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做匪也不上前线:这些湖南人为何不愿当兵抗日

作者:袁健     来源:网易历史

1939年8月，湖南省芷江县黄岩大山里人声鼎沸，数千名壮汉依托山洞、悬崖构筑工事、摆设滚木擂石、竹钉陷阱，一幅如临大敌的模样。他们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以“莫去战场做鬼”为口号拒绝服兵役，聚众落草为寇。山外，七百余名中国宪兵整装待发，即将展开突击、消除匪患。

第一次长沙会战即将爆发之际，湖南主战场后方为何会出现这样惊人一幕？

为什么靠拉壮丁才能保证抗日？

征兵制度是现代国家军事体制的基石，然而民国自建立以来，历届政府与各路军阀都以花钱募兵为常态。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国民党在二届五中全会上提出“逐渐以征兵制度取代募兵制度”，并于1931年12月公布《户籍法》，要求各省展开人口调查，以确立各省征兵配额。然各地军政官员对此敷衍了事，极力推诿。1933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兵役法》，也迟迟不能实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各地兵役制度进展不一，连首都南京也没有完成适龄壮丁调查这一基础工作。但大敌当前，时不我待。8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征集令，直接进行征兵制度。

经过淞沪、南京、徐州、太原、武汉等会战，国军兵力损失巨大。据何应钦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做军事报告，到1938年底，“陆军伤亡，已据呈报者计有四十万人，已造书表请恤者约二万人，明令褒扬者计有郝梦龄等十五人，国葬共葬者有刘湘等四人，特恤者有王铭章等七百余人，团长以上主官阵亡者计有赵登禹等一百四十余人，其余官兵给恤计一万六干余人，尚在饬报中” 。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第一册336页《敌我使用兵力及死亡人数一览表》显示，至1938年底中国兵力损失达百万人）

国军一方面是急需整补，另一方面又因华东人口密集地区多已沦陷，花钱募兵在老方法在经济上无法承受，效率上也不满足需求，只能靠抓壮丁来维持兵员补充。

一两年间，原定为一个师补充兵源的师管区，常常需要超负荷承担三到四个师的补充任务。同时，由于兵役制度强行上马，役政人员缺乏训练、良莠不齐，在执行过程中屡有恶性事件发生。

虽然《兵役法》的理念是“不问阶级、不论贵贱”一律以“平等、平均、平允”原则为标准实施。但地方军政官员往往无视法条规定，利用在适龄男子中抽签选壮丁这一制度大作手脚，以至于制度成为具文，中签者往往都是贫苦百姓，乡绅官员子弟却可以通过行贿逃避兵役。穷人只有一个儿子还要当兵，富人有多个儿子却一个都不用去。除此之外，买卖壮丁、冒名顶替屡见不鲜，兵役人员为了完成任务甚至不分年龄、工作强抓强拉。

湖南人虽然以“无湘不成军”自诩，但也不愿意被强迫抓入军队。同时，兵役制度采取异地补充原则。在湖南征集的兵员，或者补充外省驻军，或者补充驻在本省的非湘军部队，也令很多从未走出大山的湖南子弟。每逢征兵配额下达，乡梓之间便怨气四腾，举家外徙躲避者有之、砍断右手食指者逃避者有之。久而久之，积怨终于在湘西首先爆发。

“我宁可儿子在家乡当匪”

湖南西部历来民风彪悍，以出悍兵、巨匪闻名。抗战期间，随着驻军调赴前线，地方治安力量日渐薄弱，土匪扰乱治安、抢劫军车之事逐渐抬头。其时，国府为保卫位于芷江的空军机场，在当地驻有一支宪兵部队，此时便大举出动清剿残匪，并将投降匪众编入壮丁队送往前线。

没想到，此举引起一些世代以土匪为业的匪首嫉恨。一些匪首认为“年轻人（年轻土匪）都当兵去了，祖宗的传下来的基业谁来继承?”遂屡屡上演土匪与国民政府抢兵源的奇事。

1939年7月，芷江县发布了征兵公告，要求全部适龄男子抽签，而对《兵役法》中明文规定的学生、独子可以缓役的规定只字不提，一时民情惶恐。

抽签结果公布之日，芷江县怀化乡保长刘景伶独子中签。刘景伶到处求人无果，铤而走险找相识的匪首李国鸿帮忙。并对李国鸿说：“我宁可儿子在家乡当匪，也莫去战场做鬼”。

两人相商后决定“搞一次大的”。由李国鸿联系各地股匪，刘景伶鼓动各乡壮丁一起抗役。约定7月13日由李国鸿带数百人以刘景伶弟弟婚礼为掩护发动暴动，并定下鼓动口号“宁可家乡当匪，莫去战场做鬼”。

没想到，这一举动被在当地组训壮丁的宪兵得知，立刻报告其长官宪兵第7团第1营营长杜荣芳，将李国鸿擒获枪决，将暴动扼杀在萌芽状态。

谁料树欲静而风不止。8月15日午夜，土匪裹挟大批被煽惑的百姓，以“为李国鸿报仇”为口号开始暴动，并杀害在各乡组训壮丁的宪兵数十人。

8月16日凌晨3时，匪众进攻第1营驻地，杜荣芳营长据营坚守。匪众无法接近，乃切断电话线路，占领四周高地，与宪兵对峙。

杜荣芳因通讯不通、情况不明，不敢出击。5时许，匪众焚烧怀化车站，一时火光冲天。天明后，杜荣芳一边派宪兵突围前往车站救火，一边扼守市街通道。10时，匪众数百人以机枪为掩护，突进至距街口300米处，宪兵拼死抵抗，杜荣芳亲自带队反冲锋，激战竟日，终以阵亡数十人代价，击退匪众。

与此同时，驻芷江杨村的第7团团部亦被众匪围攻。团长赵志熹当即电请宪兵司令部要求驻附近榆树湾的宪兵第9团第3营派兵增援。匪众见有援兵到达，纷纷溃散。

解围之后，赵志熹即率特务连增援杜荣芳营，并动员怀化乡联保大队集合第八、第九、第十四、第十五等保未受煽惑壮丁一同行动，内外夹攻。匪众接战后大败，向狗头坡、鸡公界逃窜。8月16日晚，赵志熹除派兵搜索怀化近郊残匪及加强防御工事外，立刻发布安民告示，处理善后，可惜怀化车站已经全部被毁，车站员工悉被杀害，我抗战运输线彻底瘫痪。

荡平土匪巢穴

8月17日13时，宪兵司令部参谋长丁树中将军亲率宪兵学校军士队、宪兵第9团第3营抵达怀化乡，与宪7团会合后，接过前线指挥权，分兵二路向狗头坡、鸡公界搜索前进。

匪众选择的退守地均为峭壁悬崖、茂林绝谷。丁树中为避免受敌伏击，步步为营。匪众无机可乘，被击毙80余人后向黄岩逃窜。丁树中追击至官冲，因敌四处溃散，自感兵力不足，返回原防区，同时上报宪兵司令谷正伦，要求调集部队进行黄岩围剿。

黄岩位于几县交界，层峦起伏，山势险峻，多有山洞。大者纵横十余里，可容纳上千人，洞内九曲十八弯，并且存粮可供半年之用。平时匪众散居洞口附近村落，一旦国军清剿即聚居洞内负隅顽抗。抗战前，国军第15师曾以一师之众围攻数十日而无功而返。

8月23日，丁树中率部由芷江县城出发，汇合第76师第228团在榆树湾开会，商定剿匪方略，一面派芷江县长及地方乡绅分赴各地安定民心；一面准备围剿。

湘西之乱引起了蒋介石重视，专门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谷司令季常兄，边区清剿工作应加紧积极进行，并限期于九月内完成为要” 。

丁树中将兵力分为清剿与防堵二部分，于8月31日19时下令进剿队肃清黄岩外围残匪，各部完成外围残匪清剿任务后，丁树中又于9月2日19时下达总攻黄岩命令，要求各部于9月3日正午到达攻击地点，然而由于地形复杂，匪众时不时骚扰，至9月5日凌晨3时才各部就位。

9月5日4时30分，丁树中命令各部同时向黄岩猛攻。匪众凭险顽抗，利用轻重机枪等火力与宪兵清剿队激战三小时。杜荣芳营率先突破防线，匪众见势不妙纷纷向第二道防线退却。宪兵跟踪追击，奈何不熟地理，匪众居高临下以迫击炮轰击，宪兵死伤惨重。

湘西民风一贯剽悍，自古就有大量土匪出没

激战至9月6日17时，宪兵第11团营长陈雨森率部攻破匪众第二道防线张家坳，毙匪甚众，陈部阵亡亦达数十人。杜荣芳营亦从突破口冲入，双方会合携手向黄岩东西要地风洞、浪洞猛攻。匪首雷子明见进剿队兵力稀少，遂率主力倾巢出战，企图孤注一掷，挽回颓势。

丁树中抓住时机，除留少数兵力肃清占领地区残匪外，将预备队全部开赴第一线对敌展开猛攻。众匪虽然凶悍顽强，终因是乌合之众，缺乏统一训练，众匪见难以取胜，纷纷溃窜，宪兵一举击溃雷子明等主力，仅少数残匪跑回洞中。

丁树中本欲入洞扫荡残匪，又恐洞穴地理不明遭敌埋伏，乃命令各清剿部队，严密封锁洞口，使敌无法逃匿。

9月7日晨，宪兵向洞内残匪施以火攻、烟熏，奈何洞穴深邃，无法奏效；宪兵又改用小猪传讯，晓以大义，言明只惩首恶、不杀无辜。未料匪复信要求宪兵退兵三天，然后请降。

蒋介石接到情况报告，担心丁树中等人对于小股残匪不予重视，又电令谷正伦。“谷主任季常兄，凡小股零匪更应注重派正式部队限期清剿，不可以云小匪只派地方团队或县警清剿，否则……必延误清剿时期……”

丁树中接令后以匪穴储量众多，短期封锁，于事无补，决定冒险入洞围歼匪首，历三昼夜，伤亡上百人，终将藏匿洞中的股匪司令雷子明及匪首十五人俘虏，就地枪决。匪首毙命，藏匿洞中的残匪百余人纷纷携械请降。

整个战斗，宪兵投入进剿兵力计776人，阵亡150余人，毙匪1022人，俘获20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7挺、轻机枪6挺、手枪53枝、马步枪800多枝、大刀及刺刀56把，子弹3万余发，迫击炮弹5发，手榴弹71枚。

宪兵围剿土匪之际，日军大举进攻湘中，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大战之前，湘西先乱，这场小型战争的原因引起了各界广泛怀疑。国府上下普遍认为，土匪以拒服兵役裹挟民众作乱只是引子，背后则是汪伪政府派遣汉奸进行破坏，否则土匪也不会拥有迫击炮、重机枪这样的兵器，并且有烧毁火车站、截断交通等举措，但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掘。

参考文献：

《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

《兵役法规汇编》

《兵役制概论》

《抗战时国军兵源补充与素质变化》

《宪兵忠烈纪要》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一册

《国史馆蒋总统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