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白修德笔下的延安

撰文：白修德

翻译：石雨晴 柯育辰

节选自《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

1944年10月21日，周六下午，临近傍晚时分，在重庆泥泞的跑道上，我挥手送别了史迪威。

我知道我必须赶紧行动起来了。

史迪威一走，短则一周，多则十天，新的美国驻华指挥官就将抵达中国了。美国大使馆正处于混乱中，毫无实权。国民党政府因为一时蛮勇逼走了史迪威，还在震惊中，不会马上处罚我，或禁止我自由行动，但很快，等他们回过神来，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当夜，美军总部还在史迪威下属的掌控中，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明天会有一架美国货运飞机起飞，飞往共产党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如果我去拜托他们，他们还能想法子把我送上飞机；第二天下午，小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已登上了去延安的飞机。

整个飞行耗时两个小时，下面是黄土丘陵，上面是烈阳高照—四川的连绵山峦被我飞快地甩在了身后，飞机很快就抵达西安城上空，向下俯视，这是一座矩形的古城，城墙环绕；继续往前，再次进入山区，只是这里的山没了绿意，是黄褐色的，平坦的山顶是一道道深深的沟壑，山上布满了棕黄色的农田，是一片秋季枯萎的颜色；突然，一座黄色的宝塔高耸入云，直冲蓝色天际，遗世而独立，看到布满枪眼的岗哨，你就知道，延安到了。下方片片黄沙的山峦上，三条干涸的沟壑就像深深的伤痕，在一处隘谷交汇，然后变成了一片宽阔的河床，我们的飞机在这里转向，机翼端划过冲沟，冲沟两边陡峭的山坡显露无遗—成百上千椭圆形的洞穴入口赫然在目，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蜂巢。最终，飞机进入山谷，颠簸着降落，跑道两边是绿色的蔬菜田，延安，我到了。

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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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有着神奇的力量，一切伟大事件在时间的长河中漂流越久，就会越清晰，它们的细节会被时间抹去，显露出历史与决策的轨迹。我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的，目的是报道政治与压力。我在延安逗留了三周，其间所发生的一切远比我原本的目的来得重要：一场革命正在摸索中逐渐成形；遍布全国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领导人正秘密赶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中共上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是1928年的事了，而这无疑是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主权铺路。不仅如此，蒋介石刚刚抛弃了史迪威，罗斯福也随之抛弃了蒋介石，因此，中国共产党利用这几周，准备向美方提出全面的且可能是永久的联盟—涵盖军事、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而他们和我们中的一些人都希望，这一联盟关系可以持续到未来。

那几周是美国战争目的与中国革命最契合的时候，无异于二者的蜜月期，而促成此事的媒人，其蜜月的媒介是美国外交官小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戴维斯当时很年轻，只有36岁，他出生于中国，父母都是传教士，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他长得很帅，身体敏捷，为人幽默诙谐，是美国驻外机构事务处（Foreign Service）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并主动承担了探索历史的重任。我和戴维斯是老朋友了，关系亲密，我觉得，即便是他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在当时对美国政治的无知与当时的我差不多，希望我这么说不会伤害到他；我们都经历过延安那个热情洋溢的秋天，但他后来所受的羞辱与贬黜，要比我所经受的严重得多。

周恩来、朱德、小约翰·佩顿·戴维斯、毛泽东、叶剑英

我和戴维斯是在那个周日下午搭乘同一班飞机前往延安的。我此行的目的是找新闻。而他的目的，他并没有告诉我；尽管我们私交甚笃，但在那些年，像戴维斯这样的外交官是不能将秘密告知我这样的媒体朋友的；我也不会硬逼他。我们在延安机场分别，他将入住美国军事观察团“迪克西使团”的参谋处，我则会住在一英里外的民用招待所。延安是座山城，到今天，已经成为传奇之地。当时，他在延安只待两周，我们各自有不同的目的，但其间经常碰面，因为彼此欣赏，碰面的气氛总是欢乐的；不过，直到多年后，所有文件公开出版，他写下精彩绝伦的回忆录《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T ail），我才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或者说才完全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

中国有句老话可描述当时的情况：“天高皇帝远。”那一周，天确实高，但并没有皇帝。约翰·戴维斯没有上级，因为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重庆，并没有人负责统辖美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严格来说，戴维斯是美国国务院的政治官员，国务院派他来华是为了给军事指挥官史迪威提供政治建议。只是在他抵达的那个周末，史迪威已经走了，美国军事指挥部已经没了。因此，戴维斯开始自己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抗日战争中能派上用场吗？他们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价值？

戴维斯在刚到延安的那天晚上就忙碌起来了，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开了一场深夜会议。如果我们的部队要乘飞机在中国沿海降落，共产党会有能力提供支援、切断铁路线、动员农民吗？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但提问当时的局势并不明朗。共产党已完全掌握了蒋介石与美国因史迪威关系破裂之事，对国民党军队的堕落与崩溃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正在准备组建一个独立政府。所有伟大的中共军事领袖都在赶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隔16年后的第一次！他们有的已经回到延安，有的正在从开展地下工作或抗日游击的地区徒步返回。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本就住在延安，林彪、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刚刚抵达—他们四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被授予了元帅军衔，接过了文明的控制权。当时，戴维斯的任务是探索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即联盟的可能性！戴维斯出现的时机再好不过。我也一样。

在这几周里，我们将见证一场革命从胚胎到成型的过程；我是当时唯一的新闻记者，加上我与周恩来是旧识，与叶剑英相熟，又机缘巧合地与约翰·戴维斯共同抵达，让旁人误以为我身份显要，因此获准参与了为实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结盟而展开的探索之旅。

在10—11月的那几周里，延安留下了我们许多的欢声笑语，友谊的美酒在流淌；朱德和周恩来会在散步时，以朋友的身份突然拜访美军的前哨基地，与美军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聊天的内容不过是消磨时光的闲谈，无关军政大事。他们自己的同志—地下党、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击队指挥官都在为参会而陆续抵达延安。当时的游击队正在无形中不断壮大，且以武力不断地取得胜利。在那几周里，共产党与美方充满着善意—温暖、开放、彼此信任。20年后却成了相互残杀的异己，在当时，他们对彼此的信任，他们渴望与我们交朋友的心是真实的。我无法想象在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Smolny）内为争权而斗争的苏联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但他们至少是不会欢迎美国人的，约翰·里德（John Reed）当然是为数不多的例外。而在当时那个过渡时期，延安视我们为盟友、为朋友，是欢迎我们的。

每天早上，我都会在招待所的小房间内被军号声叫醒，号声悠悠，朝山峦之外传去。早餐是棕色的小麦馒头—切片，烘烤，然后和蛋一起端上桌来。我会走出房间，到窗台边俯视这个山谷，只见一队队骆驼从北方沙漠而来，脖子上挂着的驼铃叮当作响。下面的市集十分热闹，有骡子，有骑马的人，有挥鞭赶牲畜的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百姓们看上去很健康，穿着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夹层的蓝色外套。共产党相信，士兵、军官、学生都应该有东西吃，且能吃饱，吃饱了他们才能工作，才能以雄健有力的步伐大步向前，光凭这一点，他们就与国民党内怠惰的军官、虚弱的士兵不同。

他们都是健康的；但我注意到，这种绝对的平等并不存在于奢侈品上，比如说，牛奶就优先供应给医院中的伤病员。之后若有剩余，则会供应给高官的家人和子女。我咄咄逼人地问道：哪些人的孩子能喝到牛奶？

这个问题令他们尴尬不已。因此，我没有再进一步逼问什么，毕竟他们是主，我是客。

我可以一个人四处转悠：去皮革市场，那里的气味难闻得就像制革厂，去卖水果和蔬菜的货摊，爬坡下坎，畅通无阻。在我四处观察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当地的营地可明确地划分为两个体系—受共产党管辖与受军队管辖。我则可以以朋友的身份自由参观这些地方。这两个体系是无形但相互作用的，共产党总部和军队总部正是它们的核心。党总部距离我的住处有3英里远，是两栋灰砖建筑，一栋是官员的办公场所，另一栋是用于开会的大会堂。这里也是我进行政治采访的主要场所。军队总部也是一栋灰砖建筑，四周围是一堆相对较小的黄色土坯房。该总部位于一个封闭的果园内，迪克西使团内的美国人喜欢称那里为梨园（Pear Orchard），但在我看来，里面的无花果树比梨树来得多。相比政治会谈，我更能理解军事会谈，因为我的中文水平可以理解简单、平实、专业的战争用语，但无法理解他们政治用语中的微妙之处，那些说法都太新，太具有革命性，西方语言都还没发明出与它们对应的术语。不过，这座山城中说过的话，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变成全世界革命者的通用语，就连20世纪60年代美国街头上的动荡制造者（Changemaker）者都逃不过其影响。

那时似乎一切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认为一切都是假装，一切都是虚伪。以朱德为例。当时的朱德高大魁梧，长着一个狮子鼻，是红军总司令，被称为红军之父。他外出时会顺道拜访美国人，品尝他们的西方食物，与他们一起喝茶聊天，消磨时光。有一天，在两个小时的会谈结束后，他盛情邀请我留下共进午餐。我们落座时，他的参谋长叶剑英也来了，叶剑英也是刚刚结束与约翰·戴维斯的会谈；之后的午餐就像家宴一样轻松随意，我们走到阳光灿烂的果园里，玩起了文字游戏，并彼此打趣。我们比赛谁能在一句话中尽可能多地使用“所谓”这个词。比如说，“所谓总统蒋介石在重庆的所谓政府正试图将所谓的国民党军救出所谓的前线”。我们悠闲地吃着冰镇的梨，喝着茶，笑语不绝。

他们二人指挥部队，一路从地处热带的海南岛，来到了天气寒冷的北方戈壁滩。不过，那几周，在延安见到的他们，是我走过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当权者中，最舒坦自在，或者说最自得其乐的人。午餐后，周恩来可能会邀请自己的年轻口译员陈家康在大食堂里打乒乓球，有时甚至是在有外宾在场时。朱德、彭德怀、林彪会因为彼此的玩笑而放声大笑。他们已经在一起太长时间了，一起挨过饿、受过苦，一起挺过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他们是兄弟。此时距离那史诗般的长征才刚刚过去10年；他们已经打败了日本人，也已经不再把蒋介石放在心上了。此刻，他们都从各种指挥抗击侵略者的战场返回，享受着战时的重聚，洋溢着喜悦，充满自信地昂首阔步而来，参加这次会面。他们是第一梯队的指挥官；他们将自己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转变成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60万人的队伍，身后还有超过百万人的民兵组织的支援。之后，林彪会攻占东北与华北；彭德怀会率领中国军队，在朝鲜与麦克阿瑟交战。

最能尽情享受这种同志情谊的时刻，就是每周六晚上在党总部大会堂举办的舞会。远处会有少数中国传统的弦乐器，除此之外还有鼓声、口琴声以及用覆盖着纸的梳子吹出的声音，在优美的旋律中，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会跳起滑步。当时，我也会参加他们的舞会，他们的舞会会让我回忆起小时候见过的传统犹太婚礼，而在约翰·戴维斯看来，则更像是他年轻时参加过的教堂联谊会。朱德不跳舞，他会坐在桌边喝茶嗑瓜子；与丈夫不同，朱德夫人就像个想与晚辈共舞的祖母一样。叶剑英会把自己3岁的女儿妞妞带来，妞妞会和其他孩子一起，在椅子间横冲直撞，身为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则是在舞池中恣意起舞。叶剑英长得很像墨西哥人，留着铅笔杆那么细的胡子。无论是什么音乐，他都能以自由流畅的舞姿带着舞伴旋转摇摆，他的舞像是探戈与华尔兹的结合体。林彪更喜欢狐步舞。孤零零地驻守在山区里的美军观察团前哨士兵也在受邀之列。不过，这些舞会是很纯洁的；如果有美国人挑逗中国小姑娘，周恩来就会亲自正式拜访美军前哨指挥官大卫·D.巴雷特（David D. Barrett）上校，表示抗议。周恩来会向他解释，随意挑逗小姑娘这种行为是决不允许的，除非这些美国士兵是全心全意爱着那位中国姑娘。

我还记得当时舞会用的音乐，它们就像是次文化流中带着旋律的一个过渡片段。5年前，在山西山区，我曾听共产党士兵一边行军一边高唱中文版的《信徒精兵歌》。5年后的1944年，在延安，他们的领导人伴着《扬基歌》、《进军佐治亚》的旋律翩翩起舞。28年后的197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参加了为理查德·尼克松举办的欢迎会。会上，为了向他表示敬意，技艺精湛的中国军乐团演奏了一曲《美丽的亚美利加》。1944年的中国，在周六舞会之夜，伴着一下下的鼓声，这些美国民间音乐听来真诚极了，动人极了，男男女女穿着厚厚的夹棉呢绒外衣，戴着帽子，在被踏平的泥地上翩翩起舞—我们都在这种歌唱兄弟情谊的旋律中轻轻摇摆，直至深夜。

历史文件中对事件的描述难免矫揉造作，带着后期处理的痕迹。举个例子：在《毛泽东选集》中，收录了毛泽东1944年10月30日在延安的重要讲话，它有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如今看到这篇经过修饰后收录到国家文件中的讲话，已经完全看不到讲话当日毛泽东的风采了。当天下午，毛主席走进大会堂，在当地官员与受邀者间走来走去，就像美国政客与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医疗与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他边走边与人握手；他穿着黄呢子中山装，扣子扣到了脖子上，很快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的演讲。他先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才进入主题。他从口袋中掏出几页笔记，先从解答听众的质疑开始，在给出答案的过程中再抛出他的问题，让台下的当地卫生官员参与到他的演讲中去，待大家都投入了，他才开始进入严肃的部分。在这里，他就像个老师一样，这次讲课的主题是使用巫医、草药医生、针灸师以及一切中国本土医药资源救助人民及军队的必要性，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他的人民与军队缺乏西医资源。

对于这堂课，我记住了两点：一是，他精彩卓绝、平易近人、极富表现力的台风；在我听过的所有美国政治演说中，只有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表现能与之媲美。在台上，毛泽东会模仿，会配合手势，会四处走动，说话时会气沉丹田，压低声音。他所说的，我有半数理解不了，但是作为一个拿出最佳状态的演讲者，他会扣动你心弦，让你移不开目光。另一个是周恩来。在这场关于医疗的劝诫式讲话中，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一同坐在第一排。他随身带着本子和笔；他也许是在展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也许是为其他人树立个好榜样，让他们注意听讲。不过，他坐在毛泽东前面的第一排，把自己的小本子高举空中，动作幅度似乎有点夸张，明显在一边听主席这次伟大的讲课，一边记笔记，向其他人展示他对这位老师的尊敬。

时间安排与约翰·戴维斯起催化作用的存在奠定了当时的基调。

时间安排取决于共产党对1944年各种事件的见解。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蒋介石所制造的战争灾难在华东的破坏程度。国民党军队正在分裂；日本人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大口吞噬中国领土，共产党紧跟在日军身后组织抗日。无论日军抢占了什么，共产党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暗中破坏并组织力量反抗—而这一组织的移动速度甚至超过了共产党自己原本的期望。短短6个月，蒋介石百万之众的国民党部队就折损了四分之一；而共产党招募的新兵数量每周都在成倍增长。如今，他们在日军后方组织了不少于16个地区军政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被称为“解放区”。在其中某些根据地，共产党控制地区面积甚至达到了100乘200平方英里，且日军和国民党都无胆进入，当地唯一的政府就是共产党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唯一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将所有这些“解放区”联合成一个“人民政府”，一个真正的政府，一个有能力管辖并保护9000万群众的政府。在他们的考虑中，所谓的蒋介石政府已经随着其华东部队消失不见了；它目前在中国西部，只是美国特许权的所有者而已。不过，你快看哪，就连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开始试探共产党对瓜分该特许权的意愿了。因此，当这些地方政府领导人齐聚一堂，且更重要的是，军方指挥官也与他们一起，考虑16年后首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以及建立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史迪威被撤事件也刺激他们开始思考，这一正在孕育中的新政府是否要与美国同呼吸共命运。

身处如此事态中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个个个性鲜明，思想开放，友好亲切，且热切渴望接受美国的拥抱。这13人之中，我采访过的不下11人，也许我当时该努把力，把他们都采访全了。不过在当时，采访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会花去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四个小时，聊天过程总是不疾不徐、非常放松的。我对这些共产党建党之父的名字以及出身做了一个粗略的调查，与后来的研究相比可能显得不够准确。用英语直译，这些名字就是一连串的单音节词。不过，他们都是才智过人之辈。有八人是20年前直接从大学或高中走入革命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其中只有四人是农民或工人阶级出身——朱德、彭德怀、陈云和邓发。博古上过大学，也当过工人，是个充满幽默感的人，说话能体现出二者的特色。在这一次代表大会后，政治局将增加更多的军事指挥官—不过，这些新元帅也都是有显赫教育背景的人，都是学者出身。

在探索历史的过程中，我在延安直接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之一是：革命都是知识分子发起的。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不过，知识分子若能将自己的如何团结普通群众的想法结合起来，就可以诱使他们走到一起，紧密配合起来。如果他们足够精明，能够向工人和普通家庭讲清楚时局，就能够让这些单纯的人民意识到是什么在束缚他们或摧毁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调动这些老百姓来改变现状，调动他们去杀敌、去抓捕、去牺牲，让他们变得坚忍不拔。

政治局中的高级将领都很愿意与我聊天。他们（除周恩来和毛泽东外）显然都相信我服务于美国政府，是个半官方的友好记者。

政治局中的这些将领承认自己对使用现代大炮一窍不通，对航空一窍不通，他们的人员管理方式还非常原始，他们的通信网络还很基础，依靠的都是从日本线路上剪下的电线，或者是用从占领城市中偷运出的零件组装而成的无线电设备。但他们的情报系统强大得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准确知道日军师部的战斗命令，敌人的通信线路，敌占区的范围。他们的情报会深入到对日军各在野指挥官的性格研究，会按照能力、背景、卑劣程度、合作程度对蒋介石的将领分门别类。在各军事谈话中所传递出的最终信息都是：我们可以帮助你，但蒋介石不行。

与这些将领的谈话都惊人相似，没有任何相互矛盾之处，而他们对自己在战时的军事部署、计划、移动的毫无保留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其中与彭德怀的那次对话就足以涵盖其他所有军事对话的内容了。彭德怀个子不高，有些秃顶，满脸皱纹，总是斜着眼看你。他1926年就上了战场，现在已经是第18集团军的副总司令；他给我上了3个小时的战争课，其间没有任何不情不愿。他首先给我解释了游击战的原理，仿佛我是火星来的一样；然后讲到了游击战必须采用的军事战术—与群众全方位合作，这样一来，部队才能够分散融入乡村，藏身于群众之中，然后再重新集结；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部队，以及他们的能力水平—从广州城外，一个小得让人几乎察觉不到的游击队指挥部，到处于敌占区的海南岛上一个半组织化且更加完善的基地，到活跃于中国中部、隶属新编第四军的正规军，到在中国北部“解放区”建立起政府，在那里，他可以大量召集并调动部队，人数最多可达12000人。12000人是他可调动部队人数的上限，不过据他解释，这只是囿于粮食问题，在一个集中地，他们最多可提供足够12000人吃的粮食。除此之外，他还聊到了人员结构、军事训练局以及延安这里联勤参谋长的功能。

彭德怀回顾了他过去20年的红军生涯，知道他们留在国民党根据地的步枪和其他武器的埋藏地点，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对抗日本侵略者与对抗国民党军队间战斗战术的差异。他很随意地提到了“这个夏天，我们消灭了第61军（一支蒋介石的军队）下属的两个团，且伤亡极小”，并给我讲了战斗过程。接着，他把对话引回了1944年10月当下的情况。他说，仅八路军就有40万正规军人，且都在华北沿海可调动范围内；他们还可以再召集到100万武装民兵，这些民兵因为家庭牵绊，平日都在自己的村庄和城镇活动。“有了这些武装力量，”彭德怀说，“我们可以帮助乘飞机降落在中国华北的任何美国人。”加上他高超的中断技术，他可以断开黄河以北任何铁路，且我们需要多久就能断开多久。他说，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彻底切断了日军在华北的一切铁路交通线，逼迫日军不得不花3—6个月的时间去重建。如今，1944年，他们甚至可以做得比当初更好。彭德怀说，如果我们（美国人）选在上海到山东半岛间的任何地点降落，只要提前足够时间通知到他们，“我们就能保证提供100万正规军，外加民兵，在你们的降落地点接应支援”。每一位指挥官都会给出相同的保证，他们在面对戴维斯和巴雷特时，甚至还会给出更加明确具体的保证。以我个人，一个美国记者来说，我是希望接受与共产党结盟的。

这些军事对谈是在1944年10月末进行的，在我看来，它们似乎可以左右战局。不过，我当时目光受限，只看到了中国发生的战争。当时的太平洋战场战况喜人。10月20日是“进攻日”（AssaultDay），莱特湾战役开始了；莱特湾战役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海战，在战争爆发后的四天中，美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截至11月1日，美军在麦克阿瑟指挥下，已有101365人在菲律宾登陆—日军庞大的战斗舰队全军覆没，消失在了历史中。显然，到11月中旬，美国政府已然不觉得自己的抗日战争需要中国支援了；他们已可以安心地将中国降至第三战区了；远在华盛顿的所有美国人，已无须在那个月做出是支持中国共产党，还是支持中国国民党，抑或是二者均无视这样麻烦的决策了。而亚洲以及美国与亚洲关系的未来就悬在了这个被搁置的政治决策上—结果，这成了未来的悲剧。

2

话说回来，在延安，政治观点占据了最高地位。撇开其他身份，延安首先是个思想工厂。在这里，思想的地位是如此之高，或者说，被人们如此清醒地看作是富有影响力的强大力量，是军事行动的操作器，这种情况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即便有，也最多和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者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相类似。

此外，我必须得抛开记录着无数个小时对谈的笔记，跳过一场又一场采访，一点点剥离表象，让这些思想的核心显现出来。

我会从最基础的开始说起，这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低级官员—高自立与南汉宸，他们管理着延安根据地的当地政府。“根据地”在我看来，是指后勤基地，即安全地区，武器、物资、食物和支援都会从这里送往前线。我所理解的根据地就是当时美国人所说的“大后方”，比如底特律、匹兹堡和纽约，它们是我军所需物资的生产中心，是我军兵力的训练营。但延安并不是“大后方”。高自立和南汉宸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延安根据地并不往前线运输任何东西。一切战区都是自给自足的。延安唯一向外输送的是人—可以传播思想的“党政干部”。延安当然也存在问题，不过，从本质上说，那都是些实验性问题—比如说金融和货币。1941年，共产党与蒋介石因“皖南事变”决裂，这就逼着共产党进入了金融领域；1月，毛泽东发表声明（见本书第131页）公开谴责蒋介石，之后那周，延安决定要印刷自己的纸币。拥有货币管制权是自治地区的必备属性。因此，共产党在不知不觉间碰到了一个国家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金融、货币、储备金。1944年，延安正在培训军政干部，以便将他们派往解放区主管金融和经济事务。

延安就是一个一切都需“自己动手做”的政府所进行的一场持续实验。这里的人并没有在美国大学中学过《政治学I》，他们是在实验的过程中慢慢学习如何选出适当的人来管理其他人—或者即兴创作出管理所需的诸多技术。他们要如何在一个山村制造印刷书籍、传单或钞票所需的纸张？他们自学。当你从传统油坑里舀出一桶桶油，并试图用它们制造灯用煤油时，你会怎么做？因为提炼太粗糙，导致家用煤油灯的煤油点燃后火星四溅，你会怎么做？你会如何提炼石油？你会如何熔铁造枪？你会如何护理伤病员？如果没有思想，你要如何发动革命，建立新的政府？这就是延安的主要功能；让个人在该根据地内各部门轮转，再轮转，教会他们新的思考方式。延安根据地生活着40000人。其中12000是当地人、农民、商人，剩下的都是党员文官、领导人、军官以及在人数上力压他们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年龄分布很广，从18岁到45岁。有的是刚刚投奔延安的青少年，他们原本就读的学校位于敌占区城市或国民党地区。还有的是已人到中年、头发灰白的游击队指挥官，他们正在上补充阅读的课程，以学习如何将人员命令写出来。

延安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培养医生的，培养护士的，培养指挥官的，培养政委的，培养党政官员的。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肩负着某一个部分的思想训练工作。

刘少奇是延安某部门的领导人，该部门在苏联会被称为组织局（Orgburo）。他掌管着党的培训和组织工作。之后，在1959年，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党主席职务，后于1966年受到无情迫害。我能理解后来的这场迫害，因为在与刘少奇聊天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行政官员。他一生都在为该党服务，他不加渲染地为我讲述了该党的细胞式组织，从村支部，到铁路支部，到县支部，到全区支部；以及该等级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刘少奇头脑发达，但并没有装诗情画意在里面。

邓发不是知识分子，但无疑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受访者。他是政治局内少数货真价实的工人阶级之一，年轻时当过码头区工会组织者，在一艘英国江轮上当过厨师，是一个全心投入革命的人。与绝大多数未受正规教育培养的人一样，尤其是靠自学的海员一样，他都是从典型文盲的角度想出点子。他的想法总是突然冒出来，就如库克船长途经夏威夷群岛后，令岛民突然感染上性病一样，并不是件好事。邓发负责的是群众组织工作，他的特长是想口号。他热爱口号，向我解释了为什么某一口号有用，另一口号没用，以及口号有多么关键。一个思想，若是要传达给群众，就必须清楚、简单、易于理解—而且正确。他认为“有钱给钱，有力给力”这个例子就足够清楚简洁；这句话是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一条非常棒的抗日口号；我带着扭曲的快意记录下了他们当时的想法，他们觉得对富人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上限应该是35%。在邓发带着职业热情为我讲述如何通过口号将思想传达给女性、农民、工人和大众时，我觉得他也许能够成为麦迪逊大街上了不起的广告商。不过，他想要用口号推翻两千年的历史；话语就是武器。

接着聊聊彭真。彭真是个知识分子，他是直接从中学生变成中共地下党员的，后被所在地军阀抓捕入狱，一关就是6年，1935年获释；也因这段牢狱之灾，他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中唯一一个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委员；不过，在1937—1941年这4年中，他都亲身参与了抗日军事行动。1942年，他从战场返回了延安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44年，他掌管了这所中国第一流的精英学府—该校兼具西点军校、麻省理工、莱文沃思参谋学院（Leavenworth Staff College）以及哈佛的特点。我对彭真充满了兴趣。

彭真真心认为历史是革命的组成部分—不是传统传下来的，而是由你混合、重组并打包而成的，就像是按照配方将火药装入地雷中一样。他保持着对历史的敬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会对上一个朝代的正史进行编辑修改，因此，24个朝代的历史并不是简单的年表，它们很可能都具有误导性。彭真觉得共产党也需要重新编辑自己的中国史；除非你有自己的理论，否则是无法追寻社会根源的。不过他说这里没人了解中国历史，也根本没有途径去了解中国历史。中国经济学也是如此，无人了解。彭真说，卡尔·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用了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阅览室，但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地方。他继续说道，共产党甚至连自己的革命史都没有—只有少量供学生研究学习的文件，外加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The Party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彭真毫不掩饰他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以及对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其他此类著作的看法。他认为《资本论》太难以理解了。结果就是，他的学生—历经考验的军政官员，正在为胜任更高职位而受训—正在撰写他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和经济学教科书。他们会组织小组会议，多的时候会有50人，少的时候也有12人。他们从文件、新闻报道、文章中学习，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彼此交流自己在战场上的经验。他们是以自己知道的、观察到的信息为基础，自创关于经济学和发展的理论，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同届的学生会一起向中央委员会求助，有时甚至会直接向毛泽东求助，请他们提供适用的理论或指导。

彭真与夫人张洁清在延安

令彭真伤心的是，入读他这所新大学的3000名学生只有两年的学习时间，之后就得去肩负更大的职责了。他用一个词解释了他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大脑重塑”（brainremolding）。据他说，那些从战场来的学生，无论是半文盲的营级指挥官，还是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将脑中原有的思想清洗干净，接受意识形态的重塑。起初他以为这个过程三个月内就能完成；如今才明白，学生们必须要先花一整年“重塑大脑”，然后才能继续学习与军事、经济学、健康或管理相关的课程。我和他的口译员对“大脑重塑”这个词不太满意，想找个更好的表达，绞尽脑汁后，这位口译员终于想出了“提升他们的意识水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表达，后来经过很多年，这一表达走出了中国，走入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街头和上流社会。

彭真对待历史非常严肃—以学者的身份做理论，以军事专家的身份做军事，以党员的身份做政治。1945年，他卸任该大学领导之职，前往东北，参与林彪的军事行动并取得了诸多胜利；战争胜利后的1951年，他当选为北京市市长；后来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最终，他被送回了老家山西，免受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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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的崇拜在延安时就已经开始，他是“主席”，但就像耶稣一样，他会布道，而他布道时，其他人会仔细聆听。人们对他的这种崇敬是经年累月的积累：来自战场—在战场上，他时而要顺河漂流，时而要翻山越岭，时而要指挥步兵作战；来自令他痛苦的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妹妹都丧命于国民党之手，后来，两个弟弟也被敌人杀害，其中毛泽民是1943年被新疆军阀活活绞死的，1943年正是我见到毛泽东的前一年；来自他的以身作则—他是个老烟枪，自己耕耘了一块烟叶田。不过，这种崇敬最主要的来源还是他革命导师的权威。他是在所有人犯错时，还能保持正确的人；1927年，他率先与苏联共产党决裂，当时，周恩来等人都没有认真思考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武装攻打城市的想法，后来，当事实证明这些人都错了，他重新欢迎并原谅了他们。毛泽东就像面前举着本史书一样，书中是只有他可以破译的神秘符号，然后用这本书给党内同志及其领导人上课，告诉他们中国将走向何方，他将如何带领他们走到那里，抵达之后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没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的头脑具有神性的力量。他做过图书管理员，他的阅读是很庞杂的；但他的意志，他的个人意志，以及他对见到这一意志得到执行的坚持，很可能是除了列宁意志外，20世纪最令人敬畏的个人意志了。

有一天，早上7点我就被叫醒了，来人告诉我，如果我想见一见主席，就得马上准备一下，去和他共进早餐。他接见我的地点并不是办公室，而是在他个人的窑洞里—里面很干净，泥土地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桌面一尘不染。他年轻时是个不修边幅的人，30年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所住的学生宿舍房间是会脏乱得吓到同班同学的，这些同学后来还讲过他的故事。不过后来他养成了爱整洁的习惯，且有点强迫症的程度，该习惯后来也成了新中国所有大街小巷都必须遵守的原则—干净整洁。

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强大气场。毛泽东的发际线有些后移，唇上留着几不可见的胡须，下巴上长着颗小痣，虽然身材高大雄壮，但绝对算不上英俊。他平时说话的声音轻柔，没有什么变化，与站在台上发言时不同，而且也感觉不到想要说服你的意图。他说话实事求是，而他所说的都会被认可为真实。他是指导他人的圣贤。他走路时喜欢拖着脚慢慢走，身子轻微摆动，从容悠闲，因为身材魁梧，会有点像熊走路的感觉。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坐着不动的，他的思想会通过嘴从那懒散的身体中传递出来。

1944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延安

我首先拿出了采访国家元首的一套例行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各派系统一起来与我们联合抗日，那么国民党是否有进行内部改革的希望，是否有“解开这个结”的可能性？他的回答很直接：“这个结没法子解。”谈判会不会有？希望非常渺茫，他说。谈判是国民党一直以来欺骗美国人的手段：“……国民党希望美国能打败日本，这样他们就能调转枪头，集中火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我们继续聊了很多。他说他目前不会攻打蒋介石，但若蒋介石先动手，他一定反击。毛泽东说，蒋介石指控共产党是“苏联赤党走狗”，追求土地共享，以及共产共妻。过去4年里，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都挺过来了。只要蒋介石仍旧坚持前线抗日，“我们就不会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是的，他们此刻确实在考虑建立新的“国民参政会”，以此将所有游击根据地和解放区联结起来；强烈要求开展此项工作的压力来自在前方作战的将领，不过他们“尚未做出任何决定”。至于美国，他并不反对其向蒋介石军队提供数量有限的军需补给，但是，美国若给蒋介石军队的10个或20个师装备上现代武器，蒋介石就会利用它们来对付共产党。因此，比起只供应蒋介石，不如双方都别提供；如果美国非要提供，那么他的要求是，美国要按照国共双方抗日的成效给他们分配补给物资。

这次正式采访只持续了一小时左右，我们就谈了这么多。我承诺会将写好的新闻稿提交给他，以获取刊发的官方许可，毕竟他是代表共产党发言的；不过，在我拿到他返给我的稿子时，我发现里面改动太大，已经没有发表的价值了。

正式采访后，我们随意地聊了起来。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泰然自若；之前蒋介石在面对我的某些问题时，思路虽然清晰，但会无意识地抖动膝盖，这一肢体语言也将他的紧张暴露无遗，毛泽东则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与在蒋介石办公室和白宫总统办公室中不同的是，毛泽东说话时没有任何人拿着电话留言走进来，或者拿着记下的要事打断他。这里是共产主义中国思想诞生之地。毛泽东显然不掌管行政，他是个圣贤，思考时是不得打断的。闲聊中，他会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这不是一场对话；我是他的学生，他在教导我。他很威严，不容他人反驳或质疑。他有着令人生畏的气场。在正式提问结束后，我问他，他们一旦获胜，会在大城市中推行什么政策。他之前组织的是农村抗日，但大城市与农村有很大不同；大城市中有报纸杂志。他会允许支持敌对势力的报纸随心所欲地刊发文章，哪怕是对共产党怀有敌意的？当然，毛泽东回答道。在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中，会有言论自由、权利自由、新闻自由。在他未来将建立的这个中国中，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报纸上发表自己想要发表的任何内容—除了“人民的敌人”。我当时忘了问一个问题：人民的敌人由谁来界定？

从与他的对话中能看出他是个自学者，所读都是兴之所至，口味使然。他可用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谨来探讨西欧的土地私有与封建制度，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将土地重新交还给农民后法国资产阶级的突然转变。紧接着，他转换“上课”主题，对比了现在外国记者在延安看到的中国，以及过去外国记者在乔治·华盛顿司令部所在地福吉谷看到的美国独立战争。他说，外国人现在也许只看到了延安简陋的条件，这很像过去外国人看到华盛顿位于福吉谷的总部时，只看到了简陋，却没有意识到华盛顿的思想会带领他成为战争最终的赢家。乔治·华盛顿当时有机器设备吗？乔治·华盛顿当时有电吗？没有。这些东西英国全都有，华盛顿没有，但华盛顿赢了，因为得道者多助，人民站在他那一边。我意识到，他在阅读马克思原著时，并没有将工业时代和电气化时代放到它们对应的世纪中。不过，这一点无关紧要：这个人了解他的国家。这个人知道能让人民拿起枪的是思想，枪杆子下才出政权。他发明了现代游击战争的原则，在游击战中军装是毫无意义的，在游击战中是没有中立者的，男女老少，无论是否情愿，无论是否身着军装，都必定会被卷入战火中，都必须奋起反抗。这是一场无休止的革命，他是这场革命的原则制定者，他比我所采访过的任何领导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

我是来与他共进早餐的，原以为这场采访会很快结束。但他似乎很享受这种像老师在指导学生一样的非正式对话，加上我的引见者说了很多好话，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在他说该吃午饭时，我吓了一跳。他还问我是否要留下用餐。当然要啊。为我们上菜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江青。参加革命前，她是上海的电影演员。当天她穿着厚厚的棕色呢绒长裤，但仍掩盖不了她令人惊艳的身材。午餐很简单，上好菜后，她就落座，与我们一同用餐，餐桌上的她也充满了魅力。当时的她32岁，比毛泽东小了差不多20岁，我当时那种养眼的感觉，毛泽东一定也曾有过。后来，很久很久以后，她也老了，成了中国政治局委员，参与策划了鲜血淋漓的“文化大革命”；演员参政是非常危险的，政治赋予的实权就像毒药，会令他们沉浸其中，放大他们本身戏剧化的天性。江青在政治中成为一个危险的女人，不过，她可能一直都是个危险的女人。不过，那一天，在窑洞中伺候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她，看上去是那么的无害，面带笑意，和善顺从，完全不像后来西方报道中的那个冷酷无情、玩弄权势的女人。

在延安的那几周我见了毛泽东好几面，一年后，在重庆又见到了他。只是那些都是正式会面。真正令我难忘的还是我们初见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有思想，能拿枪，而且可以迫使历史朝他思想所指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