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八百里加急”有多快

周铁钧

影视剧里常可见：在沙尘扬起的路上，驿差策马飞至，冲到一个拢缰立马的同行近前，递上公文袋的同时高喝，“八百里加急”，同行不敢有半点懈怠，接过公文袋挎在身上，挥鞭催马疾去……这就是中国古代远途传递公文的方式，根据其内容的紧要程度，分为一昼夜行程三百里、六百里和八百里加急，途中可在驿站换人、换马、食宿等。

唐代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诗中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驿差晨起催马从陕西咸阳出发，晚上就到了千里之外的宁夏陇山（六盘山）。当然，影视、诗文属于文学艺术作品，难免虚构、夸张，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八百里加急”究竟多快呢？

《大唐六典》记载：唐代驿路隔50里设一站，快马一个时辰（2小时）抵达下一驿站，每站换骑手和马匹，24小时可连续行进600里。《唐会要》记录：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范阳叛乱，而唐玄宗远在3千多里之外的临潼。5日后，他得到奏报。由此可证实，“八百里加急”日夜兼程的速度是600里左右。唐开元二十六年，全国有驿站1639个，驿卒2.7万人，各驿站设有食宿、马厩、驿车等生活交通设施，从驿站过境的车、马、人要出示官府的“邮符”，而上奏朝廷的“八百里加急”须持有兵部特制的“火票”。

宋代《五经总要》记述：“因受(今辽宁朝阳市)东百八十里，九递至燕郡城(今辽宁义县),自燕郡城东行,经汝罗守捉(今辽宁北镇),渡辽河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今辽宁辽阳市)约五百里……”可见，当时从朝阳到辽阳600余里路途，设有驿站17个，“八百里加急”即日可抵。

“八百里加急”不仅是朝廷向地方传达旨意、官府运送紧急奏本的绿色通道，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军事意义。

《资治通鉴·宋纪三》记载：公元430年，北魏元帅吐谷珪统领2万铁骑，从幽州起程讨伐宋国领地济南。当时，宋国从幽州到济南设有伪装成酒楼、客栈、茶馆的30多个驿站。魏兵刚出城，宋国密探便策快马走驿站，仅用两天就报知了济南郡守萧承之，他马上集结周围的兵力，撤离城内8万余百姓，设下埋伏“守株待兔”。魏兵行进4天抵达济南，却见四门大开，城内却空无一人。吐谷珪正在纳闷，城外喊杀声突起，数万宋军把魏兵死死困在城中，不到3天，城内粮草断尽，吐谷珪只得率众投降。这就是历史上得胜于“八百里加急”传递情报的战例。

决定明清兴亡的萨尔浒战役，既是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实力较量，更是一场传递情报的比拼。1619年，明将杨镐率30万人马，分4路兵伐后金的首府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当时，明朝在河北、辽东、热河等地设有30多条驿路200多个驿站，日夜有驿卒策马传递情报，调动、协调各路人马配合行动。而这边的努尔哈赤也密令安插在明朝廷内的百余名内线，窥探明军人马的动向，每天有数十份情报送抵后金。潜伏在明朝兵部的间谍刘同顾，在得到杨镐的战略部署后，立即假匿兵部文书，利用明朝廷“八百里加急”传递，在明军发起总攻的前半天，把情报送达努尔哈赤的手中。在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后，努尔哈赤及时调兵遣将，最终用5天时间歼灭了明军20余万人，获得萨尔浒战役的全面胜利。

“八百里加急”不但传送信函，也运递物资，如军需、贡奉、赏赐物品等。比如从广东给远在西安的杨贵妃送荔枝，从福建为身居汴梁的宋仁宗送鲜鱼等，迢迢数千里却仍能保持果鲜鱼活，足见当时运递的疾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