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眼中的日本战俘

关于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的历史，随着俄罗斯方面对有关档案的解密，描述也日渐增多。这些描述还是比较客观的，当然，也难免比较抽象，而且会对细节加以淘选。不过，那些来自当年身历其境的俄国普通百姓的叙述则相当生动具体。

■日本战俘表现得非常好，听话，顺从，工作卖力，还经常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俄罗斯坦波夫市档案局研究员克罗托娃说：“卡列利村第64劳动营最初只关押关东军战俘，从1946年开始，也有普通日本人被关押在此。村外一公里的莫尔桑斯克森林里，曾经有一处只埋葬日军战俘的墓地。当时关押日军战俘的所有劳动营都曾得到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命令：不许肢解饿死或病死的日本人的尸体，不许秘密掩埋，日后将把他们运送回国。”

关押在苏联的日本战俘确实有数千人死亡，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地区，关押的日军战俘较多，气候寒冷，许多人冻死、病死。当地居民回忆称：“在日本人被分批运来时，整个路上到处都有死人。”不过，在卡列利村，死亡的日军战俘并不多，只有200多人。

克罗托娃说：“被俘的欧洲人，如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押送的路上装聋卖哑，经常伺机逃跑。小眼睛、黄面孔、身材较小的日本人从来不敢逃跑，他们比较顺从。不过，他们也有让劳动营领导最为担心的时候：每到日本天皇生日，高傲的日本战俘中经常有人剖腹自杀。”

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日军战俘来到坦波夫。女市民多尔格娃回忆说：“我们在车站等了几天，日本人刚走下这列火车，大家立即扑过去抢夺他们的东西。他们随身带了许多日用品，如褥子、枕头、睡衣、棉袄、棉裤、彩照、画笔、颜料等。”

现年75岁的劳动营前看守斯维里多夫回忆道：“我15岁时就当了看守，当时村里找不到更合适的看守，其余男人都死在战场上了，我经常和两个残疾人一起值班。我看管的日本人外形上都一模一样，小手，小腿，一个尺寸，就像从模子里做出的。”“日本战俘在泥炭开采场工作，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他们在我们这儿，就像在别墅中生活一样，休息时就挖牛蒡根吃，补身子，捉青蛙，在火上烤着吃，还招待过我们。”
在劳动营内，日本战俘与德国战俘经常打架。克罗托娃说：“打架的真正原因是德国人经常蔑视日本人，说他们是低等民族。日本战俘曾就此向劳动营领导提出过书面抗议。”从整体上讲，日本战俘表现得非常好，听话，顺从，态度好，工作比较卖力，还经常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主动打扫卫生，不罢工，不酗酒。

坦波夫州内务委员会最初不相信日本战俘会如此驯服。第64劳动营副长官斯捷潘诺夫曾在向上级的报告中推测道：“日本人可能有阴谋，可能企图发动武装起义或做出其他更可怕的事情。”事实上，相当顺从的日本战俘根本没有想过要暴动。斯维里多夫回忆道：“在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后，我们对日本人的态度有所好转。从莫斯科来的军官给他们带来了亲人的书信，几箱伏特加，还有食品，安慰他们。”日本人得知原子弹的事情后，哭得很厉害，一些人含泪说他们憎恨美国人，热爱苏联人。不过，到了冬天，开始有人死亡，不是因为受伤、饥饿，不是被枪毙，而是因为严寒，重感冒，死了几十个人。“

克罗托娃研究员表示，日军战俘在坦波夫关押劳动的时间并不长。1946年，国际大赦组织不断要求苏联当局把外国战俘遣送回国，其中就包括日本人。1947年底，最后一批日军战俘离开了卡列利村第64劳动营，从1947年至今，再没有一个日本人来过这里。不过，在其他地方关押的许多日本人却志愿留在了苏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共有60万日本人向苏军投降，最后只有一半多的人返回了日本。

■只能面对自己的痛苦，而不能直面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更深重的苦难，很难说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凭借这一段被俘的历史来进行反思的日本人并非没有。笔者在一个用日文、俄文、英文、韩文等多种语言制作的网站上看到过一个画展，乃是以日本人最擅长的漫画形式来回顾日本战俘的历史。漫画的作者是原陆军飞行员木内信夫，他这样表达自己的创作目的：为后世留下日本战俘所遭受的苦难的准确记载，让那些出生于五十年代、对那场战争毫无所知的人们了解历史。同时，他也希望那样的战争不要再发生。漫画作者的儿子（该网站的创建者）在回复网友的帖子时这样说：我父亲的画表达了诸如快乐、气愤、兴奋、悲哀等情感，无论它们是属于日本人还是俄国人。我们都属于一个大家庭，所有战争都是无意义的，应该永远不要再发生。
战争过去之后，战俘作为普通的人，跟同伴、同欧洲国家的俘虏，以及跟苏联普通百姓的友谊。甚至还有日本战俘跟苏联姑娘谈恋爱的故事。当回国的日期终于来临，这些战俘们哭着用各自的语言互道再见。当他们回到故乡的车站，亲人都到车站迎接。在绘制这些漫画的时候，作者流露出对那段生活的十分复杂的情感，甚至包含着眷恋。

日本学界关于这段历史也有大量著述，并有很多回忆录性质的书籍出版。笔者仅粗略检索，就发现了《西伯利亚的噩梦》、《西伯利亚战俘的记录》、《西伯利亚战俘手记》、《西伯利亚拘留记》、《西伯利亚的战俘故事》、《苏联的日本战俘政策》等。笔者无法详细地介绍这些书的内容和立场，但我们可以从日本人山元近子数年前的一篇文章看到大致的情况，该文这样写道：“六十年来，日本人几乎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的历史。在战争结束六十周年的今年，日本同样不回忆往事。电视中没有对日本在战争中的罪犯角色开展讨论，没有一份报纸报道过新发现的皇军罪行……日本对历史的反思往往是对原子弹受害者、对苏联战俘营中日本战俘的回忆。”

正如其所言，日本人对于战争的回忆主要集中在本国所遭受的战争痛苦方面，关于二战的电视纪录片、广岛的原爆纪念馆以及建筑物、东京的一些博物馆，都会运用大量的实物以及资料图片来展示日本人民在二战时所遭受的苦难，但对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带给其他国家人民的苦难则很少触及。

或许对于日本人，要正面触及祖先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十分痛苦而且困难的，即使像佐佐木新这样善良的老人，对历史和人生都应该可以比较超然了，但还是会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当年在中国的经历。当然，通过目前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有效地对战争加以反省，并提醒后人避免重蹈覆辙。但如果总是只能面对自己的痛苦，而不能直面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更深重的苦难，终究很难说是一种真正平等的、客观的对待历史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