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的缝隙里——1937，小人物的死与生

撰文：李夏恩

华北的一个村庄里，乡民们正在观看展示日军屠杀平民血腥暴力的宣传画，这幅宣传画的寓意很明显：用死者遭受的屠戮来警告生者，如果不奋起反抗，宣传画中残酷的死亡就会降临在他们头上

死亡近在咫尺，它浓烈的腐臭气息扑面而来，弥散在整个空气中，眼前的情景让手拿铁锹的佟德麟惊骇至极：那是“满满一沟死人，多是光着身子的”。这里原先是守卫宛平的二十九路军挖的安全沟，就在著名的卢沟桥头那座“卢沟晓月”的御碑后面，南北长约三丈，东西宽约一丈，深有一丈多。但在二十九路军撤出后，这条安全沟成了日本人的杀人场和埋人沟，“他们把中国人拉到沟边，或者用刺刀挑死，或者用枪打死，然后就把尸体抛进沟里”。

面对如此惨景，恐惧乃是人之常情。但佟德麟不敢抽身逃离这片死亡之地，在他和其他三十多人的身后，就是闪着寒光的刺刀，日本人正盯着这些被强拉来的壮丁，监督他们掩埋尸体。理智告诉佟德麟，任何轻举妄动都会让他成为沟里那些受难者中的一员，而对身后盯着他们的那些杀人者来说，这不过是又多了具无关紧要的尸体而已。他只能和其他人一样，抡起铁锹，向沟里填土。

“那会儿正是盛夏天气，尸体都腐烂膨胀起来”，每一锹土砸下去，“溅起的烂肉有一尺来高”。

这是佟德麟第一次目睹如此密集而恐怖的死亡，但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1

死者： 无差别的杀戮机器

1937年，北平，一名中国士兵死在日军的车轮下

死亡会不断召唤死亡，这就是战争的逻辑。但是战争中的死亡也有很多种，人们对不同死亡的感受也迥然有别。战场上敌我双方厮杀肉搏而导致的死亡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因为这就是战争不同寻常的逻辑。当战死者被圣化为牺牲的烈士时，这种死亡不仅是被接受的，更是认可甚至值得歌颂的。1937年被斥为背负弃守平津罪责的张自忠力战而死时，引起举国哀恸，他遗体上的八处伤口“炮弹伤两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头部塌陷变形”这些细节都被认真地记录下来。悲壮的盛葬仪式“万火荧荧，衔哀野祭，山头路角，终夜闻悲叹声”“几多老母夜起手制面食，曰：我为张将军做北方饭也”，这是战争中死亡最动人肺腑的一幕。

但与之相比，绝大多数死亡都不会激起这种动容之情。普通士兵在作战时的勇猛并不亚于他们的长官，但他们的牺牲很少引起如此大的波动，尸体的处理也往往简单仓促。日本士兵在出征前会用“在靖国神社相见”来互相道别，在战争初期，阵亡者的遗体也被严肃对待。

一位叫罗世杰的军官在指挥1933年冷口战役时发现日本人会趁夜色将阵亡者的尸体用带钩的长竿从战场拉走，“用利刃割断他的两脚后跟总筋，再把它从腰部一折装入麻袋内运走”，所以日军撤退时战场上一般不会留下尸体。被日军抓去做苦力的前《东南日报》记者章达庵也记录了一场日军为阵亡者举行的葬礼：

“（敌人）把尸体用白布裹着抬进小树林中火化，其余的敌人都隐蔽在树林里向死者默哀……这时敌尸已经火化完毕，只见几个敌兵双手捧着骨灰盒，骨灰盒用白布包着，白布的一头打一个结，套在脖子上”。

一名日军士兵，脖子上戴着一个装有战友骨灰的骨灰盒

与日军这种简单但不失庄严的葬礼相比，中国士兵遗体的处理只能用粗暴来形容。在四川一些地方，被强制征兵的家庭会得到几石到十几石的粮食，被称为“人骨头钱”，一条生命就这样被买断了，然后投入战争的绞肉机里。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士兵的阵亡率高达23%，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无法活着回来。几乎每次战役后都会有大量士兵遗体抛弃在化作焦土的战场上，直到占领者出于卫生防疫的考虑强拉壮丁掩埋焚烧。

即使是中方军队自己掩埋，也常常是应付了事，只有军官级别才有资格享受特备的棺材、墓地和墓碑。对普通士兵来说，战场上的炸弹坑就是现成的坟墓，尸体被用电线或是铁丝拖着扔进坑里。头和手脚经常会露出来，成为四处游荡的野狗饱腹的大餐。

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中国人最害怕的结局。如果没有强烈的爱国心和使命感，那么这些被送上战场的普通士兵不会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然而这些近乎于抛弃一切的无私牺牲却惯常被忽略，在众多亲历记和回忆文章中，很少会出现一名普通战士死亡的动人细节。有时反而在日军的记述中会偶然提及这些普通士兵的死亡瞬间。

一位叫齐藤忠二郎的辎重兵记录了攻陷南京时一名中国士兵的最后一刻。他的班长正在城里扫荡，刚刚开枪打死了一个游荡的残兵。但是，突然在他身后，一名已经倒在地上的中国士兵猛然站了起来，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敌人拼命。“吉田情急之下，把枪仍在一边，拔出军刀朝他肚子上猛刺了一刀。他在班上对大家说：‘一刀刺下去，他的肠子都流出来了。’”

没有人知道这名拼尽最后气力挺立在敌人身后的士兵姓甚名谁，士兵的牺牲在战争中被视为理所当然。与此相比，平民在战争中的死亡却更容易激起复杂的情绪。现代意义上的战争在理论上尽可能将战火限制在划定的交战区域内，在这片区域中，杀戮是合理的。但一旦离开这一区域，任何杀戮行为，特别是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杀戮就是罪行。但“全面战争”的含义之一就是无差别的任意杀戮。被残杀的平民往往更容易给普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就是佟德麟感到恐惧惊骇的原因，他也是这些普通人中的一员，但这个身份并不能保证他免受死亡威胁。

1937年，中国的一个村庄里，一名日军士兵正把刺刀刺进一个中国人的腹部

强烈的同感心，让很多1937年的亲历记和回忆录都记述了普通人的触目惊心的死亡。普通人被日军杀害的原因不胜枚举。青壮年往往是首当其冲被杀的，因为他们有能力反抗。“街上青年人，只要是身躯强壮、剪平头的，即遭逮捕。捉去以后，先将两手的手背用刀割裂，然后询问；不答，或答得被认为不满意，就将煤油灌进鼻孔，死而复苏者几次，再行监禁或处死”。头发也会成为杀人理由，“凡留分头的便指为共产党，光头的指为受过军训的学生，一律枪杀”。藏有爱国或抗日文字图画，甚至一本党义、一张南方报纸、一套童子军装都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有些杀人原因甚至莫名其妙，鲁悦明记下了一个乡下人，因为“系了一条红腰带进城”，结果被日军扣留起来，“倒灌凉水，又打个半死，硬逼他供出同伙的人来。这个人直到咽气时，他也没有明白他为什么犯罪”。身陷北平的作家王焕斗也在写给友人的公开信中提到有17个鼓贩，在广德门外收购了军人皮带数根，因此被日军逼跪护城河岸，各刺二十刀，“过两昼夜，家属趋前收尸，仍有辗转血泊中未绝气者”。

占领者不问青红皂白的频繁杀戮，甚至让一些人产生了可怖的幻觉，想象日军制造了一台巨大的“磋人机器”，这种杀人魔物：

“形如切肉作馅机，凡日军或汉奸逮捕之壮丁，类似军人或学生者，概置杀人机器内，魔轮一转，人化肉泥，放水冲刷，尸骨无踪。”

在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中，女性是最容易受到欺凌和屠杀的一类，她们往往被视为战利品而非人类。对入侵者来说，奸杀一名女子既彰显了男性气概，又满足了杀戮快感，是一种满足征服欲望的最原始也最野蛮的恐怖手段。一个从北平逃难出来的人讲述了他在亲戚家附近看到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在一株大树上，钉着了一个已经支解了的女人的尸体。我会着这亲戚，他露出一付悲痛的神情告诉我，那个女人原是个村妇，她的丈夫因为是东洋人来了，向别处逃难去了。她这个女人留恋着她的家乡，不愿逃到别处去，她自己却留在家里。但她不知怎样却给几个朝鲜匪类发现了。一个夜里，侵入了她的住宅，轮流地强迫行奸。这个女人是个血性人，不顾利害，挣死加以反抗，寻了一具木杖反抗这种匪类的匪类的侵凌，中间竟有一个人受了伤。这几个朝鲜人弄起了火，把她捆缚起来轮流宣淫之后，还不能容忍这妇人的反抗，便把她支解了，尸体拿来钉在树上。”

奸杀的恐怖戏剧在每个沦陷区轮番上演。在安阳丰乐镇车站，一群日军奸淫了一位七十岁的老妇，“奸后又刺死，置尸河中”。在杭州，日军进城后，首先洗劫了每一家药方，将治疗花柳病的“六零六”、“九一四”等药品抢掠一空，一位在蕙兰中学附近行走的女子，因为反抗日本士兵的逼奸，“敌坚以刺刀猛劈，立时惨毙”。镇江的张伯怿在亲历记中写道，日本人在进屋后，如果发现不了女子，会搜索这家的照片，倘使看到有女子照片，便会强迫屋主交人，“交不出就是一枪”。“路上躺着的女尸，有的下体插物，有的头削半边，还有血秽淋漓，死在床上的，无不极人世之惨象！还有不死不活的，所受创伤太重，耻骨开张，医药不便，行走又难，真是可怜”。在沦陷后上海的江湾路上，一名学生看到“草屋旁边，一个青年学子被绑在木桩，鼻子舌头都被割掉了，血很新鲜的流向颈边胸前，只有一点儿气息；旁边条凳上绑着一个赤身露体的女人，奶子已经被割掉仍在地上，胸部只剩下两个血迹模糊的窟窿，下身也是血淋淋的，插着一根木棒”，无独有偶，一位笔名“翼谋”的记者记录下了他在广德誓节渡看到的一幕：

“一个面庞已完全看不清楚的裸体女尸，双手张开，被钉在大门板上，酷似被难的耶稣一样，乳部已被挖成了两个黝黑的大洞，露出白晰的肋骨，下体更是蹂躏得不忍注视了。”

屠杀在被日军占领的各地发生，种种残杀手段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达到极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汗牛充栋，以至于每一篇拿出来都字字滴血，令人触目惊心。其确切的死亡人数直到今天仍然难以完全统计出来。南京地方法院在1946年4月完成的战后调查提供的死亡人数是295525人，男性遇难者占76%，女性占22%，儿童占2%，但儿童的死亡人数是最难追踪的，而且总是令人悲哀的往少里估算。由于户籍资料被战争残毁，所以总人数很有可能超出今天中国人公认的30万。

尽管死亡数字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论，但沉浸于数字多少的双方往往忽略一个基本事实：罪行不是因无辜者数量的多少而界定的，每一滴无辜者的鲜血都是一桩罪行。为了公允起见，有必要让屠杀者自己来陈述自己的屠杀行为。

田所沼三在1937年19岁，在南京战役中是第一一四师团重机枪队的一等兵，在他平静的讲述中，屠杀是“奉命行事”：

“那段时间，我们在下关解开铁丝网上的铁丝，用它将抓来的家伙每十人一组捆起来，塞进井里，浇上油烧。我们称之为‘捆麻袋’。感觉就像杀猪一样。经常干那种事的话，杀人就满不在乎了，因为成了家常便饭了……而且，因为是命令，就肆无忌惮了。……没有哪个士兵没干过强奸的事，而且大部分是强奸后就杀掉。一松手，她们就会飞一般地跑走。于是就从后面‘叭’的一枪把她们打死。如果不杀死，以后会带来麻烦的。宪兵知道了会召开军法会议的。不想杀也得杀……不过南京几乎没有宪兵……在一个村落，为了警告其他人，我把一个女人绑在柳树上，将捆在两只脚脖子上的绳子绑在两匹马的马鞍上，分别给左右马一鞭子，人就从大腿处撕拉开了，一直撕裂到乳房里。”

2

生者：逃离死亡的漫漫长路

1938年，可能拍摄于沦陷后的武汉，一个男孩从满目疮痍的废墟中救出了他的弟弟

死难者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只能由杀人者和目击者来讲述。而目击者往往会成为下一个死难者。尸横遍野的惨景，亲朋好友的罹难，不知何时，死亡的镰刀就会轮到自己头上。因此，如何逃避死亡，寻找安全之地，就成为了战时的一种必要的生存技能。

逃难他乡，从表面上看，是逃避死亡最合理的方式。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战争来临时逃得越远越安全。但仔细检视亲历者的记述和回忆，就会发现真正远逃的人其实微乎其微。譬如桐乡石门镇的丰蓉赓一家，1937年11月6日石门空袭后，他们先是逃到离镇仅有二里许的六塔村，因为日军空袭很快抵达这里，所以又搬到离镇七里的洪通浜，这个距离足够他父亲能在一天内往返家中和避难点。局势稍微安定后，丰家又回到已经沦陷的镇子，在日本人的鼻息下勉强谋生。

丰蓉赓一家的选择也是战时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在战争逼近时暂时离开，但离家距离最多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一旦战事结束，这些人就会返回家乡，哪怕家乡已经被日本人占领。这看起来似乎不符合趋利避害的逻辑，但却并非没有因由。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人笃信那句战时避难法则“小战避乡，大战避城”，总而言之，尽可能地离家乡近些而不是远些。在远离战火的陌生异乡和满目疮痍的熟悉故土之间，人们往往还是会选择后者，已知带来的安全感和未知带来的疏离感加在一起，都要大于战争带来的恐惧感。

但除了这种心理上的因素外，一个更重要的直接因素是，没有钱。能真正远跨千里逃难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的典型，强大的精神动力，使他们宁可困厄逃难途中也不愿在沦陷区为亡国奴。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合大学，就是这场知识界集体万里逃难的结晶。“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西南联大校歌的这段歌词，可以说是千万联大学子跋涉万里逃难经历的凝练概括。

另一种是有权有势的官员、富商或是地方望族，这些人拥有资金、人脉，可以支持他们的逃难远行。但这些人在逃难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落魄王孙仍然不同凡俗的莫名优越感。冀朝铸的逃难回忆就很带有这种贵族气息。他的父亲冀贡泉是山西汾阳首屈一指的乡绅，并且还做过山西教育厅厅长。冀朝铸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从小娇生惯养，所以当年仅8岁的他不得不和家人踏上逃难之路时，显得极不适应：

“我们得和一些味道难闻的家伙睡在同一张炕上，在他们矮小屋舍脏兮兮的地上吃饭，还得赶走那些围过来讨残羹剩饭的狗和鸡。我家原先过得是荣华富贵的日子，没人想到会沦落到这般田地。我从父母疲惫的脸上看出，这就是逃难的代价。”

冀朝铸在回忆中称赞他的父母“在如此艰困难捱中仍然坚韧不拔”，但他也许无法理解的是，他所经受的临时困苦，其实是绝大多数普通逃难者的常态。1937年7月31日，天津市区在一天之内涌进数万难民。这些难民冒着枪林弹雨从河北及河东铁道逃难而来，就在前一天，日军对他们的家乡“先纵火，继用机枪扫射，致逃避时全家骨肉东流西散，且有眼见妻儿被枪杀后，趋前救护亦遭倭寇之毒手者”。但当这些九死一生的难民抵达租界区门口时，却被阻拦在外，只能蜷缩在空房舍里，“救济无人，粮食断绝，哭声震天，惨绝人寰”。

1937年淞沪抗战中，站在租界楼顶上的人远眺战火中的闸北

对普通难民来说，逃离死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死亡之旅。如何死里逃生绝对是一项高难技术，一步之差，就有性命之危。逃难的路线必须仔细规划，以避开战火轰炸。杭州难民的逃难就是一场致命的错误，这些茫然无措的人流不知该逃往哪里，多数奔向富阳和余杭两个他们自以为安全的地方，结果是“余杭跟富阳同时沦陷，难民仍不免于寇祸”。

一般来说，西方人的租界是一个安全的所在。为了不触怒西方人，日本作战时会尽量避开租界区。一位观察者称日本人的作战是极为“艺术”的，马路这一边的华界是一堆残砖破瓦，但另一边的租界却毫无火渍和枪痕。因此，拥有全国最大租界区的两座城市天津和上海因此成为了难民群涌的中心。但通往租界之路却要突破重重致命关卡。

北平作家王焕斗在8月30日踏上逃往天津之路。他早上五点出门到前门车站乘前往天津的火车。一进站就有日兵进行检查，进入月台又有日兵再行检查。幸运通过前两关的王终于坐上了火车，但火车挨到11点才“蠕蠕动矣”。但刚刚开到永定门，火车就突然停下来。一个中国警察先上车厉声高叫：“大小行李都自己打开！”旋即又小声叮嘱自己的同胞：“如有碍眼物件，早自为计。”车上很快陷入一片仓皇恐惧之中，“于是撕信札者有之，抛书籍者有之”。随着日兵的皮靴踏入车厢，骚乱变成了一片死寂。“箱不论大小，一律翻之，倒之；人不分男女，一律摸之，索之”。王身边的一位学校女生因为拒绝解扣脱衣，被日兵以刺刀威胁。吓坏了的旅客们集体劝她“当此之时，屈辱些儿罢！”最后，日兵身旁的一个辽宁人翻译出面为他解围，又悄悄地把被日兵错过的王焕斗摁在椅子上，让他免遭搜身之苦。

但这不过是第一关，接下来的一关更加凶险。平时只需两三个小时的火车，直到下午五点才抵达天津东站。从东站出来后，只要跨过站前广场对面的法国桥，就可以抵达安全的租界。但死神也在桥前拦截着他们。王焕斗刚一出站门，就遭到日兵“严重检查”：“不幸同胞，多数被日兵逮捕，驱至日本司令部一一审问”，王焕斗惊讶地发现，日兵逮捕旅客似乎没有任何标准，“只由日兵任何手指”。

王焕斗因为一周未剃胡须，苍然老态让他顺利地逃过一劫，在友人的帮助下通过法国桥抵达天津租界，尽管租界内挤满了逃难的人群，王只能住宿在公理会的门洞地板上，但他还是感到“俨然天堂矣”。而那些在车站前被带走的旅客，命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位化名叫“钟馗”（意为打鬼）的天津人记述了被带走者的遭遇：

“原来敌军在月台上扣留旅客是采取淘汰制，分别去留。旅客上车或下车时，先经过了鬼子兵浪人和汉奸等的甄别，一部分经敌人认为可疑的，便要扣留，带到司令部一楼，在一楼上，敌人审问数小时以后，将一批释放，带其余的到二楼。二楼上也要同样的盘问，此后再有一批被淘汰。所余的选手再登三层楼，自然凶多吉少了”——很多人的逃难之路就此终结。

比起天津租界，逃往上海租界之路更加险阻重重。除了日兵例行的搜检，火车本身就充满危险。车厢里人挤人，急于逃离战火的难民甚至扒上了车顶。一次火车即将发动时，人们忽然听到飞机响。吓坏了的火车司机紧急发动，“顶上的人纷纷坠下，有的坠在轨道旁，手脚被轮子碾断，惊呼号啕之声淹没了火车的开动声”。日本轰炸机也不惮于轰炸挤满难民的火车站和列车。8月28日，日军12架飞机轰炸上海南站，有六百余名正在候车的难民被炸死“没有头的人，断了手足的人满眼皆是，一个个都躺在地上，横七竖八的”。

1937年，上海，在战火的逼迫下蜂拥涌进法租界的难民

即使是这些难民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租界区，他们面对的仍然很可能是绝望的结局。成千上万的难民挤在通往公共租界的外白渡桥上，使这座“生命之桥”成了“死亡之桥”，“我感到我走在被挤到的老人和孩子身上……他们被无数只脚踩扁”。即使他们终于抵达了租界区，面对的仍然可能是紧锁的大门。

法租界的铁门战争刚一爆发就关闭了，只有十道精心设计的铁门可以通过。《救亡日报》的记者周钢鸣在《一幅流民图》中描述了法租界铁门内外的情景：

“门里面站满着法国巡捕，安南兵和许多的想到南市难民区去的难民；铁门的外面是无数搬箱运货的大车，车上堆置着山一样的杂物，在车与车之间，扶老携幼地拥杂着许多想逃进租界来的难民。因此在这小小铁门口的里外，鼓噪呼喊的声音，一班维持秩序者用鞭子威吓难民，敲打什物的声音，构成一幅扰攘纷纭的凄惶情景！人像潮水拥来拥去，小铁门就像一条堤的决口，被人潮冲激着。”

8月28日，日军对法租界旁的南市居民区进行了轰炸，但3万余名试图进入法租界避难的难民仍然被警察拒之门外。公共租界虽然在战争初期向难民开放，但很快就被蜂拥而入的难民挤满了，只得关闭所有入口。

当“高雅的招待会”结束后，这些足蹬“锃亮漆皮鞋”穿着全套晚礼服的赴宴者们带着微醺的醉意，毫不迟疑地登上一座八层仓库的顶楼，一面吩咐身边的中国侍者端来一杯威士忌，一边凝视远方五百米处“东方人互相屠杀”的“充满血腥的烽火之夜”。这种描述与前面簇拥在租界门外的难民潮形成鲜明的对比，足以证明租界人士隔岸观火的冷血无情。

但这实际上只是以偏概全，租界庇护的难民数字已经大大超出了它能力范围。1937年11月，公共租界为难民们建立了142座难民营，收容了91815名难民。法租界共建立了40座难民营，收留难民25900人，教会开设的震旦大学和因战争迁入法租界交通大学分别收留了2300名和17000名难民。著名的独臂神父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冒着日本人的生命威胁在南市划定的安全区，拯救了至少30万难民的生命。一个细节很能说明情况。当一个难民因为扰攘挨了一警棍躲在墙角里哭泣时，一名中国巡捕轻悄的跑过来，用半责备的语气指着天上盘旋的日本战机，宽慰他说：“你妈的别哭，要不是法国人你老早被炸弹炸死了！”

进入难民营、安全区或救济所的难民可以暂时避开战火的威胁，但苟且偷安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难民身份的结束。难民营可以提供食物、衣物和医疗等生存所需，但不能提供生活。当一名北平记者要给救济所里的难民们拍照时，引起他们极大地反感：“今生我们已经吃饱了痛苦，你给我们留下影子，难道要我们生生世世永远不能翻身吗？”但这名记者第二次来拍照时，镜头前的难民们却是一片沉默，“他们却是希望以痛苦的影子换来救济和怜悯”。

3

在战火的缝隙中，我们活着

一位年轻的中国士兵微笑着望着一个穿着军装的小男孩

离别自己熟悉的土地，家人朋友生死未卜，在陌生的地方忍饥挨饿，战争无时不在的威胁，还有不知这种苦痛的难民生涯何时会结束的茫然——难民们的心灵一如战后的大地满目疮痍。而且并非所有的难民营都能为难民提供友善的环境。《东南日报》的记者在1937年11月22日访问了无锡一座难民收容所，当他走进里面时，他看到：

“收容所的房屋并不大，而里面却收容了一百多个贫苦无告的难民。地上铺着柴，柴面上盖着芦席，他们就这样栉比地睡在上面。我们走到里面，似乎有一股浓浊的气味送进鼻子里来。难民们带着惊异的目光，向我们注视。”

这位记者接着访问了一位五旬老妪，她用“低低”的声音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据她自己说，这几天常常不能吃饱肚子，每天只是吃上一碗粥，小孩子饥饿得哭，自己又没体力去和别人抢粥。她时刻希望能够和她的爱儿见面，但是事实终是给她以失望。”

极端环境会激发出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适者生存的达尔文法则在失序的战争丛林里肆意横行，倚强凌弱和趁火打劫的故事在战争中屡见不鲜。一些人专门抢劫难民们仅有的财物，在一则犯罪案件中，一个难民的大衣被抢走了，随即又被路匪扔了回来：“蹩脚大衣拿回去”。很多女性难民不得不站在大街上充当“马路天使”，出卖皮肉来换取衣食果腹。

但同样，在这种恶劣的情势下人性中的善良和美德就更为可贵。一位叫张常人的记者目睹了一群从大场闸北和真如逃离的难民，在走到梵王渡铁桥时，有很多老人和孩子因为体力不支跌扑在枕木上。把守桥口的英国士兵们看到了这一切，“他们撸起袖管，用那粗壮多毛的手臂，从桥的彼端一次次的一手抱着一两个正在骇得哭的孩子，一手扶着或抱着龙钟的老妇或无力行走的妇人们走过桥来，一担担代难民们把衣被或食米挑过桥来；他们流着汗，一次一次，我在那边二小时中他们始终是那么像对自己的家人般真诚地对难民们援手。”在营救难民伤兵的救援队里，有很多“平日吃素念佛的和尚”，他们的勇敢是“谁都及不上的”，这些和尚一次次冒着枪林弹雨，将躲藏在战区里的难民带往安全地点，为了营救这些难民，很多和尚都牺牲在炮火下。

难民营中的纪律也并非如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成为了一个弱肉强食的黑暗丛林。一旦人们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安全感，秩序性也就随之建立起来。在一所收容了26000人的难民营里，6个月内违规记录只有218条，其中最多的违规是吐痰，有95起，吵架只有76起。食物只要稍微充足，老弱妇孺总是能得到更多的食物和照顾。在饶家驹神父创办的南市安全区里，渡过了战争最初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未来的绝望后，生机再次复苏。安全区里大街小巷两侧全是叫卖的商品，有钟表、旧衣服、水壶、平底锅、手工艺品和玩具。“那些玩鸟的人，提着鸟笼子溜达，交流心得”。

诚然，战争仍然在继续，死亡的威胁仍然无处不在，山河破碎支离，家园千疮百孔，没有人能预见到这场战争要在八年后才会结束，而苦难则会持续更久。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失去了家园、财产、亲人、朋友，但他们从未失去作为中国人的信念。他们的生命诚然如狂风中瑟瑟发抖的烛火，但仍然努力发出一点属于自己的微光。正是这亿万微光组成的星河，照亮了阴霾黑暗的战争长夜。一如一位曾经的难民回忆的那样，她失去了一切，只在废墟中找到了一本日历：

“今天、明天、后天……，今年、明年、后年……在这战火的缝隙里，我们活了下来，也会一直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