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该不该判处鲁迅“死刑”

文:李新宇

鲁迅与秋瑾是同乡，但在去日本之前并不相识。秋瑾生于1875年，比鲁迅年长六岁。鲁迅是1902年4月到日本的，秋瑾是1904年4月才到日本，比鲁迅晚了两年。光复会于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陶成章于年末赴日本建立分会，因为他到日本时已经是1905年1月，所以鲁迅加入光复会的时间应该是1905年初。秋瑾则是到1905年7月才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的。所以，他们又成了革命同志。

这两位革命同志的关系怎样呢？近几年来，网上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秋瑾曾宣判鲁迅死刑”，并且当场“拔刀相向”。

考察此说的源头，应该归于周作人的回忆录，但目前人们所征引的，却是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的《秋瑾——竞雄女侠传》。据这位日本学者研究，是在陈天华蹈海自杀之后留学生们召开的追悼会上，秋瑾有如此举动：

翌日（12月9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者），吃我一刀。”

有必要先来看一看这件事的背景。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被称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文件）。这个文件由15个条款组成，主要内容是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它或许与清帝国驻日公使馆有关，那么用意就在于限制留学生进行革命活动。但日本文部省出台的规程显然并非只是限制中国留学生，而是同时限制日本人滥开“野鸡大学”和贩卖文凭。其中涉及中国留学生的，主要是以下几条：

第1条，清国学生需要有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

第4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

第9条，接受清国留学生的学校，应安排学生住宿或在学校监督下租住民宅，禁止学生在校外任意租房；

第10条，因品行不端而被学校开除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

日本报纸将这个文件断章取义，称之为《取缔规则》。中国留学生立即召开大会抗议，然而在会上即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集体退学回国，被称为“激进派”，他们在会后组成了“联合会”，胡瑛、秋瑾是主要代表；另一派则反对集体退学回国，在会后组成了“维持会”，所以被称为“维持派”，代表人物是汪精卫、胡汉民等，鲁迅和许寿裳也在其中。

在第一次的大会上，就有人提出质疑：“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学生却当即回应：“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激进派”还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看到中国留学生就问：“你回不回国？”如果回答“不回国”，就会遭到殴打。

闹得不可开交之际，陈天华写下《绝命辞》，于12月8日早上在大森海湾蹈海自杀。《绝命辞》中有这样的内容：

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即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矣，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由此可见，陈天华并不是为抗议“取缔规则”而死，而是痛心于同胞之“放纵卑劣”。秋瑾判鲁迅死刑，就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关于这件事，有几份材料可以参考。一是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的记述：

以前她在东京，在留学生中间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发表取缔规则，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公使馆的阴谋在内，留学生大起反对，主张全体归国，这个运动是由秋瑾为首主持的。但老学生多不赞成，以为“管束”(取缔)的意思虽不很好，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从这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也别无全体归国之必要。这些人里边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就是秋女士，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

在《鲁迅的故家》中，周作人也写到此事，只是内容简略一些：

秋瑾和鲁迅同时在日本留学。取缔规则发表后，留学生大起反对，秋瑾为首，主张全体回国，老学生多不赞成，因为知道取缔二字的意义并不怎么不好，因此这些人被秋瑾在留学生会馆宣告了死刑，有鲁迅许寿裳在内，鲁迅还看见她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

需要说明的是，事情发生时，周作人尚未到日本，所以并非亲历。他的消息源应该是鲁迅，但因为缺少旁证，一些研究者对周作人的说法表示怀疑，所以往往不予采信。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宽一点，旁证还是有的：同盟会领袖胡汉民在其自传中就写下了这样的内容：

1905年冬，日本文部省忽颁取缔中国留学生所入学校及寄宿舍之规则，其原因大抵有二：其一，以当时人数过多，有不自整饬其行为者，俾日人有所借口；日人亦有以贩文凭为利之私校，其寄宿舍更不堪言。其二，革命党之组织成文，清公使馆当有所闻，则与日本交涉，日政府乃使文部省为此以敷衍之。留学界闻此则大哗，有径行归国者，同志陈天华（星台）至发愤投海死。同盟会党员对此，分为两派意见：宋教仁、胡瑛等主张学生全体退学归国，谓即可从事革命。余与精卫、执信、伯翘、湘芹、君佩则反对之，以为此事纵出于最恶之动机，吾人自可运动打消之，退学归国为下策……方联合会势最张时，竟宣布余与精卫之死罪于全体留学生俱乐部，女同志秋瑾尤激烈，范源濂避匿医院，亦为所殴击。

吴玉章的《辛亥革命》一书也提到，在“取缔规则”斗争进入高潮时期，同盟会担心革命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被一网打尽，由胡汉民和汪精卫组织了“维持会”，规劝留学生不要回国。此举触怒了“激进派”，由胡瑛出面成立了“联合会”，判处了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死刑。

由此可见，“宣判死刑”之事的确存在，但被秋瑾等人宣判死刑的，并不只是鲁迅，还包括胡汉民、汪精卫等。

秋瑾拔刀的照片，这是她启程回国前特意拍摄的。

与“宣判死刑”相关的一个细节，是秋瑾让鲁迅“吃我一刀”。周作人的话是这样说的：“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这个说法也不是毫无根据，秋瑾的确拔过刀，曾经把刀“抛在桌上”，或者“插在桌上”。这有许多人的回忆为证。

秋瑾等人曾找胡汉民与汪精卫辩论。据胡汉民说，汪精卫没有参加那场辩论，是他独自出席的，对秋瑾、胡瑛等人晓以革命大义，并且最终说服了他们。但从实际效果看，胡汉民的革命大义并没有说服秋瑾等人，所以最后的结果依然是“激进派”纷纷退学回国，秋瑾本人也回国了。

就在秋瑾退学回国之时，浙江留学生为她送行。在送行会上，秋瑾慷慨陈词，并拔刀宣誓。徐双韵的《记秋瑾》一文中有这样一段：

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这大概就是“秋瑾拔刀相向”的原型。但秋瑾说得明白，是“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鲁迅并不回国，自然与他无关。所以，秋瑾拔刀是事实，而且不止一次。“判死刑”是在陈天华追悼会上，秋瑾只是拔刀扔到桌上。说“吃我一刀”是在秋瑾归国时的送行会上，却不是针对鲁迅。永田圭介的《秋瑾——竞雄女侠传》没有注明材料出处，也许是把不同时间里发生的两件事混到了一起。

值得一说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鲁迅接受暗杀任务，然后又“临阵退缩”。

众所周知，徐锡麟回国了，秋瑾回国了，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这就与鲁迅形成了鲜明对照：一边是大无畏的英烈光彩，一边是临阵退缩的怯懦。一些竭力贬低鲁迅的人，就借此大做文章了。

鲁迅接受暗杀任务，最终却没有回国，这件事本来少有人知。关于鲁迅的回忆汗牛充栋，却鲜有人提及此事，原因大概是知道此事的人都已去世了。最早披露此事的，是日本学者增田涉写的《鲁迅与光复会》一文。增田涉与鲁迅关系非常密切，两人有过许多深入谈话，该文有这样一段：

他曾经向我说过，他在晚清搞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地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因为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罢。

虽没有旁证，但我认为此事的真实性无须怀疑，因为增田涉没有造假的理由，这事也符合鲁迅的性格。鲁迅知道从事暗杀活动可能会死，但他还是接受了任务。他虽然接受了任务，却又向组织提出了问题：我如果死了，母亲怎么生活？想到自己会死而有这样的牵挂，应是人之常情，鲁迅的顾虑是必然的。如果因此而说鲁迅“临阵退缩”，的确没人能为他辩护。不过，这就是那个真实的鲁迅，那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鲁迅。他对革命历来是敬而远之，对暗杀之类的手段并不赞同。他不是那种义无反顾的英雄，赞赏“壕堑战”而不主张赤膊上阵。

考察鲁迅与秋瑾，性格差异的确很大。秋瑾是激烈的，像谭嗣同等人一样，一旦认定一种理想，可以义无反顾，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唤醒国人。而鲁迅却不会那样激烈，也不会那样壮烈。在《两地书》中，他曾经跟许广平谈过自己对革命的态度：“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他还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总之，鲁迅所选择的道路与秋瑾不同，与同盟会、光复会的领袖们不同，他是思想家，不想做革命领袖，也做不了革命领袖。他不会像秋瑾那样激烈，也决不劝导人们像秋瑾那样激烈。但是，终其一生，鲁迅对秋瑾充满敬意，对她的死则充满惋惜，这是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