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人当场晕倒多人自杀：如今再看，“秘密报告”是场拙劣的表演

文：众说

1956年2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临近尾声，当友邦代表离场完毕后，赫鲁晓夫突然要求工作人员关闭会场大门。随后，在1400多人的注视下，他作出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演讲，这便是苏联历史上极具争议的“秘密报告”。

倘若我们不搞结果论，那么毫无疑问，“秘密报告”的确给苏联提供了无限可能的未来。就连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看过“秘密报告”文本的复印件后，都不禁沉默许久后感叹：苏联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秘密报告”在苏联历史中的地位之重毋庸置疑，而时间也证明了它对这个国家带来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那么关于此事恐怕只剩一个“未解之谜”：当年的会场上，人们的反应究竟是怎样的？

据说在赫鲁晓夫演讲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就当他唾沫横飞地批评前任的种种过失时，突然有人递上来了一张字条。打开一看，不知哪位与会者质问：既然知道那些是错的，那么赫鲁晓夫同志，您当时在哪儿？赫鲁晓夫面不改色地将纸条上的内容大声念了一遍，质问道：这是谁写的？请站出来！众人吓得鸦雀无声，只见他话锋一转说道：“我当时就在你的位置上。”

这个小插曲把赫鲁晓夫高超的话术体现得淋漓尽致，言外之意：咱跟斯大林同志不一样，眼下我们呼吁民主，您写了纸条还不敢站出来，我哪会儿哪敢啊？如此巧妙的回答立马博得了满堂喝彩，而这似乎也成了会场氛围的一个缩影。

从赫鲁晓夫版的官方资料来看，“秘密报告”现场的气氛相当活跃，似乎是在上演一场精彩的脱口秀。他本人站在台上，言辞极尽尖酸地抨击着前任工作的种种过失；每讲几句，台下总会忍不住发出窃笑声。赫鲁晓夫的语速很快，当他的演讲进入高潮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生怕一不小心错过某些精彩部分。因为会场的气氛太过欢快，赫鲁晓夫不得不频频暂停他的讲话；不仅如此，当演讲完毕后，台下爆发出了持久的掌声和欢呼声，仿佛所有人都在尽情地宣泄他们压抑已久的情绪。

单从这些来看，对陷入斯大林体制的苏联而言，这场报告无疑是久旱逢甘霖，太顺从民心了。人民大众的喜欢的就是正确的，它显然是为赫鲁晓夫的最高领导人生涯开了个好头。然而，事实当真是这样吗？透过一些零碎的线索，我们却能看出一副截然相反且残酷的场面。

事实上，不止一位与会者用自己的方式对赫鲁晓夫这场自作聪明的报告表达出了自己的悲观态度。

一位名叫雅科夫列夫的代表回忆：当人们意识到赫鲁晓夫的矛头直指斯大林同志时，会场霎时一片死寂，人们全然不敢窃窃私语或是咳嗽，甚至连椅子摇晃时发出的杂音都听不见丝毫——所有人都因过度震惊而僵住了。根据苏联作家爱伦堡的描述，当赫鲁晓夫于2月25日宣读他的报告时，有几位代表竟当场晕了过去。他表示，自己也对赫鲁晓夫的行为大为不解：“……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个受到平反的人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说的，而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全国会议上说的。”

爱伦堡的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事实上，他反而算是比较客气了。同为作家的法捷耶夫在描述会议现场时说：恐怕当场晕倒的代表不下30人，当晚就有2人举枪自尽。在此之前，斯大林和他的意志被视为说一不二的权威，赫鲁晓夫却轻易地将它们全部掀翻了。夹在两个极端中间的人们变得迷茫、恐惧甚至绝望起来，法捷耶夫在自己的遗嘱中坦白：“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某些人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已无药可救……”他痛骂赫鲁晓夫是“暴发户”，背叛了伟大的列宁主义，让苏维埃政府在民众之中威信尽失。就算如赫氏所说，斯大林是一位“暴君”，那么他本人的罪行也比后者恶劣得多。

显然，比起赫鲁晓夫试图粉饰的“一团和睦”的氛围，人们的惊恐才更加符合逻辑。据统计，参加苏共二十大的1400多名苏联代表中，有至少40%的是经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不仅如此，作为伟大导师列宁的衣钵继承者，斯大林的威望绝不是赫鲁晓夫能够比较的。况且无论是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是带领苏联打赢卫国战争，斯大林早已证明了自己的政治手腕，不难推断，即便人们更渴望更加民主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不会如此轻易地否认前者而倒向赫鲁晓夫。

或许比起这些伫立在权力核心的“大人物”，小角色的选择更能体现出苏联人民的真实反映。

会议结束后，“秘密报告”被装进信封，贴上了“绝密”字样。显然，赫鲁晓夫并不太希望它被苏联以外的国家得知。那么，西方阵营是如何知晓它的存在的呢？讲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一个名叫维克托·格莱耶夫斯基的年轻人。

格莱耶夫斯基本是一名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苏联，俨然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心目中的一座丰碑。怀揣着伟大的理想，大量外国人来到苏联，希望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格莱耶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位“志愿者”。在他心目中，列宁和斯大林的地位就堪比西方人民的“上帝”，完美无瑕，不容玷污。

在苏联，格莱耶夫斯基从事着记者工作，他经常在各加盟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奔波。1956年，格莱耶夫斯基与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的爱德华·奥哈布秘书的露西亚·巴拉诺夫斯基陷入热恋，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他甚至把约会搞到了女友的办公室里。

1956年4月的一个清晨，格莱耶夫斯基像往常一样去找女友，不料女友并不在办公室。闲着无聊的他忍不住翻看女友办公桌上的文件，无意间打开了装着“秘密报告”文本的信封。此时，格莱耶夫斯基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读完其中的内容后，他的信仰和三观被彻底摧毁了。他不但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感到愤怒，更是对政治的欺骗无比失望。绝望之余，格莱耶夫斯基决定“叛逃”：他偷偷带着档案来到以色列大使馆，以此为筹码换取了大使馆帮助移民以色列的承诺。在完成复印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将档案放回了原处，随后被毫不知情的露西亚锁进了保险箱。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只是听说了有这么一份档案存在，为一睹其真容，CIA甚至开出了100万美元的悬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辛贝特得到它时如获至宝，局长阿莫斯·马诺立马将其呈给了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后者也不敢怠慢，连夜通过摩萨德将报告转交给了华盛顿，不久，“秘密报告”的存在变得举世皆知。也正是借助此事，摩萨德一举跻身世界一流情报机构之列。

“秘密报告”动摇了苏联的旧制度，为赫鲁晓夫雄心勃勃的改革创造了条件。然而借口粉碎“个人崇拜”的他，又迫不及待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个人崇拜——如此来看，当年的“秘密报告”无异于一场拙劣的表演。西方国家也如愿得到了它，只是不知道有多少像格莱耶夫斯基一样的人，曾经勇敢而信仰坚定，此后心中更多的是悲愤、怀疑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