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民国学术真的被高估了吗？

民国学术真的被高估了吗？

——从两位葛先生的民国学术之论谈起

周鲁

西历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的《文汇报》，刊载了葛剑雄先生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一文，在读到这篇文章之后，笔者有了不少的联想，其中第一时间的联想，是三本书和一篇文章。

这三本书，一本是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版），

一本是全汉昇先生的《中国行会制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

还有一本是葛兆光先生选编的《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另外的一篇文章，是葛兆光先生的《学术的薪火相传》，同时也是他选编之书的“代序”。

葛剑雄与葛兆光二位先生的文章，谈的都是民国学术的问题，这里不妨从二位葛先生的文章入手，来谈谈如何比较民国学术与当代学术。

在葛剑雄先生看来，民国时代的学术被今天的一些人高估了，如其《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一文所云：

“近年来，随着’民国热’的升温，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流传日广，更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与此同时，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或者被媒体重新加冕。于是在公众和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民国期间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

针对所谓“民国学术被高估”的现象，经由若干之分析，葛剑雄先生得到了一个总体性的结论，谓：

“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

以笔者学识之浅陋，对于葛剑雄先生这样宏观结论，不敢说是，亦不敢说非，所以目前只能从一些小一些的角度，来谈谈比较方法的问题，恰好另一位葛先生为笔者提供了方便。

葛兆光先生所选编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的论文，对于选编中的取舍，葛先生在《学术的薪火相传》一文中有论云：

“论文很多，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我选的也未必能反映这些学生的真正水平。因为格式，我没有选择那些实际很有意义的文献与考据性的论文，像1937年中文系毕业生张秉新的《列仙传校补补》。又有红字正文，又有双行夹注，还有方框补字，还有低两格的校注补，排板也许实在很麻烦；因为篇幅，我没有办法把最好的论文选进来，像有几十篇论文几乎就是专著，1936年社会学系毕业生刘秉仁的《中国历代仓库制度》长达三百多页，足有15万字以上，1937年历史系毕业生卞慧新的《吕晚村年谱》分装了一寸多厚的两本，也超过10万字。”

为了让今天的读者了解民国时代大学生的学术水准，葛兆光先生又从三个方面介绍了这些论文，其中论选题云：

“从选题上看，历史系的《中国历代仓库制度》、《中国总税务司十年史（1859～1869）》、《中越划界及通商之交涉》、《八旗兵制考》；

中文系的《说文声系》、《泰州方言正字》、《滦州影戏述要》；

社会学系的《北平市电影业调查》、《生育节制与中国》；

政治系的《保甲制度》、《中东铁路的概况及其由来》等等，放在今天仍是学者的首选课题。这些课题其实和国际关注的问题接得很紧。

研究课题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本事，它实际显示着一个学生的问题意识是否敏锐与学术视野是否开阔，缺乏这种意识与视野，题目的选择中就会露出平庸和狭隘。”

又论资料云：

“从资料上看，除了少数之外，大多数论文的广征博引，杂采旁通，则使我感到惊讶。

讨论清代鸦片战争前中西沿海通商问题的论文包括中外文的参考书目就长达4页，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论文，引用的资料则包括了中国与日本的报纸《大阪新闻》、《益世报》，日本和欧洲的各种杂志，以及当时关于北满的各种外文资料；

论述 19世纪中叶中国税务司的论文，其参考书目除《中国关税史料》、《筹办夷务始末》、《约章分类辑要》、《中外条约汇编》外，采撷了实录、档案、文集、各种地方志、典制、国内学报以及欧美日本学界的研究。

我曾经粗粗地查阅了一下近年的研究，有些发表在权威刊物上的大块文章，其实参考文献也不过如此，至于那篇关于北平新闻事业的调查，不仅使用了调查的资料，而且参考了中文与日文书四十余种、西文书一百余种、中文杂志三十余种、西文杂志三十余种以及若干报纸，对当时的报房、报摊，大型报纸、流行小报、社会反映及报纸的经营和编辑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研究，我真不知道，关于这一课题现在有没有对资料如此精细的把握。

其实不止是书面的文献，一些论文对实存的社会资料与语言资料作了相当有用的调查，容纳了相当丰富的社会资料，滦州影戏的组织形式与演出体制、北平电影业的影院设施与广告宣传、30年代北平警察的状况、松江方言的发音系统和语汇习惯，至少对后来的研究者也相当珍贵。”

又论思路云：

“从思路上看，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似乎不仅有很锐利的眼光，而且具有相当绵密而细致的分析与引申的能力。

一篇题为《孝的研究》的论文，从孝的心理与生理基础分析开始，指出弗洛伊德最大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子女对父母的爱‘不由于什么良知良能而找出它的心理、生理上的基础’，而最大的错误在于把这些原因统统赋予了性的意味，于是进一步把孝的研究深入到社会人类学、政治伦理学，最后则进入历史与文献甚至是考古的领域；

而一篇题为《唐代的商业》的论文，除了讨论唐代商业繁荣的原因之外，还分别讨论了‘设市与置官’、‘商税概况’、‘走私问题’、‘互市’、‘国内商情’，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这己经很细致了。

还有一篇长达13万字的论文，在对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外沿海通商的变化情况作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后，指出中国以朝贡为贸易的观念与西方自由通商的精神的差异，是当时中外交通的一大症结所在。

他在结论中说，‘中英鸦片战争，根本的说来，是贡舶贸易精神与现代自由通商精神的冲突，鸦片问题只不过是引燃的媒介罢了’，我们不管这一结论如何，仅仅是那种独立寻找问题与答案的能力与习惯也足以让今天的先生与后生思索。”

在此文当中，葛兆光先生也谈到了看到这些论文时的第一感想，谓：

“说句实在话，看这些毕业论文，我产生的第一个感想就是，那个时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学生，初一出手，竟然有如此的水平，这不能不让今天还在教书的老师反省，也不能不使现在还在号称做学术的人汗颜。”

葛兆光先生谈到的是当年清华大学学生的毕业论文，而笔者所联想到的另外两本书——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的上卷和全汉昇先生的《中国行会制度史》——都是作者在大学就读期间完成的。

就萧一山先生所著《清代通史》一书的上卷而言，笔者虽然曾经指出了其中的两处误引，而且不完全认同萧先生的一些观点，但对于萧先生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大学就读期间就能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的一部数十万字著作，还是有由衷的钦佩。至于当年一些著名学者对于萧一山先生此书的称赞，笔者在这里就不必复述了。

全汉昇先生的《中国行会制度史》一书，初版于西历一九三四年，当西历二〇〇七年的时候，这本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重印。何汉威先生在《重印本〈中国行会制度史〉导读》一文中，引用了葛兆光先生在《学术的薪火相传》一文中“反省”和“汗颜”的“感想”，并表示：“重读这本原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北大史学系三年级学生习作的小书，我充分认同葛教授的感想。”

笔者在读到葛剑雄先生的文章之后第二时间的联想，其实是一个建议：

今天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师生，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一些本科生在校就读期间完成的论文和专著，与笔者上文所列举的三本书中的内容作一个比较，看看会不会像何汉威先生那样充分认同葛兆光先生的那段“反省”和“汗颜”的“感想”。还有，把某些当今的教授、博导的论文与当年的大学生论文作一比较，也未尝不可。

当然，这种比较还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已经有了八、九十年的积累；

其二，当代的求学之人，先不论其他方面的条件，仅就文献阅读的便利性而言，比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足不出户而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便捷方式获取学术资料，是当年的大学师生难以想象的。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本科学生著书的，虽偶有听闻，但其著作能与萧一山与全汉昇二位先生的著作相比的，以笔者之孤陋，目前尚未见到。至于两个时代本科生论文的比较，笔者虽然多少有一些概念，只不过在精力有限和缺少大样本资料的前提下，不愿发表宏观性的意见。

本科生的学术水准，对于比较两个时代的学术总体水平而言，只是诸多视角中的一种，但人世间的有些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全，即使是从本科生的学术水准来入手的题目，也很难通过一篇短文就说得比较清楚。愿意接受笔者建议而进行比较的学者，自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在这里与两位葛先生有关的有感而发，是希望人们不要急于宏观定性，而是从一些具体的视角来观察、分析和比较不同的时代。

今人对两个时代之学术的宏观定性与比较，是不可不慎重的。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笔者也不能说完全不认同葛剑雄先生在《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一文中的一些观点。具体而言，那就是今天的某些人对于民国学术的盲目追捧。

在《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一文中，葛剑雄先生费了不少笔墨谈了今人对于民国学术的盲目追捧。

笔者在对此比较认同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盲目追捧民国学术之人，一个重要原因是今日一些研究民国学术的学者，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学术水平差距实在太大，自然会误导那些只是关注民国学术人物而基本不具备研究能力的人。

“民国热”的兴起，远不是这两三年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化现象。在研究民国学术的人当中，有的是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有的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有的是兼而有之，但还有一些人是看到谈论民国学术可以名利兼收，从而对此趋之若鹜。

众所皆知，学术的发展与进步是要建立在前代学术基础之上的，正如葛剑雄先生所云，“有的学科和学人因学术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至到了改革开放后这门学科恢复，还只是民国时期的成果独领风骚”。

所以按照葛剑雄先生的思路继续推演，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时间，就一些具体学科而言，不要说超过民国时代的学术水平，能否消化吸收当年的成果，以图恢复到当年的水平，恐怕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虽然笔者是一个孤陋寡闻之人，但根据有限的观察而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一部分在民国学术基础上继续研究的当代学者，勉强还能读一些民国学者的著作；还有一部分学者，则只能寻章摘句、辗转稗贩式地抄录一些他们似乎还能读懂的民国学人的文字段落，同时津津乐道一些民国时代的名人轶事，以此作为谈资，吸引一批水平更低的追随者。这种现象虽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能够这样做的学者，或者说是一大批比较盲目地追捧民国学术的人士，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相对而言已经显得很有文化品味了，简直不忍心对他们有什么批评！

在盲目追捧民国学术的热潮当中，一部分民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很可能被高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葛剑雄先生所说的“民国学术被高估”才有可能成立。

同时，不少民国学者的学术成就不但被低估，甚至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了，这些被冷落的学者，在学术水平方面，说不定比那些受到盲目追捧的学者还要高。

总之，无论是高估，还是低估，都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所以笔者在两位葛先生的民国学术之论的启发下，觉得还是从一些具体的角度来比较两个时代的学术为好。

而且，两个时代的学术并不一定非要比一个总体性的高下，弄清钱学森先生所说几十年出不了杰出人才的原因，逐步解决当下的问题，才是最要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