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德国纳粹体制下的人格分裂

最具指标意义的人性显示便是“恻隐”，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样看待恻隐这种人性价值。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党魁、党卫队和秘密警察首脑希姆莱在一次对党卫军将军们的讲话中说，“对发生在俄国人或捷克人身上的事情，我毫无兴趣；……别的国家人民生活富足还是忍饥挨饿，我也没有太大兴趣，我关心这些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德国精神文明’（K ultur）需要他们来当奴工，不然的话，我也毫无兴趣。”他表白自己对俄国人、捷克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没有恻隐之心或同情，不是要表明自己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恰恰相反，他这是为了表明自己高于恻隐的“道德感”，那就是，为伟大事业要勇敢、坚韧、无所畏惧。在同一篇讲话里，他又说：“我很想坦率地跟你们讲一件严肃的事情，……那就是消灭犹太种族。……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眼看100具、500具或1000具尸体躺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最难的是，对这种情况，既要无动于衷，保持正派。我们正在书写的是历史最辉煌的一页。而懦弱的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希姆莱要求他的将军们做到把“事业”放在人性之上，对犹太人要冷酷无情，但又不能因此失去对自己人的同情和恻隐，也就是阶级斗争年月里所号召的“对敌人狠，对同志亲”。但“文革”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一旦在敌人那里真正炼出一副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他对“同志”也会像对敌人一样冷酷无情。希姆莱知道，只要他的部下还保持人的恻隐和同情（当正派之人），他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就难以实现。他说，一个人只听从恻隐之心，就会成为懦弱之人，所以，一个坚强而光荣的人会一面保持恻隐之心，一面又违反和破坏它。人应该一面干坏事，一面保持好的品格，这就是希姆莱的道德观。

一年后，希姆莱在另一次讲话中说，纳粹成功地消灭了犹太人，“领导者和战士们的心灵和灵魂都没有因此受损。我们冒了很大的风险，必须在斯库拉（Seylla）与卡律布狄斯（C harybdis）之间找到一个安全的通道，既不能变成一个不再珍惜生命、没心肝的恶棍，也不能变成一个软弱、神经脆弱的熊包。”希姆莱用的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一个典故，斯库拉是希腊神话中的女海妖，六头十二臂。与另一个海妖卡律布狄斯分别驻守在狭窄的墨西拿海峡（Strait of M essina）两侧。斯库拉曾经给返乡的希腊英雄奥德修斯（O dysseus）带来巨大的麻烦，吃掉了他的六名船员。奥德修斯九死一生才与其他船员逃得一条生路。希姆莱勉励手下效仿的就是英勇无畏的奥德修斯。

希姆莱并不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虽然在我们看来，他所秉持的是一种极为乖张、邪恶、残忍的“坏道德”。这和冷酷无情、残酷暴力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同一类型的道德观。在这种道德观中，只要受害的是阶级敌人，冷酷和施暴都是一种美德行为。希姆莱的私人医生和按摩师费立克斯·科尔斯坦（FelixK ersten）曾问他，杀害犹太人的计划是否考虑到他们的痛苦，希姆莱说：“我知道这会给犹太人造成巨大的痛苦，……但是，伟大人物的命运诅咒就是踏着别人的尸体去建造新的生活。我们必须这么做，……这是我必须承担的重负。”

希姆莱使用的是一种道德语言，可以说，与那些因冷血残杀、无情施暴而完全丧失人性的家伙不同，希姆莱确实承受着某种良心的折磨。他有多种神经和心理疾病，如恶心和胃痉挛。作为他的私人医生，科尔斯坦知道这些在希姆莱身上不仅仅是生理疾病，而且是一种更深层的心理和精神疾病。他在战后撰写的回忆录中说：“希姆莱的剧烈胃痉挛并不是如他自己料想的那样，只是简单地由于体质虚弱或劳累过度而引起的，其实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失调产生的恶性后果。这种心理分裂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我很快意识到，尽管我可以暂时地缓解他的肉体病痛，却决不能彻底地治愈他的心理症状。这种痉挛的根本原因不仅没有解除，事实上反而加剧了”。

科尔斯坦观察和分析的纳粹分裂人格应该不仅限于希姆莱一人。科尔斯坦本人就是一个有分裂人格的“有良心者”。他一面为纳粹服务，一面却又曾经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救援过许多受纳粹统治迫害的人士和犹太人，例如，1942年希姆莱去赫尔辛基执行引渡芬兰犹太人的计划，科尔斯坦以他的私人医生身份随行。他背着希姆莱频繁地与赫尔辛基的各界人士接触，通过各种渠道向芬兰政府提供信息，里应外合地帮助外交部门巧妙地与希姆莱周旋。由于他的努力和斡旋，终于使3000多芬兰的犹太人幸免于难。他还曾成功地说服希姆莱放弃了强迫800万荷兰公民向被纳粹帝国征服的东欧迁送的计划。瑞典的档案也证明，科尔斯坦是希姆莱和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的谈判中介人，使得代号为“白色巴士”的救援行动得以实施，从而在纳粹濒临灭亡前夕，挽救了数以千计的挪威和丹麦公民的生命。

1945年12月，世界犹太人大会给科尔斯坦发去了一封感谢他帮助拯救集中营中犹太囚犯的信。1953年，科尔斯坦终于通过保安部门的审查，成为瑞典公民。鉴于他不顾个人危险、救助犹太人的壮举。以色列政府授予他“国际正义人士奖”（In-ternational R ighteousPrize）并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前面的大道上为他植上一棵象征以色列人民谢忱的角豆树。以色列驻瑞典大使在颁奖仪式上致词时说：“以色列人民永远对费立克斯·科尔斯坦博士表示祝福！他的人道主义行为和瓦伦贝格、辛德勒和杉原一样，永远值得历史铭记。辛德勒的故事已经广为人们所知。瓦伦贝格（R aoul W allenberg）长期在匈牙利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二战期间他给匈牙利的犹太人签发瑞典护照，拯救了数万犹太人的生命。不幸的是他自己被进入布达佩斯的苏军逮捕，押往苏联，死因迄今不明。杉原千亩（1900-1986）是日本外交官，二战期间曾任驻立陶宛代领事，不顾日本外务省的训令，擅发日本过境签证给犹太人，拯救了6000多犹太人。有”日本辛德勒“之称。

然而，生活在极权统治下，并能在这个制度中左右逢源的科尔斯坦，他能够看出希姆莱的人格分裂、心灵残缺，他本人又何尝不也是一个人格分裂、道德残缺之人？一个在邪恶的道德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人，又怎么可能在道德上不受到扭曲和损害呢？

科尔斯坦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帮助拯救了荷兰境内的犹太人，使他们免于被押送到纳粹在东欧的集中营去，1953年荷兰政府因此提名科尔斯坦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科尔斯坦确实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救援过许多受纳粹统治迫害的人士，但是，后来荷兰的官方调查中发现，押送犹太人的计划并不存在，科尔斯坦提供的文件是伪造的。而且，后来的调查还发现，他声称从纳粹德国的魔爪下拯救了3000多名芬兰犹太人的数字也是夸大的。科尔斯坦有过不少救助犹太受害者的行为，但那到底是出于他对受害者的恻隐和同情，反对纳粹的灭犹政策，或是出于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利己动机，这恐怕连他自己都未必能够完全整理清楚。当然，与他确实解救过许多纯粹受害者相比，这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科尔斯坦成为一个在极强大的体制作恶环境中能够有所良心行动的实例。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下，在个人难以保持清晰的道德原则的极端情况下，任何人能够有利他的善行，哪怕“动机不纯”，我们都不应该求全责备，因为这时候善良的行为特别稀少，特别难能可贵。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时刻，善良行为的动机会变得极为模糊暧昧，在混杂不明的可能动机中，情感的悚惕恻隐会变得比在任何时候都更为凸显，更加重要。人虽然生活于社会之中，却不能信任社会规范能给他起指引一条善行之道，相反不得不依靠自己原初的自然情感，只能靠着它的带领，独自在道德黑暗的崎岖小道上摸索前行。极权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道德黑暗的社会。如果将这种社会里的个人善行完美化和理想化，误认为那是坚守正确道德原则的结果，就会看不清这种摸索所包含的犹豫、害怕、罪感和脆弱，更会严重低估极权统治对人的道德和道德本身造成的致命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