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穿衣囧事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短缺经济时代，居民穿戴用度的纺织品供应极其贫乏，棉花制品是最主要的来源，供小于求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改善。国家以发放票证、定量供应以限制需求的手段来保证供需平衡，是当时常规做法。对那些不产棉的省份来说，每人每年一丈二的布票就是全部的可支配用量，捉襟见肘的状况可想而知。

一

棉花制品的好处是吸汗、抗静电、手感舒适、透气性好，但牢固程度差实在是无法弥补的一大缺憾。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缝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5月份，再扯去里子作为单衣能够撑到缝新棉衣的时候就不错了，一般淘气的男孩子这一身衣服就已经烂成布条了。更何况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棉布衣物就显得格外“不经穿”。

我因为跳猴皮筋和打乒乓球，再加上拾柴火做饭等，活动量比较大，一年穿破两条裤子、四双带袢儿的黑条绒鞋和一双球鞋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妈妈赌气地说，一定要给我打一双“铁鞋”才行。至于穿露脚趾头的袜子更是比“常态还常态”。很多人家都有一种叫“袜楦子”的东东，是一个木制的脚型，补袜子的时候套进去，便于缝补。

那时我们判断棉布的质量，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结实”，基本上没有“美观”的概念，从来都是“实用压倒审美”，况且1949年以后定义的新的审美取向是臃肿而没有腰身的“延安化”。膝盖和肩膀上带补丁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朴素的美德+向劳动人民看齐的“双美”体现。最夸张的时候，我的一条裤子上打了十多个补丁。当时在洗得发白的裤子膝盖部位打两个补丁的时髦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破洞牛仔裤。很多人为了增强耐穿性，在新衣服上提前打补丁也是常有的事。

记得我13岁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大多数都是只有一条裤子，我稍微好一些，也不过是枕头旁多有一条换洗的而已。我们同院的一个姑娘想到池塘里洗裤子找我借穿一下，等到自己的裤子晾晒干了再还给我。本来，洗衣服的时候相互周转一下，在要好的同性朋友中借穿和换穿衣服是很普遍的，算不得什么可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那天偏巧就在我刚脱下裤子，只穿着勉强能遮羞的破烂小裤衩正准备递给她时，就听到她在门口大喊，“裤子，裤子，快穿上！”我在屋里不耐烦地回答，“催什么，这就给你。”

这时只见我十分仰慕的一位高中大哥哥突然推门进来，看见我的狼狈样，他一瞬间也楞了一下，随后尴尬离去。我们几个小伙伴笑成一团，借裤子的小姑娘还抱怨我说，“都提醒你了，叫你赶快穿上”。我说，我在屋里哪里知道，以为是你在催我，等得不耐烦了呢！以至于后来我看到那位兄长都会脸红。

很多年以后，他还曾为此解释道，说当时有事情要向我父亲请教，从外面进来，室内光线暗淡，他什么也没看到。我忙摆手说，别解释了，越描越黑，都是叫“借裤子”才闹得这么窘。通过这件小事就可以知道，虽然我们还不至于衣不蔽体，但“布荒”是仅次于“粮荒”的大事，人们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或者另辟蹊径来补上这份亏空。

那时候添置一床被子是一家人的大事，因为被里被面需要用掉两丈四的布，这意味着两个人一年没有新衣服穿。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里，一般人只有在取新媳妇的时候才添置新被子。富裕一点的人家盖“毛毡”，这是一种用羊毛碾压杠制而成的毯状物，盖到身上就像钻到一个羊毛桶里，虽然挡风但是一点也不柔软服帖。穷一些的人家只能靠烧炕取暖，所谓“身下像火炉，身上凉飕飕”，唯一的办法就是像烙煎饼一样，这面烙熟了再翻过来烙那一面。

所以我到上初中的时候，盖的还是上小学时用的被子。因为被子太短，常常盖了上面就盖不了下面，冬天的时候我总是用皮带把被子从后面扎紧，以防一蹬腿脚丫子露出来。后来母亲下狠心花费刚毕业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很长一个阶段，大学生毕业后的月工资和毛毯是同步涨价，我们那里戏称他们是可以一年挣12条毯子的“毛毯人”）给我买了一条毛毯。

这条毛毯一直跟着我走南闯北，夏天垫在下面防潮，冬天盖在上面御寒。结婚以后因为住房条件局促，学校分给我们的教工宿舍只是一间15平米的单间，我和孩子、小保姆住了就没有秦晖的地方，他只好借住在学生宿舍厕所旁边一间潮湿无比的杂物间里。一天中午吃饭时，他把毛毯晾晒在宿舍外的铁丝上，等吃完饭回来，毛毯已不见踪影，我不甘心地在校园里找了半天也未果。

二

因为凡是沾“棉”的衣物比如棉背心、秋裤等都要收取一定的布票，那半寸长短的小纸片就格外珍贵，都是由妈妈夹在存折里珍惜使用。有次因为售货员粗心，多收了她二尺布票，她心痛得一夜辗转反侧。如果碰到布票减半的绵绸类物品，大家就都会争相转告，排长队购买。有些物品虽不一定要布票，但也都是凭购物本供应的，比如缝被子的棉线、袜子、洗脸毛巾等。

由于需求程度不同，在这方面总会有些“潜力”可挖——缝被子的棉线会被反复使用，男孩子洗脸不用毛巾，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几条毛巾拼起来当毛巾被用，或者搜罗几个购买本，把几家人供应的本色棉线染色以后编制成线衣。我就曾经用白棉线按照《冯秋萍编制大全》上的花样，给家人各织了一件线背心。

也有些人会把节省下来的布票偷偷摸摸地拿到“黑市”上卖掉，换取一些其他急需物品。倒卖布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如果被纠察抓住是要进“学习班”或者被判刑的，但是票证的地下交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虽然中国被誉为“丝绸之国”，除了棉之外的丝、毛、麻用品历史也很悠久。但是由于受地域环境的限制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产品产量少、价格贵，无法大批量供应。丝绸的抗牢固程度比棉布更差，且质地轻薄、不易上色，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衣服，无法进入平常百姓人家。只有像我姥姥那样早年“富贵过”，家里又是从事纺织行业的人才能分辨出“绫、罗、绢、丝”各自有什么不同织法。

相比之下，毛纺织品的抗磨损程度要强许多，可是价格昂贵还要凭工业券供应，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属于“奢侈”用品，一般人家很少穿着。母亲曾花费120个工业券和150元的“巨款”为父亲缝制了一身毛华达呢制服，这是我们全家两年积攒下来的结果，为的是省下布票给我们用。

那个时候，大家的穿着都是一样的“蓝蚂蚁”，小姑娘顶多也就用花花绿绿的“玻璃绳”扎辫子来体现一下“色彩”。有一个阶段流行起了“一尺布翻花样”。说一尺布可以做书包、裤衩、胸衣，还可以做假领子，正处于豆蔻年华，“想美”的我们都很想实践一下，几个人分别软磨硬泡地从大人那里各自讨来一尺布票，买来花花绿绿的布在一起操作。别人做的书包、裤衩都很成功。唯独我做的胸衣腋下和前胸的弧度裁剪不好，再加我不懂得上贴边另裁的道理，成品皱巴巴的，穿上比不穿更难受。于是不停地试不停地改，越做越丑陋，不伦不类的挂在肚脐上面，既不像背心又不像胸罩，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改到最后的结果，剪的布片只能用来做沙包和洋娃娃的衣服了。这可以算是我第一次失败的DIY，后来我还做过假领子，也不是很成功。也许我选择的恰好是衣服的两个难点部位。

1960年代已经开始有合成纤维制品供应，因为下垂感显著，俗称“抖抖料子布”。街上的孩子们都知道“穿着抖抖布，一定是大干部”。到了70年代初，我们所在的县城商业门市部第一次有的确良女衬衣到货，一共有三种颜色：粉红、豆绿和浅灰。这种不要布票的新品种衣服色彩艳丽、布料挺括平整、据说又薄又耐穿，不用烫，不褪色，容易洗，干得快，还不走样。因为价钱要比普通的平纹布高两倍，大家是看得多买的少。

妈妈仍然决定“不惜血本”给我买一件，最后我选中了豆绿色，也算开了一时“洋气”之先。在物资匮缺的年代，我比女伴们多一件的确良衬衫，虽然有“不艰苦朴素”、“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之嫌，但心里仍然美美的。有时候在井边遇到挑水的小孩，他们会故意把水撒到我身上，然后大喊“的确凉、的确凉”，以讥讽我的穿着与大家不同。因为我姥姥家在天津，有时会寄一两件式样别致的成衣来，穿出来在小县城里显得既另类又新颖，很是扎眼。

三

1972年我参加工作，分配在离县城40里的首阳镇的基层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原来是50年代初农村推行三大合作运动——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年代，为了卡死流通环节，便把原来民间自发的结社购销变成了官方商业系统的衍生品。我们所在的供销社是该县西南唯一的商业网点，负责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的统销，等于是县商业局的分支，早已没有了任何“合作”的成分，完全处于垄断地位，相当于“盐铁官营”。除了官方一家，任何个人不得经商，百姓之间任何的物资交流都属于违法。

我先是分到了在鞋帽组，后来被委以重任“荣升”到了“布匹组”。布匹组是整个综合门市部——食品、百货、鞋帽、日用里面最重要的部门。一是因为棉布的核价单位都是计算到“厘”，比如白棉布0.285元，斜纹布0.425元，咔叽布0.465元，不像其他物品的价格都是整数，不用算盘的话心算容易出错，业务要求要高一点；二来布匹组还要多一道收取布票的手续，零售也就罢了，盘点起来格外麻烦；三是布匹伸缩性差距很大，有的布匹是包含了“整匹零卖”的损耗在里面，有的则卡得很死，整匹丈量刚好，零卖起来就会有“短缺”。刚刚经历过“一打三反运动”，商业局是众矢之的，贪污自杀的人多着去了，所以布匹组对人员的要求比其他组要高些——要体力好，搬运成捆的布匹是个力气活；要脑子好算账正确；还要嘴巴快，布匹组是个经常吵架的地方，没有点据理力争的能力还真不行。

我在供销社的那两年，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人们手中的货币和物资交流只有这一个地方，所以逢集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了。早上9点钟开门，7点钟就有人等在门口，一开门，柜台都要挤垮了，不要说喝口水，中午饭都要等到下午3点钟以后才能胡乱拨拉几口。我们用的一米的长尺子前面安了一个小刀片，丈量完以后划一个小口，两手的食指和中指卡住布，拇指用力展开双臂一伸手就可以撕开。但有时候速度快，卡在手指缝当中的布丝儿也会把手指和手掌划一道很深的口子。我一个逢集日要做几百上千次扯布动作，到了晚上胳膊酸的连碗都端不住了。

其实体力还是小事，关键是算账绝对不能忙中出错，我们那时候兴“唱账”，就是每一笔交易一定要大声说出来。比如“0.465的哔叽6尺，2.79元，当面点清，出门概不负责！”一般来讲，我算账出错的几率不高，来找后账的大都是尺寸问题。如前所述，一尺布票都能使我母亲夜不能寐，可见短缺度有多高。有一年到了一批类似军用的咔叽布，颜色质地与军装相仿。军装当时是最时髦的服装，能有一件仿军装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所以那批布卖得别提多火爆了。

可是偏偏这批到货可能是“战备库存布”，没有“零售消耗余头”，也就是说整批布零售下来会有大约2-3米的缺口。“一打三反”的余波使我们每个人都心有余悸，害怕落个“账目不清”的罪名。我只能紧紧卡住尺子卖，棉布有伸缩性，拉直和铺平之间大约会有1.5-2寸的差距。而恰好这批布的“缩水率”又比较高，结果十人当中有差不多有六七个人来找后账，说我没有给够尺寸。我向每一个人反复陈述这中间的缘由。由于我说话语速快，分贝高，又占一点理，说白了还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底气，没有一个人能“吵”过我的。于是便赢得了“一张利嘴如同麻链子（搓麻线用具，意为转得快）”的称号。

有的人甚至找到领导面前。社领导特意到门市部来过问此事。我把所剩布匹摊在柜台上，全部丈量一遍让领导看，不这么卖，损耗的短缺算谁的？领导和业务员商量了一下，特批给我一些“损耗量”，同时批评我态度不好，可以事先向人们说明“缩水率”，建议多购预留出一点“放量”，好在这批布很快就告罄了。有一日我碰到镇上的裁缝，他对我说，你卖的这批布，最后高兴了学生娃。一问才知，原来大人购来想给自己做衣服，结果由于尺码和缩水的原因都改给孩子们做了。

为了腾出棉花用地，增加种粮的土地面积，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大量进口化纤设备，不要布票的“的卡、的纶”之类的化纤纺织品种类多起来了，引发了人们在穿衣上的革命。1974年我去兰大当“工农兵学员”学习俄语以后，还回过一趟原来的供销社，棉布的紧俏状态已有所缓解，成衣制品也开始多起来了。1978年以后农村市场开放，1985年统购统销取消以后，票证的作用也就寿终正寝了。

商业局和供销社垄断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供销社成为了鸡肋，面临着三个不承认：农民不承认它是“合伙人”组织，说“合作社不合作，联合社不联合”；政府不承认它是官办企业，命其自负盈亏；供销社职工也不承认自己是群众性经济组织，觉得国家是卸磨杀驴，任其自生自灭。用我们那里职工的话说，现在的政策是“用着了搂到怀里，用不着了推到崖里”。脑子活泛点的，赶紧自谋出路。我们供销社原来的同事有些就自己出来“单干”了，上广州下江南的到处批发组织货源回来销售，我笑称她是“一个人的供销社”。她对我说，供销社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吃皇粮”“只此一家”的买卖再也没有了。

现在人们的穿着已经在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网购更是不受地域和付款方式的限制。对那些买衣服买到要“剁手”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听着就像天方夜谭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