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钊：那个露出了历史底色的1644年

史载，1644年（崇祯十七年）4月，大明王朝最后一任皇帝朱由检临死时，曾很有一番感慨：“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转引自《甲申朝史小记》）这一段话，后世的史家多有引用，但着眼点则大多顺着崇祯的思路，批评朝臣没能尽忠。可细细品味，我觉得这位末代帝王的意思，除了责怨臣工之外，还有向他的祖宗申告免责之意，意思是大明江山丢自他的手，并非子孙无能，而是众臣不忠。

但崇祯的这一段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这清楚地表明，大明治下的“天下”乃朱家之天下。以天下为一姓所有的意识，自明初的朱元璋，到他最后一位坐天下的子孙，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将天下视为朱家之私产，正是他们竭力地守权力、维政局的目的所在，也是现在哀怨无奈的缘由。

如果再探究下去，崇祯的这一番感叹，背后还与“南迁之议”的反复未决，直至最后将其逼上绝路有关。其“为奸臣所误”，可能只是他不得不说的堂而皇之的门面语，背后的隐曲则是深藏于其内心，却又无法以语言表达出来的愿望。

在李自成日益逼近的威胁面前，最早提出把朝廷迁至南京这一敏感话题，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的一次秘密召见时，由翰林学士李明睿提出的。崇祯听后曾言：“此事我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汝。”后世对于崇祯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一位聪明有为的君主。从他回答李明睿提议的这一番话看，朱由检并非徒具虚名，确有一些“战略”眼光的。

一个月之后，特别是随着太原被李自成攻陷，京城之危已近在眼前，那个“尔且密之”的“南迁”议案，终于在朝廷之上公开提出并进行了讨论。廷议之中，大约形成了三种方案：一是“皇上率军亲征，由太子留守京城”；二是前者的改良版，即由皇帝率部臣迁都南京，由太子留京摄政。李明睿举南宋为例，称宋朝南迁之后，延续了一百五十年。可是，这一议案一经提出，却遭到了以北方大臣为主的“拒迁”派的激烈反对，此议遂未能通过。

然而，以南方廷臣为主的“主迁”派并未放弃迁都南京的愿望，加之李自成自陕西一路攻来，几近于所向披靡，沿途大明守军，但闻大顺军至，或降或逃，所守之地尽为李自成所得。在此情形之下，4月初，崇祯再召群臣，讨论拒敌之策。廷议中，南迁再次成为重要议题，所不同的是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即派太子至南京，由皇上留守京城。到这时，自皇上至臣工，都明白走者活、留者死。而这一方案，显然是把崇祯逼上了自我牺牲的绝地。更出乎朱由检意料之外的是，参与讨论大臣竟然都同意这一方案。所以，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说，这个方案“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因为他原本是想自己去南京，留下太子驻守京城的。鲁迅先生曾言，在中国，儿子是极宝贵的，可自己的命究竟比儿子更紧要。所以，当崇祯看到他的大臣竟然让他把生路留给儿子，让自己困守京城就死，心中的恼怒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心思在众臣面前却又实在是难以说出口，只好以堂皇之言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

显然，廷臣听出了崇祯话语中的怒意。可他们不明白朱由检的这个恼怒，并非在责怨臣工的不忠，而是怨恨于他们的遇腐，不能体察他此时此刻的真意。更重要的是，崇祯的“抱头鼠窜”之语，同时也堵死了太子“南迁”的可能。果然，参与这次讨论的29位大臣，竟有19位当众改口，反对“南迁”，兵部给事中光时享更是站出来，以大义斥责提议“南迁”的大臣。看诸臣的表演，崇祯的绝望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一面批评“光时享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提出“南迁”之议的李明睿等人：“诸臣平日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事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再言。”崇祯的这一番话，如果没有“南迁”之议这个背景，实在是一位有志有节君主的豪言壮语，可联想到“南迁”被阻，再想一想“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的话，则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读史至此，我在想，崇祯帝在有一个“备份”的首都，又有时间与能力将子孙移至南京，作另一种打算的情况下，反在1644年4月25日，自己临死之时，“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且指袁妃“尔也宜死。”并挥剑砍之；之后，至寿宁宫，“挥剑断公主臂”，再“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又命太妃李氏自缢，至使皇宫之内血流满地、哀声振梁呢？现在想来，他除了怕京城破时，这些人被李自成所辱之外，是否也与他的一股怨气无从发泄有关呢？

满清的崛起，无疑是促使大明王朝迅速倒台的原因之一，比如为反击满清的侵扰，平定边关，动用了大部分的军事力量，消耗了太多的战争物资。但直接摧毁大明的，则是李自成的大顺。

1643年（崇祯十六年）11月，在归顺了李自成叛军的士大夫宋企郊、牛金星等人的谋划之下，李自成由流贼而变成了欲成大事的“义军”，攻占了陕西重镇西安，并依唐制将其改名为“长安”。1644年春节，李自成对外宣称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然后一路向东，直向京城杀来。1644年4月24日，也就是崇祯自经而亡的头一天，在太监曹化淳的接应之下，攻进了京城。

李自成征战多年，如今终于占据了京城。但他的志向何在，可从他与当时的理学家杨观光的一次对话中，得窥一二。“（1644年）五月初十日，贼召观光入文华殿。问：‘郊天何以不茹荤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说乎？’杨叩头云：‘天人一气所感，不茹荤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灵爽；不行刑，欲养天地慈和之气，以感格上穹。’贼云：‘有理，有理，先生说得是。以后先生常进来讲讲。’”（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李自成之所以有此一问，原因在于在此之前，他的部下以及归降的明臣，曾七次上书劝进，他担心自己一旦行了郊天之礼，登上王位，按儒臣所言，就要生活节俭、远离女色、不嗜杀人，失去了活着的乐趣。由此可见，李自成人生的乐趣，不过是酒色与杀人。他弄出那样大的动静，如今虽坐进了金銮殿，但为的也不过是这一人生目的而已。

当然，这一个近于大实话的言志之语，与满口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崇祯，在终极目标上，其实并无不同，差别惟在后者以巧言丽词，对真实的目的进行了华丽的装饰罢了。

再来看一看在这一年暴得大利的满清集团。应当说，在1643年之前，满清虽在东北经营了三十多年，内部也渐渐整合起来，建立了文武俱备的政治架构，自立为国，成为一个政治集团，且一次又一次地南侵，但他们并没有取明朝朱家而代之的想法。他们只是将大明王朝的地盘作为劫掠的对象，每当自己财用不足时，便驱动骑兵，如狂风扫过中原，满载而归。清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地劫掠明朝，是在1642年（崇祯十五年）11月27日至1643年（崇祯十六年）1月27日，两个月里，他们突破长城，穿过直隶，一直深入到了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另有妇女及其他大宗财物。

此外，据赵凯《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在李自成建立大顺国时，满清就曾派人与李联络，提出的条件是“并取中原”，意欲与李平分华北。

可是，到1643年5月，满清集团内部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贵族，如多尔滚的弟弟多铎及济尔哈朗、阿济格等，开始认为满清已有能力改变过去取财的方式，即由劫掠明朝而改为取明朝而代之，依靠收取汉族农民的税赋来供养自己。只是当时满清内部，尚未统一认识，直到李自成攻下京城，崇祯缢死煤山，吴三桂邀清兵入关破贼，才完全明白过来，觉得自己蜇伏东北三十余年，终于等到了大好时机，取大明而代之，由倚靠劫掠而变身为名正言顺的朝廷，光明正大地收税赋、役万民而丰衣足食了。

当然，促使满清彻底认识到这一点，并为之策略的，仍然是汉族的文士武将，文者如范文程，武者如洪承畴等。1644年（崇祯十七年）6月5日，摄政王多尔滚率清兵进入北京，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品读1644年由大明、大顺与满清这三股势力所共同表演的这一年，差不多把中国历史的底子，从历来文臣大儒们所精心构置的历史维幕之下揭露了出来。多尔滚进驻京城之后，立即发布了由范文程所起草的布告，其中有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天下虽大，但来者均为的是“居之”——此居之，非居住之居，乃据为所有之据也；军民虽众，来者均为的是“主之”。而所谓“有德”与否，谁是裁判，谁来认定，自然是“居之”“主之”者。“居之”“主之”之前，纵然是杀人盈天、劫财无算的巨匪巨盗，一旦入得大殿，返身即为“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明朝最后一名状元周钟劝进李自成之语——的功高德隆者。

中国历史最大的欺人之处，在于反复地念叨平民百姓的生存仰赖于君王的恩施，反复地教化民众服从于君王的“居之”“主之”，感恩于君王的恩德。但从1644年这一年中国土地上城头变幻的王旗里，又那里看得到前来广施恩德、善待民众的大王呢？相反，倒是回响着对失去了二百七十七年江山的哀叹，满足了酒色杀人乐趣的笑声，以及终于可以不再以劫掠为生，从此依靠民众税赋而花天酒地的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