些京官就不会再去下处娱乐消遣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来是身份年龄的受限;

二来也要注意观瞻,减少非议。

曾经听闻,说是潘文勤(祖荫)平常最喜欢一位善于唱昆曲、又擅长画画的伶人朱莲芬。等到他担任侍郎之后,便不再前往下处,不再与朱莲芬接近了。但是,到了年节,朱莲芬会前往潘文勤寓所叩头贺喜,潘文勤一定会在袖中放上二十两银票,出来亲自交给他。一见之后,两人便别过,直到老年,都一直如此,交情不曾衰减。这在京师之中,还被传为佳话韵事。

总体而言,伶人的风雅,在很大程度上胜过了伎女的妖冶。所以,朝廷虽然有明令禁止,不许京官与这二者交往、接近,但是,在现实生活下,面对这二者时,官方的处理方式、京官的处事态度还是差别很大的。

到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江山的变迁,下处逐渐消失不见了,倒是伎寮,反而大大地兴盛繁荣了起来;到了后来,伎寮周遭,常常是车马盈门;到了后来,京官们也毫无忌惮前往伎寮了。

这也是世道变化的结果吧!

最后,补充一下文中的相关资料。

龚蔼人。

龚蔼人,“人”当为“仁”,即龚易图,清代官员、藏书家;字蔼仁,号含晶,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进士;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调任湖南布政使。

方伯。

方伯,明、清两代,对布政使的尊称。

唐花。

唐花,指在室内用加温法培养的花卉,亦称作“堂花”。北方天寒,腊月所卖鲜花供新年所用者,出于暖室,称为唐花。“唐”古作“煻”,即植于密室里用加温法使其早开的鲜花。

朱莲芬

朱莲芬(公元1837年~公元1884年),昆曲旦角;原名延禧,字水芝,号福寿,“同光十三绝”之一;祖籍江苏元和;以《思凡下山》和《刺梁》等剧著名;寓所名紫阳堂,位于宣南樱桃斜街;为景春堂之朱福喜胞弟;享寿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