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东欧为何产生剧变？当时的东欧各国又是怎样的？

文：历史辑录

胡萨克自1969年4月开始执政后，首先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以求得国内政局的稳定。

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尽管受1968年事件的影响，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仍得以完成，结果工业生产增长了26.7%，国民收入增长了39.6%，个人消费年均递增5%以上。1971年5月召开的捷共十四大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且开始执行第五个五年计划（1971-1975）。该计划的完成使工农业生产分别增长了38.5%和13.5%，国民收入则增长了32.1%。从1976年起，捷克又开始实施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

它规定工业生产应增长32-34%，农业生产应增长14-15%，国民收入的增长则为27-29%。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少困难，因而经济发展的速度逐渐放慢。“六五”计划的指标均未能完成，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分别为24.7和9%，国民收入则仅增长了20%。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80年1月，捷联邦政府通过了“关于1980年以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体制的整套措施”，要求提高计划质量、经济刺激的效能和管理工作的水平等。

同时在1981年的十六大上对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作了调整，规定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1981-1985），工农业生产分别增长18-20%和10%，同年年底又将它们调低为14-18%和7-10%。比经济发展速度减慢更令捷克政府感到不安的则是人们在政治上不满情绪的增长。尽管1970年捷共党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杜布切克和其他4名中央书记，1/3以上的中央委员以及1/5以上的党员均被开除出党，但并未能消除人们对1968年华约军队入侵的愤怒和仇恨。

1977年1月，424名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七七宪章人权运动”，提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口号，要求为1968年因反对入侵而受迫害的人士平反和重新评价“布拉格之春”。此后该组织发展到800余人，著名作家哈韦尔成为它的领导成员。捷克政府指责“七七宪章人权运动”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非法团体，迅即加以取缔。然而1968年事件却是捷克社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任何时候都可以引发一场政治大爆炸。

1989年的突变

在80年代上半期，虽然邻国波兰一直政局动荡，但捷克政府仍能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并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捷共领导对苏联改革最初反应颇为冷淡。只有从1987年起，捷共的领导层才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改革，并且认为捷克方面也应认真思考该怎么办的问题。1987年4月，捷共总书记胡萨克和戈尔巴乔夫会晤时表示捷共“完全支持”苏联的“革新方针”，并将根据本国的情况，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实施改革。同年1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新当选总书记的雅克什也重申要在捷克推进全面的改革。

自1988年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局势的影响下，捷克国内的形势也开始复杂化，反对派日趋活跃。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二十周年之际，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万余人集会，散发了由数万人签名的呼吁书，要求苏军撤走，取消新闻检查等。此后捷政府发生人事变动，由阿达麦茨出任总理。10月28日，又有数千人不顾政府禁令，在布拉格集会纪念捷克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并呼喊反对捷共领导的口号。1989年1月16日，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数千人集会，悼念20年前为抗议苏军入侵而自焚的青年学生帕拉赫，警察进行干预，拘捕了14人，其中有“七七宪章人权运动”的领导人哈韦尔。但从1月16日至22日，在布拉格和其他城市，不断有人举行游行和集会。此后捷共领导和政府强烈谴责这些事件，认为这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策动的反社会主义行动。

2月下旬，哈韦尔受审，被判9个月的徒刑。3月30日，总书记雅克什强调捷共对1968年事件的立场不变。4月18日，雅克什在访问莫斯科时，又重申了这一观点。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如何评价1968年事件将成为未来捷克政治斗争的焦点，而反对派正是以此为突破口来冲击执政的捷共的。6月29日，“七七宪章人权运动”发表宣言《几句话》，强烈要求为1968年反对苏军入侵的人士平反，宣言在全国散发，引起很大的反响。8月中旬，波兰参议院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先后发表声明，谴责1968年华约五国对捷克的武装干涉。

接着8月21日，布拉格在苏军入侵二十一周年之际又爆发群众反政府的游行示威，在得到来自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激进分子支持的情况下，显得声势十分浩大，促成捷克局势的进一步动荡。这时捷共领导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总书记雅克什主张用行政手段解决国内所面临的问题，而总理阿达麦茨则认为应采用政治手段，并且可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党内两种不同声音的出现，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11月中旬，在东欧局势动荡，特别是民主德国政局突变的影响下，面对反对派的不断进攻，捷共领导节节败退。

自11月17日起，连续8天，捷克各地相继爆发由反对派组织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其中11月24日一天即有40余万人在布拉格举行集会。11月19日，捷克的12个反对派组织，联合组成“公民论坛”，凭藉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加紧对捷共中央和政府施加压力。11月24日和26日，召开两次捷共非常中央全会，导致捷共领导的改组，雅克什被迫辞职，由乌尔班内克出任总书记。

此后局势更一发不可收拾。乌尔班内克上台后，立即承认“公民论坛”的合法性，并允诺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11月29日，联邦议会批准修改宪法，取消了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12月3日，改组后的新政府发表声明，明确指出1968年华约五国出兵捷克破坏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12月7日，阿达麦茨辞去总理职位。12月10日，胡萨克在任命捷共党员恰尔法担任“民族谅解政府”总理后，随即辞去了总统职务。在新政府的21名成员中，捷共占10席，这是1948年以来，捷共在政府中首次处于少数地位。12月28日，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的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会主席。次日，议会又选举哈韦尔为总统。这位新总统刚上任便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将所有捷共党员都从各级领导机构中排挤出去。

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则是捷共自身的演变。在1989年12月20日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上，捷共领导又进行了改组，乌尔班内克告退，由前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主席莫霍里塔出任总书记，阿达麦茨则改任主席一职。大会通过的纲领表示要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并改变党的性质，使捷共成为一个“现代的左派政党”。1990年6月初举行联邦议会选举，“公民论坛”在300席中获164席，而捷共则仅获40席。6月27日成立了以“公民论坛”为主体的联合政府，捷共被完全排除在外。7月5日，哈韦尔再次当选为总统。经过半年多的激剧动荡，捷克的形势也最终定局。

保加利亚的剧变：剧变前的局势

1989年初，当东欧局势动荡的前兆已经显示出来时，保共中央总书记日夫科夫仍以十分自信的口吻宣称：在保加利亚除保共外，不会有什么别的执政党。人们在当时对日夫科夫的这一讲话似乎拿不出什么可以怀疑的根据来。因为如果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一番曲折的话，那么保加利亚自解放后可说是一帆风顺，在经济和政治上发展都比较平稳。

1954年，日夫科夫出任保共中央第一书记（1981年起改称总书记），1962-1971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1971年起又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长期党政大权一把抓。他在内政上历来举措谨慎，外交上则紧紧追随苏联，执政的35年期间使保加利亚一直保持着政局的稳定，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风波。在经济上，保加利亚始终严格地实施计划经济，1958年便宣布已建成社会主义。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60-1965），工业产值增加了74%，到1965年，工业产值已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5。60年代中期，保加利亚仿效苏联也开始经济改革。

1966年4月，保政府提出《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总则》，宣布要加强经济核算，使劳动报酬与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相联系。第五个五年计划（1966-1970）使工业总产值增长67%，国民收入增长52%。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工业总产值增加55%，而农业总产值则增长了17%。在1976年的保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在1990年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此后的第七个五年计划（1976-1980）和第八个五年计划（1981-1985）在实施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不少困难，但完成得还比较顺利，从1986年起又开始执行第九个五年计划（1986-1990）。虽然经济发展的速度由于种种原因有逐渐放慢之势，如国民收入年均增长在1971-1975年间为7.8%，1976-1980年间则降到6.1%，而1981-1984年期间又减少到4.2%。但国民经济一直在发展，人民生活也逐年有所提高。

1989年的剧变

自1985年后，保加利亚对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并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也没有受到东欧局势演变的影响。然而作为一个巴尔干的小国，保加利亚终究无法长期置身于东欧事变之外，更无法摆脱苏联政局演变的影响。所1989年春突发的保籍土耳其人大批外逃的事件使一向很平静的保加利亚局势，顿时变得动荡起来。保加利亚居民中，除绝大部分人信仰东正教外，另有150余万人为穆斯林，其中土耳其人约有90余万，但历来保加利亚政府都把他们看作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而非某种少数民族，因而时有矛盾发生。

1989年5月10日，保国民议会通过新的出境法，使保加利亚每个公民均有权领取出国护照，可自由出入保加利亚去国外作短期或长期居住。该法公布后，随即有大批穆斯林纷纷要求出国，导致警察和聚居在东北部的穆斯林之间的激烈冲突，仅5月下旬即有7人在冲突中丧生，另有28人受伤和33人被捕。随后日夫科夫立即发表声明，强烈指责土耳其当局煽动保籍土耳其人闹事。根据保加利亚外交部提供的数字，截至6月22日为止，已有4.6万余名保籍土耳其人离开了保加利亚。

至7月初，约有10多万土族人外逃，造成保加利亚东北部和东南部劳动力的严重缺乏，使不少工厂关门、商店停业。于是保政府只得下达“和平时期动员令”，严禁保籍土耳其人离境。但此后各种摩擦仍不断发生，造成巨大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89年10月16日由欧安会35个成员国参加的欧洲环境保护会议在索菲亚召开，为保加利亚各种反对派力量提供了一个活动的好机会。“支持工会”、“生态性公开组织”和“争取人权独立协会”等反对派组织相继成立。10月25日，“生态性公开组织”呼吁保加利亚公民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随后保加利亚警察拘捕了15名坚持要在索菲亚市中心发起抗议活动的“生态性公开组织”的成员，招致与会的西方国家代表的抗议。

保加利亚方面在这时表现得非常软弱，不仅立即释放被拘留的人员，而且表示赔礼道歉。此后事态即未有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在11月10日召开的保共中央全会上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人事变动，日夫科夫突然辞去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长期担任外长的姆拉德诺夫出任总书记一职，随后又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戈尔巴乔夫随即对姆拉德诺夫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支持。此后保加利亚政局即发生剧变。12月7日，10个反对派组织联合建立“民主力量联盟”，并不断组织群众示威和集会，向保共中央施加压力。12月10日，近10、万人参加了反对派组织的游行和集会。12月16日，罗马尼亚政局发生突变后，反对派更加紧活动。

保共领导于是只得同意将就改革问题和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明1990年1月14日，保共和各反对派合开圆桌会议。1月15日，保国民议会即作出关于在宪法中取消共产党领导作用条文的决定。1月30日－2月2日召开的保共十四大虽仍保留了党的名称，但却放弃了多年来坚持的一些马列主义的原则。4月3日，保共领导又决定将党更名为社会党。圆桌会议分两轮举行，期间保共和反对派都分别组织大规模的游行和集会，气氛十分紧张。

由于长期和保共合作的农民联盟宣布不再接受保共的领导，此外，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也纷纷宣布脱离保共而独立，陷于孤立的保共领导只得在修宪和政党法等问题上向反对派作出重大让步，同意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4月3日，姆拉德诺夫当选为总统。不久社会党在6月7日和18日的两轮选举中又获胜，在国民议会的400席中占有211席，而“民主力量联盟”则获144席。反对派对社会党的胜利甚为不满，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姆拉德诺夫总统。7月6日，姆拉德诺夫只得下野，他在位前后不过3个月。接着国民议会内又展开了竞选新总统的斗争，反对派为此不断组织反共示威，而社会党则一味退让，无力还击。经过3轮投票，“民主力量联盟”主席热列夫终于在8月1日当选为总统。

9月20日，社会党人卢卡诺夫组成新政府，但11月29日即被迫下台。几经周折，无党派人士波波夫于12月7日出任总理，在随后组成的新政府中，社会党人在18个席位中占有6席。经过又近1年的反复较量，“民主力量联盟”在1991年10月新的议会选举中获胜，此后由该联盟主席迪米特洛夫任总理，社会党人则完全被排除出新政府。1989年，国民收入出现负增长的局面，财政赤字为13亿列弗，外债则高达115亿美元。1990年，工业生产下降了10.7%，1991年竟又下降了30%。生产的不断滑坡自然也给保加利亚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困难。

罗马尼亚的剧变：独特的发展道路

还在乔治乌一德治时代，罗马尼亚就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处处维护自身的民族尊严和独立。1965年，齐奥塞斯库开始执政后，更在内政和外交上推行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路线，使罗马尼亚成为经互会和华约中一个独特的成员。在国际共运中，罗马尼亚拒不追随苏联反华，抵制了1965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1967年4月，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齐奥塞斯库反对与会者对中国的指责。罗马尼亚虽然参加1968年初举行的67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但却未签署会后发表的通报。

在国际关系中，罗马尼亚坚决反对把经互会变成某种一体化的机构，拒绝华约军队在罗境内举行军事演习，努力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并且强烈批评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由于罗马尼亚长期保持住了这种独立的地位，因此在苏联和东欧政局发生波动时，这个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局势依然平静，未受任何影响。罗共在经济建设中奉行高积累、高速度和高指标的方针。历年的积累率为：1961-1965年25.5%、1966-1970年29.5%、1971-1975年33.7%、1976-1980年35.3%。如此的高积累对罗马尼亚这样一个经济基础薄弱、资源又不十分丰富的国家显然是不合适的。

1969年8月举行的罗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指出，罗马尼亚已进入建立“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此后罗共领导更一味追求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自80年代初起，经济发展的速度已明显放慢。第七个五年计划（1980-1985）的许多主要指标都未能完成。70年代，罗马尼亚为加速发展经济，曾大量引进外国技术和装备，发展了相当规模的石油化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此不惜大举借债。1971年外债为12亿美元，1981年骤增到102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系短期贷款，每年须支付大量本息，成为罗马尼亚的一大负担。

此时，齐奥塞斯库忽然又认为西方提供贷款乃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手段，决定不仅不再举债，而且下决心在短期内还清所有外债。这一任务虽在1989年初即告完成，但不仅造成资金流出过多，而且还由于常用农副产品还债，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据统计，1989年全国肉的供应量仅为1980年的49%，鲜奶则为39%，使人民深为不满。齐奥塞斯库上台伊始，曾批评过乔治乌一德治搞个人迷信，但不久便大权独揽，先后担任罗共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国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等多项最高职务。他不仅竭力抬高自己，而且还大力提拔自己的亲属，逐渐形成家族统治。

齐奥塞斯库的妻子埃列娜·齐奥塞斯库1973年出任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1980年又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俨然成为全国的第二号人物。齐奥塞斯库的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罗共锡比乌县委第一书记，大有成为齐奥塞斯库接班人之势。齐奥塞斯库的妹夫维尔德茨曾长期担任总理一职，后出于健康原因改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结语

齐奥塞斯库之弟伊列耶·齐奥塞斯库少将则任国防部副部长和罗军最高政治委员会主任，另一位弟弟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为内务部警官学校校长。埃列娜的妹妹和弟弟都曾担任过副总理的职务。据统计，从中央到地方，齐奥塞斯库家族共有40多人担任着各种重要职务。这种早就为文明社会所唾弃的家族统治招致了罗马尼亚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感，成为1989年罗马尼亚突变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