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女性的捆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位名叫井上千代子的日本妇女的自杀轰动全日本。21岁的井上千代子是侵华日军大阪步兵第37连队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为了激励参加侵华战争的丈夫、使之无后顾之忧地在中国东北“效忠天皇”、“为国奉献”，在丈夫出征中国的前夜，她在丈夫身边刎颈自杀。她留下一封遗书，遗书中这样写道：“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如果让我说为什么而喜悦，那就是能在明天丈夫出征前先怀着喜悦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让他从此后不要对我有一丝的牵挂。”

有日本学者考证，井上千代子的死与日军在辽宁抚顺制造的“平顶山惨案”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中国抗日游记队员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袭击了抚顺煤矿，杀死了矿长为首的几个日本人。日本守备队为了逮捕游击队员，把平顶山矿区的村民们集中起来，并疯狂地用机枪扫射，死者达3千人。据《抚顺煤矿终战记》记载:“当时抚顺守备队长是川上大尉，但在袭击当天是另一位中尉值班，对平顶山村民的报复性屠杀应该就是他下达的命令。这位中尉的妻子在丈夫出发前自杀了。”日本女性史学家泽地久枝曾调查了独立守备大队的军官人事任命表，并确认井上中尉就在其中，由此推断出下达命令屠杀中国平民的应该就是井上中尉。可见井上千代子的自杀对于勉励赴“满洲”作战的丈夫、对于鼓舞日本侵略军的士气起了很大作用。

从一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与日本妇女之间就存在着微妙的联系。井上千代子的死不仅激励了在海外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士兵，也激励了几位普通的日本家庭主妇成立了一个称为“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妇女组织。这个组织被报纸、杂志广泛宣传，一时成为举国皆知的“爱国烈妇”的典型。

井上千代子的自杀在战争期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特例，还有一位信奉军国主义的少女以自杀来勉励军人。1940年9月28日，日本举行了第一届“航空日”活动，并在11月23日在茨城县茨城郡吉田村成立了陆军航空通讯飞行学校。22岁的藤田多美子参加了学校的成立大会，四天后她留下了两封遗书，一封是给家人的，一封是给“吉田航空通信学校各位空中勇士们”的。遗书中写道她在得知接连不断的飞行事故后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在观看了反映日本空军的电影《燃烧的天空》后，她非常感动。“那电影与眼前在战场上活跃的陆海空军人的身影在眼前相互映照，我强烈感到女性的生命简直贱不足惜。此时站在贵校成立大会的一角，领略了伟大的空军阵容……我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祈祷吉田学校无一人牺牲。今晚我特地来到这里献上我的生命。”她跳下校园内的一口古井自杀身亡。

像井上千代子和藤田多美子这样“以死明志”的日本妇女被授予“军国女性”、“烈妇”等称号，她们的死被赞誉为是为了国家最高价值的死，她们的事迹被称为“殉国美谈”。

日本当局为了让妇女参与战时体制、支持战，并充分发挥妇女的作用，将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提高到了国家荣誉的高度，特别是在法西斯体制下战争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女性的生育职责受到特别重视。这一时期育龄期妇女的职责被严格规定为生养“皇国”的孩子。

战争时期，日本国内对女性的理想形象大多塑造为怀抱婴儿的母亲形象，这些形象充斥了妇女杂志的封面和宣传画。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政府每年都要表彰有两名以上阵亡者的“皇国之家”，以教育母亲们为天皇和国家生育、养育孩子，并“无私”地把孩子送上侵略战争的前线送死。偷袭珍珠港战役中九位特别攻击队队员战死的事迹被报道后，大日本妇人会与东京市于1942年4月2日下午在日比谷公会堂共同举办了“表彰夏威夷海战特别攻击队九勇士及其母亲大会”。

在“为国家生育”的口号下，妇女只能毫无选择地为政府服务，身体和心灵受到巨大摧残，那些没有生儿育女的妇女要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曾有一位妇女写道：“我多么希望能为国家生育一个男孩，可我连个女孩也没生，像我这样的石女于君、于国都感到极端不忠，感慨唏嘘，每天恨不得将自己粉身碎骨。我含泪并深感羞耻地写了这封信。”这位没有生育的女性所承受的舆论压力之大，是我们身处和平年代所无法想象的。在为国家生育繁衍的年代，日本妇女只能毫无选择地为政府服务，不节制地生养子女。

战时把儿子奉献给国家的“良母”形象备受尊崇，在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斗中阵亡的“肉弹三勇士”被广泛宣传，他们的母亲作为“军国之母”也受到了隆重的表彰。随着战局的扩大，在广播、杂志和报纸等政府宣传工具中，“军国之母”的手记和对“军国之母”的介绍越来越多。

姬百合学生部队

冲绳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唯一一场发生在日本本土的战役。冲绳之战是“一亿玉碎”、以全体日本人民的生命为筹码做最后一搏的一次尝试。在90天的战斗中，日美双方共死亡20余万人，其中12万是冲绳居民。冲绳之战前，冲绳师范学校女子部与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女校合在一起组成“姬百合学生部队”，她们在战场上看护伤病士兵、处理尸体、搬运医疗药品和器械、运送食品和水等物资。在美军的包围圈中，这些战场上的女学生走投无路而又不允许投降。她们有的被炮弹炸死，有的自杀，219名学生和教职员在战斗中失去了生命。

“姬百合学生部队”的悲剧证明：日本妇女一直支持的侵略战争最终不可能给她们带来安全幸福的生活，只能给她们带来失去亲人的伤痛，战乱生活的颠沛流离，乃至个体生命的消亡。

日本国防妇人会

在14年的战争期间，日本妇女不是作为个人、而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妇女团体被卷入疯狂的战争体制中的，这些随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和扩大而急剧膨胀的妇女团体是在官方授意下成立的，并受政府和军队直接领导，是带有法西斯性质的军国主义妇女团体。这些妇女团体在日本国内组织和动员妇女进行了各种名义的军事援助，还配合战时经济进行了包括资源回收、爱国储蓄、生活更新、家庭报国等“铳后奉公”的活动。“铳后”一词是日文，“铳”的意思为枪，“铳后”即后方之意。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32年3月18日的大阪国防妇人会，同年10月24日正式更名，是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异常活跃的一个妇女组织。

筑港是日本军队出发和回国的一个重要港口，安田就住在筑港附近大阪港区。有一天她应朋友之邀到栈桥为士兵送行，看到战士们的孤单身影，她产生了“让那些为国奉献，不惜牺牲生命的人安心出发和归来，是我们后方妇女的职责，也是上天赋予我们的责任”这样的想法。于是，安田和住在同一地区的五十余名家庭主妇成立了大阪国防妇人会。

1932年3月18日，在大阪市第五小学举行了大阪国防妇人会成立大会，与会者发出“坚固的国防需要后方妇女和男子并肩协力”的狂呼。大阪国防妇人会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1932年4月26日，这天从满洲“凯旋”归来的连队到达大阪港。在印有“大阪国防妇人会”大字的帐篷里，妇女会员们设立了茶水接待站，她们殷勤接待着走下栈桥的士兵们。这些家庭主妇的身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报纸首次以《国防妇人会的欢迎队伍引人注目》为题进行了报道。

大阪国防妇人会成立后受到当局的重视，当局希望这一地区妇女组织扩大为全国性的妇女组织。1932年10月24日，700余名穿着白围裙的妇女聚集在东京白木屋礼堂，正式组成了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当天多位陆海军相关人士出席会议。

国防妇人会的统一服装是家庭主妇日常生活的装束——白色围裙，外面斜披上书“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字带。其组织十分严密，会员不仅有主妇，还扩展到纺织女工、军工厂女工、售货员等各个行业的劳动妇女，就连女演员、女服务员和妓女也加入其中。

在1931年到1945年的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在以国防妇人会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组织下，开展了一系列“铳后奉公”活动。会员们为士兵制作并寄送慰问袋、迎送出发或回国的部队、召开慰问会、寄赠慰问品、吊唁阵亡者、寄赠供品、打扫墓地、慰问军人家属、照顾伤兵、宣传国防知识等等，为前方士兵的侵略行径保驾护航。另外，她们还尽力投入维持日本的国内经济，支持战时体制，客观上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助纣为虐。

具体行动

在战争期间，以国防妇人会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直接充当了政府战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当战争给日本带来人口锐减、伤残士兵结婚难等大量社会问题之际，后方支援工作范围也迅速扩大。政府希望依靠妇女组织把后方支援政策贯彻到每一位女性，军国主义妇女团体于是进行了积极的配合。

当国民总动员运动需要妇女支持侵略战争时；当大批士兵奔赴前线，后方经济建设劳动力资源不足，政府发布一系列法令要求妇女进行劳动奉献时；当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资源、人口锐减成为重要问题时，妇女团体将全国各地的普通妇女组织起来，走出家庭，来到街头、港口和车站为士兵服务。她们组织募捐活动，收集废品并开展节约运动。她们鼓励妇女提早结婚，嫁给伤残军人，为国家多生孩子……这些团体正好弥补了国家在后方支持工作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和补充了国家的行政职能。

不可否认，在一个对一个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来说，1931年至1945年期间的侵略战争是日本男性发动的，而在战争的进程中日本妇女间接参与了战争，并对战争持支持态度。战争期间，日本妇女的思想、生活和行动全部与战争联系在了一起，妇女团体、妇女运动家乃至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们所追求的目标与当时的政府保持一致。

以国防妇人会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妇女团体把普通的家庭妇女组织起来，积极从事军事援助和“铳后奉公”等各种活动。她们为了“皇国”、“皇军”而充满热情地工作着，全身心地为军人服务，把支持国家的战时政策看作无上崇高的事业，牢牢遵守日本传统的“妇德”，培养对“皇国有用的孩子”。她们将这系列活动作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从支撑家庭到直接支撑社会、国家，逐步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将战争对女性的要求发挥得淋漓尽致，发挥了支持和推进战争的作用。

因此，在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日本妇女既是战争的牺牲者和受害者，同时对被侵略国家来说，又是侵略战争的间接参与者、支持者和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