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家口、宣化的几个小故事

文:言信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为头一天赶稿子，写那篇宣化的文章写到很晚。拂晓时分，迷迷糊糊的做起了梦，梦见了从张家口、宣化撤退以前发生的事，周围的人都紧张兮兮的。睁开眼后才发现，原来是写作宣化撤退时的思想感情太投入了，以至于那时的战争情绪感染了我，我对宣化撤退前的紧张气氛焦虑得太多了。

母亲说，八路军在大同、集宁战役中失利后，张家口9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二级军区作最坏的打算，即准备放弃张家口和宣化。9月16日那天，刘道生在宣化大校场对在宣化的八路军各部门干部、察哈尔省的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干部作报告，对整个政治军事形势的恶化进行吹风，据说在会后，很多文职干部的脸色都不正常了。

那年月自由主义盛行，干部中什么人都有，所以刘道生的报告连夜传到了老百姓那里。我母亲早上到察哈尔日报社去上班，过去很熟、关系也很好的一些当地人，突然间不是消失不见，就是见面后脸上带了一层面具，说话都不自然了。我母亲说，谁都看出你们八路军要完蛋了、就要撤走了，回到山沟沟里，这里将来是国军的天下。

现在我讲述战争年代的张家口、宣化那段历史，对于我所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实际使用，我的选择是有取舍的。比如有关张家口、宣化时期发生的许多小插曲（老人们给我讲过的故事）我都没有选进去，是因为选出来后，好像对张家口、宣化这一带的老居民会有不好的印象。其实，依附强势，是每个老百姓的生存本能，谁占上风我就尊崇于谁，你不能强迫老百姓做单方面的选择。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且听我拣几件事如实道来。

整个旧地理时期的察哈尔省地区，是紧跟在1931年的东三省沦陷之后，1933年的长城抗战之后，被日寇窥视并争夺的第二个地区。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的十几年间，察蒙地区的许多地方始终是在日伪的统治之下。1937年10月杨成武率独立团曾进入到察南的蔚县地区，担任涞源县县长的蔚县人张苏也一同前往，希望能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涞源县和当时还称作宛平县的平西地区连成一片。

但到了1938年1月，占领了张家口、宣化的日伪军力量日益增强，在日伪军的扫荡下杨成武部队不得不退回到出发前的涞源县，以后掉头向东边的易县发展。以后的抗战年间，1942年以后，一分区在察南或蔚县以南地区，建立了一支三四百人的游击支队，一分区许多重要干部都先后在这个游击支队里任职。

蔚县人出名的抗战干部还有一位蔡委心（蔡铁根），先后在一一五师、一分区和平西挺进军任职，在平西一带有些名气。人们不知道，蔡委心抗战期间在自己的家乡蔚县曾经被日军抓住过，而出卖他的，就是蔚县他的那些抽大烟的乡亲们。无数事实证明，一旦抽上大烟的人，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什么都可以被用来换大烟抽。

截止到1944年10月，晋察冀四个二级军区成立的时候，其中在涞水县李各庄的冀察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这四个军分区在地域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狼牙山的一分区、平西的十一军分区、平北的十二军分区、察南的十三军分区。

因为察南的十三军分区没有主力部队，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将一分区一直在涞源县作战的主力二十团调到蔚县，隶属于十三军分区管辖。二十团在涞源县时期，团长陈宗坤、团政委史进前。调到察南地区的二十团团长陈宗坤，升任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兼参谋长，原一分区二区队政委黄连秋，任十三军分区副政委。二十团团长改由涞源支队支队长黎光担任，团政委李布德。

我先做这点人事交代十分重要，因为随后，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进攻张家口，二十团就是由这位黎光团长带领的。

我以前讲到过，二十团在涞源县战斗长达四年，在涞源县县委书记梁正中的大力支持下，二十团在涞源县有自己的后方基地和伤病员休养所。这一次二十团要远调到日伪军统治的察南蔚县地区（其实并不远，这两个县紧挨着），当时的二十团团政委史进前将一批伤病员和红军老兵托付给由一分区教导大队改编的冀察军区教导大队，这才放心而去。

以后冀察军区教导大队跟随冀察参谋长易耀彩建立北线指挥部，去了张家口、宣化，这些二十团老兵一直留在涞水县李各庄，以后又被易县县政府出面安置，是解放后在易县扎根的一分区老兵。二十团骤然进入察南地区，一时打不开局面，根据冀察军区领导的安排，一分区主力三团，在一分区副司令马辉、副政委龙道权的亲自带领下，出征蔚县开辟局面。

到了蔚县的三团，跟先一步到达这里的二十团一样，发现这里遍地种大烟，民间百姓皆吸鸦片成瘾。因为鸦片成灾，当地民众穷困潦倒，致使到了蔚县的三团无款可征，无兵可募。三团在当地青年的极力要求下，募集了一些新兵。由于缺钱，蔚县当地以大烟为流通货币，三团团政委郑秀煜带一个连，缴获了一车鸦片，派这些跟不上部队连续行动的新兵押送回去。

鸦片大车被送回到冀察军区的供给部（那时还没有后勤部一说），发现在运输途中少了许多大烟。由于在当时大烟同黄金一样，是流通货币的一种，所以和“贪污公款”是同等罪过，必须要追查。于是这才发现，这些从蔚县当地招募的新兵个个都是抽大烟的，你让大烟鬼去运送大烟，抽大烟的人烟瘾犯了，难免会监守自盗，你防得了吗？

以后冀察军区、接着是晋察冀军区，都在征兵命令中详细规定：在察哈尔、绥远地区募集新兵，严格注意不能募集到有大烟瘾的新兵。

1945年的8月23日、24日，冀察部队，主要是平北军分区的部队十团、四十团，对正在大举撤退的张家口日军展开攻击。随后黎光带领的察南军分区二十团、易耀彩带去的冀察军区教导大队也加入了攻击的队伍。黎光曾在一分区担任三团副团长一年多时间，1944年秋天又改任一分区涞源支队的支队长，1945年涞源支队被一分区改编为新一团，黎光由冀察军区调任，接任陈宗坤担任了几年的二十团团长，所以，黎光和一分区干部之间可不是一般的熟悉。

八路军打进张家口，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平北军分区的十团、四十团从西向东打；二十团、教导大队从南向北打；在张家口火车站前的小广场上会合。广场上，日本平民——后来才知道，那是什么日本国“满蒙开拓团”中“察蒙开拓团”的新移民们被迫丢弃下的皮箱行李包裹，堆积如山。只见大批的张家口市民不顾枪声还在响着，一群群蜂涌到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抱起日本人丢弃的皮箱行李包裹就往自己家运去。

战斗还没有结束，八路军部队沿市区的街道继续向北，往大境门、水母宫的方向打。后来我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研究，此时的八路军的对手其实并不是日本军，而是被日军丢弃的伪军、伪警，包括一些蒙古人组成的“伪蒙疆自治军”，穿的衣服跟日本军都差不多。而张家口的最后一支日本军队，在掩护了几乎所有的无武装平民登上火车之后，再没有了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沿铁路线一路步行，经宣化、怀来、延庆，到达南口，与日军大部队会合，最后在沙河一带向到达了北平的国民党军缴械投降。

当解放张家口的八路军彻底结束战斗的时候，已经疯抢完火车站广场日本平民行李包裹的张家口市民，开始涌进所有日本人的机关、仓库、商店、家庭中去，凡自己用得上、用不上的，只要搬得动，都往自己的家里搬。看到这一切的黎光赶紧对教导大队的干部说：这样下去不行，会把部队带坏的。因为看到老百姓在抢，下一步部队的一些人就要加入进去跟着抢了，那个年月有谁不想发财呢？

这种先是市民，然后由军人及各色人等加入的抢掠风潮，一直持续到9月6-7日，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军区大队到达张家口之后，还没有停息。晋察冀军区赶忙将带来的六个新兵团分散驻扎，制止漫延不止的抢掠之风。

1945年的8月24日，八路军进入张家口的当天晚间的时候，命令下来了，教导大队在张家口市区的几个路口布置岗哨，有权搜查拘禁可疑人员。十团、二十团、四十团还在围困持有武装的几个据点。实际上是蒙古族伪军聚集的几个机关和私人家（德王府、李守信家等等）。

当年还不懂得有“纠察队”一说，也不懂得有“卫戍部队”一说。几天后，从平西房山地区赶到的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宣布接替易耀彩的张家口卫戍司令职务。而且将他随身带来的平西组建的四十四团，担任张家口卫戍团。

可能许多人都不知道，1945年8月24日八路军攻占张家口的时候，在张家口一带的冀察部队总兵力不过四五千人，而张家口周边分散的土匪就有约两万人。这还不算从绥远疾驰而来的傅作义国民党军。

又过了几天，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军区大队人马都赶到了。聂老总宣布，肖克接任郭天民的张家口卫戍司令员职务（几天又更换为郑维山），郭天民、刘道生率领的冀察军区和察哈尔省委、省政府一道，改驻在张家口以东的古城宣化。以后，1946年1月国共签订和平协议，晋察冀军区将冀晋部队第一主力的赵尔陆纵队一旅改建为张家口卫戍旅，也叫张家口教导旅，张家口这才有了个平静的环境。

不起眼的是，进驻宣化的冀察军区，做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一个是在原有的四个军分区的基础上，再成立了被称作察北军分区的第十九军分区：司令员陈宗坤、政治委员李光辉（9月离职。陈宗坤当即向冀察军区领导建议，将一分区涞源县委书记梁正中调来，担任察北军分区政委。从此一向做地方工作的梁正中改任军职。1955年梁正中授衔大校）、副司令员赖富、参谋长江文、政治部主任方城。第二个是以察北军分区为主，成立骑兵旅，旅长陈宗坤、政治委员李光辉。

陈怀初担任骑兵团团长兼团政委的骑兵二团，就隶属于这个在绥远战役中起到突出作用的骑兵旅。

现在谈给我带来焦虑影响的张家口、宣化撤退。

现在的许多回忆录写张家口、宣化撤退，都描绘成是一场组织良好，“有条不紊”的撤退行动。实际上当时的许多人的心里是没底的，将来怎么个情况并不知道。张家口、宣化市民的心里就更没底了。说当时包括八路军在内，已经是人心惶惶，也不为过。

1946年8月，随着大同、集宁战役的爆发，晋察冀八路军同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开始打响。以前是小打，冲突不断，现在是甩开膀子大打，管你什么和平不和平？

我是从宣化八路军老干部的叙述中来看这场战争的爆发的。自国民党飞机一轰炸张家口，老百姓的态度就开始有了转变，过去同八路军之间的紧密关系有了改变，开始一步步疏远了。宣化是“军城”，军政干部占市区居民中的比例很大，还不明显。一到了老百姓人数占多数的张家口就明显了，别看表面上张家口市民聚会，抗议国民党飞机对张家口的轰炸。张家口市民还组织“自卫队”，修街垒工事什么的。那都是表面上的，背地里，张家口老百姓到处嘀嘀咕咕：这土八路跟政府军对抗？能有个好吗？以前不是政府点头，你土八路能在张家口站住脚吗？何况政府后面还有美国人哪。你土八路哪里是政府军的对手？

宣化大校场，冀察军区出差的干部中，先后有两个人出事。我讲讲这两个当年发生的小故事，以看看当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一个在张家口郊区，为在宣化的机关采购东西，晚上住进当地的小店，当年叫“鸡毛店”的那种。他随身带着驳壳枪，山里打游击出来的土八路，从不知道“害怕”是什么，何况这还是在“解放区”，就在张家口城边。晚上，他将驳壳枪枕在脑下，就入睡了。他住的是五六个人的“小间”，土炕，没有木门，只有一块布帘遮掩。按照在山区多年来打游击的经验，他睡觉时没脱衣服，连绑腿都没有打开。小店中住宿的人都是本分人，对他这个八路也很友好，他临睡前审视了一下周围的形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夜间，他隐约感到一个黑影悄声涌到他枕枪的脑后，等到他睁开眼睛，黑暗中，驳壳枪已到了对方的手里。他想也没多想，右手伸向腿部，从绑腿中抽出了他随身携带的匕首，照着对方的肚子就捅了过去。等到喧嚣声响起的时候，几盏煤油灯围了过来，倒在地上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小伙，面善，带着稚气。他白天几次看见这个见了生人有点羞涩的小伙，不知道怎么晚上就来摸他的枪，结果白搭上一条命。幸好小伙子是单人行动，其他老实巴交的人没一个动手，否则，那可真够他呛的。

宣化撤退的前夕，当地某些老百姓中的敌意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干部，绝对受到组织信任的红军干部，单人出去。这个“出去”我指的是走出宣化“大校场”的冀察军区司政机关的驻地，就在宣化市区的居民商业区办事。他属于供给部干部，只带了一把三号驳壳枪，皮枪套短枪身小枪把的那种。

讲到这里，我插一句。当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公开办的，有些事就只能一个人出去悄悄地办。比如，杨浩将自己在宣化时期的剩余津贴和伙食尾子，私下里托冀察军校的供给主任换成了一枚金戒指，交给了自己的同乡彭夫人、现在的戈家老太太。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个女儿，以后战争的困境会出现什么状况谁都无法预料到。但这枚金戒指起码可以为他们换到些什么急需的东西。

而换金戒指这件事，就绝对不能公开。从政治上讲，你这是对革命胜利丧失信心，要受到批判。从另一个途径上讲，你是不是要当逃兵，提前准备好溜号的路费？

总之，那位干部办事之后，回来的半路上，想不到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被几个人围上了。围住他的人都是半大的孩子，他回忆，年纪最大的那个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就是这几个人，围上他之后，上来就抢枪。他本能的掏枪出来，但不敢开枪，对方还都是半大的孩子，不是坏人。可他是南方人，个子也不高，跟几个孩子交手不占上风。

怎么办？他于是用驳壳枪当锤子使。第一下就把对方最大的那个孩子砸破了头，接着就砸第二个、第三个孩子，驳壳枪砸坏了也不知道。等到几个孩子跑掉，他回来后，才发现驳壳枪已无法使用了。他本想瞒着这件事不谈的，在去枪械科换枪的时候，要说明枪支损坏的原因，他这才说明了原委。

这中间再插进一个小故事。是亲历者讲给我听的。当年的宣化，有一所来自易县境内的中学，在宣化落脚。1943年秋，创建于易县良岗乡龙村的晋察冀边区第二短期师范(简称“边二师”)，1945年春，迁往苑岗（记忆力好的人应该记得，1941年五壮士跳崖之后的葛振林、宋学义，就是在桑岗一分区卫生部医院住院治疗的，桑岗、苑岗都相距不远）。1945年6月，边二师已改名冀察中学，由易县苑岗迁往涞源县城，将原来的日军营房作为校舍。这时的冀察中学已有六个班300名学生，有员工60多人。

宣化解放后，冀察中学奉命随冀察区机关迁宣化。进入宣化的冀察中学改名察哈尔中学。由于扩大招生和接收原宣化中学的人员，师生总数已超过500人。1946年10月，撤出宣化的命令突然下达，短暂的动员之后，师生们背起行装就出发。由于对战争的前途看不清，一些家在宣化的学生被家人留住不让走。有许多人是从家中逃出来，追赶学校的队伍。

这其中的一些人毕业后，直接进了当时已改名为察哈尔军政干部学校继续学习，以后成为平津纠察总队的干部。

我分析这几件事，当时的张家口、宣化的老百姓未必恨你，跟你有过不去的血海深仇。但老百姓不需要很多道理，他们只要明显感觉到你是一支彻底要失败的军队，“乱臣贼子，人人得尔诛之”，“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反正你们早晚要被国民党灭掉，我抢你一支枪，有什么不可以的？什么是老百姓？老百姓永远是同强势站在一起的。

由于共产党军队的撤退仓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撤完全城，张家口许多原日军仓库的物资，比如炮弹；还有共军被服厂制作的换季棉衣；特别是张家口许多共产党干部家属、军队家属，来不及通知撤退，都被留了下来。

1946年11月12日，傅作义、董其武的快速部队两万多人占领了张家口。这也是当年共产党军队手中唯一的一座像样的城市。国民党军占领了被共产党控制了一年多的这座城市，张家口市民们原以为国民党军要做一次彻底的清查，于是举报者纷纷涌出，指证谁谁谁是共产党时期的红人、谁谁谁是共军的家属，撤退时没来得及撤走滞留下来的。

想不到占领了张家口的傅作义军队竟然如此宽大，不仅没有抓这些人，还严厉训斥了举报者的两面三刀。那些共产党干部的家属和军队家属呢？也都被准许自由返回。

张家口的确是战略要地，张家口市民亲身经历了这座城市的四次沦陷：第一次日本军战胜了西北军；第二次八路军战胜了日伪军；第三次国民党军战胜了八路军；第四次共产党军队战胜了国民党军。

亲身经历了这四次政权的更迭，而且都是靠打仗才获得的，张家口市民真的是很不容易。亲身经历了这几番不容易的市民，能保住性命就很不错了，所以，战后抢点东西又算得了什么？该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