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央对关押在旅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进行审理,结果触目惊心:
这1000余名战犯在侵华战争中,一共杀死了949814人,烧房19503处又40672间,抢粮36914899吨。
鉴于这些罪犯恶行累累，中央东北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联名向高检法上报方案：对罪大恶极的70余名战犯处以极刑。
然而，这个方案被立马否决了。
1955年，周总理下达中央指示：
“对日本战犯,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20年以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于是，一场耗时长达14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日本战犯改造开始了，这场改造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造，中国人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际史学界称之为“抚顺奇迹”。
但是，这一奇迹的创造，其背后的艰难曲折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当我探寻这一历史细节以及其背后的内幕时，内心的震撼和思想的冲击让我久久无法忘怀。
一、从西伯利亚到抚顺
1945年8月，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击毙日军83000多人，俘虏日军近60000人，这些俘虏被押解到严寒的西伯利亚进行监禁和强制重体力劳动，修路、砍树、挖煤等等，比网友调侃的去西比利亚挖土豆要艰苦得多。
这些俘虏中，一部分改造认罪后被释放回国，剩下969人，则是被苏联称作根本不可能改造的，极端凶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这969名极端战犯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0年，当运送日本战犯的火车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时，一个名为大村忍的战犯高声喊道：完了，我们死定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前身是日本关东军修建的抚顺典狱，专门用来关押抗日反日人士，而大村忍在里面当了十年典狱长，他知道一旦进去就不会活着出来，而且还会死得很惨。
可是让大村忍和其他所有战犯感到最惊讶的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待他们的既不是冰冷的手铐脚镣，也没有凶神恶煞的狱卒看守，而是香喷喷的大米饭，白面馒头和猪肉炖粉条。
在西伯利亚吃了5年黑面包的日本战犯，看见眼前的好东西，武士道的精神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一个个扑到桌子上呼噜呼噜就大吃大嚼起来，他们吃的很痛快，但一旁的炊事员却恨得牙痒痒。
他们满腔怒火无处可发，只能事后无奈地感叹到：这么好的东西乡亲们吃不上，怎么全都给了这帮兔崽子…..
不怪炊事员气愤，看看这些人的名字，哪一个不是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
铃木启久，日本关东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河北鲁家峪大屠杀等惨案的指挥军官；
藤田茂，日本关东军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抚顺，平顶山大屠杀等惨案的指挥军官；
长岛勤，前日本陆军济南防卫司令部司令长官，琵琶山大屠杀等惨案的指挥军官；
田井久二郎，伪满洲国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特务科科长，刑讯残杀赵一曼烈士的刽子手……
这群杀人狂魔在西伯利亚砸了5年石头，都没被驯服，一顿饱饭自然对他们起不了任何作用，吃饱喝足后他们就开始挑事了。
第2天，战犯管理准则刚被管教员贴到墙上，就被战犯一把撕碎了，原因就是他们不满规则的落款：战犯管理所。
藤田茂跳出来，高声叫喊到：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叫你们长官出来说话。
藤田茂，是这批人中级别最高的武官，他之所以极力区分战犯和战俘，是因为他知道，根据《日内瓦公约》，《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战俘享有人道权利，而战犯是可以杀头的。
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日本人面对面拼过刺刀，藤田茂的气势压不倒他，他质问藤田茂：你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国际法划分战犯依照三条罪状，危害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战犯。
藤田茂不用想，他在中国干过什么他心里一清二楚，侵华日军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刺杀的命令就是他下达的，他亲口说过：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
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这969名日本战犯，哪一个不是身上背负血债？他们要不是战犯，岂止法理难容，连天理都难容。
藤田茂对阵孙明斋，是战犯和抚顺战犯管理所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以战犯理亏，承认战犯身份告终，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
二、护士吃战犯剩下的面条
改造战犯期间，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又适逢抗美援朝，人民生活很艰苦，领导人的伙食标准都一降再降，但战犯的伙食标准却不降反升，远远超出中国人民生活标准。
但即便这样，这些战犯还是百般刁难，嫌饭菜太差。
当看到早餐是高粱米饭和蔬菜炒肉的时候，战犯们却大喊：“喂！你们给我们吃的是什么呀？高梁米，这是喂马的饲料！”
于是晚饭时，炊事班师傅便挑来了大米饭。可战犯们又刁难说：“我们要吃面条、吃打糕呀！”
还有人竟然不知廉耻地说道：“日本帝国大大的有钱，将来会还你们的。”
这种对立情绪很不利于战犯的改造，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总理又指示：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按国际惯例处理,依据战犯的原来的级别,按将官、校官、和校官以下三个级别,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大米。
为此中央财政专门划拨20万经费解决战犯的伙食问题，20万是个什么概念呢？
当时顶级的东北大米1毛钱一斤，猪肉不到3毛钱一斤，也就是说，战犯们即便是不分等级，全都吃大灶，每天也能吃上细粮和肉。
这些战犯不知道，为了保证供他们的米、肉一两不少，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能吃是野菜、黑面窝头，有时战犯的肉食供应不足，管教员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深山狩猎。
有时候，护士们值夜班能够吃上战犯们剩下的面条，就会让其他的同志羡慕不已，可想而知我们自己的同志生活有多艰难。
战犯们不仅吃得好，住房条件更是优越得不像在坐牢，而像在度假。
在战犯抵达旅顺战犯管理所之前，国家就划拨366亿旧东北币，也就是相当于370万人民币，对于这座占地4万平方米的监狱进行了彻底改造和修缮。
管理所虽然外表和其他监狱一样，但内部却别有洞天。
往日阴森的牢房和审讯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建的设施，宽阔的运动场，提供暖气热水的锅炉房，医务室，理发室，图书馆，面包房，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个活动俱乐部。
但这些战犯心中有鬼，眼前的一切越是美好，他们越是不敢相信，看到锅炉房他们就觉得是焚尸炉，带他们去医务室体检，他们就怀疑要让他们做细菌实验。
这些魔鬼以为管理所的人都跟他们一样邪恶，这是实实在在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要感化这些人的心，比登天还难。
三、冥顽不灵，请求对战犯处以极刑
1950年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管理所的战犯上演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出闹剧。
考虑到过中秋节，管理所给战犯发放了月饼，这个月饼的包装纸上有菊花的图案，而菊花又是日本皇室的标志，战犯们顿时兴奋不已。
有的人当场咬破手指头，把包装纸里边涂红，沾点唾沫贴在墙上，然后一边膜拜，一边喊着天皇万岁，完全顾不得这上面还写着豆沙，五仁这样的字样。
看到战犯们丑态毕露，管教员们又好气又好笑，他们冲到牢房里把这些“赝品”全都给没收了，拿出去烧掉，在他们身后是那些战犯哭天抢地的一片叫骂声。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犯们的气焰更是嚣张到了极点，这些在二战中被美国人打得满地找牙的日本人，这下反而兴高采烈地闹了起来：
“美国人那么厉害，朝鲜人根本就不是对手，你们中国人也不行，等美国人打过来了我们就解放了。”
一直以来，管理所遵照上级传达的指示：对这些战犯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注重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因此，虽然战犯们有各种各样的挑衅行为，虽然有万般的委屈和无尽的愤怒，但工作人员从未对战犯们有过一丝一毫打骂行为，可以说对这些战犯不仅做到了仁至义尽，还做到了无微不至。
但结果这些人没有丝毫悔意，军国主义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还对着天皇山呼万岁，冥顽不灵，是可忍孰不可忍！
管理所上下以及民众，认为这些日本战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收到来自基层战线的强烈呼吁，中央表示理解，但国家有国家的战略考量：
“杀掉近千人很容易，就是几分钟的事，但是杀掉了他们就足以平民愤吗？冤冤相报的仇恨真的就能够化解吗？”
中央领导指示要从思想根源上对日本战犯进行改造，这是比战争更为艰巨，但却能真正造福后代的灵魂工程。
周总理还向管理所的同志传达了一句话，让大家相信：一些日本人现在是战犯，但是20年后，他们会成为朋友。
不管内心怎么想，情感上怎么过不去，但管理所的人还是落实了中央的指示，他们没有那么长远的眼光，但他们相信组织。
所以他们很快卸下了思想包袱，又充满斗志重新回到了战犯改造工作上。
可喜的是，这一次，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四、从医病到医心
当时，大多数战犯的体质都不太好，高血压、心脏病、肺气肿等各种慢性病都有。
为了保证战犯的健康，管理所甚至不惜动用外汇进口贵重药品。
管理所还组建了医务室，医务人员都是从各个医学院校抽调的业务骨干，医生也是从各处抽调而来的名医和教授。
医疗设备齐全，药的品种繁多，战犯还能享受到政府一般干部享受不到的“特批”药品。
如此豪华的医疗团队，不要说一般人享受不到，就是干部也很难享受得到，但是在战犯不花一分钱，却可以享受这种顶级医疗资源。
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但这其中又尤以病在生命历程中反反复复，让人痛苦，也正因为这种痛苦，使得人更能看清身边人，这一点连战犯也不例外。
日本战犯中文官官职最高的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他是伪满政权的实际掌控者，这个目空一切的人，一进战犯管理所便得了突发脑溢血，成了一个瘫痪的废人。
他在管理所一躺就是5年，5年期间他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可是却没有生过一次褥疮，一切都靠他身边的特别护理员焦桂珍，每天喂饭送药，翻身，擦洗。
将近2000个日日夜夜，焦桂珍就这样默默地悉心呵护着，从未停歇。
在焦桂珍照料武部六藏的时候，这个曾经的伪满洲国“太上皇”有好几次像孩子一样哇哇大哭，所有的人都能感到他内心所受的煎熬。
中国人以德报怨，唤醒了日本战犯久违的良知，同时更促使他们用全新的眼光去反省战争的苦难，去审视他们自己的罪行，而这样的故事，管理所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不仅仅救死扶伤，医治战犯身体上的疾病，还从生活入手，走进他们的内心，温暖他们的心灵。
战犯中有一个极端顽固分子岛村三郎,他连管理所院挖出少女头骨都无动于衷，可谓毫无人性。
可是某一天他却嚎啕大哭，因为他得知自己的独子在街上被车压死了，工作人员知道后跟安慰岛村说这几天就不要劳动了,好好休息一下,又嘱咐伙房这几天要单独给岛村作做些好吃的。
岛村对此很受感动,终于,他从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出发,找到了认罪的突破口……
五、接受审判，重新做人
1956年春天，为了使战犯思想进一步得到改造，中央组织日本战犯分三批，到沈阳、北京、武汉、等11个大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等99个单位。
面对新中国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战犯感慨万千，当参观他们当年实施暴行的地方时，他们都流下了悔恨的眼泪，只能无言跪在群众面前请求以死谢罪。
6月21日，在抚顺市人民委员会礼堂，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正式开始。
上午10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军法少将王之平走上了礼堂讲台，而台下已经坐满了在这里的300名日本战犯，这一天他们将接受中国的处理决定。
“鉴于日本投降后，10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同时，姑念该犯等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免予起诉，立即释放。”
当王之平少将说出“免予起诉，立即释放”这八个字的时候，台下哇的一声爆发出了哭声。
即便是从日本投降那天算起，这些战犯也已经有10多年没回过家了，现在他们就要恢复自由，回到故土，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
关押在抚顺和太原的日本战犯一共1062人，从1956年6月21起，其中的1017人，因为罪行较轻表现良好，而得到了免于起诉的宽大处理，被分批释放。
剩下的45人则于同年6月到7月，在沈阳和太原特别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在法庭上表示：“我在中国犯下了人类所不能允许的滔天罪行，请求中国人民对我处以极刑，以此教育日本的后一代。”
曾带头参与写“抗议书”的战犯岛村三郎在法庭上长跪不起，请法庭对自己判处极刑……
像古海忠之这样要求以死来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日本战犯不在少数。
战犯的改造成功与否,在于法庭上是否认罪,纽伦堡对德国法西斯的审判,东京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受审的战犯无一不趾高气扬,无一不抵赖罪行。
因此，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当全部45名战犯对所有指控罪行供认不讳时，当他们深深跪倒痛哭认罪时，在场的外国记者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评论：
“不可思议的一幕，这些战争魔鬼经过在抚顺改造，竟然主动认罪，中国人创造了奇迹。”
这些日本战犯都恨不得以死谢罪，但到最后他们一个也没有被判处极刑。
根据犯罪事实的认定，这45个人分别被判处8~20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刑期是从1945年也就是他们还在苏联当俘虏的时候算起。
1964年3月9号，随着斋藤美夫，福永顺太郎和城野红三人在释放通知书上签字，所有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都得以获释回国。
返乡之前，每一个获释人员都收到了管理所赠送的皮箱，毛毯，和皮鞋。
时间长了，管教员和这些曾经的战犯已经成了朋友，他跟他们打趣说，穿上了新鞋回去都要记得走新路啊！
六、回到日本的战犯成朋友了吗？
1956年首批免于起诉的30余战犯,踏上日本的舞鹤港,便联名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书中有这样一段：
“我们既然认识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就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坚决反对把人们驱向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
1957年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中日友好,终生认罪,反战和平。
自此以后40年,“中归联”参与了许多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如教科书事件中,日本文部省篡改日军侵华史,“中归联”派代表到文部省面交抗议书,一些会员拿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对文部省的官员喊道:“你们看,照片上的就是我!这不是侵略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中归联”的老人们以绵薄之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出力:促成了抚顺市与日本磐城市结为友好城市;捐款抚顺开办樱花饭店;帮助抚顺从日本引进优良树种、稻种;若月金治与抚顺机械厂合办星阳公司……
1988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的会员，又回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筹资修建了一座高达6.37米的花岗岩纪念碑，起名谢罪碑，碑面上用中日两国文字，镌刻着这样的心声：
我们在参加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这段并不被多数人所了解的日本战犯改造历史，细看起来是如此惊心动魄，抗日战争我们打了14年，改造日本战犯我们又用了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