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纤夫告川大”文中之黄季陆

导读

人老了以后，我就回忆我这一生见过的一些事情，基本上全是旧社会的事情，而且事情都很小，恰好没有什么大事。

郭沫若是乐山沙湾人，满清末年他从乐山的码头上船，坐的船来到成都。当时没有火车，连公共汽车都没有，所以从乐山到成都来是很不容易的，要经过岷江逆水而上。郭沫若写的自传上面就提到他在船上整整一个星期。现在的这些汽车只要两小时，就能从乐山跑到成都了。

那个时候是七天，全部是逆水而行。当时从乐山到成都，还没有专门的客船，全部都是货船。那个时候的货船相当大，后面很宽，堆着很多货，但是也卖客位，名义上是货船，其实也是客船。

那一年，郭沫若才14岁，就这样离开了他的家乡，坐着船逆水上去。船逆水时很困难，要有纤夫。现在的人都没有见过拉那个纤了，只有油画当中还有，油画中间画的伏尔加纤夫，沿着河很多人拉着船走，所以船就非常慢。

从乐山往成都去的货船满载的是什么呢？在清末民初时，成都“千猪百羊万石米”，一天要消耗那样多东西，就是靠南路产的猪、菜油、大米。船上堆满了这些食品，成都全靠这个。

船慢慢拉着走，向着北逆水而行，快要到成都这一截就叫锦江了，进入锦江以后他们就算拉到成都了，最初到哪个地方呢？最初到的现在的合江亭这儿，合江亭这儿就分了岔路，两条河。那么就有两条路，米、猪拉到老南门那边，那么它就走南河这边，如果是要往东门、北门方向去就是走府河。

我们现在看是顺着的，我们从城里面出去是顺着水流的，他们来的船是逆水，因此进入府河以后，拉船的纤夫把纤背起，船是靠着左岸走，左岸这一边还没有到望江公园，那个时代——就是抗日战争的年代是一大片荒地，但地是划给了川大的。郭沫若他们的船到了这儿就要往南河那边走了，然后他就在南门上了岸。那些继续要到东门去的，就会在合江亭这边沿着府河继续北上。

那个时候，川大就发现了自己背后这一带没有修房子的荒地，出问题了：东门外的要到成都赶集卖东西的农民，有些要走捷径到老南门去，就会选择川大荒地外这段河段蹚水而过，再从川大校园穿过。就像直角三角形，他走了斜边，距离就近了。

所以，很多农民在河那边蹚河就过来了，过来后就穿过川大的荒地，再穿过川大，就到老南门了。那时候，川大没有围墙，是开放的，这倒无所谓，但是农民进去后要经过他们的宿舍、教室，把川大弄得叫苦连天，一天到晚就看到那些挑挑子的、背背篼的在学校里面穿行。这样子不行了，川大就弄了一些铁丝网把荒地那边拦起来，但是拦不住，铁丝被人一扯就开了，把川大弄得很苦。最后，川大干脆就通了电。

只通了电不行，把人电了怎么办？因此就在河边竖上很大的警告牌，“网上带电，不可触摸”，说是危险得很，有生命危险，这样很多农民就不往这儿走了。但是纤夫都是沿着岸上拉着船走，不得不走这里过，他们不知道这个状况，也不知道铁丝网通了电，而且拉纤时都俯身趴着走，很吃力，顾不上抬头看。自从川大弄了铁丝网之后，这些拉纤的使不上力就用左手去攀铁丝网，借力，拉纤非常苦的！后来通了电，纤夫都不去拉了，但一个新来的纤夫不知道，可能也没人直接跟他说，他走到这儿，太累了，就拿手去抓铁丝网借力，结果当场就被电死了。

这些纤夫都是很穷的人，是不是？但他们那个时候有工会，所有的这些水道系统，成都附近的纤夫，他们有纤夫的工会。只是这些工会也并不是那样强大，但是也必须要出来，过问这是怎么回事。知道是纤夫被川大的电网电死了，工会就觉得要去帮忙打官司。打官司要找律师，民国时候的律师绝大部分收费都相当高，但那时司法是独立的，那些律师很敢说，还有一部分律师专门抱不平，情愿不收费，也要帮这些穷人。于是就有律师马上支持他们，说你们告，我们义务来帮你们。

纤夫工会就把川大告到地方法院：问说你们告谁？答说我们告的是川大。那时候的法律依据是《六法全书》，包括“宪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的六法。这些，所有大学的法律系学生非要背熟不可，律师都是经过训练的，《六法全书》中的很多条款，都参考世界先进的法律，对弱者很有利。

法律意义上人有两种，一种叫自然人，还有一种叫法人，法人不是人，法人指的是一个机构，四川大学就是一个机构，这个法人被告就是四川大学，但任何一个法人团体都要有一个司法代表，就是我们说的法人代表，因为你如果去告状，出庭的哪个来呢？这个法人团体的代表要来坐在被告席上。

川大的法人代表是谁呢？黄季陆，川大校长，同时又兼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他在国民党中央都非常有分量的，但黄季陆是一位非常好的教育家，他办川大，经常有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被抓进去，凡被抓进去的学生，黄季陆不管他是什么党派，反正只要是我川大的学生，被抓了，黄季陆就去让政府放人，说这是我的学生，我是校长。所以学生们包括进步学生地下党，对黄季陆的印象都非常好，背后喊他黄妈妈。为什么喊他黄妈妈呢？因为他为人婆婆妈妈的，不像官僚，像妈妈一样爱自己的学生，不管学生的政治倾向如何，他都要保护。

同时，黄季陆又是国民党在四川省党部的最高负责人，但有一点要知道：国民党没有权！在那个时代只认官不认党。那个时候，每个县城里面也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我的家乡金堂县的县党部书记就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兄，和我同一个班辈的，是北师大毕业的，他在县城当县党部书记。整个县党部说来可怜，办公室在公园最角落挨着厕所那儿，很破烂的几间小房子，挂了一个牌牌“中国国民党县党部”，他一个月都不去一次，没有事情做，除非县政府里有什么工作要布置。

比如召集各界人士都来开会，把中学校长请来，把地方绅士请来，把县议会议长请来，还有把袍哥舵爷请来，然后还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县长坐中间，长桌子，周围放一些小的椅子，有一把就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他有发言权，他只是中间的一个，他也基本上都是贯彻县长布置的工作。

所以那个县党部只有三个编制：一个是县党部书记长，就我这个堂兄，一个月都不去一次的，大学生毕业，名士风流。一个干事，干事一年做些什么工作呢？办壁报，在公园里面贴出来，经常办；国庆节、儿童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节，这些节日，县党部负责写标语，每个电线杆上都要贴标语，标语落的是县党部，其他就没有事情了。我说的三个编制——还有一个看门头，因为你必须有一个人守着房子，书记长又不去，就是县党部这个干事，就靠他一个人在那儿做这些，另外就是一个看门头了。这是县党部的情况。

然后省党部，编制不到四十个人。黄季陆是省党部书记长，但实际上他的工作是川大校长，偶尔省党部这边开什么重要会议黄季陆才来一次，整个省党部就是一个普通的公馆，里面有三十多个有编制的工作人员，能够做什么？所以，表面上纤夫告的是国民党的省党部书记长，结果也没有哪个很看中这个职务，大家尊敬的是黄季陆。

所以告川大，黄季陆就应该来出庭，黄季陆这位校长一天工作也很累，不能亲自来，就委派代表作为被告来。就开庭审问了，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听，就有很多的市民都来听。川大那边派来的代表堂堂正正发言说：首先，安这个电网是向市警察局申请了的，取得了同意才安的，不是我们擅自安装的（取证发现真的有这个手续）；第二，电网上有警示标语“铁网带电，不能触摸，触摸危险”等等，各种字眼都写了的，在对岸都能看得到，写的字很大，川大没有过失错。

起诉的这一方就说：你们知不知道人家拉纤的人是怎样拉？他们在河岸下面，位置很低，低着头，怎么可能看见警示标语呢？

那边辩护人说：是，我们挂得高，可我们在矮的地方也挂的有。川大又把那些证据拿出来，矮的也有警示标语。

起诉的一方律师问：政府统计过没有，中国有多少文盲？这些纤夫你们什么时候教过他们识字？他们根本就不识字，因此哪怕你们把标语摆在面前都无效，人家是文盲。你们这么高的知识，他们不识字，难道责任在他们吗？

法院认定，原告方提出的这些理由是站得住脚的：一来看不见，因为埋着头走，太累受不了去抓一下铁网都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不识字；第三，被电死的纤夫是一个新来的，不知道情况。何况川大这个带电的网是在河边，很难保证纤夫沿着河岸走，不会触摸，你们这些设施没有隔离开。

最后法院判川大输了，要赔偿：第一是这笔命钱你们要赔，算下来多少就多少，一次性支付清；第二死者有两个孩子都还小，川大还要管这两个孩子，要把这两个孩子供到18岁，供他们上学，这个钱给他们算下来，每个月付，而且每个月要根据米的价格跟着滚——那个时候抗日战争物价在涨，不是说定了多少就是多少，那样人家的生活就会困难，必须要和米挂钩。

川大没打赢这个官司，因为司法是独立的，这个律师也并没有遭任何报复，川大也不可能去报复，所以这个案子最后就这样了断了。

黄季陆是留学德国的，学识丰富，非常受学生的欢迎，又有那么高的地位，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但他并没有利用权力和声望去干预这个案子。那个被电死的纤夫我连名字都说不出来，那个律师也没有留下名字，更没有收什么费用，只是主持正义。在抗日战争时，报纸上登过这个审判判决，还查得到。

这个故事在我们今天很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