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的愤怒:捻军起义真的是因为剩男危机吗

儿化音后“光棍”是指还没有结婚的成年人，“打光棍”意即一直单身。

当代社会，“大龄剩男”、“待嫁剩女”的话题被舆论不断热炒。中国的男女光棍群体数量庞大，且呈日渐上升之势。如果有人告诉你，“打光棍”不仅是个人的事情，可能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你相信吗？

就在本世纪初，美国学者瓦莱丽·赫德森和英国学者安德烈亚·博尔共同出版了一本“危言耸听”的著作，名字叫—— 《光棍：亚洲人口男性过剩的安全意义》。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男性人口过剩将导致高犯罪率、社会不安甚至国际战争的危机。

作者把矛头指向亚洲的中国和印度，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捻军起义”作为探讨性别失衡和社会暴力的典型案例。他们认为，华北地区未婚男青年数量过大导致了社会叛乱的发生。对此，我们充满疑惑：剩男们真有那么大的破坏力吗？捻军起义真是因为男光棍过多造成的吗？

“光棍”的愤怒

19世纪，华北地区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例高达129：100，有四分之一的男性难以结婚，大量的男性终身未婚。19世纪上半叶，该地区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地方的动荡，许多人死于饥荒。捻军名义上的大首领张乐行，他家乡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但在一场严重的洪灾后，“全村只剩下一柜子绿豆”。他的家乡尚且如此，其他村庄灾后之惨象可想而知。

当时，人们很难把女孩嫁出去，因此多不愿意生养女孩。溺婴、弃婴现象大量存在。据估计，大约每1000名女婴中就有300名被杀害，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性别比例失衡，产生了大量过剩的年轻男性。

适婚年龄的男性找不到媳妇，有的终身没有结婚，压抑的性欲望使得他们变得焦躁不安，酗酒、赌博、打架成为常事，其中多数人变成游离于乡村生活的游民、流氓，甚至成群结队去参与打斗、偷窃，乃至落草为寇。

在上世纪50年代，安徽科学分院历史研究组的成员们对捻军发源地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发现，捻军起事之初，确实广泛存在着群聚集镇、酗酒、赌博以及由争光棍引起的打斗。一些有关捻军或捻军首领的传说中，均掺杂着“众聚而饮、赌博、争光棍”的事情。

在皖北地区，这种为了占有地盘、出人头地而打拼的行为叫做“争光棍”。不带儿化音的“光棍”是“人物”的意思，即老百姓口中的“能人”。“光棍”也分善恶好坏：坏事干得多的人称为“五狼光棍”；平时也做一些好事，受老百姓拥护，其首领便被称为“仁义光棍”。不管是好光棍还是坏光棍，往往弟兄多、面子大、结交广。

许多“捻子”都出自兄弟众多的家庭，祖上积攒的钱财难以为每一个成年男子提供成亲的花费与彩礼，结婚成了难以解决的经济负担。捻军的首领之一的田振邦，他的弟兄共有六人，其中四人“都干捻子”。另一个著名的捻军首领刘狗，其弟兄共四人，挤在一个草棚子里居住。结婚无疑是一道生活难题。

光棍们一旦获得生杀予夺的权势，首先要满足压抑已久的性欲望和异于常人的占有欲。比如刘狗、刘尿弟兄装旗起事以后，两人在邓楼、张寨弄起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刘狗弟兄四人“驮人家六、七十闺女媳妇”。刘尿为自己掳掠来“十八房家眷，上集时一人骑一匹马”。义门地区群众对刘狗弟兄的暴虐性情和霸占妇女的行为深恶痛绝，民间有传闻说：“有一次刘狗路过邓竹园，一个妇女在地里摘绿豆，抬起头来望他，刘狗说：你望我干啥？就叫手下人把她杀了。”

“捻子”在皖北兴起后，迅速显示了强悍的战斗力和破坏力。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陷落以后，“捻子”与在江北的太平军余部结合，形成了剽勇善战的“捻军”。他们以“步骑结合、机动灵活、变幻不定”的作战方式，纵横黄淮平原与北方大地。清军难挡其锋锐，连战失利，就连骁勇善战的“僧王”僧格林沁也被捻军的一个名叫张皮绠的小士兵在麦田斩杀。从1855年到1868年，光棍们组成的持续不断武装起义对清朝统治构成巨大威胁，十余万捻军部队活跃于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清朝政府不得不借助外国军事力量，费时数年才最终将其平定。

问题：捻军起义是因为剩男危机吗？

《光棍》一书在出版后接连斩获美国社会人口学的邓肯著作奖和美国出版者协会政治学最佳图书奖，但却引发了亚洲学术界的强烈争议甚至不满。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提出：性别失调对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

对此，中国学者提出，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值得重视，但不应把这一因素从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中孤立出来，得出性别失调直接导致社会动乱的结论。葛剑雄教授在谈起这本著作时曾说：“这本书提到的男女性别比失调、男性过剩也是一个事实，书中提到可能给国内社会造成的隐患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他们对中国问题了解不是很深入，对中国历史不是很了解，所以才会得出这种‘很危险的结论’来。”

根据历史学主流叙述，中国近代史上的捻军起义是清政府政治腐败和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产物，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地处豫、皖、苏三省交界地区“三不管”的地理环境也都促成了捻军的形成。在捻军大首领张乐行的老家，经过调查的49户农民中，无地少地贫农占38.7%，只有1.5%的土地，而占地200亩以上的地主，就占有70%的土地。大多数无地少地农民，基本生存尚无法解决，惟有依靠临时雇佣或干杂活、贩私盐等方式过活。由于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仍，即便是丰年，小麦亩产也只有150斤左右，遇到大灾甚至颗粒无收。

捻军首领田振邦的家庭，他兄弟六人，起义以前，家里很穷，全家居住在宋牌坊一个地主的车屋里。老四和老六跟随母亲讨饭，其他弟兄到处打工挣钱。由于贫富相差悬殊，当地没钱的男性娶不上媳妇更是司空见惯。而有钱人不仅能娶妻，还能纳妾。例如在当地经营粮行、糟坊，甚至摆过赌场的张乐行，他家有三四顷地，而且手下有一批枪手，给人保运私盐。其经济条件优越，不愁找不到媳妇。因此在正室之外，他还能够纳妾。其小妾杜金蝉，据说是一个出谋画策的幕后军师。

其实，吃饭才是底层民众的头等大事，吃饱饭、活下去是当务之急。捻子平时在家种地务农，等没有饭吃了，就对趟主说：“没得吃了”。趟主说：“没有吃，装旗。”于是整装出发。捻子外出打粮，近处叫“磨弯”，远处叫“打捎”。由于分散的小农经济，以及皖北地区多聚族而居的特点，起事后的光棍采取宗族结合的形式。在形成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以前，捻子每次“磨弯”、“打捎”——满足吃饱饭的需要后，还会回到家乡，放下武器，重新务农。

高性别比例或许是催化了捻军起义的发生，但不是主要因素。至于男性过剩会使国家走向权威政治，甚至导致国家好战的理论，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学者的这种判断因果链过于脆弱，近乎荒谬。

争议：性别失调的社会危害有多大？

有人根据八十年代以来近三十多篇西方文献进行“人口结构失衡与犯罪”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学者均赞成“人口结构与犯罪密切相关”的观点。但该作者认为，上述量化研究都基于西方社会的调查数据，而东西方历史上人口结构及其转变过程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不适用。尽管亚洲社会历史上的部分案例研究表明，男性的过剩很有可能导致犯罪率的上升，但缺乏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

不过，我们也不应当忽视这种危机的存在。正如《光棍》一书中指出的，印度的“蛮荒西部”正是印度光棍的主要集中地——该地区的性别比例是全印度最高的。这些邦的当权者，尤其是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当权者，来自当地传统的犯罪帮派。绑架是这些邦的主要产业，平均每天有两个人被随意抓捕。1981年的犯罪数据显示，在印度各邦中，高性别比例与谋杀率之间存在的惊人联系。那些性别比例最高的邦，尤其是印度北部和西北部，被称为“女孩的百慕大金三角”地带。

总之，性别比例失调不是社会暴力的充分必要条件，但可能会激化或助长社会暴力，这一点不能视而不见。我们认为，适婚年龄单身男性过剩的现象值得注意，而大龄剩女引发的群体焦虑也应当受到重视。

参考资料

捻军调查记 马昌华

捻军产生的社会背景 肖柳

捻军的产生及其初期的活动 马昌华

哈德逊的“光棍”理论与中国性别比失衡 段青

人口结构失衡与犯罪研究：回顾、借鉴与展望 吕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