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那次愚蠢的废诏事件

诏书为皇帝布告天下臣民的文书，一经颁布，悉皆遵从，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往往不可轻易修改或废止。可清朝有这么一位皇帝，在他爹死后不到一个月，就公然废止了他爹的诏书，举国哗然。

雍正算得上一位勤政的皇帝，即位之初弑父、逼母、夺嫡、自立等各种戏说层出不穷（要论戏说，雍正拍马也赶不上儿子乾隆），民间议论汹汹。

关乎执政合法性问题，在这个国度绝不手软，雍正杀年羹尧、杀谢世济、杀陆生楠，吕留良案又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其子孙、门人屠戮殆尽。

雍正杀人杀到手软，杀到吕留良案的始作俑者曾静时，忽然不想杀了。

这曾静原是个读书读傻了的迂腐书生，深慕江东吕留良为人，常与其弟子严鸿逵、沈在宽等人往来，得吕氏之著作。

而吕氏是抗清义士，其著作之中颇多反清复明敏感瓷，通篇读来，只见**、**及**。曾静读了吕氏著作，一拍大腿，终于找到人生目标了，老子要反清复明。

曾静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岳飞是抗金英雄，而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岳爷爷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岳钟琪当然与满人也是世仇。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这曾静不是一般秀才，他立即派弟子张熙前去策反岳钟琪。

老师傻，弟子也是个二货。张熙在岳钟琪回署的路上拦轿投书。岳钟琪哭笑不得，有心赶走他，又怕担上谋反罪名，只好具折上奏。

雍正杀到曾静时，忽然悲从中来，满腹委屈。我大清立国这么多年了，历经几代明君，百姓总算过上了不错的日子，哪一点比不上那个民不聊生的明朝了。

你一个不事生产的书生，仅仅读了四十年前死了的吕留良几本书，就敢策反朕的封疆大臣，难道那么痛恨我们满人吗？

于是连下十道上谕，劝导曾静等人。曾静经过一段时间反思之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思想，改造合格了。

雍正将本人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还有曾静悔罪的《归仁说》一篇，合辑为四卷《大义觉迷录》。该书解决了两个重要问题，清朝入主中原的是否正统和雍正即位的合法性。

雍正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以示皇上英明、宽厚。

说实在的，其时清兴明亡八十多年，百姓过了几天安稳日子，没人去反清复明。再者，崇祯那个明朝，不复也罢。嚷嚷着反清复明的，不过几个文人士子，以气节自许。

清初大儒黄宗羲抗清不成，避世隐居著述讲学。康熙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黄以年老多病坚辞。

黄宗羲见清朝越来越稳定，反清事不可为，遂将自己论著交与清廷，又派其子黄百家、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等于间接承认了清朝的执政地位。

雍正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予以自新之路，并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事情到了这一步，也算皆大欢喜。

本来，经过《大义觉迷录》的六七年的刊行，又加上曾静、张熙两个反面教材的“现身说法”，汉人对于华夷之防渐渐淡了——反正被异族统治也不是第一次了。

不料，雍正驾崩仅月余，乾隆就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凌迟处死，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民间传说，乾隆为海宁陈阁老之子，地地道道的汉人。或者他怕这类传说会影响执政地位，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份，所以对雍正极力消除满汉之别的举措不以为然。

乾隆认为满人就是满人，身份地位必须高于汉人，他自豪自己满N代的身份，极力宣扬“满人打天下、满人坐天下”的合法性，禁《大义迷觉录》也就顺理成章。

只是作为一名上位不久的执政者，如此草率推翻前任的决策，让刚刚有点起色的满汉大融合再次分崩离析，这明显是招臭棋。

这位号称“十全老人”的千古圣君，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他六下江南，一生各种巡幸多达一百五十余次。所经之处，百姓苦不堪言，国力耗费殆尽。

大兴文字狱，炮制冤案一百四十余起，动辄斩首、流放，国人莫不敢言，道路以目。

重用和坤，大肆贪腐，一人富可敌国。和坤首倡“议罪银”制度，只要肯花钱，无罪不免，官场腐败透顶。

思想顽固不开化，大行闭关锁国之事，拒绝英使臣开放通商口岸的建议，丧失发展的一次重大历史机遇。

这位执拗的二货皇帝，一生刚愎自用，生生将一个处于发展顶峰的大清朝，推向没落的深渊。清朝迅速衰败、灭亡，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身为执政者，行事须慎重。政令改来改去，百姓无所适从，终归不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