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偷听敌台:德国人对纳粹禁令嗤之以鼻

本文节选自：《德国人的战争：1939-1945年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作者：[英]尼古拉斯·斯塔加特，译者：宋世峰，读行者文化品牌策划，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纳粹政权面对的问题不是掌控强制手段，而是如何有选择地使用这些手段。1933年，它利用大恐怖摧毁了旧式的劳工运动；1934年6月，利用冲锋队打击了领导层。此后，纳粹政权有意削减了集中营，当1938年再次扩大集中营时，投进去的是犹太人，后来还有捷克人和波兰人。对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恐怖有点象针对其他人、外国人或者“共产党及同性恋等孤僻的圈外人”的手段。

到1940年1月底，司法部长弗朗兹·戈特尔（Franz Gürtner）统计发现，盖世太保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执行了18次法外处决，他抱怨民事法庭成了摆设。实际上，这类相对并不多见的司法干预通常直接源自于希特勒，他阅读《人民观察家报》刊登的耸人听闻的犯罪报道后会有如此举动。1939年10月，他从报上了解到慕尼黑有个可怜的小偷在晚间灯火管制时偷了一位妇女的钱包，被法庭判处10年监禁，感到极为震怒。尽管钱包里只有几个马克，而且这个小偷没有使用暴力，但希特勒还是下令将他处决，以儆效尤。这给了德国法官们一个明确信号。没过几个星期，柏林特别法庭就判处另一名利用灯火管制偷窃妇女钱包的男子死刑，以表明“不能让人渣破坏后方的铜墙铁壁”。这些轻罪之所以令人憎恶，显然在于无法将它们根除。惯犯们很快发现，自己被送进毛特豪森（Mauthausen）等集中营，受到的待遇远比重犯和暴力犯还糟。正如党卫军处决“耶和华见证会”的奥古斯都·迪克曼威胁到军事司法体系，民事法官很快也出来保护因警察的恣意妄行而受到侵蚀的地盘：这类权力争夺战本来就会刺激不同机构竞相推出更为严厉的判决。

战争前夜，盖世太保再次逮捕前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和其他政治嫌犯。盖世太保虽然在1939年秋季逐渐强化暴力手段，但还是非常小心地在这个警察国家里维持着两种速度。打击共产主义者、共济会成员、犹太人和耶和华见证会员这些已被确定的“敌人”是一种速度，如果有人指控这些“敌人”开“失败主义”的玩笑，或者到黑市做交易，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特别法庭的审判，或被直接送进集中营；而对于普通“民族同志”，警告一下通常就足够了。斯大林的政权为了推行社会革命，不惜对大多数民众开战，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不同，它一直调校着暴力手段，因此大多数德国人没有直观感受。实用主义及该党意识形态促使其采用不同于斯大林的路线：盖世太保的人员一直不太多，很大程度上依靠公众的顺从和揭发来揪出违法分子。战争迅速使他们的人手进一步减少：在科隆，盖世太保在1939年有99名官员，到了1942年，只剩下69人；其它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

在新的违禁行为中，最有争议的是不许收听敌台。新生产的收音机上都贴着标签，警告收听外国广播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不过当局并没有强制查禁收听敌台的活动。虽然纳粹独裁政权着迷于宣传和图像，但它对信息的控制远逊于德意志帝国。在帝国时期，新闻出版受到审查，边境受到控制，因此，即使到1918年夏季，德国大后方对西线渐渐显露的军事大溃败还一无所知。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挡人们调节收音机的波段，只要他们足够小心，想私下里听什么电台实际上没有人能管得着。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小心谨慎不让外人看到，调低音量，听完后把指针拧回到德国电台上，还可能选择收听瑞士、瑞典等中立国的电台，而非BBC这类敌台，甚至在收听时打发孩子到家门外望风。在布拉格，帝国保安总局曾经听说捷克人开始使用耳机，以免让邻居听到而去告发。不出所料，敌台禁令在德国不受欢迎，被描述为“幼稚”和“傲慢无礼”。 帝国保安总局报告说，这个禁令受到强烈的“忠实批判”，人们大声抱怨说，“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能够冷静地收听这些（外国）电台，确实不会受到影响；相反，这些电台的广播只会增强他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意志和决心。”很多人也感到迷惑：这个禁令是否涵盖了所有外国电台？还能收听诸如卢森堡电台的爵士乐节目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中立国广播吗？和往常一样，当遇到真正不受欢迎的政策时，相当多的人对它们竟然得到元首同意表示难以置信。

德国电台受到默许，经常对英国和法国的广播节目进行嘲弄和反驳。人们渴望获得信息，也捡拾英国空军在那年冬天洒布的传单，不过他们不太相信传单的内容。在埃森，卡罗拉·莱斯纳（Carola Reissner）对英国传单表示愤怒。“他们明显是想煽动民众。”她在给亲戚写的信中说，并且言辞激烈地补充道，“这肯定是犹太人的阴谋。”她有这种疑虑是很自然的，因为多年来她就被灌输犹太人翻云覆雨操纵权力影响德国的论调。德国电台并不简单把邱吉尔蔑称为“W.C. ”，还给他起了个“谎言爵士”的外号。在新闻节目结束后，播放广受欢迎的一战歌曲“我们为抵抗英国而进军”是个成功举措，它成为德国广播节目的标志。

禁止收听外国电台的新法令只能有选择地执行。1939年9月18日，科布伦茨（Koblenz）盖世太保的一位年轻官员受命去莱茵河西岸的一个小镇，调查有关收听非法电台的举报。被举报的阿纳尔夫·V（Arnulf V.）涉嫌每天晚上收听斯特拉斯堡电台的德语广播。更糟的是，他在魏玛时代曾经是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主要成员，而且据说对德国新闻的准确性和元首本人都进行过诽谤。阿纳尔夫被抓了起来，送到科布伦茨受审，他承认收听过几次法国电台。阿纳尔夫被盖世太保关押了三个星期，接受进一步的调查，他的家遭到搜查，收音机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旧材料被抄走。当地纳粹党组织证实，他和其他很多前社会主义者一样，很少参加纳粹党的活动，基本上没有对纳粹党的慈善活动做过奉献。他还经常跟他的妻子吵架。另一方面，阿纳尔夫在他的雇员中口碑不错，他还是一位英勇的一战老兵，负过四次伤。当他的案件在10个月后的1940年9月被送上法庭时，后面两项事实发挥了作用，法官宣布无罪开释。举报阿纳尔夫的人是他的姐夫，动机是因家庭矛盾引发的个人恩怨，这一点也有利于他。盖世太保一直不愿被人这样利用，在另一起类似案件中，一个人被好争吵的前生意伙伴举报收听敌台，虽然这个人曾经是共产党员，但盖世太保还是敦促法庭驳回指控。到1943年，只有3450人因为收听外国电台受到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