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分子的“朋友圈”：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沙龙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常常利用聚餐、茶会、座谈等形式组织沙龙，在沙龙中切磋学问、交流思想、增进感情，在民国史上独具特色，堪称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沙龙的“东方版”。沙龙主要分布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尤其以北平、上海两大文化中心居多。

北平沙龙

当时首屈一指的沙龙，当数林徽因、梁思成家的“太太客厅”。193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工作，租下了位于东城区的北总布胡同三号院。这座四合院宽敞、安静，前后两个院子，院子四边各有一排单层平房，很快便成了北平乃至全国最有名的公共文化空间。
四合院前院便是林徽因、梁思成家的“太太客厅”，这里每个周末都汇聚着各路知识精英，有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周培源、陈岱孙等学者，有沈从文、徐志摩等文人，也有萧乾、卞之琳等青年学生。林徽因不仅才貌双全，社交能力也很强，是“太太客厅”当仁不让的主持者和核心，如当时来访中国常到“太太客厅”做客的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言：“她交际起来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部围着她转。”

“太太客厅”

在“太太客厅”里，知识分子们交往得非常愉快也颇有收获，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回忆：“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和创作的领域虽不相同，但研究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似，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力量。我当时不懂大人们谈话的内容，但可以感受到他们聚会时的友谊和愉快。”
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众所周知，她和金岳霖、梁思成的故事也举世皆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后院金岳霖家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公共空间”，周六、周日也常有聚会。学者陈岱孙对此描述道：“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日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习惯。他在每星期日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来客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
“广泛性”是金岳霖家沙龙的第一个特点，因为金岳霖非常随意、平和，因此来客虽与林徽因“太太客厅”的客人有重叠，但更为广泛。客人有学界中人，有学生，还有外籍学人，陈岱孙在金岳霖家曾碰到戏剧界的青年演员甚至玩斗蟋蟀的老头。金岳霖是单身汉，少了很多俗务，所以金岳霖家沙龙第二个特点就是比较随意、轻松，自由自在。但金岳霖毕竟是留学归国的教授，他家沙龙还是比较高档、西式的，吃西餐、喝咖啡是沙龙中的必备“点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的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因为金岳霖是湖南人，以“食”著称的金岳霖家便有了“湖南饭店”的称号。

林徽因与朋友合影（左二梁思成、右二金岳霖、右三林徽因）

除了林徽因、金岳霖这个四合院里前后两个沙龙外，当时有代表性的还有北平地安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主持的沙龙，以及北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沈从文主持的沙龙。这两个沙龙文艺气息比较重。
从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朱光潜与同住的梁宗岱在北平慈慧殿三号主持了一个“读诗会”。这缘起于朱光潜在英国留学期间，接触过“读书会”这一形式，对此非常认同：“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朗诵才是好诗，有音节，有节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读诗会。”
而朱光潜住的慈慧殿三号是一个庙堂旁的荒凉建筑，本身就富有诗意。来参加读诗会的人以北平高校师生为主，活动主要是谈诗读诗，还有戏剧扮演、学术演讲等，气氛十分活跃，有时甚至发生激烈争吵，梁宗岱便经常因为文艺上的问题和别人吵架甚至挥拳相向。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文中对这个读诗会给予了很高评价：“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所有北方系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很难得的。”
当时身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沈从文自己也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组织了一个沙龙，作为《大公报·文艺副刊》与北平知识分子沟通的桥梁，后来逐渐成为京派文人的交流中心。相对而言，这个室外的沙龙更公共、更开放，来参加的多是北平的文艺青年，作家王西彦对此回忆道：“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园（即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还有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大概是每隔一两个月就聚会一次，所约的人也并无完全相同，但每次都是从文先生亲自写简短的通知信，且无例外地归他付钱作东。大家先先后后地到了，就那么随随便便地坐了下来，很自然形成了一个以沈从文先生为中心的局面。可是交谈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并不像是从文先生在主持什么会议，因而既没有一定的议题，谈话的内容虽大致以文学和写作为主，也可以旁及其他，如时局和人生问题，等等。时间也没杜有规定，每次总两三个小时的样子。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聚会，目的似乎只在联络联络感情、喝喝茶、吃吃点心，看看树木和潮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来今雨轩

来今雨轩建于1915年，匾原系徐世昌所书，集茶楼和饭馆于一体，不只是沈从文的沙龙场地，更是北平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空间，堪称北平的沙龙中心。鲁迅、胡适日记中频频可见在来今雨轩会客的记录，如据《鲁迅日记》中记载，自1917年至1929年，鲁迅先生曾27次到来今雨轩就餐、饮茗、交谈、阅报、翻译小说，小说《小约翰》便是在此翻译完成。“亚洲文化”分支“文友会”、中国画院前身中国画学研究会、北京最早的书学会中国书学研究会、柳亚子组织的“南社”等文艺团体也常常在来今雨轩举行活动，文学研究会、中国清真教学界协进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团体则成立于来今雨轩，1921年6月30日北平五个团体宴请来华访问的杜威也是在来今雨轩。

上海沙龙

作为中国近现代最发达的城市，沙龙这一西方“事物”最早便出现在上海，上海的沙龙也更为气派、摩登，以曾朴和邵洵美举办的沙龙为代表。
以小说《孽海花》闻名的曾朴本是清朝遗老，但他因为对法国文学的热爱，进而喜欢上了法国的“沙龙”文化，并由此开始在自己家里举办起沙龙。据曾朴长子曾虚白回忆，曾朴家沙龙开始于1927年，这应该是有据可查最早的、有代表性的沙龙了。曾朴家沙龙老少咸集，有与他同代的文坛前辈，更多的是青年文艺者。曾虚白回忆道：“先生（曾朴）于著述之余总喜欢邀集一班爱好文艺的同志，作一种不拘形迹的谈话会。那时候他的寓所中，常常是高朋满座，一大半都是比他小上二十岁三十岁的青年，可是先生乐此不疲，自觉袛对着青年人谈话反可以精神百倍。”
曾朴虽是文坛前辈，但他平易近人，非常健谈，沙龙氛围很热闹也很自由自在，让青年作家如沐春风，参加过曾朴家沙龙的郁达夫曾写道：“我们在那一天晚上，简直忘了时间，忘记了窗外的寒风，忘记了各人还想去干的事情，一直坐下来到了夜半……看见了他的一脸笑，觉得立时就掉入了别一个世界。觉得他的笑眼里的光芒，是能与夏日发放春风，暗夜散播光明似的。”除了自家客厅外，曾朴也常到外面的茶楼、咖啡馆与人聚会，每次去必掌声雷动、气氛热烈，一聚就是一两个小时。
曾朴家沙龙有一个常客是邵洵美，受曾家沙龙熏陶和法国留学时观感影响，邵洵美也开始举办起沙龙。邵洵美以鲁迅所赐的“盛家赘婿”闻名，出身豪门又娶了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自然是家财万贯的“花花公子”，再加上他追求唯美、享受又把外来的“沙龙”翻译成“花厅”，因此他办的沙龙被称为“花厅”，他则成了“花厅先生”。
邵洵美“花厅”与曾朴家沙龙成员也有交集，但更为多样，有他留学时交的文学朋友，也有他回国后的文坛新友，如新月派、新感觉派、创造社文人甚至丁玲、夏衍等一些左联作家，不过也有些人是冲着邵洵美的财富而去，这也使得他的沙龙更功利些，鲁迅便曾讥讽邵洵美身边的文学圈子为“甜葡萄棚”，是批溜须拍马之徒。“花厅”场所有时在他创办的金屋书店，更多的在他家精心装饰的书房。书房极其华美，作家张若谷在影射小说《都会交响曲》中描绘这个书房道：“里面陈设很富丽，单是壁上挂的那张从邦贝火山石古城中掘出来的希腊女诗人莎茀像真迹，估价在五千金以上。”沙龙活动以文友聚会交谈为主，也偶尔有朗诵或作品评论，气氛比较高雅、融洽、开放，招待客人的有咖啡、西点、茶水甚至还有鸡丝煨面。“花厅先生”邵洵美自然是中心人物，而他因为“财大气粗”甚至被誉为当时的“孟尝君”，1936年2月15日《六艺》杂志刊登了一幅非常有名的《文坛茶话图》，其中包括鲁迅、茅盾、林语堂、冰心等文化大腕，而坐在茶话会主人位置的便是邵洵美，可见他及他的沙龙在当时上海文坛的地位。

文坛茶话图

沙龙的“黄金时代”

上述沙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几个沙龙，其他比较有名的沙龙还有内山书店沙龙、文艺茶会沙龙、新雅茶楼沙龙等，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一些文坛大腕家里也有类似沙龙的沙龙举办。总体而言，北平、上海的沙龙氛围都比较轻松、自由，成员们可以平等、舒畅地交往。这些沙龙多是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间，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们自由、平等的交往风采，堪称当时知识分子们的“朋友圈”，他们在沙龙这个“朋友圈”里随意地“刷脸”、发言、点赞、评论。
这些沙龙客观上促进了当时文学、文化、思想的繁荣，具体而言有几个方面：首先，直接派生了一些描写沙龙的沙龙文学、都市文学，包括邵洵美的《珰女士》、张若谷的《都市交响曲》、林微音的《花厅夫人》及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和钟钱书的《猫》等文学作品；其次，沙龙的漫谈风格影响了当时的散文创作，周作人为代表的“闲话体”散文、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散文和“幽默文学”都受沙龙风格催发；再次，沙龙更是孵育了很多文艺报刊，如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曾朴创办的《真善美》杂志、邵洵美创办的《狮吼》《金屋月刊》《论语》等杂志基本上都是在其沙龙里约稿、组稿；最后，沙龙对海派文学和京派文学都影响甚大，如学者费冬梅所评论：“这些‘思想社交’是二三十年代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都市文学思潮的‘摇篮’，他们孕育、推动了这些文学流派的形成。”
此外，沙龙成员们可以碰撞观点、交流感情、拓展人脉，因此沙龙成为当时北平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们交往的“黄金通道”和提升自己的“终南捷径”，“培养”了众多文化名人，代表性人物如萧乾。1933年秋天，还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大三的萧乾在《大公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散文《蚕》，获得了林徽因的青睐，于是，林徽因特邀萧乾来她家参加聚会。萧乾备受鼓舞，如他自己所言“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自此，萧乾成了林徽因沙龙的常客，并经沈从文、林徽因介绍又加入了朱光潜的沙龙。萧乾得以迅速进入北平文化圈，在《大公报·副刊》连续发布了多篇小说，并经沈从文介绍，编辑《大公报》副刊《小公园》，成为文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沈从文、朱光潜、曾朴、林徽因、邵洵美等沙龙主办者更是凭借沙龙捷足先登文坛，如林徽因便可以说是由“太太客厅”步入文坛，她发表的许多文章、赢得的众口称赞都与其沙龙活动密不可分。

年轻时的沈从文（左）与萧乾（中）

沙龙为何在北平、上海盛行？

一方面，北平、上海是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另外一方面，同学、同事、同乡等“同人关系”是这些文化沙龙建立的基础，成员们多有着共同的志趣、价值、身份，因此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当然，这也与当时比较宽松、自由的言论氛围及知识分子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稳定的生活环境有关，如北平沙龙成员大多为北大、清华等名校教授，当时教授们属于高收入阶层，月薪普遍在400—600银元之间，而30年代北平普通人家一月生活费只需要30银元左右。
随着抗战的爆发，这种诗意的文化沙龙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虽然抗战时期重庆有“二流堂”等沙龙，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北大谢冕教授举办的“批评家周末”等沙龙，但总体上沙龙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如学者唐小兵所言：“在之后漫长的20世纪中国历史的某些阶段，知识社群更是被政治、经济等各种力量隔离、分化成原子化的知识分子，人以群分相互取暖变脸成人人自危甚至卖友求荣，可见1930年代北平知识界的这种以金岳霖‘星六碰头会’为象征的平等而自由的高频度公共生活，也似乎成了此曲只应天上有的人间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