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上访

如果从“三代”算起，中国古代政治堪称早熟，很早就设有各种“直诉”制度。也就是说，有案情重大、冤抑莫伸者，可越过一般受诉官司和申诉程序，直接向最高统治者陈诉。作为一种让底层民众伸冤诉苦的司法救济制度，直诉制度源于周朝，隋唐时代臻于完善，明清时代发展到巅峰，最后终结于清朝“京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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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的《忠孝》说：“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中国古代以忠孝治天下。在中国历史的帝国语境中，告御状本身就是以小犯上的大逆不道之罪，因此很难获得帝国实质的同情和支持。皇权时代的中国统治者要向臣民显现“青天”形象，让人相信问题出在地方官员身上，皇帝还是英明的，所以要给臣民一个来京告状的合法渠道。但事实上，皇帝也未必相信并同情这些京控的呈控者。

告御状一般都被当作“刁民”的典型特征。清顺治时代，朝廷就明确规定：凡告御状者，一律先打40大板再说。到了康乾雍盛世，任何到北京告御状者，一律收入刑部监狱，进行统一折磨。在清中后期，只有一部分原告，在他们或其家属付出了代价后，获得了平反（如杨乃武案即屡审屡覆，历时三载有余），而大多数的原告，则因为京控而遭受轻重不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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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政府对上访户越级控告，事情属实的，给予改判；如若虚假，就要惩罚。如《唐律疏议》中规定：“诸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到了清代，“京控”不实的话，将以越级上诉为由，加等治罪，诬告者反坐。此外，清代法律在认可平民上诉上访权利的同时，又制定律法，不许民众“假地方公事聚众联谋、约会抗粮、聚钱构讼”，以及“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扛帮赴京”。这些预设性的罪名，几乎成了地方官吏和豪强截访抓人的最佳借口。

清代对于京控的处理流程有明确规定：都察院接受上访后，认为情节较重的向皇帝具奏；情节较轻的，受理之后再转回各省总督、巡抚办理。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每年两次催告各省逾期未结的案子，并向皇帝汇报。相对而言，将案件发交地方督抚审理是最为便利的方式。但有些皇帝比较重视民间控告，乃至直接委派钦差审案。嘉庆皇帝不许官员限制百姓京控，甚至称自己有时间的话会审阅每起京控案的卷宗。京控数量在乾隆年间逐年增长，嘉庆皇帝亲政初期，锐意振兴帝国，广开言路，使京控如潮水般涌来；这也意味着基层司法的诉讼途径的障碍越来越多，开放京控的“德政”也无法抑制吏治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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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官民对立为最大矛盾，用马克思的观点，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在这种背景下，皇帝不信任官吏、中央不信任地方、官吏不信任民众，当然，民众更不信任官吏。一物降一物，有时候，这种“不信任”跟“老虎——棒子——鸡”的游戏一样，会出现民众不得不“信任”皇帝的吊诡结果，但实际上，即使皇帝，也还得依靠官吏来解决问题。因此，无论任何形式的上访和京控，都无法打破“官官相护”的困境。

虽然京控也是官场内部攻讦权力对手的有力武器，但从实质来说，京控者无疑挑战了官吏群体的权威，所有官吏——包括承办者——都对京控者产生天然的敌意。京控者往往会遭遇刑讯和各种迫害，被指控为“无理取闹”，或干脆被诬陷为“讼棍”。上访和京控是官方对当事人向地方官权威提出质疑的制度安排，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天下至公”；换言之，京控制度本身有着德政的寓意，也有预防官吏为非作歹、借百姓申诉以监察官员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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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无讼”一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所追求的“治世”。这个美好理想在现实中，却扭曲变成对诉讼的压抑与打击。“无讼”“息讼”和“终讼”的背后，其实是“恶讼”“畏讼”“禁讼”和“压讼”。不少地方官员一开始，就认定京控原告“有罪”，甚至为了“息讼”，而不惜“截访”——古代叫“截拿”，结果“这些进京上控伸冤的原告往往处于最不利的地位”。

就京控制度而言，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百姓来告御状，无疑表达了一种对最高权威的承认和信任。作为最高统治者，看到臣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匍匐在他的脚下，恳求他的圣裁，皇帝自然感觉良好，尤其是身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皇帝。但当京控者纷至沓来，案件堆积如山时，皇帝又难免心生厌烦。嘉庆皇帝后来也为此恼怒：“小民来京控告者，动称必须面见朕躬始行申诉。堂廉之分甚远，似此罔识尊卑，其情尤为可恶，并著刑部严定科条，即所控得实亦治以妄越之罪。倘审系虚诬，再加重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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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熙朝相比，乾隆时代京控、叩阍的数量大为增加，而且花样迭出，乾隆皇帝对待京控的态度也要比之前的康熙帝严厉得多，“小民等如果实有冤抑，地方官不为审理，原不禁其赴京具控，但若稍涉虚诬，亦必加倍治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井陉知县周尚亲鱼肉乡里、勒索无度。乡绅梁绿野为民请命，联合李望春、梁进文、李馥等人，到正定府控告周尚亲。知府方立经袒护知县，以梁绿野“挟嫌滋事，敛钱抗官”，上报直隶总督周元理，周又以此上奏朝廷。梁闻讯赴京告御状，尽管备受酷刑，仍坚持控告。乾隆帝派人核查后裁定：井陉知县周尚亲处绞刑；知府方立经和总督周元理革职；同时，将梁绿野、李望春等所有控告者以“哄诱村人，敛财聚众，抗官殴差”的罪名，全部斩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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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官不贪，则民无冤；民无冤，则天下安。传统礼法社会要求的是“和谐”和“稳定”，而不是正义和公正，任何打破这种和谐稳定的举动和声音，无论正当还是不正当，有理还是无理，都会被视为“不安分”的、“好讼”的“刁民”。几乎在所有的京控案件中，被告不一定会获罪，但原告一定会获罪，这常常是由京控者的身份决定的。正如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所说：在这种“民斗官”的游戏中，“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上控，照例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在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

在清代的司法审判活动中，平反的冤狱和实际存在的冤狱比较起来，实在是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