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731部队审视日本,与美国交易躲过罪责

二战时日本当局、媒体联手导引舆论敌视中国的手法，至今依旧可见，由日本国民普遍对侵略战争、731部队的认知贫乏，以及对中国观感长期低迷的状态，都可以嗅到在“言论自由”的桂冠底下，更有利于特定政治势力与媒体操作“只让国民知道它们想让国民知道的资讯”(反之亦然)。731部队的残酷恐怖，堪称20世纪人类行为最黑暗的一页。“马路大”不能白白牺牲，我们应努力赋予其新的历史价值。

NHK纪录片中公布的731部队合影。(图片截自网路)

今年二战结束纪念日前夕的8月13日，日本NHK电视台播出《731部队真相──医学菁英与人体实验》纪录片，震惊日本社会。因为现代日本教育、媒体刻意掩饰二战历史，造成新生代只知被美国两颗原子弹轰炸“受害”，却不晓得日本曾发动侵华战争，当然，“731部队”更鲜为人知。日本是无所遁形的当事者，其国民竟如同被蒙在鼓里，这是日本扭曲历史的结果。

同样的，这些年台湾在“亲日”的驱动下，益发“恶日本之所恶，爱日本之所爱”，所以没有人再注意731部队。然而，不论讨厌或喜欢日本，都应该了解731部队，毕竟历史还要往下走，谁愿意再被“731”呢?

选址锁定中国东北

由于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使用毒气化武，造成了117万多人伤残、85,000人死亡，1925年6月有37个国家在瑞士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以及“细菌作战方法”;1928年2月生效;日本是签署国之一。

然而，1930年台湾发生雾社事件时，日军就被质疑使用毒气弹而受到日本国内外谴责。1931年关东军在沈阳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翌年3月扶植“满洲国”建国，1933年8月日军即在哈尔滨设立第一个细菌战基地，1936年731部队正式成军，并迁至郊外20公里的背荫河建大楼、实验场、焚化场、专用铁路和监狱。可见，日本在“为国家”、“为天皇陛下”的大纛下，战争求胜不择手段，无视《日内瓦议定书》的存在，决心秘密研发细菌武器，而731部队正是执行中枢。

部队筹建者、部队长石井四郎为京都帝国大学(京大)微生物学博士，但他更热衷于研发细菌战，1928-30年曾被派往南洋、欧美各国考察，1933年8月，陆军军医学校拨了一栋新楼房给石井作“防疫研究所”，此处即为东京细菌战总部。同时，石井也着手为实验场选址，而细菌实验绝不能用日本人做材料，因此一开始就锁定中国东北。因为“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不敢过问日军事务，气候寒冷，户外实验场隐密度高，但最重要的是，方便就地取材拿中国人“开刀”。而且那里邻近与苏联接壤的边境，细菌战可弥补对苏作战军力上的劣势。

待遇优并汇集医学菁英

731部队是当时陆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通称。《731部队真相》纪录片里，采用了1949年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苏联军事法庭所录22小时12位队员的口供及制作单位所收集的资料，描绘出以下实况。

日军财政吃紧，但731部队所获经费宽裕甚多，1940年就有预算近1,000万日圆(约今300亿)，人员薪资、待遇远比其他部队优渥;不单是军人，尚有来自京大、东大等10所知名学府及研究机构医学、药学、理学方面的菁英，核心医学人员、技师都被授予将、校军衔;其中多人战后甚至成为当年负责领域的权威。例如，石井的指导教官户田正三，时任京大医学院院长，协助派送研究员，争取经费，战后当到金泽大学校长。京大助理教授田部井和研究致死率很高的伤寒杆菌，并制作此菌炸弹，开启大量感染实验，后升任教授。京大讲师吉村寿人负责冻伤研究，战后亦升任教授，最后当上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东京大学校长东与又郎也长期跟部队密切联系。凡供应研究员、承揽研究项目的大学都曾获得部队提供“特别费用”，人数最多的京大，在户田1943年的报告里，获得换算成今日币值逾2亿5千万日圆。

媒体煽动憎恶抗日军民

细菌战实验用人量颇大，且必须用活人;送给731部队当实验品的人都被称作“马路大”(マルタ，意指剥了树皮的原木)。每年约600人，历年总共有3,000以上的“马路大”。尤其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军民激烈反抗，日军伤亡增加，日本政府和媒体刻意称抗日的中国人为“匪贼”，在舆论上煽动、制造国民对中国人的憎恶，以支持日军镇压膺惩，升高对“匪贼”的敌意。

到后来，遭日军、特务、领事机关抓到反抗日本的中国人(含满洲人、国军、共党游击队)、朝鲜人、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就当他们是“间谍”、“思想犯”、“民族主义”分子，凡认为“没有反间利用价值”且身体健康者，不经法院审理就“特别移送”给731部队做冻伤及细菌活人实验，但事实上，其中很多是平民，包含女性和婴儿。

一位北海道大学研究染色体的教授在演讲中说：

【“我觉得用匪贼当材料算不上是报复，…死尸绝对不能用，染色体的状态明显变差，…过去从来没有人能用到这么棒的材料。”】

于是，“马路大”有时被开肠破肚、肢解，拿出各部内脏、肢体记录变化;有时受感染部位也会被治愈，之后继续用来做下一项实验，直到死亡。一旦被送进来当材料，没有人活着出去。

战时被731部队当成实验材料的中国人。(图片截自网路)

活体实验、细菌战纪录

纪录片里有关于实验的陈述：

【卫生兵：将糜烂性毒气喷洒在活人的脸上、手脚上，再将他们移入拘留室，观察其在人体上的变化及各人的反应。

卫生兵、田部井和的部下古都：弄来50多位中国人、满洲人，在糖水里加入伤寒杆菌，强制他们喝下，让他们感染，记得那次人体实验有12人或13人死去。

军医西俊英：囚室关着4、5名囚犯，在里面散布有鼠疫细菌的跳蚤，使他们全数感染。

宪兵仓员“亲眼看过冻伤人体实验。…5位中国囚犯坐在长椅上，其中3人手指全冻黑掉了下来了，另2人指头也冻黑只剩骨头。

古都：在安达野外演习场，我参加过伤寒菌实验，细菌炸弹与濑户物制造的大炮炮弹型号相同，细菌炸弹在空中爆炸，地面变成喷雾状，细菌到处掉落，然后要实验者走过那区域;或者将实验者强行绑在木桩上，在他们的上方引爆细菌弹，让细菌散落在他们头上，…大部分的人都会感染，4或5人死掉”】

医学专家的天职不是要维护人的健康和救人生命吗?而731部队的医学菁英却是在用细菌、手术刀折磨活生生的人!

关于细菌战的供述有：

【旁白：1940年战争陷入泥沼后，731部队终于将细菌武器用在实战，在华中的城市3次以细菌弹轰炸。

细菌研究部长川岛清：我服役期间，1941年1次、1942年1次，由731部队派到华中的分队对中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

旁白：为扩大使老百姓受到感染，对中国的村庄也散播了细菌。

川岛清：主要使用的菌种有鼠疫菌、霍乱菌、伤寒杆菌。鼠疫菌由感染了鼠疫的跳蚤传播，其他菌以原始型态传播，投入水源、水井、蓄水池。

古都：在中国当地有两个收容所，拘留了3,000多人，我们给俘虏制作馒头，…用注射器把伤寒杆菌毒液打到里面，送到收容所，分给被拘禁者、俘虏吃，然后将他们释放，让他们去传播。】

纪录片指出，731部队在中国华中许多城市至少投放了3次细菌弹。(图片截自网路)

石井与美国交易躲过罪责

虽然证言已够骇人听闻，但在731部队整个组织行动中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比较含蓄的部分，纪录片其中一位协助取材人士正是压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保守派历史学者秦郁彦。其实，还有更令人发指的事实，诸如：强暴苏联女性做性病变化、传染研究，其怀孕生下的婴儿还拿去做冻伤实验;饿死、渴死实验;毒气、空气打入血管实验，枪弹穿透人体等等。

日本宣布投降前，731部队似乎前几天就接到通知，迅速湮灭证据、炸毁建筑，以专用火车接运核心菁英，带走实验机密资料，使得菁英绝大多数都顺利逃回日本，被苏联或国军(后由中共接手)逮到的只是极少数几位。剩下的“马路大”全数灭口、烧掉，连骨头都要捡起来埋藏好。经历如此场景的少年班队员三角武老先生回忆

【“亲眼目睹也不敢讲，讲了会被视为‘非国民’、被杀掉，那时的气氛就是如此，…战争就得这样吗?”】

从731部队的保密程度及石井对队员下的“封口令”，可推敲日本最高当局和队员都知道他们的行为是战争犯罪。

日本的细菌武器只用在中国战场和对苏联的一次“诺门罕战役”(1939年5-9月)，打太平洋战争及侵略南洋时，对美、英、法、荷则不曾用过，是不是看准中国落后，不易被察觉?美欧科技水高，怕惹来细菌战的报复?总之，731部队在中国的行径根本是“吃人够够”。

石井与美国谈判，实验所有的数据、资料交给美国，交换美方不追究罪责。美国知情，竟未知会受害国家就私下与石井交易，难道不是共犯?

日政府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1980年代初，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出版报导文学《恶魔的饱食》，731部队的丑行才曝光。极少数饱受良心煎熬的队员和市民团体如“731·揭露细菌战部队实态之会”顶着被打压、被当成全民公敌的风险，出面讲述这段史实。但站出来的绝大多数是当时的中低阶队员、司机、军属(属于军队的民间人士)。高阶菁英依然三缄其口，甚至运用影响力将731部队打成禁忌话题。3,000多人的部队，最后仅四、五十人留下记录。而这也只是某部门人员的片段回忆，事实绝对比透露出来的庞大。

整个日本对731部队的正式看法，迄今只存在地方法院就大陆细菌战受害人后代控诉731部队的判决中，承认了731部队存在、曾造成中国人民生命损失的事实而已，还驳回了道歉和赔偿的请求。

而日本政府的态度也是闪躲敷衍。731部队尽管确实是昔日皇军的行为，前民主党政府却以证据不足、调查困难为由，不予处理;现在的安倍政府同样是将之限缩为学术讨论。

战后的日本自诩为“人权人道先进国家”，2005年12月外务省甚至设置“人权担当大使”(2008年增为“人权人道担当大使”)，在联合国与国际社会以指导者自居，并拿此对别国的人权人道状态说三道四。而日本对731部队剥夺掉3,000多位“马路大”人权人道这段历史的漠然，不啻印证了日本的伪善，也说明“人权人道”只不过是日本的政治工具。

赋予牺牲者新的历史价值

还有，二战时日本当局、媒体联手导引舆论敌视中国的手法，至今依旧可见，由日本国民普遍对侵略战争、731部队的认知贫乏，以及对中国观感长期低迷的状态，都可以嗅到在“言论自由”的桂冠底下，更有利于特定政治势力与媒体操作“只让国民知道它们想让国民知道的资讯”(反之亦然)。

731部队的残酷恐怖，堪称20世纪人类行为最黑暗的一页。“马路大”不能白白牺牲，我们应努力赋予其新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