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版克格勃:西方为何宽容铁托的冷血杀手

作者:克里斯·德利索   翻译:倪雪瑶

编者按：1991年10月11日，苏联在解体前夕决定撤销克格勃，这个昔日权势熏天的机构在一个月后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然而，在冷战背景下，世界活跃着许多与克格勃相似的神秘组织，前南斯拉夫国家安全局可能是冷战中最鲜为人知的主要间谍机关，它所保卫的国家已经瓦解，但这个机构至今仍旧有着影响力。

美国中央情报局、克格勃、摩萨德和军情六处，这四者都是在冷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特务机关，它们的名字语焉不详，看上去也很相似。在这些从二战灰烬里诞生的间谍机关中，前南斯拉夫的国家安全局（UDBA）几乎不为人所知。它在1991年国家解体时已经被正式废除，但遗产仍然继续存在，隐藏于流氓间谍、商业巨头、政治家和与前共产政权有家族联系的新一代知情人中。

时至今日，UDBA在巴尔干半岛仍臭名昭著。政敌们互相指责对方和此机构有联系，同时前南斯拉夫成员国（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和科索沃）的“清洗委员会”收集了大批疑似UDBA密探、代号和秘密任务的名单。这些机构的目的不是逮捕罪人，而是为了识别密探，以便在未来拒绝他们进入政府工作。然而，相较于前华沙条约国类似的尝试，前南斯拉夫国家想要切断同过去联系的努力极少获得支持。

有两个原因导致了如今尴尬的局面。首先，当时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表现出了明智的姿态。他是二战时期南斯拉夫游击运动的领导者，也是1945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建立者。为了寻求东西方平衡，他带领的共产党和被强加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相比更为温和。人们虽然也不能批评政权，但能够享受到比在东欧国家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可以凭南斯拉夫护照去几乎任何地方旅游。

其次，南斯拉夫在九十年代混乱的内战中分崩离析，这与那些相对和平独立的后苏联国家不同。UDBA的情报网络在内战中相互配合，他们甚至和许多外国情报局也有合作，范围包括军事情报和愈加堕落的商业行为，后者在战争、国际制裁和边境封锁的环境下快速发展起来。在如今和平的巴尔干，UDBA那些越轨行为已然被人们遗忘，这使其秘密成员可以转变身份，成为学者，政治家和商人等社会上值得尊敬的人。

铁托前往伦敦进行国事访问，受到首相丘吉尔欢迎

扩张时代

到1945年，国际上，铁托的游击队已经打败了1941年4月占领南斯拉夫王国的德国和保加利亚人；国内的对手，像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游击运动和克罗地亚法西斯“乌斯塔沙”等组织也被清除。铁托继承的南斯拉夫虽然在版图上比起王国时期有所扩大，但它主要是个穷困的农业国家，战争破坏更是给其雪上加霜。撇开移民的选择不谈，当时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只能凭借加入共产党、军队或是UDBA。这种现象使反对者加速移民国外，并创造了一个共产主义和UDBA的王朝，这个王朝直到现在仍然发挥着影响。

1946年，铁托已经巩固了他的统治，并组建了特别会议与外国领导人交涉。他为平衡东西方势力的一系列举措中，包括与正在发展的外部世界接触。1961年，一组游离于主要权力集团之外的国家成立“不结盟”运动，南斯拉夫贡献出首都贝尔格莱德作为主办地，成为创始国之一。通过这层关系，铁托可以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契约和情报收集能力广泛而有力地向外扩展。

然而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敌人仍然存在。1948年，在紧邻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南部，希腊内战正盛；同年铁托和斯大林分道扬镳，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在后虎视眈眈。马其顿地处南斯拉夫、希腊和保加利亚领土接壤处，奥斯曼缓慢地从巴尔干撤退期间，马其顿地区矛盾发酵，冲突持续了70年之久，这成为了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1934年，一名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持枪者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协助下，于巴黎暗杀了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铁托在随后几十年间也成为斯大林的暗杀目标，对他来说，成立一个冷酷并高效的情报机构至关重要。

铁托与赫鲁晓夫会晤

这位南斯拉夫独裁者找到的最佳人选是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这是一名塞尔维亚游击队老兵，他的妻子和母亲都被盖世太保谋杀了。兰科维奇二十年间一直是南斯拉夫第三有权势的人，直到1966年戏剧性地垮台（他被指控参加了反对铁托的密谋）。1944年，他建立了内务部（OZNA）；1946年，兰科维奇将其改名为UDBA。

UDBA的活动紧紧跟随着已被发现的国内外威胁。在兰科维奇的领导下，它保护临时秘密军火供应站和铁路交通的安全，暗中监视各国外交官，窃听电话，检查邮件，并对被认定的国内敌人进行审问。这些敌人可能是政客，也可能是抗拒集体劳动的农民。UDBA的官方间谍学校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基础训练为期两年，包括体能训练，语言课程，军事和外交情报、刑事侦查能力的训练。

黑箱操作

在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铁托也谨慎地关注着国外。无数的对手都在战后移民或逃往外国，其中包括由克罗地亚天主教神父领导的许多乌斯塔沙成员，他们在纳粹“绳梯计划”中逃往阿根廷。UDBA被要求监控这些南斯拉夫流亡者。它的黑箱操作伪装成西方式的自由抗议，南斯拉夫在1960年代末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到1974年，国家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对外介绍说这是用权利下放的方式，安抚无休止的民族主义者的努力。UDBA对那些移民群体异议者的回应是冷战时期的暗杀，它们极端血腥残忍，据估计有一百多起。

这些暗杀建立在种族的基础上，方法十分简单高效。通常，在讨论确定目标时，任务就被授权给UDBA共和国级别的领导人，启用与任务对象同民族的官员。渗透进入相关移民社群的社交圈后，UDBA特工就通过散布谣言和假情报来挑起社群内部的猜忌与争斗。这必然会在当地创造出一种紧张气氛，使南斯拉夫当权者能够进行“合理推诿”。暗杀往往采用近距离射击或刺杀的形式，成功之后，政府可以简单地搪塞过去，将它们解释为相邻种族社区冲突对立的不幸后果。采用与黑社会有联系的特工能够进一步将暗杀与政府撇清关系。

因此，不管是发生在英国、西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南美，当地警察往往都回避对这些案件的调查。不过，西方对UDBA行动的不干预政策并不只是愚昧的副产品，也是西方对“温和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和苏联强硬路线的东欧国家不同态度的副产品。所以，尽管在1978年9月发生的保加利亚反对派乔治·马可夫伦敦遇刺案（由臭名昭彰的克格勃协助）被深入调查和广泛报道，很少人还记得一个月前在巴黎对克罗地亚反对派布鲁诺·布什奇的暗杀（由UDBA协助）。西方对调查UDBA兴趣缺缺，甚至在它已经被怀疑时也是如此，这反映出西方将铁托看作对抗苏联的同盟者。

特工行动

许多UDBA的行动超过了道德底线，举例来说， 1972年在意大利对克罗地亚恐怖分子斯奇潘·塞文的暗杀， 1977年在芝加哥对塞尔维亚极端分子德雷吉萨·凯西科维奇的谋杀，这两次行动中，特工造成了包括儿童在内的无辜路人死亡。其他一些行动则更具有正当性，例如，1969年UDBA成功地在西班牙暗杀了前乌斯塔沙指挥官弗赫科斯夫·卢伯里克。二战时期，卢伯里克控制着位于克罗地亚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在那里，无数的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被杀害。UDBA对卢伯里克逃亡国外时的随行人员进行了缓慢而耐心的渗透，并将这看做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行动。

1990年代，南斯拉夫爆发了以种族和宗教为界限的血腥内战，国家在此期间分崩离析，UDBA也随之解散。之后，UDBA前成员掌握了各自国家初创时期的安保体系，同时，他们跨过国境线，与前同事密切合作。在非正规战和国际制裁中，有两种人非常吃香：一是知道旧武器仓库所在的人，一是拥有走私石油等基础物资秘密路线的人。

UDBA至此转变成了一个权力分散的犯罪实体，一个隐藏在地底的秘密社区。即使是在今天，经历过前南斯拉夫时期的人群中，我们依旧能够找到领取养老金的前杀手、有共产党背景的“民族主义者”政客，有着可疑来源财产的商人和为其他国家当雇佣兵的前特工。UDBA从数十年的特权和间或的犯罪活动中获益良多，这个大家庭在未来也许会继续繁盛下去。

继承者们

西方对UDBA的遗产并不感兴趣，它们首要的目的是维护二战后的地区稳定，因此，必须宽容那些在南斯拉夫继承国的安保部门和政治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那些偶尔出现的起诉呼吁和对疑似UDBA密探的本地报道根本无法激起太大水花，“清洗”东欧国家共产主义要素的势头也早已减弱。无论是好是坏，南斯拉夫不为人知的情报机构注定要成为一个谜——即使它至今仍然活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