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人的百年悲歌

盘根错节、千头万绪的“库尔德问题”是中东从古代“帝国秩序”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撰文 | 陈季冰

一个民族的昌盛与荣耀似乎总是书写在其他民族的泪水和屈辱之上,这是现代历史的最大悲哀。

尽管遭到伊拉克中央政府坚决反对,并且承受国际社会和周边大国的强大压力,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依然如期举行了独立公投。

不出所料,数据显示,90%以上选民投票赞成该地区脱离伊拉克。

这一事件引发了全世界的担心。人们认为,它很有可能给已是一团乱麻的中东局势再点上一根新的导火索。美国和西方国家已经明确表示,公投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应,不管结果如何,库尔德人独立建国都不会得到国际社会承认。

公投也令面临同样问题的伊朗和土耳其两国神经紧绷。公投前夕,伊朗停飞了与伊拉克库区之间的航班,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伊边境地区举行多兵种实弹军演;土耳其也提高在它与伊拉克边境地区的军演级别,土耳其议会还通过一项议案,将该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实施跨境军事行动的授权期限延长一年,至2018年10月31日……

这其实是一场推迟了3年多的公投,早在2014年7月初,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KRG)领导人就呼吁当地议会筹备独立公投。雄心勃勃的库尔德自治政府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Massoud Barzani)说:“我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我们不能再等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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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得从2014年6月库尔德“自由战士”(Peshmerga)占领基尔库克(Kirkuk)说起。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简称ISIS或IS)的突然崛起,在中东的心脏地带掀起了一场震惊全世界的巨浪,不仅令深陷“阿拉伯之春”政治动荡的叙利亚局势更加波诡云谲,也让原本就四分五裂、政局不稳的伊拉克措手不及。

2014年6月初,势如破竹的IS攻陷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北部石油重镇摩苏尔。而在另一座北部城市基尔库克,伊拉克政府军几乎未作任何有效抵抗便仓皇弃城撤退,库尔德自治区武装力量趁机控制了这座石油储量丰富的城市。

自那一刻起,马苏德·巴尔扎尼就意识到,一项库尔德人已经为之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伟大使命正在向自己招手。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趁着IS造成的乱局,伊拉克库尔德族将自己控制的土地扩大了三分之一还要多,他们还占领了好几处重要油田。这使得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伊拉克内——仅一个基尔库克的石油资源带来的丰厚收入,就比伊拉克中央政府给予库尔德人的财政补贴总和还要多。

2014年夏天的公投提议之所以最终没能如愿,主要是受制于当时的局势,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都在为对付肆虐的IS而斡旋。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曾专程飞往伊拉克库区,向巴尔扎尼施压,以挽救岌岌可危的伊拉克统一。

巴尔扎尼当时对克里说:“我们面临着新的现实和新的伊拉克。”他显然是在暗示,自己手头现在握有了决定性的筹码。

而克里传达的信息则是:“无论你对未来的愿景如何,目前短期内的利益是需要一个稳定、独立和统一的伊拉克。”他指的是共同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统一阵线。

克里的劝说起到了拖延的作用,因为当时库尔德人仍十分需要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特别是武器装备;而西方也将库尔德人视作与IS作战的最重要、也最靠得住的一支力量。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前右)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的助手福阿德·侯赛因(前左)交谈

那年稍后,当时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也对库尔德人试图独立建国的企图发出了严重警告,并威胁欧盟将会停止对库尔德武装的军事援助。

但3年过后的今天,IS正在四散奔逃,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再一次被摆上桌面。库尔德人在中东的影响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

像阿拉伯、波斯和突厥一样,库尔德是西亚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中曾诞生过抗击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卫士”萨拉丁大帝。过去1000多年里,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库尔德人先是受阿拉伯哈里发和突厥苏丹统治,后来又成为奥斯曼帝国境内繁杂多元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的年代,主导中东局势的大英帝国曾许诺库尔德人,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然而,这份承诺后来遭到了无情背叛。一战以后,西方战胜国在昔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上为一个个新近涌现出来的国家划定新国界,把3000万库尔德人分割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四个国家中。

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库尔德斯坦国”就此梦断。

100年来,库尔德民族不仅天各一方,而且还在各自的国家里备受歧视和压迫。

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上述所有这些国家都禁止库尔德人学习和使用本民族书面语言,并试图在库尔德人中强行灌输和普及土耳其、阿拉伯的波斯文化习俗。有些国家甚至根本不承认有库尔德这个民族,企图对他们实行民族同化。

总的来说,这类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希望的结果,反而使库尔德人对各自所在的国家产生了更大的离心力。

▲位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个国家边境处的“库尔德斯坦”

席卷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之春”起义让他们又一次看到了新曙光。对于大多数卷入其中的阿拉伯国家来说,这起先是一场充满希望的民主运动,后演变成悲惨的内战。

但许多库尔德人却将它视为一次纠正命运加诸本民族身上不公正待遇的历史性契机。他们认为,阿拉伯人的内乱有助于自己朝着实现那个世纪之梦大步迈进:将分散于伊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少数族群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库尔德国家。

2012年7月初,在西方国家的斡旋下,叙利亚各支反对派力量于埃及开罗召开会议,寻求建立反对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统一阵线。兴冲冲前来参加会议的库尔德代表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权利应当在“后阿萨德”时代获得认可。

但这一诉求遭到断然拒绝,感到再次被边缘化的库尔德人愤而退场,会场上一度还上演了拳脚相加的闹剧。

这次挫折让库尔德人通过和平谈判谋求民族权益的梦想又一次幻灭,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靠实力说话”的决心。

在3年多反对IS的战斗中,没有哪个力量——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比库尔德人更加积极和投入。库尔德人原本就骁勇彪悍,根据他们的传统,许多农村地区的家庭都有武器。面对凶残的IS,甚至许多库尔德女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据悉,目前在“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的游击队中,这些当代“娘子军”占了约40%。

各地的库尔德人之所以如此卖命地对抗恐怖分子,显然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他们看到了在战争中壮大自身,并趁乱争取更大自主权的机会。

美国和西方也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被IS占领的土地大多是库尔德武装在美军的支援下收复的。

库尔德武装不像笨拙迟钝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正规军,他们本来就是反应迅捷、适应性极强的典型的游击战士,他们对付IS的手段可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他们能够在中东这片异常复杂的竞技场上大显身手的本钱。

2014年8月,正是库尔德武装在美军的空中掩护下从圣战分子手中夺回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摩苏尔水坝,当时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将这一事件誉为在打击极端分子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因为控制了这个水坝,就能切断数百万伊拉克人的供电和供水。一旦水坝被炸开,则可能摧毁整个摩苏尔城,甚至淹没巴格达。

▲库尔德武装在美军支持下夺回摩苏尔大坝

如果说伊拉克的情况还略微单纯一点的话,在有俄罗斯军事力量介入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更几乎是美国和西方支持的抗击IS、同时也反对巴沙尔政权的最有效力量,甚至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力量。

2015年1月,经过3个月的艰苦战斗,在美军多达700余次空袭支援之下,装备严重匮乏的叙利亚库尔德民兵从IS手中夺回了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的边境城镇科巴尼。

这场战役是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转折点,它被认为是第一次打破了“伊斯兰国”不可战胜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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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人在这场“阿拉伯之春”内战中武装和壮大了自身,这一方面有效地打击了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但另一方面又为中东的持久冲突增添了一个新的变数。

一个从历史深处再次浮现出来的“大库尔德斯坦”的幽灵自然引发了中东其他民族——包括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高度警觉和激烈反应,它们早早地发出信号,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再次扑灭库尔德人胸中燃起的这团熊熊烈火。

不过,不同国家的“库尔德问题”又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复杂面相。

  • 伊拉克

伊拉克

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小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后遗症。

伊拉克约有500万库尔德人,萨达姆时代他们在相对和平的状态下实行自治。2003年美国入侵以后,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北部的聚居区建立了一个自治区。这是一片富庶的地区,库尔德人拥有自己的入境口岸,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和情报机构,并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库尔德自治区的签证规则甚至都与巴格达不同。

之后的10年里,在由占伊拉克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的努里·卡迈勒·马利基政府领导下,埃尔比勒(Erbil,库尔德自治区首府)与巴格达的关系紧张,抵牾不断,其中的要害是石油收入的分配问题。

▲埃尔比勒

伊拉克尚未通过一部全国性的石油法律,按照暂行办法,出售石油收入中的83%归中央政府所有,库尔德人将获得其中的17%。

按照伊拉克政府的说法,多年来,库尔德自治区未通过巴格达批准的国有石油公司,擅自向外国(主要是土耳其)出售其境内的石油天然气;同时还与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等外国公司签署勘探协议,它们都绕过了中央政府。这严重违反了伊拉克宪法,意味着库尔德人“在窃取伊拉克的国家财富。”

库尔德人则控诉说,是伊拉克中央政府首先停止向库尔德人拨付17%的石油收入所得,并扣发库尔德军队的薪水,才导致库尔德人不得不这么做的。他们还坚称,自己依然会将出售石油所得中的83%支付给巴格达。

趁着IS的兴起,巴格达焦头烂额之际,特别是在占领基尔库克(这里不属于库尔德自治区)等富油地区以后,库尔德人不断增加石油出口,甚至还试图打开遥远的中国市场。

为了共同对付IS这个共同敌人,在西方国家的一再施压下,伊拉克政府曾与库尔德自治区于2014年底达成过一份分享国内石油财富和西方军事援助的妥协计划。

舆论认为,前总理马利基所推行的具有浓厚宗派主义色彩的高压政策极大地疏远了库尔德人,并激化了伊拉克国内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什叶派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

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就曾明确将伊拉克的所有暴力活动咎于马利基的“错误政策”,并称只要马利基在任,就“很难”想象伊拉克能够保持统一。

▲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也是那些想要逃出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中央政府控制的逊尼派异见分子最常用的避难通道,2011年被马利基政府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前副总统塔里克·哈希米(Tariq al-Hashimi)一度就曾藏匿在这里。

新上任的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则希望缓和国内各派矛盾,暂时摈弃成见和不信任,将共同对抗ISIS放在首位。

  • 叙利亚

叙利亚

叙利亚境内约有200万库尔德人,占叙利亚人口的10%,主要聚居在与伊拉克和土耳其接壤的东北部地区。

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过去与巴沙尔政权维持着表面上的和平,尽管他们也备受歧视。当“阿拉伯之春”蔓延到叙利亚时,许多分析人士预计,库尔德人会与当局结盟,以换取更大程度的自治,巴沙尔·阿萨德一度也的确将库尔德人视为潜在的盟友。

但当叙利亚政府军在与反对派的战斗中频繁进入库尔德人聚居区,打死多名库尔德平民、乃至一位当地重要领袖后,一部分库尔德人也加入了反对巴沙尔的斗争。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多年来一直渴望效仿伊拉克,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一个库尔德自治区。如今,这一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拿起枪来反抗政府,而是因为被各地烽烟四起搞得手忙脚乱的巴沙尔政府已经放弃了对库尔德聚居区的管辖,使库尔德人获得了民族自治的真空。

在这些地区,库尔德旗帜现在飘扬在原政府大楼上空,用库尔德语教学的学校也已经开设,这些都曾是阿萨德极权统治时代遭到严酷禁止的。

眼下,叙利亚库尔德人在民主联盟党(Democratic Union Party,简称PYD)的领导下,已该在土叙边境夺取了大量主要库尔德人聚居的叙利亚城镇。然而,由于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Party,简称PKK)的紧密联系,PYD受到各国的怀疑,甚至也不被其他一些叙利亚库尔德团体认同。

PKK被美国和欧洲认定性为恐怖组织,所有西方国家都曾向伊拉克“自由战士”提供过军事援助,但PYD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叙利亚人民保卫军(YPG)却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支持,原因也在于此。

  • 土耳其

土耳其

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曾经像一家人一样在安纳托尼亚共同生活了1000年之久,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紧张过,他们已处在决裂的边缘。

由于土耳其过去奉行的民族主义政策不承认本国境内有库尔德人这样一个民族,所以无法确切地知道土耳其到底有多少库尔德人。有人估计,目前库尔德人约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15%左右。

然而,他们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却丝毫找不到奥斯曼时代的那种家园感。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主张通过暴力手段从土耳其分裂出去的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政府展开了长达30年的武装对抗,政府的残酷镇压造成了4万人丧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双方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

▲1997年5月24日,伊拉克,土耳其部队越境攻占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组织据点。

过去几年中,库尔德武装分子仍不断制造各类暴力袭击,而每一次都会引起土耳其政府加大力度的镇压和报复。但在消耗了4000多亿美元财力之后,土耳其人发现,PKK的实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号召力。而且,土耳其国内的自由派人士也日益主张以和解的办法来应对“库尔德问题”。在2015年的一场大选中,亲库尔德的和平与民主党(BDP)表现优异。

遗憾的而是,土耳其政府似乎并不打算改弦更张。相反,它继续重拳打击库尔德人控制的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党大本营,并将逮捕的“库尔德恐怖分子”人数翻了一番。而且理由大多不太能站得住脚,甚至连民众投票选出来的迪亚巴克尔(库尔德人自认在土耳其的首府)市长、消防队长、医生都被投进了监狱。

土耳其人权人士还指责政府经常故意跳动一些库尔德年轻人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以便使得镇压行动合法化。

关于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新闻报道和专业研究非常多,这是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与中东有关的国际政治领域的一门显学。

眼下,土耳其“强人”总统埃尔多安最担心是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内战的灰烬中,将会走出一个全新的“库尔德斯坦”。土耳其在南部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两个库尔德聚居区接壤,这两个国家里库尔德人的成功或许会进一步激发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斗志。

  • 伊朗

伊朗

伊朗约有700万库尔德人,约占总人口的10%。

伊朗大部分库尔德人主要聚在西北部,毗邻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这片地方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库尔德斯坦”。不过,另有大约170万库尔德人居住在伊朗东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呼罗珊省,这是历史上波斯政权采取强制性种族迁移政策的结果。

在伊朗,库尔德不仅是少数民族,而且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他们在什叶派信徒占压倒性优势的伊朗还是宗教少数派。这种“双重少数派”的身份同他们在伊拉克有类似之处,只是伊朗的逊尼派穆斯林人口比例比伊拉克更少。

一个世纪以来,由于伊朗历经多次翻天覆地的革命和战乱,与西方和俄罗斯(前苏联)的关系也翻云覆雨,库尔德人屡屡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世界大国和地区强权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博弈的棋子,他们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伊朗政府重点关照的对象。

▲伊朗库尔德人的村庄

总体上说,伊朗政府也像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一样,对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采取歧视性的高压政策。但无论在哪个时代,这些压制和同化的努力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相反,每当革命(如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叛乱、战争(如长达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或政治改革、外力介入……专制政权出现松动时,伊朗的库尔德人总是蠢蠢欲动,谋求更大程度的自治,甚至独立。

1945年底,在前苏联支持下,伊朗库尔德人建立独立的“马哈巴德共和国”。虽然它仅仅存在了一年,也未得到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但却被普遍视为现代历史上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次觉醒。

当时担任这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最高军事领导人的穆斯塔法·巴尔扎尼,正是前文提到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政府现任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的父亲。在伊朗建国失败后,穆斯塔法流亡苏联,后返回伊拉克库区,领导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运动。而马苏德如今又任命自己的儿子、穆斯塔法的孙子担任目前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军事领导人。

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后,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北部建立起了实质独立的自治政权,这极大地鼓舞了伊朗的库尔德人。沉寂多年的伊朗库尔德地区近年来开始出现新的骚动,成为内外交困中的伊朗政府新的心头大患。就在2016年8月,伊朗当局还绞死了来自西部库尔德城市萨南达杰的20名逊尼派穆斯林,理由是这些人杀害了数十位神职人员和普通老百姓。

除了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之外,目前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富汗等国家也有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零星库尔德人。他们在文化上一直与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库尔德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因而也受到上述四国政府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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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迟早都会出现在世界地图上。”

尽管国际社会一边倒地反对,但一位了解中东事务的资深西方外交官依然如是说。

然而,纵有万丈雄心,在通往百年梦想的道路上,库尔德人仍有太多现实障碍无法绕过。

▲2017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独立公投委员会公布消息

首先,由于长期的分离,各个国家的库尔德人在利益和心理上已经有了重重隔阂。

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随着叙利亚战事的不断升级,大量叙利亚库尔德难民源源不断地向东涌进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但他们并不见得会受到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KRG)兄弟般的欢迎。

原因很简单,叙利亚库尔德人也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例如前文提到的YPG。他们也像伊拉克库尔德人一样在与IS的战斗中扩展了自己的地盘,YPG甚至已经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伊拉克境内,占领了一些原本受KRG控制的地区。尽管双方都努力试图抛开分歧,但KRG坚持,YPG必须撤离,否则便是侵犯其主权。

如今,随着IS的解体,YPG已经没有理由继续留在那些地方。而一旦他们迟迟不愿撤离,就像KRG仍牢牢控制着不属于库尔德自治区的伊拉克领土那样,那么这对“兄弟”之间就极有可能爆发严重冲突。

其次,各国内部的库尔德人也不都是热心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他们出于自身的现实考量,并不一定会全力支持一个库尔德国家,尤其是当国境线和资源的重新分割会损害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

在土耳其,有一半库尔德人已经离开东南部的故土,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这样的大城市。数据显示,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等库尔德政党的库尔德人仅占其总人数的1/3左右。大量库尔德人,尤其是笃信宗教的那部分人,多是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

▲土伊联合军演

在叙利亚,虽说库尔德人总体上既反对阿萨德政权,又对反政府的主力叙利亚自由军怀有根深蒂固的疑忌——库尔德武装还曾在阿勒颇市与后者交过火,但叙利亚库尔德人有十多个政治派系,且派系间结盟关系不断变化,他们要拧成一股绳并不容易。

因此可以说,库尔德人既缺乏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跨国领导权威,各国库尔德人相互不买账;在各自国内(伊拉克或许是例外),也大多没有能够服众的精神领袖。

而一旦将四个拥有库尔德人的国家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的复杂关系考虑在内,情况就更是一团乱麻。

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无论是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还是伊朗政府,都对本国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疑虑重重。不过,只要形势需要,这些国家也都毫不犹豫地利用库尔德这张牌来展开地缘政治博弈。

对本地区怀有远大抱负的土耳其是这盘棋局中的最大玩家。虽然多年来土耳其政府一直视本国的库尔德工人党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但近年来埃尔多安政府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最大盟友。

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边境是一片地势险峻的山区,气候非常干燥。长期以来,走私和偷渡是土伊边境民众的重要收入来源,很多村民从伊拉克乡村携带燃料、烟草和其他商品进入土耳其。由于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常常混杂在这些村民中间,穿梭于边境地区,这里也成了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分离主义者之间的战场。

但这并没有阻碍两位“强人领袖”埃尔多安与巴尔扎尼之间发展友谊。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右)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主席巴尔扎尼举行会晤

在过去10年里,土耳其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投入巨资,在其首府埃尔比勒开设领事馆。如今的土耳其是伊拉克库区最重要的单一贸易伙伴,该地区90%的贸易都是与土耳其进行的,土耳其企业也遍布当地所有重要行业,掌握着它的经济命脉。

这种经济联系还因为政治因素而得到极大加强。过去,土耳其曾顽固坚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但如今,也许是出于埃尔多安个人的宗教热忱(突厥语系民族基本都是逊尼派),它却成了巴格达政府反对派的主要政治后盾之一,力挺伊拉克国内的逊尼派同当权的什叶派展开抗争。

土耳其还秘密为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武器,帮助他们抵抗伊斯兰国。几年前,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一名发言人甚至说,土耳其将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争取民族自决权。“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可以自己决定其政体的名称和类型。”这明显背离了土耳其历来的政策基调,也与它对待本国库尔德分离主义分子的立场形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尖锐对比。

在今日中东,土耳其的朋友并不多,敌人却不少,伊拉克库尔德人可能是它最亲密的伙伴,而本国的库尔德人则是它最仇视的敌人。

在叙利亚的所有邻国中,土耳其是最积极地支持反阿萨德政府的革命派的一个国家,但它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面孔与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却截然相反。这是因为土耳其政府担心,叙利亚国内战会导致其境内的库尔德地区实现自治,从而被本国的库尔德工人党开辟为一个反对安卡拉的前哨基地。

埃尔多安所列举的巴沙尔政权的罪状之一正是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它也一直坚信库尔德民主联盟党(YPG)是叙利亚图谋对土耳其不利的工具。

尽管YPG领袖萨利赫·穆斯利姆(Salih Muslim)正在努力让土耳其人相信,该党并不想染指土耳其事务,还希望寻求与土耳其政府合作,但土耳其从来就视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和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为一丘之貉。

对于许多土耳其人而言,眼下的这场战斗不是发生在英勇的库尔德战士和血腥的恐怖分子之间,而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恐怖分子之间。埃尔多安不止一次地宣布,伊斯兰国和PKK及PYD“没有差别”。

此外,土耳其还经常指责叙利亚库尔德人受到了伊朗的暗中支持。

伊朗的地缘政治抱负并不比土耳其小,而且它与土耳其在中东多个国家的影响力博弈中都是对手。因此,尽管自身也饱受库尔德分离主义困扰,但在与土耳其关系紧张期间,例如1979-2002年间,德黑兰经常向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提供援助和避难所。但在两国关系相对缓和时,也会在对付共同的敌人——库尔德分离主义——方面展开一些合作。

不过,自两国因为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截然相反(伊朗是支持什叶派巴沙尔政权的最重要的地区力量)而关系恶化之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伊朗和土耳其联合打击库尔德武装的报道了。近来,伊朗还恢复了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

在伊拉克,伊朗与土耳其的目标也针锋相对。同样基于宗教原因,以什叶派为国教的伊朗力挺伊拉克当权的什叶派政府,包括前总理努里·马利基,去打压那些反对者。而土耳其作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守护神,在这个问题与伊朗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地区大国间的博弈让身处夹缝中的库尔德人更加难以维持独立而统一的身份,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这远不是巴尔扎尼的一句“我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豪言壮语所能掩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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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或缓解中东的“库尔德问题”需要用到不同层面的许多把不同的钥匙,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手里握着其中最沉甸甸的一把。

当然,一些西方人士在这个问题上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土耳其政府,可能也是不公平的。

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土耳其这个并不算富裕的国家已经接纳了近200万叙利亚难民,其中有几十万是库尔德人。

事实上,埃尔多安为解决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做了很多努力,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位前任——他也是第一个公开承认本国在对待库尔德人问题上国家犯下了错误的土耳其领导人。

在2013年夏天之前,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一直都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与库尔德工人党及其被囚禁的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的代表展开秘密谈判。

▲大量库尔德人涌入土耳其境内

近年来,埃尔多安努力推动土耳其修改宪法,其核心是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从而为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力铺路(土耳其的修宪已于2017年4月16日举行公投并获得通过,这招致了欧盟的强烈反对)。

根据AKP与PKK当时的谈判内容,新宪法将保障少数族裔权利,库尔德人将被允许使用长期遭到禁止的母语,政府学校中可以开设库尔德语选修课程,甚至在民族认同上也不再被强迫要求承认自己是“土耳其人”……

在随后的一段所谓“库尔德人开放运动”中,土耳其第一家国有的库尔德语电视台开始播出节目。

2013年3月21日,狱中的阿卜杜拉·厄贾兰用土耳其语和库尔德语两种语言宣读了一份声明,呼吁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放下武器,所有库尔德人立即停止针对土耳其政府的敌对行为,并且不再谋求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

那天是诺鲁孜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穆斯林节日,库尔德人传统上把它当做新年。厄贾兰在声明中动情地回顾了奥斯曼帝国时代库尔德人与突厥人亲如手足的情谊,那份声明让人们几十年来第一次看到了两个民族的和解曙光。

一个多月后,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力量开始撤离土耳其,退入伊拉克北部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2014年10月,土耳其破天荒地头一次允许伊拉克库尔德“自由战士”借道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协助打击IS恐怖分子。此前,土耳其一直对IS武装蚕食叙利亚库尔德聚居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因为领导那里的叙利亚民主联盟党是PKK的姐妹党。

如果土耳其政府能够同库尔德人达成一揽子“大妥协”,那将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它不仅将一举终结土耳其国内的长期暴力冲突,洗刷其近现代历史上一个沉重的人权污点,还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局势混乱的国家之间赢得一大片缓冲地带,从而让自己对它们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不是反为它们所累。

然而,事实证明,两个拥有百年宿怨的民族不可能因为一份充满古老历史温情的声明就在短期内真正实现化干戈为玉帛。原因在于双方都对彼此缺乏起码的信任。

就在厄贾兰发表声明后没几个月,双方的和解努力就破裂了。

土耳其政府指责库尔德工人党不顾正在谈判中的协议,连续在土耳其各地发动多起暴力袭击。而在那年夏天,土耳其政府军在伊拉克边境的一次空袭中误杀了数十位库尔德走私者,其中还有不满10岁的儿童。

尽管埃尔多安本人也承认这是一次严重的错误,但不幸的是,这一事件似乎再次证实了一些库尔德人的顽固想法:正义与发展党与之前的那些土耳其当权者一样,根本就没有诚意,和解只是它的伎俩。

怒火中烧的库尔德人在伊斯坦布尔等各大城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PKK也再次威胁要重新展开更大规模武装斗争。

此外,埃尔多安将与库尔德的和平进程与修宪捆绑在一起的做法,也为事态增添了额外的复杂性。

修宪的初衷原本就是为了实现埃尔多安个人的政治野心,赋予他及其政府更大权力。例如,按照改革后的新法律,警察窃听和搜查犯罪嫌疑人会变得更加容易,律师将无法充分接触不利于辩护对象的证据……这令许多人担心,政府会利用这些宽泛的定义来打击政治上的异见者,其中当然也包括库尔德人。

但这个问题未来不管会朝哪个走向演化,即便仅仅从土耳其自身利益来说,与中东的广大库尔德人和解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土耳其不应该是中东乱局的一部分,而应该努力成为清理这个乱局的一支正面力量,或至少能够确保自己置身于这个乱局之外。

▲埃尔多安

眼下,伊拉克库尔德人已经占据了先机。羸弱的伊拉克中央政府看起来拿他们没什么办法,出于各种原因,西方大国和俄罗斯也都不会轻易对它采取什么更加严厉的举措。再加上有地区大国土耳其撑腰,另一个地区大国伊朗一时也奈何不了它。

然而,马尔扎尼和他的同胞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所有的伟大成就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现在应该格外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意气用事。相比于他们在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兄弟,伊拉克库尔德人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100年来最好的待遇,他们必须坚决拒绝那种机会主义的诱惑。

一旦事态处理不好,一场新的严重冲突、甚至内战在巴格达与库尔德斯坦之间爆发,任何人都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而如果这场争斗将土耳其、伊朗、甚至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强权都裹胁进来的话,那么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最终,伊拉克库尔德人已经得到的东西也很可能再度失去。

因此,暂时来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尚不是中东政治中的可能和可行的选项。

这次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所带来的结果,更可能只是的增加了伊拉克库区与中央政府谈判的筹码。在公投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志存高远的马苏德·巴尔扎尼本人也排除了库区公投后即刻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可能性。

他表示,计划在公投之后就边境划界、自然资源分割、独立时间表等问题同伊拉克官员进行讨论。

未来很可能是又一场悲剧,但人们仍在期待它能够转变为一个契机。

盘根错节、千头万绪的“库尔德问题”是中东从古代“帝国秩序”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类似的问题在世界其他地方和不同层面也大量存在。这充分展示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而全球霸权和地区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又给这类问题平添了复杂性,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当然,即便在现有的国际政治框架内,仍存在改善的空间,这需要当事各方最大限度地抑制各自在宗教、民族和意识形态这些宏大理念上的冲动,转向更为灵活和务实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