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选择李鸿章为接班人

 

李鸿章像,摄于1871年

李鸿章文笔优长,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书卷气”。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局面。别人怕事,他则喜事。局面越乱,责任越重,他越高兴。吴汝纶评价他:“尤锐身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夷险一节,未尝有所诿谢退让畏避也。……任艰驭远,前古未有。功高取忌。性阔达,喜嘲谑,忌者益众,公一不屑意,履晦履险,若无事然。”[1]《清史稿》后来对他的评价是:“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禝之臣。

重回曾国藩幕府之后不过数月,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就降临到李鸿章头上。

咸丰十一年十月,太平军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请求救援。[2]

一开始,曾国藩想把这个差事交给刚刚拿下安庆名声大著的曾国荃。在曾国藩看来,让曾国荃改去上海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而曾国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所吸引,一心要啃天下最难啃的硬骨头,夺取首功,因此断然拒绝了老兄的这一建议。

曾国荃此举成就了李鸿章。乞师的士绅一到安庆,李鸿章就意识到这是他独当一面的大好机会,看准机会,主动向曾国藩要求前往,“坚请赴申”[3],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有决心有能力完成任务。王闿运说:“李(鸿章)在军中不见知,常发愤觖望,后以沅浦(曾国荃)、俊臣(陈士杰)俱辞避,李乃自请行,非曾(国藩)意也。”[4]

从资历上看,李鸿章担当主帅稍稍有点勉强。但是别人都不积极,李鸿章又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进取欲望,曾国藩遂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往救上海。这件事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

正是上海成就了李鸿章的洋务之基。他在此与西方人密切接触,迅速了解了世界局势,眼界大开。特别是与洋人“会剿”期间,李鸿章见识了洋枪洋炮的神奇,因此不惜重资,通过上海这个口岸,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武器。

除了军械,现代西方作战技术也是李鸿章学习的重点。江南大营虽然也引进了大量洋枪洋炮,但是因为没有引进西洋操练方法和作战技术,所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而李鸿章却意识到西式武器与西方军队训练方法不可分割,必须“两者兼采,而不能采此弃彼”。所以淮军“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很快釆用了与西式武器相适应的战斗方式,营级步兵单位釆用线式队形或类似战术进行排枪齐射然后刺刀冲锋,营以上单位以及各兵种之间也能配合协同。在短时期内,淮军的战斗力很快就在曾国藩麾下诸部中位居第一。

李鸿章这一做法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左宗棠在浙江战场上同样见识到西式枪炮的威力,同样与釆用西方战术的“常捷军”共同作战,但是他却没有如同李鸿章那样尽改旧制,结果左军的战斗力渐渐落在李军的后面。

李鸿章在内治也方面也卓有成效。

上海官场风气极坏。“江苏吏治多趋浮伪巧滑一路”,李鸿章甚至认为江苏吏治之差是全国之最,而造成这一局面的祸首是曾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后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字雪轩):“吴中官场素习浮靡,自王雪轩当事,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谬省。”[5]

当时任署理江苏布政使兼管海关的吴煦,是王有龄派系,因此“用人则是王雪轩宗派,沪吏十有七八系浙人,勾结把持,直是无从下手。” [6]

虽然曾国藩一度主张李鸿章不要急于换人,但是李鸿章到沪后,还是迅速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吴煦的亲信六员,随后又免去吴煦苏松太道(即上海吴道)一职,换上自己的人,建立起自己的班底。上海吏治为之一清。他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不久就把江苏治理得有条不紊,做到“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厘供分防本境及援剿各省之饷。” [7]

别人不敢和外国人打交道,他到上海不久,就已经在洋人间游刃有余。中国人对他社交风采的评价是:“鸿章容貌堂堂,辞令巧善,机锋敏锐。”“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8]

他对外国人不只有笑脸,关键时刻也敢于翻脸。同治元年十一月,常胜军统领白齐文殴打中方官员杨坊,李鸿章立即奏上《白齐文滋事撤换片》,将白齐文通缉治罪。曾国藩称赞李氏的报告“精到刚大,良为经世不朽之作。其与若类思相要约一节,尤足折远人之心而作忠正之气。”[9]李鸿章在攻下常州后,进一步将常胜军解散,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观李少荃复奏遣撤常胜军一折,擘画分明,良戡乱宏才也。”[10]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表现非常满意,甚至对友人感慨,自己的才能远不如李鸿章:“少荃东下之初,仅令赴援沪城,意谓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厥后拓地日广,卒将省垣克复,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11]

对李鸿章才华和能力的充分肯定,是曾国藩决定日后把班交给他的重要基础。

曾国藩对李鸿章满意,李鸿章对曾国藩感激,师生间合作亲密无间。但是任何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出矛盾。

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曾国藩和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冲突,都是在权位相侔之后开始的。这虽然是体制导致的必然,但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

李鸿章独当一面之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

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做为“赠嫁之资”。李鸿章对曾国藩确实感激涕零,多次在信中表示“实感师门与沅丈厚赐”。他在致曾国藩函中,夸赞程学启“勇略皆裕,战守可靠,青浦非伊不能守亦不肯守,然援击之师亦非程不可,其才实可统四五千人。”[12]

然而时间一长,建功立业的雄心使他也试图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在给左宗棠的信中隐讳地叹息说:“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是知喜雄骏而恶阘葺,重干莫而薄铅刀,乃人情之常态。”[13]

不久之后,曾李之间又发生了拒调黄翼升一事。黄翼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其十分看重。

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他致函说:“昨闻吾师檄调过淮,鸿章岂敢违令,惟官绅士庶、大小将领相顾愕眙,似于东南全局大有关碍。……鸿章与昌岐统带此军,四载以来,欢洽无间。昌岐每言,从此常愿合伙,不愿分离,真死生患难之交。” [14]

对此,曾国藩表示不能同意:“沪甘而淮苦,人人皆知,质堂之不愿赴淮,与昌歧同。”为调黄翼升部一事,曾国藩十三次与他来往函商,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昌歧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李鸿章仍不为所动。曾国藩终于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两次索将之争,都以曾国藩的退让结束。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一贯风格:他在与人交往之中,习惯采取守势,不到迫不得已,不会选择决裂。这也是他始终能团结众人,使湘军集团整体上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忘恩负义,此时的李鸿章似乎也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15]。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所谓合作,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不可能总是单方面的,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的合作中,也不全是得利一方。在关键时刻,他也能作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

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因此李鸿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敝处。”[16]然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17]

李鸿章能深体曾国藩的难处。收到这封信后,他竭尽全力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辞。

知道退步,顾全大局,这是李与沈左的最大不同。因此在供饷问题上,曾国藩对李鸿章总体上一直比较是满意的。与同是曾国藩一手荐拔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此时正在与曾氏争饷闹讼并导致二人最终绝交的情形相比,李鸿章显得更为顾全大局。

至于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情商高的具体体现。

曾国荃为了争得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孤军挺进南京城下,放弃了前往上海的机会。事实证明,这是曾国荃人生中的一大败笔。推掉了上海之行之初,曾国荃自以为得计,暗自窃喜。但是后来他以不足之兵,攻过大之城,直到同治三年,还没能拿下南京。李鸿章则在成功防守上海之后,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苏州常州等名城,战功赫赫,更为重要的是从此获得了主掌洋务的基础。苏同炳说:“曾国荃不愿率湘军东援上海,帮助了李鸿章有机会崛起政坛。……其变化契机,则只在曾国荃的一念之间。” [18]

到了同治三年初,其他地方战火都已经陆续熄灭,只有南京依然屹立不动。朝廷等得着急,命令李鸿章来南京会攻。因为西式武器武装起来的淮军攻坚能力此时已远胜湘军,淮军用“开花大炮”轰城墙,强于曾国荃一味死挖地道。

以李鸿章的过人情商,当然知道曾国荃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一“首功”。于是他写信给曾国藩,表明自己的态度:“前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劳苦经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19]

从清朝全局出发,他理应挥师赴援;但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还是以静观待时为佳。

曾国藩当然希望弟弟独占“首功”,但是表面上却又不得不装出欢迎淮军会攻的姿态,因此他在信中说得很委婉:“地洞定于六月初告成,国藩嘱其少待旬日,以俟雄师之至。……而所疑畏者亦有两端:一则东军富而西军贫,恐相形之下,士气消沮;一则东军屡立奇功,意气较盛,恐平时致生诟谇,城下之日,或争财物。请阁下与舍沅弟将此两层预为调停……”[20]说是湘军地道快要告成,曾国藩命曾国荃等淮军来了再一起进攻。实际上,如果地道真的告成,金陵就已经可以攻下,曾国藩“少待旬日”之说,是请淮军缓进的客气话;而“疑畏者两端”,即怕两军发生冲突,怕城下之日争抢财物,则更是暗示李鸿章不要来与湘军争头功、争财物。

李鸿章收到这封信,更加明确了旁观不动的原则。但是朝廷却等不及,于五月八日、十一日、十六日、十九日连降谕旨,迭次催促李鸿章火速进兵。李鸿章于是想尽办法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

他上奏说:

“臣自三月初二日出省督剿,阴雨泥淖,驰驱不息,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又,行营倥偬,本衙门日行文件,各台局饷厘要务,相隔较远,无从经理,久必废搁。俟常州防务布置粗定,交李鹤章就近妥商调度,仍即回省筹办一切,兼就医治。”[21]

他先是藉病回苏州,然后提出将部队休整二月;后又建议出兵湖州,以切断太平军退路。总之一拖再拖,为曾国荃独克坚城预留时间。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说:“奉寄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招,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复,附片借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清听。” [22]

这番话,一是表述不肯分享曾国荃战功的态度;二是催促湘军加快攻城进度,以减轻朝廷对他的压力。

经李鸿章拖延会攻金陵数月之久,曾国荃终于如愿以偿,独力攻占金陵。

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鸿章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23]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同时派出他的三位得意部下出任方面: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这三人都属破格委任,曾国藩皆寄予厚望。然而三人表现截然不同。左宗棠和沈葆桢在权力范围与曾国藩产生重叠后,都很快因地方利益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直至决裂。只有李鸿章,与曾国藩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合作互谅大于利益冲突,从来没有撕破过脸。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注:

[1](清)吴汝纶撰:《吴汝纶全集 一》,黄山书社,2002年,第215-217页。

[2] 这封乞师信写得“深切婉至”,钱鼎铭 “力陈东南百姓阽危状”,“往复数千言,继以痛哭”,使曾国藩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异包胥秦廷之请矣。”当天晚上,曾氏即“与少荃久谈”,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

[3] 葛虚存编;琴石山人校订;马蓉点校:《清代名人轶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

[4] (清)王闿运撰;马积高主编:《湖湘文库 湘绮楼诗文集 二》,岳麓书社,2008年,第34页。

[5] 曾国藩提示李鸿章,到任伊始,要学习胡林翼、左宗棠的做法,而不要学王有龄、薛焕的油滑习气,从做事入手,不要从人事关系入手:“阁下初当大任,宜学胡文忠五、六年初任鄂抚、左季翁初任浙抚规模,不宜学王公初莅浙任、薛公初莅苏任规模;宜从学习战事、身先士卒处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浮文处下手,一也。”

他还说:“愿阁下力为其难,自赴前敌。大难未平,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也。”(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5修订版 书信四》,岳麓书社,2011年,第232页。

[6]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76页。

[7]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397页。

[8] (清)朱轼编:《历代名臣传》,岳麓书社,1993年,第757页。

[9]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6 修订版 书信五》,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页。

[10]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18 修订版 日记三》,岳麓书社,2011年,第56页。

[11](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7 修订版 书信六》,岳麓书社,2011年,第384页。

[12]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110页。

[13](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6 修订版 书信五》,岳麓书社,2011年,第616页。

[14]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231页。

[15]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270页。

[16]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5修订版 书信四》,岳麓书社,2011年,第169页。

[17]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6 修订版 书信五》,岳麓书社,2011年,第324-325页。

[18] 苏同炳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

[19]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310页。

[20](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7 修订版 书信六》,岳麓书社,2011年,第628页。

[21]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奏议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492页。

[22]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316页。

[23] 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第二辑) 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