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狂潮里的冷漠看客:王大点日记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地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 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惧害怕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着实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场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惨烈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捡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捡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参见《义和团》第一册,289页)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妓女,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的。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在1964年),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点的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一支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得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酱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的面目五花八门,内容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些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日记里,这样的排头砍去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 ”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 ”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十一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获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被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恬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上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天桥小茶馆前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丢脑袋。大概,义和团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钟,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奉命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内外的妇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处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由于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年轻可爱,而且为了闭住洋人的枪炮,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得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了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显然,便宜的事没那么多,男人办不了的事,女人也不灵,即使她是什么圣母也一样。发现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济,真敢冲锋陷阵的人就不多了,否则,几万人拥上去,西什库踩也给踩平了。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两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