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不是太冷漠了？

文 | 林语堂

我们民族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热血志士，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但等这些年轻人到了25-30岁之间，全都变聪明了（“学乖了”），变冷漠了，而冷漠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老练和有教养的重要标准。

如果说我们民族的耐心是举世无双的话，那他们则更是出了名的冷漠。我认为这同样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里有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作为对照。

英国名著《汤姆求学记》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汤姆·布朗临行前，母亲嘱咐他“要抬头挺胸，直截了当地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我们的母亲对儿子的临别嘱咐却往往是“少管闲事”。

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身处一个法律不保障个人权益的社会，不关心公共事务总是比较保险，对我们民族的人来说这是冷漠吸引人的一面，西方人则难以认同。

但我觉得这种差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与中华文化相适应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并遗留下来的，而后人则接受着这种旧观念的熏陶。

我们民族的人固守的冷漠态度就像是英国人随身携带的雨伞一样，因为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总是暗藏危机，这对于那些管得太多的人来说终归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换言之，我们的青年和外国青年一样都热心公益，我们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热血志士，他们也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

但等这些年轻人到了25-30岁之间的某个时候，大家全都变聪明了（我们这儿叫做“学乖了”），变冷漠了，而冷漠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老练和有教养的重要标准。

有的人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冷漠，有的人则是在手指被灼伤一两次后才习得的。

所有的老人都行事谨慎，因为所有曾经行为不羁的老家伙都已经受益于冷漠，他们要在这个个人权益不受保障的社会里生存下去。

在这样的社会里，把手指头烫伤一次已经是足够倒霉了。

因此，在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冷漠也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一个人太热衷于公共事务（或者我们所谓的“闲事”）是非常危险的。

邵飘萍和林白水这两位我们民族最勇敢的记者在1926年被东北军阀（张作霖）枪毙，甚至都没经过任何审判，其他记者自然会从中学会冷漠，开始“变聪明”。

在我们民族，所谓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对生活，特别是对当下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自己看法的记者。

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人们只有在个人权益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会热心公益，这时，大家只需注意诽谤法（国外把保护名誉的法律通称为“诽谤法”）。

但当公民权益都得不到保护时，人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便会告诉自己，莫谈国事才是对自己人身自由的最好保护。

换言之，冷漠并非一种高尚的美德，而只是一种社会态度，人们因为得不到法律保护而把它当作必需。

冷漠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如同乌龟进化出龟壳。

我们的漠视眼神举世闻名，但这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咎于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自我约束。

我们民族的强盗和土匪就是这一论断的事实依据。强盗和土匪无需仰仗法律的庇护，因而没有进化出冷漠的外壳，他们是社会中最具侠义心肠和公益精神的一个群体。

这种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骑士精神，以“豪侠”为名义，与白话小说《水浒传》有着必然的联系。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感受着这些好汉的生活与冒险，通过小说间接得到快感。

因此，强者是这些富有公益精神的人，因为他们敢承担管闲事的后果，而弱者自然是剩下的大多数，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搀和时事。

回顾我们民族的历史，我们也能惊奇地找到佐证。

魏晋时期，文人因不关心国家事务而受推崇，结果使国力渐衰，导致中华北部被北方蛮族征服。

魏晋时期的文人热衷于饮酒和聚众“清谈”，沉迷于道教的神话，梦想找到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

这一时期是自周朝和汉朝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最低点，也代表了一个时代衰退的终结，此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蛮族统治。

我们这种对国事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算正常吗？如果不正常，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历史给了我们答案。

直到东汉末年，我们的文人才开始摒弃这种冷漠的态度。事实上，在这个阶段的政治批评达到了高潮。

一些主要的文人和“太学生”都积极参与有关时政问题的讨论，参与讨论的人有三万多，他们对朝廷政策和任人唯亲的选材手段进行大胆批评，这是要冒着惹恼宦官和皇帝的风险的。

然而，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保护，这场清议运动在宦官的强势镇压下结束了。有些文人连同他们的整个家族被杀害，有的被流放或锒铛入狱。

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166-199年，被叫作“党锢”。党锢之祸的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大，以至于整个清议运动从此以后戛然而止，之后党锢之祸的消极影响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

党锢之祸随之而来的是文人们对国家事务的漠不关心，这些人开始沉迷于美酒、女色、诗词和道教。

有些文人隐居山林，自己动手修建没有门的泥砖房，从窗口拿别人送来的食物，就这样一直到最后老死。

还有些文人化装成樵夫，并恳求亲戚们不要登门拜访，以免自己被人认出来。

随后又出现了七个诗人，或曰“竹林七贤”。

其中一个伟大的诗人叫刘伶，他嗜酒如命，常常好几个月都是一副醉醺醺的状态。

刘伶乘鹿车时，手里常抱着一壶酒，拿着一把锹，随身跟着一个掘墓人，上路之前就对他说：“我什么时候要是死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把我埋了。”但大家都尊敬他，都说他“聪明”。

其他文人有的隐居田园，有的声色犬马，有的放浪形骸。

另一个叫阮咸的大诗人与家里的女仆关系暧昧。有一回他在外听人说自己的妻子把女仆打发走了，他立马就从朋友那儿借了匹马，快马加鞭赶上了女仆，当众将她抱上马背。

这些人因他们的聪明而受人尊敬。人们对这些人的景仰，犹如小龟羡慕老龟的厚龟壳一样。

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我们态度冷漠的病灶，同时也了解了产生这种冷漠的根源，众所周知，这种冷漠使我们的民族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

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也很简单，即制定法律，保护民权。但好像没有人有足够的远见能看到这么做的长远影响。没人要求这样，也没人真的想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