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不愿认罪：战后美日政治博弈与妥协的结果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同盟国受降签字仪式。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在受降书上签字，他在仪式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然而，72年过去了，日本政府对其战争责任始终遮遮掩掩，不愿做出真正的反省。

谈到日本，人们的感情是复杂的。当我们赞叹其有序的社会环境、执着的匠人精神、优质的产品时，一部分日本政客却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大放厥词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罪行。如果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那为什么不愿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呢？

答案是多样的。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观察美国占领时期的日本，就会发现美国的主导性与日本的自主性同时在产生作用，双方既有对立，也有合作，形成了一种博弈型政治结构。这种结构深刻地影响着战后日本的方向，也让日本失去了反省战争责任的历史机会。

日本战败时的忍辱与不甘

人们常以为投降后的日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美国的占领与改革，并紧跟美国步伐，表现出一种崇拜强者的文化性格。这种拥抱战败的叙事方式，使日本看起来只是听话的马前卒。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战败时，日本人的心中是不甘与忍辱负重。天皇的终战诏书也是如此——“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联合公告…朕欲耐其难耐，忍其难忍，以为万世开太平”，“念任重而道远，应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全文没有使用投降二字。在“密苏里”号上签署降书的外相重光葵也留下诗句——“祈愿御国重繁荣，众人辱我亦敢当”。

战败前后，日本人对国家利益的执着之情并没有立刻发生180度的转变。在美国的占领下，日本官僚分为：1，自主派，为改变现状，积极与美国周旋；2，随美派，通过获取美国信任重新谋求国家利益；3，部分抵抗派，根据情况选择抗衡还是合作。三者的共同目的都是希望在战败的现实下，尽可能地争取日本利益最大化。

而日本放弃本土决战宣布投降，以及美国在战后基于现实考虑对日本采取的统治方式则给了日本官僚为争取日本利益与美国博弈的空间。

间接统治：美国与日本保守势力的妥协

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这超出了美国的预期。美国曾预判日本投降至少要等到1946年初。激烈的战斗仿佛戛然而止，战争的结束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战后的占领方式。

日本的提前投降让美国得到单独占领日本的机会。此时苏联军队仍在朝鲜半岛，中英的军队也远离日本本土。如果日本在受到原子弹攻击后，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美苏中英的军队将联合进攻日本本土，直至摧毁整个日本统治阶层。等待日本的将是各国的分割占领，日本的统治集团将不会有生存空间。

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带来2个问题。1，美国利益优先，因为它不接受其他盟国的监督（名义上是盟军司令部（GHQ）占领,实际是美国一言堂）。 2，美国需要独自承担高昂的成本（人力、物资、财力等）。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一边权衡自身的能力范围与核心利益，一边对日本做出局部的妥协。

最初，GHQ最高长官麦克阿瑟设想对日本采用直接军政的统治方式。日本外相重光葵留下遗书后，前往美军驻扎地与麦克阿瑟展开交涉。他提出，通过日本政府实施占领才是明智之举，波兹坦公告承认了日本政府的主体性，直接军政违背了公告，这将使日本混乱，最终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显然，麦克阿瑟也意识到仅依靠美国的军人和官员直接统治日本并非易事，而且可能引发日本社会持久的抵抗。出于成本与效益的思考，麦克阿瑟认为这种方式并不明智，于是撤回了直接军政的命令，转向利用日本政府进行间接统治的方式。

选择利用日本政府进行间接统治，就需要考虑留用哪些日本官员，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如果严格按照正义的标准，整个日本官僚集团都难辞其咎。1945年至1947年间，美国对日本官员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清洗，总数约达20万人。其中有强烈军国主义倾向的人，也有不配合美国改革的人。

也就是说，日本官员只要证明自己的战争责任不那么明显，又表示支持美国的计划，就可能留任。

这种间接的统治方式，将一部分日本保守势力留在了权力的宝座上，这对日本反省战争责任有非常消极的影响——当权者怎会轻易说自己有罪？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保守势力才得以利用美国以较低成本占领日本的企图来寻求双方利益的共同点，在满足美国的需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自身的目的，比如保留天皇制和修订新宪法。

保留天皇制：美日博弈下达成利益一致

在天皇制存废的问题上，是美日的利益达成一致的一个例子。最早给天皇制留下生存空间的实际上是波兹坦公告。公告虽然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公告第5条却写道，“以下为吾人之条件”，事实上提出了投降的最低条件（第6条至第13条）。公告中没有提及天皇制，第12条写道，“依据日本人民自由之意志成立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这是在暗示日本，天皇的地位可以商量。在当时，这是一种诱降的手段，也是日本愿意接受投降的重要原因。

1946年1月4日，GHQ的顾问艾奇逊（代表美国政府监督麦克阿瑟）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写道，“我相信天皇是战犯…但考虑各种情况，我们应该选择慎重”，“我们的军事力量因快速复员已出现了问题。现状下为了继续利用日本政府管理和实施改革，天皇是最有效的。官员和一般国民都服从于他。他也表示了帮助我们完成一般性目标的诚意”。可以看到，美国选择保留天皇制，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与此同时，日本的官僚也在不断向美国强调，保留天皇制更有利于美国的间接统治。1945年末的民意调查为日本的说服工作提供了根据——日方调查显示，95%的日本人支持天皇制。美方的调查显示，62%的日本人支持天皇制。

但是，中英苏等国认为应该追究天皇的责任。为了告诉这些国家天皇不再是威胁，美国迫使天皇在1946年元旦发表《人间宣言》，公开承认自己由神转变为人。

天皇不仅没有成为战犯，甚至没有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审判。25名甲级战犯的死刑，只是一种弃车保帅。

天皇制的保留，使日本无法明确切割战前与战后的历史——谁都明白天皇在战争中拥有最高统帅权，但天皇在战后仍然平安无事。

宪法改革：日本扩大自主性的尝试

美国对日本实施改革有两大目标——非军事化与民主化，但防止日本演变为共产主义国家也在其考虑范围内。一般认为，美国在占领时期日本展开了全方面的改革，例如土地改革、解散财阀、释放政治犯、开除旧官僚的公职、教育民主化、妇女获得参政权、废除秘密警察制度、禁止政教合一等。其改革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美国命令型，日本政府主导型，美日混合型。其中，美日混合型最为常见。

以宪法改革为例，可以看到日本在不断尝试扩大自主性。1945年10月，美国授意日本应该修改宪法，对整个政治结构进行改革，但希望日本人自己起草宪法。松本烝治为首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起草了宪法并提交美国，其中明确保留了天皇的统治权。美国拒绝接受，并让GHQ民政局长惠特尼负责秘密起草宪法。美国的草案提出象征性天皇制、放弃交战权、不可拥有军队等条款。惠特尼认为这是不可触碰的底线，并以天皇和日本官员的去留为威胁。

日本对美国的威胁感到愤怒，常被看作亲美派的吉田茂知晓这一消息时说道“GHQ？Go Home Quickly（快滚回家）！ ”。无奈，日本最终接受了美国的草案。

但是，在不触碰大原则的基础上，日本对宪法草案的细节做了修改。例如一院制改成了两院制，第25条添加了“生存权利”。第9条（既现在安倍晋三修宪的部分）中的第1项（大意为日本为谋求和平，永远放弃行使武力手段）与第2项（大意为不保持陆海空军、不承认交战权）之间，添加了“为达到前项目的”。两者的平行关系，变成了目的与手段的递进关系。言下之意，当日本认为生存权受到威胁，并且“不保持陆海空军、不承认交战权”无法达到“和平”目的时，恢复军队及交战权就是可以争取的空间。

美国为何不更多的采取从上至下的命令形式？艾奇逊给麦克阿瑟的备忘录提供了答案。他写道，“一旦日本国民知晓前述各项改革是在同盟国要求下实施的，将来日本国民支持这些措施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因此命令日本政府实施各项改革是最后手段，还是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最后手段”。换而言之，虽然美国坚守自己的底线，但并不希望站在台前挥舞大棒，而是让领会自己意图的日本人去操作，以此降低日本民众的抗拒心理，使改革更有效率。

博弈型政治结构是历史问题的根源

通常认为，冷战的发生，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让美国的对日方针由改革转向支持日本独立——日本恢复主权，被问罪的官僚又回到政治舞台，自卫队得以组建，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因此，常被认为意义重大。

但是，冷战中的转型，是发生在战后初期形成的美日博弈型政治构造的基础之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延伸。冷战发生之前，在日本提前投降，美国独占日本的情况下，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最终选择了对日本间接统治的方式。

这就使为此目的而被美国留任的日本官僚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只要不触碰美国的底线，他们就能在实际操作中或多或少的渗透自己的意图。在天皇制、官僚留任、宪法改革的操作模式等问题上都可以看到美日博弈的痕迹。而这显然给日本反省自身战争责任增加了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在战败的情况下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反省战争责任。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民众食不果腹，本应是反省战争责任的最佳时期。但是，在历史仓促的脚步中，日本错过了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