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嵚
一
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
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
但历史却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总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
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
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位高权重。大明朝二百六十六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三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的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
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三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十五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
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
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
于是“高光”的他有很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
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
二
明朝笔记作家黄暐曾无比艳羡地评价王越的发迹—天赐富贵。可王越的出身和科举路，实际上既不“富”也不“贵”，相反却很坏。
王越，字世昌，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真要说“天赐”了什么的话，或许只有一样东西—天赋。
相貌的天赋好，《明史》说他“相貌奇伟”，标准的美男子;读书的天赋好，再生涩的文章也过目不忘，还爱好读各类兵书;射箭也准，《罪惟录》里说他“多力善射”。后来王越在其文集里回忆:“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金戈铁马的梦想，应该是那时生的根。
带着上天赐予的这一切，王越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中乡试第三名，会试第三十三名，第二年过廷试，可坏运气也在这时候来了。
这就是黄暐艳羡无比的那件奇事:廷试现场，忽然一阵狂风刮过，把王越的考卷刮得无影无踪，眼见考试时间所剩无几，十年寒窗即将功亏一篑，王越却不慌不忙，向考官重新要了一张空白试卷，并在剩余的时间里从容答完。一时间，满座皆惊，黄暐在《蓬轩杂记》中感叹:“盖天生富贵，飞腾之兆，已足见于廷试也。”
这运气可谓要多坏有多坏，可王越却处乱不惊，这超人的冷静，正是他后来官场生涯的伏笔。
金榜题名后，王越无权无势无后台，不上不下十三不靠，景泰二年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陕西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这个官在当时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穷、险。月俸七石五斗米，每年的年薪约45两银子。不过权力却很大:巡视地方官员，检举核查不法，小事独断，大事奏裁，被称“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但凡地方官都要惧怕三分。可责任压力同样大，大事小情繁琐，处处得罪人，错漏后果就有可能是严重的，宣德年间御史谢瑶在奏折上写错了一个字，即被贬到安南土蛮县做知县，政治前途尽毁。这工作，如履薄冰，风险还有“站队”问题。权力斗争从来都是拿御史当枪，跟对一个人升得快，可跟错人，恐怕就是大祸临头。没一双火眼金睛，谁能看得清楚?何况，此时的陕西并不太平，蒙古骑兵时来骚扰，凶险万分。
王越到陕西就任一年，倒也风平浪静，无政绩也无过错，但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年岁月，对王越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梦余录》记载，王越官至兵部尚书后，同僚余子俊请教他这一身韬略从何而来，王越答:从陕西来。并解释说，在陕西任职期间，凡是到边关巡视，都要详细考察当地的城关、军备，甚至几次亲历边关蒙古骑兵侵扰的情景，“刀箭肉搏之景，件件刻骨于心。”
如果说学堂里的王越，只是隐隐怀着一个梦想的话，那么在陕西的一年，这个梦想渐渐清晰起来，他第一次开始认识、思考战争。兵法韬略，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金戈铁马入梦来的图景。
一年以后，一纸调令改变了王越的命运，让这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第一次有了知名度—调任浙江监察御史。
论各方面条件，浙江要比陕西好得多，对于王越来说，这也是一个干出业绩的最好机会。在去浙江的路上，就碰到了喊冤的，开展工作以后，接到的投诉信几箩筐，告状的内容只有一件事—官员敲诈勒索。
涉嫌的官员，有县令、知府、布政使等，都是监察御史督查的对象。受害的民众，既有普通的乡民，也有当地的士绅，甚至还有当地颇有声望的士人举子。经查实，都很冤!年轻气盛的王越愤怒了，清平世界，怎容如此胡作非为。但是王越没有想到，这不是一般的官员贪暴事件，贪暴的背后有一个大背景—清算。
此时，明朝正处于明代宗景泰年间，土木堡之败，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其弟朱祁钰接替皇位，改元景泰。景泰皇帝的这个皇位并不牢靠，“太上皇”还在，要树立威信，就要纠正哥哥在位时候的“污点”，直接批“太上皇”不行，那就从当年导致明英宗被俘的罪魁祸首—大太监王振下手。
王振早在土木堡之败时就死在乱军中了，可是余党还在，得一一清算，所以从景泰元年开始，先查余党，从在职的查到退休的，再查逆产，从朝廷查到民间。这一查不得了，官场上有矛盾的，借此机会相互攻击揭发，更有一些地方官借清查之名，在地方上敲诈勒索，王越的前任就是因为被人揭发曾是王振爪牙，而被罢职丢官的。但王越此时却不顾这个，年少气盛的他卷起袖子“纠偏”:遍访浙江各府县，严查借“清算”为名的横暴之事，勒令有关官员限期退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并释放无辜遭拷打的百姓，对情节严重的官员，更是大胆检举弹劾。
这下可惹了麻烦，浙江乃膏腴之地，但凡是个职位，都是“肥差”。当“肥差”的，都是和重臣们勾搭连环的亲信们，一个也得罪不起，但王越这一闹，全得罪了。非但如此，王越还得意得很，经常当众高声怒斥犯事官员和说情的人。京城里有很多人不满意，立刻就有人指示言官上奏弹劾了，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滥施刑罚，危害地方”，又比如“横暴无忌，中伤陷害”，还有生拉硬扯，把王越和王振扯成本家兄弟的。
所以王越很快就发现，虽然贪占行动部分叫停，可是他重点弹劾的几位违法官员只有几个小官得到处理，倒是他高谈阔论的一些话被当成“证据”列进了别人弹劾他的黑材料里。
当地的同僚也开始排挤他，处处“不合作”，折腾半天，王越给受冤者的许诺，大多数都打了水漂，而京城要好的同年也捎话来了:下次京察小心了……
但王越是倔脾气，不让干偏要干。顶着压力，憋闷地干了一年，虽然有重重反对，可总算还是惩处了几个贪官，平反了几个小冤案，有了一点小成绩。可就在这时，他的父亲去世了，王越当即扔下工作归家服丧。
在当时，身为朝廷命官，这种事情理当先通报上级，等到与上级派来的新官交接完工作后方可归家。王越没有按此程序就等于是渎职。
王越这一走，招来了官场生涯里第一次要命的弹劾，罪名是“身为御史，擅离职守，目无国法纲常，视朝廷法度如草芥”。要命的是弹劾他的人竟是他的顶头上司—大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循。
明朝的官场上，御史弹劾官员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御史中的最高领导左都御史弹劾自己的下属却是罕见。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你的直接领导都看不惯你，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
其实，陈循在历史上名声不错，是有口碑的清官，开始对王越很赏识，可他是景泰皇帝的亲信，清算一事，本来他是坚决的执行者，派王越去，是让他推波助澜的，谁知他却唱反调。现在弹一把，顺便向皇帝表表忠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官场的第一步，王越就溅了一腿泥，黯然离去，这一年他刚刚27岁。留在浙江的，是史书上一段有口皆碑的称赞:“警慑贪污，激浊扬清，议论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这是一个曾经壮志满怀的青年官场青春岁月的见证。
三
河南浚县的田园风光间，丁忧的王越习武、读书、奉养老母、与同年书信往来，打发时光。当然，做得最多的还是作文，《王襄敏公集》的多部诗篇都写于这三年，“落日青山暮，西风百草新”。壮年之岁，倒有了几分垂垂老人的哀叹。
可百草怎么才能新，西风在哪里呢?就在王越苦苦思索时，大明景泰七年(14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夺门之变。被瓦剌放回并遭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发动政变重夺皇位，次年改年号为“天顺”，同时大清洗。景泰帝时期的重臣统统遭到排斥甚至治罪，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惨遭杀害……
这是王越丁忧的第三年，大明王朝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政治地震却为王越的前途震开了一扇门。多年前，王越在浙江得罪的重臣们这下统统被清理了，当年弹劾王越的陈循也被发配辽东充军了。王越没有“清算”的前科，当年的“站错队”现在倒成了“站对队”，前途一片大好。
果然，到了天顺元年，王越重新被起用了，这次的官职是京城监察御史，新上司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历史上寇深的口碑并不好，他善于打击陷害，于谦被杀，陈循被贬，都是他在罗织罪名，这样一个上司，自然要难相处得多。
然而，四年的丁忧生活，让王越改变了很多，所以寇深看到的是一个工作踏实认真，从不乱说话，事事都会先请示领导的王越，甚至，同僚们有说寇深坏话的，他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映，从而让寇深坚定地把王越看成自己人。
王越的工作是起掌诸道奏牍，即审定各地御史送交中央的弹劾奏章，此官为七品，官不大，权不小。地方御史的弹劾都要经由都察院向上报告，而都察院的处理意见对皇帝批复奏章有着重要影响。
王越做得很认真，办事既有效率又有质量，寇深很满意。而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使王越有了官场最重要的东西—人脉。
起掌奏牍，肩负审核御史弹章的工作，因此，提前知道谁弹劾你，弹劾的什么内容。这宝贵的“信息资源”，早一分迟一秒都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所以王越这个芝麻官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徐有贞、曹吉祥、石亨、王翱等朝政权臣都派人来拉拢关系，王越都保持了一样的客气，一样的距离。交朋友欢迎，但走得太近免谈。
徐有贞、曹吉祥、石亨三个拥立明英宗复辟的权臣而今窝里反，各有一派势力，可王越也敏锐地看到:石亨乃一介武夫，徐有贞爱耍小聪明，宦官曹吉祥急功近利，这几个人都靠不住。他需要找到一个稳固的，能助自己实现理想的人。那个理想不是做御史，不是取代寇深做监察御史，而是像自己这些年诗篇里所咏叹的那样:横刀立马、笑傲沙场。
在各色面孔里，王越注意到一个人—在三个权臣之间左右逢源，城府很深的礼部侍郎李贤。
王越和李贤走得很近，特别是在与徐有贞、石亨两次博弈的关键时刻，都是王越向李贤透了风，让李贤早早做了应对，从而反败为胜，将两个政敌送上了绝路。对此，李贤很感激。感激了就继续交朋友，谈朝局，聊兵法。李贤惊叹，这个不起眼的御史竟然满腹锦绣、胸藏百万兵!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油然而生的结果就是官位高升。由于尽责的表现和寇深的举荐，天顺四年(1460年)王越被任命为山东按察使，这是掌管一省司法审判大权的最高官职，正三品。四年，一次性连升三级，戏文里才有的好运气，王越碰到了。
四
天顺七年，草青马肥之时，一封加急快报送抵山东按察司，急召山东按察使王越进京面圣。原来，渗入河套草原的蒙古鞑靼部连续对大明边境发动侵扰，北方军事重镇大同，从天顺六年至天顺七年，连续遭侵扰五次，损失惨重。明英宗朱祁镇急召已是百官之首的李贤商议，李贤思虑再三，说出了那句改变王越一生的话:“越可为之。”
急召，面见，王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满意，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大同，掌握大同一地的军政大权。
河南农村的贫寒孩子， 浙江任上的莽撞御史，京城里老实巴交的小公务员，谨小慎微的山东按察使，权震一方的封疆大吏，13年，39岁。
监察御史只是一个过场，按察使也只是一个过场，从此刻起，金戈铁马不再入梦，而是贯穿他之后所有的生命。怀着久违的梦想，王越来到了山西大同，映入眼帘的却是面黄肌瘦的士兵，破败失修的城墙，冷清荒凉的城市，骨瘦如柴的战马，惶惶不安的边民，一个几任守将留下来的烂摊子。
是烂摊子就要收拾，苦心经营三年，新城墙修起来了，新的骑兵部队组建了，新的士气高涨了，新的大同商旅云集，往来繁荣，然而接着却是一个晴天霹雳。成化元年(1465年)，王越母亲病逝，再次丁忧。刚刚干出事业，又一次无官一身轻了。
但这次不一样，上次是伸脚一腿泥，这次是顶着头上的光环:戍边良臣王越。
果然，丁忧期满后，成化三年，王越再次被重用，回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征讨盘踞延绥地区的蒙古部落。这是一个相当于三军参谋长的职务，金戈铁马梦半生，而今终于亲临战阵。
这个机会还是拜李贤所赐。成化皇帝登基后，身为内阁首辅的李贤，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边境作战计划—搜套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
于是，就有了王越以参谋长身份的沙场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结果却是当头一棒。
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相遇，大明军队无能、怯懦，一触即溃，军事长官朱永指挥无能。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想打赢可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
劳而无功的出师，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不再反对了，并苦口婆心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
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八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六万，且力量分散，以八万对六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率部队后才发现:胜利的把握很小。因为八万人中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一万多一点，其他的不过是来凑数的。
主帅朱永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间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大家这才平安回到大营。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也不敢再夸。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少米，八万士兵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总算互有死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发动更大规模的战役。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决定再动用八万人，让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
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的整顿是没法打仗的。可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是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就要支持，赢了就是他们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
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承担。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不服一样，于是他找到了办法，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
《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八年四月，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把赵辅吹捧得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有蒙古军前来骚扰。赵辅眼见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不禁吓出一身冷汗。赵辅问王越出征胜算能有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就在您身上。
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有钱且惜命。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了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
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受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主意—暂缓用兵，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
可王越到底没躲过，兵部的官员愤怒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都跟着斥骂，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一个胆怯女子。
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在边关统兵，内陆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可是不争辩，只是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
他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王越抓住对方兵力空虚的战机，调集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的五千精骑出击，大获全胜，蒙古大军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第一次取得扬眉吐气的胜利。
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自己却继续迎来麻烦。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开始谣传，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
一场大捷，却四面树敌，为什么?
首先是因为他太优秀，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中也没有支持者，有大功却无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
而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变了，王越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
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的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
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介绍了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汪直是当时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
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许多文官还是瞧不起他，就连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可王越每次见到汪直，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能事。可只有尊重还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须真正给人家办事—陷害项忠。
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担任兵部尚书，常年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在西厂胡作非为，曾一度向明宪宗揭发他，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
汪直终于找到了项忠的一条罪—项忠曾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大忌。
经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兵部尚书项忠被革职受讯，不久后罢官回家。成化十三年(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尚书，至此，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靠的不是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但均敢怒不敢言。
从成为兵部尚书，到汪直失宠被贬，五年来，王越只做了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以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
无论是少年气盛、攀附权阉，还是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一切的唯一答案。
可正因为这最后的抉择，让他受到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某日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
成化十九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他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七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七人担任边关重任，却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的图谋。可就在这时，言官们又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死因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却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
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都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