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八百里加急”有多快

周铁钧

影视剧里常可见:在沙尘扬起的路上,驿差策马飞至,冲到一个拢缰立马的同行近前,递上公文袋的同时高喝,“八百里加急”,同行不敢有半点懈怠,接过公文袋挎在身上,挥鞭催马疾去……这就是中国古代远途传递公文的方式,根据其内容的紧要程度,分为一昼夜行程三百里、六百里和八百里加急,途中可在驿站换人、换马、食宿等。

唐代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诗中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驿差晨起催马从陕西咸阳出发,晚上就到了千里之外的宁夏陇山(六盘山)。当然,影视、诗文属于文学艺术作品,难免虚构、夸张,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八百里加急”究竟多快呢?

《大唐六典》记载:唐代驿路隔50里设一站,快马一个时辰(2小时)抵达下一驿站,每站换骑手和马匹,24小时可连续行进600里。《唐会要》记录: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范阳叛乱,而唐玄宗远在3千多里之外的临潼。5日后,他得到奏报。由此可证实,“八百里加急”日夜兼程的速度是600里左右。唐开元二十六年,全国有驿站1639个,驿卒2.7万人,各驿站设有食宿、马厩、驿车等生活交通设施,从驿站过境的车、马、人要出示官府的“邮符”,而上奏朝廷的“八百里加急”须持有兵部特制的“火票”。

宋代《五经总要》记述:“因受(今辽宁朝阳市)东百八十里,九递至燕郡城(今辽宁义县),自燕郡城东行,经汝罗守捉(今辽宁北镇),渡辽河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今辽宁辽阳市)约五百里……”可见,当时从朝阳到辽阳600余里路途,设有驿站17个,“八百里加急”即日可抵。

“八百里加急”不仅是朝廷向地方传达旨意、官府运送紧急奏本的绿色通道,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军事意义。

《资治通鉴·宋纪三》记载:公元430年,北魏元帅吐谷珪统领2万铁骑,从幽州起程讨伐宋国领地济南。当时,宋国从幽州到济南设有伪装成酒楼、客栈、茶馆的30多个驿站。魏兵刚出城,宋国密探便策快马走驿站,仅用两天就报知了济南郡守萧承之,他马上集结周围的兵力,撤离城内8万余百姓,设下埋伏“守株待兔”。魏兵行进4天抵达济南,却见四门大开,城内却空无一人。吐谷珪正在纳闷,城外喊杀声突起,数万宋军把魏兵死死困在城中,不到3天,城内粮草断尽,吐谷珪只得率众投降。这就是历史上得胜于“八百里加急”传递情报的战例。

决定明清兴亡的萨尔浒战役,既是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实力较量,更是一场传递情报的比拼。1619年,明将杨镐率30万人马,分4路兵伐后金的首府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当时,明朝在河北、辽东、热河等地设有30多条驿路200多个驿站,日夜有驿卒策马传递情报,调动、协调各路人马配合行动。而这边的努尔哈赤也密令安插在明朝廷内的百余名内线,窥探明军人马的动向,每天有数十份情报送抵后金。潜伏在明朝兵部的间谍刘同顾,在得到杨镐的战略部署后,立即假匿兵部文书,利用明朝廷“八百里加急”传递,在明军发起总攻的前半天,把情报送达努尔哈赤的手中。在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后,努尔哈赤及时调兵遣将,最终用5天时间歼灭了明军20余万人,获得萨尔浒战役的全面胜利。

“八百里加急”不但传送信函,也运递物资,如军需、贡奉、赏赐物品等。比如从广东给远在西安的杨贵妃送荔枝,从福建为身居汴梁的宋仁宗送鲜鱼等,迢迢数千里却仍能保持果鲜鱼活,足见当时运递的疾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