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选择李鸿章为接班人

 

李鸿章像，摄于1871年

一

李鸿章文笔优长，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书卷气”。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局面。别人怕事，他则喜事。局面越乱，责任越重，他越高兴。吴汝纶评价他：“尤锐身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夷险一节，未尝有所诿谢退让畏避也。……任艰驭远，前古未有。功高取忌。性阔达，喜嘲谑，忌者益众，公一不屑意，履晦履险，若无事然。”[1]《清史稿》后来对他的评价是：“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禝之臣。”

重回曾国藩幕府之后不过数月，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就降临到李鸿章头上。

咸丰十一年十月，太平军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请求救援。[2]

一开始，曾国藩想把这个差事交给刚刚拿下安庆名声大著的曾国荃。在曾国藩看来，让曾国荃改去上海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而曾国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所吸引，一心要啃天下最难啃的硬骨头，夺取首功，因此断然拒绝了老兄的这一建议。

曾国荃此举成就了李鸿章。乞师的士绅一到安庆，李鸿章就意识到这是他独当一面的大好机会，看准机会，主动向曾国藩要求前往，“坚请赴申”[3]，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有决心有能力完成任务。王闿运说：“李(鸿章)在军中不见知，常发愤觖望，后以沅浦(曾国荃)、俊臣(陈士杰)俱辞避，李乃自请行，非曾(国藩)意也。”[4]

从资历上看，李鸿章担当主帅稍稍有点勉强。但是别人都不积极，李鸿章又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进取欲望，曾国藩遂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往救上海。这件事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

正是上海成就了李鸿章的洋务之基。他在此与西方人密切接触，迅速了解了世界局势，眼界大开。特别是与洋人“会剿”期间，李鸿章见识了洋枪洋炮的神奇，因此不惜重资，通过上海这个口岸，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武器。

除了军械，现代西方作战技术也是李鸿章学习的重点。江南大营虽然也引进了大量洋枪洋炮，但是因为没有引进西洋操练方法和作战技术，所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而李鸿章却意识到西式武器与西方军队训练方法不可分割，必须“两者兼采，而不能采此弃彼”。所以淮军“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很快釆用了与西式武器相适应的战斗方式，营级步兵单位釆用线式队形或类似战术进行排枪齐射然后刺刀冲锋，营以上单位以及各兵种之间也能配合协同。在短时期内，淮军的战斗力很快就在曾国藩麾下诸部中位居第一。

李鸿章这一做法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左宗棠在浙江战场上同样见识到西式枪炮的威力，同样与釆用西方战术的“常捷军”共同作战，但是他却没有如同李鸿章那样尽改旧制，结果左军的战斗力渐渐落在李军的后面。

李鸿章在内治也方面也卓有成效。

上海官场风气极坏。“江苏吏治多趋浮伪巧滑一路”，李鸿章甚至认为江苏吏治之差是全国之最，而造成这一局面的祸首是曾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后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字雪轩）：“吴中官场素习浮靡，自王雪轩当事，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谬省。”[5]

当时任署理江苏布政使兼管海关的吴煦，是王有龄派系，因此“用人则是王雪轩宗派，沪吏十有七八系浙人，勾结把持，直是无从下手。” [6]

虽然曾国藩一度主张李鸿章不要急于换人，但是李鸿章到沪后，还是迅速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吴煦的亲信六员，随后又免去吴煦苏松太道（即上海吴道）一职，换上自己的人，建立起自己的班底。上海吏治为之一清。他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不久就把江苏治理得有条不紊，做到“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厘供分防本境及援剿各省之饷。” [7]

别人不敢和外国人打交道，他到上海不久，就已经在洋人间游刃有余。中国人对他社交风采的评价是：“鸿章容貌堂堂，辞令巧善，机锋敏锐。”“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8]

他对外国人不只有笑脸，关键时刻也敢于翻脸。同治元年十一月，常胜军统领白齐文殴打中方官员杨坊，李鸿章立即奏上《白齐文滋事撤换片》，将白齐文通缉治罪。曾国藩称赞李氏的报告“精到刚大，良为经世不朽之作。其与若类思相要约一节，尤足折远人之心而作忠正之气。”[9]李鸿章在攻下常州后，进一步将常胜军解散，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观李少荃复奏遣撤常胜军一折，擘画分明，良戡乱宏才也。”[10]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表现非常满意，甚至对友人感慨，自己的才能远不如李鸿章：“少荃东下之初，仅令赴援沪城，意谓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厥后拓地日广，卒将省垣克复，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11]

对李鸿章才华和能力的充分肯定，是曾国藩决定日后把班交给他的重要基础。

二

曾国藩对李鸿章满意，李鸿章对曾国藩感激，师生间合作亲密无间。但是任何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出矛盾。

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曾国藩和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冲突，都是在权位相侔之后开始的。这虽然是体制导致的必然，但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

李鸿章独当一面之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

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做为“赠嫁之资”。李鸿章对曾国藩确实感激涕零，多次在信中表示“实感师门与沅丈厚赐”。他在致曾国藩函中，夸赞程学启“勇略皆裕，战守可靠，青浦非伊不能守亦不肯守，然援击之师亦非程不可，其才实可统四五千人。”[12]

然而时间一长，建功立业的雄心使他也试图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在给左宗棠的信中隐讳地叹息说：“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是知喜雄骏而恶阘葺，重干莫而薄铅刀，乃人情之常态。”[13]

不久之后，曾李之间又发生了拒调黄翼升一事。黄翼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其十分看重。

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他致函说：“昨闻吾师檄调过淮，鸿章岂敢违令，惟官绅士庶、大小将领相顾愕眙，似于东南全局大有关碍。……鸿章与昌岐统带此军，四载以来，欢洽无间。昌岐每言，从此常愿合伙，不愿分离，真死生患难之交。” [14]

对此，曾国藩表示不能同意：“沪甘而淮苦，人人皆知，质堂之不愿赴淮，与昌歧同。”为调黄翼升部一事，曾国藩十三次与他来往函商，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昌歧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李鸿章仍不为所动。曾国藩终于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两次索将之争，都以曾国藩的退让结束。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一贯风格：他在与人交往之中，习惯采取守势，不到迫不得已，不会选择决裂。这也是他始终能团结众人，使湘军集团整体上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忘恩负义，此时的李鸿章似乎也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15]。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所谓合作，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不可能总是单方面的，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的合作中，也不全是得利一方。在关键时刻，他也能作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

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因此李鸿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敝处。”[16]然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17]

李鸿章能深体曾国藩的难处。收到这封信后，他竭尽全力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辞。

知道退步，顾全大局，这是李与沈左的最大不同。因此在供饷问题上，曾国藩对李鸿章总体上一直比较是满意的。与同是曾国藩一手荐拔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此时正在与曾氏争饷闹讼并导致二人最终绝交的情形相比，李鸿章显得更为顾全大局。

三

至于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情商高的具体体现。

曾国荃为了争得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孤军挺进南京城下，放弃了前往上海的机会。事实证明，这是曾国荃人生中的一大败笔。推掉了上海之行之初，曾国荃自以为得计，暗自窃喜。但是后来他以不足之兵，攻过大之城，直到同治三年，还没能拿下南京。李鸿章则在成功防守上海之后，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苏州常州等名城，战功赫赫，更为重要的是从此获得了主掌洋务的基础。苏同炳说：“曾国荃不愿率湘军东援上海，帮助了李鸿章有机会崛起政坛。……其变化契机，则只在曾国荃的一念之间。” [18]

到了同治三年初，其他地方战火都已经陆续熄灭，只有南京依然屹立不动。朝廷等得着急，命令李鸿章来南京会攻。因为西式武器武装起来的淮军攻坚能力此时已远胜湘军，淮军用“开花大炮”轰城墙，强于曾国荃一味死挖地道。

以李鸿章的过人情商，当然知道曾国荃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一“首功”。于是他写信给曾国藩，表明自己的态度：“前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劳苦经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19]

从清朝全局出发，他理应挥师赴援；但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还是以静观待时为佳。

曾国藩当然希望弟弟独占“首功”，但是表面上却又不得不装出欢迎淮军会攻的姿态，因此他在信中说得很委婉：“地洞定于六月初告成，国藩嘱其少待旬日，以俟雄师之至。……而所疑畏者亦有两端：一则东军富而西军贫，恐相形之下，士气消沮；一则东军屡立奇功，意气较盛，恐平时致生诟谇，城下之日，或争财物。请阁下与舍沅弟将此两层预为调停……”[20]说是湘军地道快要告成，曾国藩命曾国荃等淮军来了再一起进攻。实际上，如果地道真的告成，金陵就已经可以攻下，曾国藩“少待旬日”之说，是请淮军缓进的客气话；而“疑畏者两端”，即怕两军发生冲突，怕城下之日争抢财物，则更是暗示李鸿章不要来与湘军争头功、争财物。

李鸿章收到这封信，更加明确了旁观不动的原则。但是朝廷却等不及，于五月八日、十一日、十六日、十九日连降谕旨，迭次催促李鸿章火速进兵。李鸿章于是想尽办法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

他上奏说：

“臣自三月初二日出省督剿，阴雨泥淖，驰驱不息，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又，行营倥偬，本衙门日行文件，各台局饷厘要务，相隔较远，无从经理，久必废搁。俟常州防务布置粗定，交李鹤章就近妥商调度，仍即回省筹办一切，兼就医治。”[21]

他先是藉病回苏州，然后提出将部队休整二月；后又建议出兵湖州，以切断太平军退路。总之一拖再拖，为曾国荃独克坚城预留时间。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说：“奉寄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招，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复，附片借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清听。” [22]

这番话，一是表述不肯分享曾国荃战功的态度；二是催促湘军加快攻城进度，以减轻朝廷对他的压力。

经李鸿章拖延会攻金陵数月之久，曾国荃终于如愿以偿，独力攻占金陵。

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鸿章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23]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同时派出他的三位得意部下出任方面：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这三人都属破格委任，曾国藩皆寄予厚望。然而三人表现截然不同。左宗棠和沈葆桢在权力范围与曾国藩产生重叠后，都很快因地方利益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直至决裂。只有李鸿章，与曾国藩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合作互谅大于利益冲突，从来没有撕破过脸。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注：

[1]（清）吴汝纶撰：《吴汝纶全集 一》，黄山书社，2002年，第215-217页。

[2] 这封乞师信写得“深切婉至”，钱鼎铭 “力陈东南百姓阽危状”，“往复数千言，继以痛哭”，使曾国藩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异包胥秦廷之请矣。”当天晚上，曾氏即“与少荃久谈”，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

[3] 葛虚存编；琴石山人校订；马蓉点校：《清代名人轶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

[4] （清）王闿运撰；马积高主编：《湖湘文库 湘绮楼诗文集 二》，岳麓书社，2008年，第34页。

[5] 曾国藩提示李鸿章，到任伊始，要学习胡林翼、左宗棠的做法，而不要学王有龄、薛焕的油滑习气，从做事入手，不要从人事关系入手：“阁下初当大任，宜学胡文忠五、六年初任鄂抚、左季翁初任浙抚规模，不宜学王公初莅浙任、薛公初莅苏任规模；宜从学习战事、身先士卒处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浮文处下手，一也。”

他还说：“愿阁下力为其难，自赴前敌。大难未平，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也。”（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5修订版 书信四》，岳麓书社，2011年，第232页。

[6]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76页。

[7]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397页。

[8] （清）朱轼编：《历代名臣传》，岳麓书社，1993年，第757页。

[9]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6 修订版 书信五》，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页。

[10]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18 修订版 日记三》，岳麓书社，2011年，第56页。

[11]（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7 修订版 书信六》，岳麓书社，2011年，第384页。

[12]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110页。

[13]（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6 修订版 书信五》，岳麓书社，2011年，第616页。

[14]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231页。

[15]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270页。

[16]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5修订版 书信四》，岳麓书社，2011年，第169页。

[17]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6 修订版 书信五》，岳麓书社，2011年，第324-325页。

[18] 苏同炳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

[19]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310页。

[20]（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7 修订版 书信六》，岳麓书社，2011年，第628页。

[21]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奏议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492页。

[22]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316页。

[23] 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第二辑） 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