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武:第八十三军南京突围记
突围前的情况
一九三七年,鉴于上海战场逐次使用兵力,被日军各个击破的教训,我奉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的命令,率第一五六师参谋处长、参谋、中校团附、政训员等十余人组成的幕僚组,先遣赴沪,负责与该军在上海的第一五四师联络,做好侦察、计划、筹备等工作,俟第一五六师上来后,能即时投入战斗。
我们于十一月十三日由汉口乘轮东下,大约十五日抵南京。时南京政府各机关团体已纷纷向武汉、重庆等地撤退。
十一月十六日,我们到参谋本部领得地图一批,乘夜车向苏州进发,至武进,遇敌机轰炸,路轨被毁,迫而乘兵站卡车续进,十七日拂晓抵苏州。当日即见到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得知当面的敌情和友军状态,并得他指示:第一五六师到达后,即占领苏州东南处(地名忘记)至用直之线,构筑工事,阻止敌人,担负掩护友军进入吴(苏州)福(山)线既设阵地的任务。我们正忙于出发的一切准备,忽又奉到新命令:第八十三军(欠第一五四师)到达后,即开赴江阴,归江防军总司令刘兴指挥,负确实守备江阴的任务。
第二日我们仍留在苏州,等待部队的到来。那时,由淞沪前线撤退的友军莫不视苏州为给养补给站,到处搜劫食物,强拉民夫。而敌机更乘我之危,轮番轰炸,投弹无数,观前街、公园区大火融融,随处可闻哭声,特别是夜间空袭,地面火箭(汉奸发射,为敌机夜袭指示目标的)几如万弩齐发,有如元霄闹灯,精神大受威胁。由南京至苏州途中已经饱受火箭的骚扰,初不料贴近火线的前方姑苏名城,汉奸的活动,更有甚者,愤恨难言。
第八十三军(欠第一五四师)于十一月十七日到达苏州,即转向江阴前进。大约二十日夜到达江阴附近,奉刘兴令乘黑夜进入江阴要塞外围既设阵地。由于刘兴总部没有工事位置的要图,只得进入临时阵地,作逐次摸索,逐次进入工事的打算。整整摸索了一个长夜,有的部队找不到工事位置,有的部队找到了工事位置而没有钥匙,不得其门而入。
大约二十三日奉刘兴令:即日驰赴无锡归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指挥。随即照薛令集结指定地区。入夜照令占领无锡东北×处(地名忘记)至唐桥头之线。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即用电话报告薛岳该军进入阵地情况,薛接电话后,暴跳如雷,大骂邓龙光违背池的命令,要枪毙。邓问为什么要枪毙呢?薛说:谁叫你占唐桥头。邓说,有命令为据,薛乃哑然。原来无锡东北有唐头桥与唐桥头两个不同的地名。薛岳原意是占领前头那一个的,但下达命令时错看成后一个地名,故有此误会,因而加速了无锡的失守。
第八十三军(欠第一五四师)执行掩护主力转进的命令后,十二月初又奉到命令归刘兴指挥,占领镇江西南的某某至某某一带的山地(地名忘记)并负责固守的任务。
军命第一五六师依令占领阵地后,我们在观察当面敌情时,目击几个纵队的敌军向句容疾进,并侦悉敌指挥部就在我阵地前约三十里路的一个村庄(地名忘记)宿营。当时我向邓龙光建议,以第一五六师全面出击,解决敌指挥部后,即将矛头指向句容西进之敌截歼之,使南京守城部队赢得准备的时间。刘兴说,守恐不保,还说攻吗?消极地否定了出击的方案。军参藻长陈文复以同乡关系,用电活向唐生智作同样的建议,也不得唐的重视。次日凌晨,因敌陷旬容疾趋南京,结果军奉命放弃阵地,经下蜀、龙潭向南京转进。
突围的经过
大约是十二月七日午后到达南京,闻说第六十六军叶肇部已放弃汤山阵地向麒麟门方面撤退中。第八十三军奉命以第一五四师位置水西门附近归第七十二军军长孙元良就近指挥,其余即进入南京,位置于光华门内,担任巷战工事的构筑。由于缺乏木材、铁丝、铁钉之类的材料,进展极慢。
十二月十日,第一五六师奉命增援光华门。光华门不断受敌人飞机、大炮的集中轰击,城墙数处被毁,敌即乘飞机掩护,用竹梯爬城,蜂拥而来,势极猖獗。经该师多方苦战,敌焰始减。是役伤亡颇重,向卫戍司令长官部请领弹药、卫生包等必需军品,均以库乏存品,百不得一。
十一日晚,第一五六师挖通城墙积土,将冲入光华门城洞内的约一个班敌军予以歼灭。十二日凌晨军部收到该师缴来的战利品一批,军曹的头颅一个。我们除留一束日军以之壮胆的神符作为军中宣传品外,其余即缴送卫戍长官部。此时新街口、中华门一带不断传来爆炸巨响,据说雨花台已陷入敌手,有部分敌人窜入城内,因此,城内秩序大乱。
大约下午二时忽接长官部电话,找军长邓龙光去开会,邓与参谋长陈文一同前去。五时左右,上校参议(第四路军总部参议派在第八十三军服务的)柯申甫突然驾驶邓龙光的汽车来找我。他一进军部大门,就大叫一声:“走呀!”这一叫,弄得整个军部官兵仓皇失措。柯转述邓的指示后,我即吩附各主管负责人立即率所部到中央党部集中,跟着拈了一份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拟乘车先行。讵料车厢内外和篷顶车头均已挤满了人,不能开行。同时广场马路人流汹涌,无法通过。我即弃车步行,黄昏时才到中央党部,见到了邓龙光、叶肇、陈文、罗策群(第一五九师副师长。师长谭邃因肺病,先搭船过江,由他代师长)等,但未见第一一五六师师长李江。陈文对我概述了会议的要点和广东部队归叶肇指挥,掩护主力撤退后,由太平门突围出城,经当涂、宣城、宁国集结徽州整训的任务。我问:“军长决心如何,已与李江通活了吗?”陈说:“已通知李江即率部到太平门集中;我们立即向太平门移动,部署突围。”我说:“不是要掩护友军撤退吗?”陈说:“不管呵。”原来他们已作出决定,以叶肇部作先锋(叶部入城后未被使用,故集结容易),邓龙光部作后卫,抢先突围。于是叶、罗、邓、陈、刘等一拥上车。时广场已万头钻动,水泄不通,将军的怒骂,汽车的喇叭,均失作用;只得弃车乘马,但马也无回旋余地,又迫而弃马步行。那时人都准备轻装逃命,不少珍贵行李都视如敝屣。邓龙光的几枝人参浸制的酒和儿盒头号的高丽参皆弃诸道旁,无人过问。只见失却节制的队伍蜂拥向太平门方向移动,秩序大乱。我们八时许到达太平门,据报,叶肇、罗策群亲自指挥部队拆除堵塞城门的沙包。我们就在一间守兵用的小房子内静候出城。当时紫金山的敌炮断断续续地向太平门内盲目射击,麇集在太平门内的我军迭有死伤,越城之心愈急。
九时许,忽然人声鼎沸,人流蠕动,据报先头部队已开路出城,我们就争先恐后继续跟上,各显身手,从城门夹缝之中挤出去。由于互相拥挤,造成互相践踏,弱者倒地,强者即踏其身而过。据随后出城的人说,有一个被人践踏,呼天不应的难友愤而拉开手榴弹,造成同归于尽尸塞城门的惨剧。当时紊乱的情形由此可见。
我随邓龙光、陈文出城后,紧跟着先头部队沿京杭道(宁杭公路)南进,沿途为防敌的堑壕、地雷所阻,进展迟缓。约十二时到达岔路口,先头部队与据守该处之敌接触,罗策群几次督队扑敌,均不得手,最后他举起马鞭,大呼:“跟我来,几大就几大,晤好做哀仔呀?”(广东活不要丢脸的意思)罗就在这种气愤的情形下壮烈牺牲了。
至此检查部队,只有军直属队不到百人,李江师并未跟上,怎么办?邓、陈等蹲在一间小屋子内一筹莫展,而一向龙精虎猛的陈文,牙缝中哆嗦之声隐隐可闻。我当时也有几分颤动,主张等待李江师到来再作突围打算。邓龙光急不可待地要争取敌人增援部队未到来之前冲过,并立即令特务连用急袭的火力掩护,利用飞机场(似是飞机场)的碉堡逐次跃进,好容易脱离了敌人的火力网。特务连已死伤散失过半,连长不知下落,剩下的一个排长指挥不灵,名为护邓(紧随邓的身边),实则怕敌,不敢向前搜索。此时揣邓心情,大有:“谁人救得李世民,你做君王我做臣”之感。我自忖兵微将寡,长路漫漫,必无生还之望,何如死中求生,冀侥幸于万一。乃自告奋勇,单人匹马,自任前驱,侦察一段,回头领邓跃进一段。很快地掌握了一条规律,乃是有篝火的地方就是有敌人的地方(敌怕我接近用以照明的),远离火光前进,万无一失。我们在一个小高地准备第五次跃进时,不见陈文和柯申甫二人,邓想株守以待,我则认为他们二人是有意识地离队(因柯是上海人),主张不等,赶快续进。大约十三日凌晨三时许到达一个不知名的山脚,隐闻急速的脚步声,乃静伏以观,无何,很清楚地听见:“丢那妈,萝卜头”的口音,分明是自己人,这一喜,如获至宝,活似放下了一块大石,即尾随其后跟进,步履也轻快了许多。到一小树林休息,检查自己的一堆,只剩下十几个人,除邓龙光和一个随从副官王志外,其余就是我与邓的卫士三四人,及特务连士兵二三人。拂晓前我们到了淳化镇附近,才知道昨夜在我们前头作向导的原来是莫福如、华振中与他们三四十名士兵。他们备说罗策群战死的经过与叶肇、黄植南(叶肇的参谋长)、司徒非(第一五九师旅长)等踪迹不明的情形,不胜叹息。
我们决定利用山地俯瞰观察敌情,再作下一步的打算。是日从难民口中和望远镜下的观察,知道淳化镇不时有敌出没,京杭公路时有战车巡逻,附近村庄没有敌情动静。我们决心利用黑夜接近公路埋伏,相机钻隙通过。
是日下午六时许,见教导总队旅长马威龙率一小队官兵数十人经过,彼此交换了一些情报和突围意见,我们即利用马部(马威龙部队)为试探前锋,随后跟进。他们很快地过了马路,我们恰遇敌战车三辆向南京西进,故即隐伏,相隔约半小时之久,才通过马路,竟与马等失却联系。因此我们只得用地图校正方向,向南摸索前进,午夜抵秣陵关附近,探知该处之敌正整装待发,乃折回龙都。时东方已白,即昼伏在一个较偏僻的村庄,各向居民买得便服化装难民,利用夜间钻隙前进。至九十里店(苏皖交界的一个地名)遇到一群约百余人由上海战场退下来的广西部队官兵,他们据险截劫,缴去我们先头部队的枪,同时向我们包围。我们以众寡悬殊,只得退避三舍,隔河戒备。十五日夜找得当地居民羌润田(后随邓回到广东,由邓送他入军校,毕业后当过排、连长)带路,才绕过该处。那时既怕日本人又怕散兵,狼狈不堪。之后,依每日当地情况昼夜交互行进。十九日我们来到一个相当热闹的市镇(安徽境,不记得什么名了),大家都想在这里好好地休息一晚。但据了解,旅馆棉被不够,同时得知离市镇五六十里的外围常有敌人出没。怎么办?邓不假思索地取出他印有官衔的名片叫人去找区公所所长。该所长很恭顺地马上征集了二三十条棉被送来,并说,马上派出保安队去警戒,保证安全无事云云。
本来邓龙光在龙都化装时,就想将名片和唐生智的突围命令焚毁了的。我对他说:现在还不是消灭军人痕迹的时候,以后可能还有用处。果然,是晚用上了。我们就在那里大吃、大喝、大洗一顿,既饱且醉,并清除了身上的积秽和不少虱子。
二十一日我们到达南陵上官云相的防地。随得蒋介石、余汉谋复电慰勉有嘉,同时奉令赶赴屯溪收容。到屯溪后,我曾随邓龙光到宁口开会。记得当时有陈诚、白崇禧、罗卓英、薛岳、吴奇伟、陈沛等人参加。我们在屯溪住了十多天,记得与邓龙光、吴奇伟、陈沛、黄占眷等在黄山渡过了一九三八年的元旦。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各收容得由南京陆续出来的官兵一两千人不等。于是,第六十六军由林伟俦、莫福如、郭永镳率领,第八十三军由王得全率领,分别向湖南的攸县、安仁等处集中训练。
事后见闻
后来我到了武汉,在武汉先后见到了第一五四师师长巫剑雄和该师参谋长张驰;第一五六师师长李江和该师参谋处长张显歧。据巫剑雄说,他们是于十二月十二日夜从人喊马嘶,争先出城的部队中获悉放弃南京的企图后,与参谋长等几个主要人员由乌龙山搭船过江的。李江说,他接到电话命令后,与骆应剑(第四路军上校参议)经中央饭店至挹江门目击一片喧嘈紊乱现象,想渡过此门非焦头烂额不可。不久,乃与骆走到离城门几百公尺的地方,用脚缚吊出城外,走到下关,经过种种周折才搭得某部轮船过江,由陇海路回转京汉路回到汉口的。张显歧谈到他脱险经过的情况犹有余悸。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在武昌珞珈山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会上不少尝过南京逃难风险的“将军们”都说唐生智放弃南京,没有下达命令,弃城逃走,酿成惨重的牺牲,唐生智应负完全责任。据邓龙光对我说,当时蒋介石很冒火,言不由衷地说了很多废话,还要组织军事法嚏审判,邓龙光过意不去,由怀中取出唐生智撤离南京前给他的油印的撤退、突围命令,给唐生智解了围。
同年的二月问,叶肇、黄植南先后回到广州,叶肇在中山纪念堂曾报告了他被俘脱险的经过。之后,叶、黄又亲口对我讲了他们逃出南京的情形,略述如下:
十二月十二日晚,叶肇与黄植南冲过岔路口后,即遥望山地摸索前进。天明,至汤山附近,找得便衣化装难民,准备逃往上海。但人生地不熟,两人在山地潜伏了一灭,饿得饥肠辘辘,迫而冒险下山觅食。到一个不知地名的地方,忽然枪声大作,两人躲入一个堡垒。至黄昏,一片沉寂,知敌已远去,即离堡垒循小路踉跄而行,见路旁蕃薯皮一堆,如获至宝,分食之余,各将其余珍藏于袋,以备不时之需。是夜,为着觅食进入一个不大的村庄,摸索了几个房子,阒然无人,最后碰到一个年约六七十岁的老婆婆,也没有得到任何可充饥的东西。正懊丧间,忽然枪声大作,日军蜂拥入村,他们爬入禾草堆中的床底。第二天,看见京沪公路上有不少三五成群的难民往来,他们即混入难民中问东行。走不多远,遇见一队鬼子由东往西,他们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希望侥幸过关,不料狭路相逢,日本兵看中了他俩,要他俩挑担。黄植南先挑,勉强走了六七里路,佯装脚痛走不动,被日本兵踢了几脚,他就索性装死。于是,一个日军上等兵的行李就落到国民党军长叶肇的肩上。叶肇生平未尝挑担之苦,忽然压上几十斤的东西,确实难以走动。日本兵看他胡须长长,不能胜任,只好另找壮者代替,他才得以解脱。吸取这次教训,叶肇采取远离交通要道躲过风头再作打算的办法,在京沪公路的一个小村镇里躲了若干天,摸清敌情,逐次接近上海,遂由上海搭轮回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