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找到真凶的过程，远比美剧《犯罪现场调查》精彩

在观看死亡的同时挑战死亡，这是近二十年间出现在银幕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以法医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不仅消弭着娱乐频道和新闻频道之间的界限，更推动了一颗崭新的“流行文化新星”的诞生，它便是“死人”。而作为真正的死者代言人，法医学家们却默默地“躲”在银幕背后，谨慎地摸索前行。他们踏出的每一步，都事关生死。

在美国田纳西州东部一片茂密的森林中，数十具尸体正在悄悄腐烂。这里便是田纳西大学着名的“尸体农场”。农场的主人是比尔·巴斯博士，1971年他在田纳西大学创建了法医人类学中心。作为现代法医人类学的先驱，他始终认为“自然环境远非人工环境所能替代”，因此便有了这样一个寂静的“农场”。

这座占地大约一公顷的露天实验室已经培养了几代杰出的法医学家，他们在这里掌握了三只苍蝇如何像一头狮子一样快速消灭一匹马的秘密，这是现代生物学分类命名系统的创始人卡尔·冯·林奈的名言。事实上，通过昆虫来判断死亡时间及其他讯息只是法医学中的一个分支。除此之外，法医学还涉及化学、生物、工程、刑侦等多个学科门类，是一门综合科学。然而，法医学最困难的部分，还在于不断的颠覆和变化。

几十年来，纵火案的调查通常依靠假设，例如：汽油的燃烧比木头更热。这种看似“直观”的信息在试验中不堪一击。为了更好地研究纵火案件，马里兰州贝尔斯维尔实验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复合体，在各种条件下研究燃烧。

1910年，托马斯·简宁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指纹证据被定罪的人。他被指控在一桩骇人听闻的盗窃案中枪击了克拉伦斯·希勒。犯罪嫌疑人将指纹留在了刚刚油漆过的窗子上，四名指纹专家指控他有罪，他之后的上诉被驳回，最终被处以绞刑。法医学的每一次登场，似乎都伴随着死亡和希望之间的激烈角逐。

DNA表型分析是法医学的新技术。当只拥有某一DNA样本，或需要根据骨骼判断出其面部特征时，可以根据DNA表型分析技术进行判断。这个画面中还原了一个30岁男性的样貌。

20世纪末，更多形式的法医学证据出现在法庭之上。1981年，一个女人在华盛顿的家中，被歹徒蒙上眼睛强奸了。她之后和警察合作，综合各方面因素绘制了一幅攻击者的画像。一个月后，18岁的柯克·奥多姆因符合草图被捕。

尽管他的母亲发誓证实案发当日奥多姆在家，因为那天他的妹妹刚生了小孩。但受害人“犹豫地”从一些照片中挑中了奥多姆，随后又当面指认了他。一名法医分析师更是凭借在显微镜下奥多姆的头发和受害人睡衣上的头发“几乎”匹配，将他送进了监狱。22年来，奥多姆始终没有放弃洗脱罪名的努力，直到不久前DNA检测证明了他的无辜，并找到了真凶。

1992年，一个名叫威林厄姆的男人被指控纵火烧死了三个小女儿。依据是火警调查员从地面烧焦的纹路判定，火焰似乎是从多个地方燃烧起来的，汽油也有故意点燃的迹象。然而，2011年，新发现的证据表明，之前的判断有着致命的缺陷，威林厄姆被判处无罪，然而7年前，他就已经被处决了。

2004年5月，俄勒冈州的一名律师布兰登·梅菲尔德被指控与发生在马德里的恐怖主义爆炸案有关，该爆炸案造成191人死亡，他的指纹在自动识别系统中与案发现场发现的塑料袋上的指纹相匹配。然而，在他被捕两周后，一个阿尔及利亚籍的阿根廷人落网。

这些故事的共性在于，过分依赖科学手段和解释往往也会导致错误的结果。200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报告，报告质疑了指纹、咬痕、血迹、服装纤维、笔迹、子弹痕迹等多项法医调查的支柱科学的有效性，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种方法可以高度证明证据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DNA分析被广泛采用，DNA证据一度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但事实上，由于嫌疑人残留量的不确定和其他诸多复杂因素，该证据依然被美国国家科学院要求每七年进行一次彻底核查。

2009年11月23日早上，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路过查尔斯湖时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尸，她的脸已经模糊不清，警方通过一个特别的纹身确认了她的身份，调查到她所拨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属于一个没有身份登记的墨西哥人，同时还从她的指甲中提取了一些组织，从中得到了一个清晰的DNA样本。

只要比对出正确的人，就能找到凶手。事情似乎变得容易起来，然而在之后的调查中，警方联系移民局，比对了重犯、失踪人员、服刑人员以及联合DNA检索系统，却一无所获，死者家属将奖金提高到了1万美元，案件却陷入了僵局。

2015年6月，DNA分析师莫妮卡声称掌握了一种名为DNA表型分析的技术，无需在DNA数据库中进行匹配，可以根据DNA本身分析出一个人的地理祖先，从而推断出他的眼睛、头发的颜色，甚至有可能推断出面部特征。

莫妮卡迅速联系了此案的警长并得到了DNA样本，根据她的分析表明，嫌疑人皮肤苍白并有雀斑，头发为棕色，眼睛有可能呈绿色或蓝色，他的祖先来自北欧。“我们甚至连方向都没有找对”，警长在得知结果后这样自责，但有了新的证据后，他乐观了许多。“我们知道谁会是凶手，我们只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DNA表型分析是最近才应用于法医学的一门技术。它提供的面部综合预测来自基因而不是照片。有人质疑，一个人的很多方面并不包含在基因代码中，比如他是不是留着胡子，或染了头发的颜色等等。尽管质疑声颇高，但莫妮卡依然表示，面部还原服务已经被四十多家执法机构采纳，人类基因组也在致力于DNA面部重建的研究。

与此同时，更多高科技的法医手段也陆续出现。CT扫描让法医能够进行虚拟尸体解剖，更深入地进行普通标准下无法推进的操作。研究人员还能够通过尸体上的细菌提供更准确的死亡时间，将罪犯送上法庭的可能不仅仅是他“不小心”留下的DNA，还有可能是其他一同留下的微生物。

2000年7月，一个名叫多米尼克的两岁男童死在家中，被告上法庭的除了男童的母亲外，还有社会救济机构的工作人员。孩子的母亲是一个20岁有毒瘾的街头妓女，她想不起自己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人们质问道，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当时是可以被挽救的还是根本就没法挽救？母亲失踪后多久孩子才死去？

根据男童的尸体检查表明，孩子的面部有两种不同的少量蛆虫，而阴部却聚集着大量蛆虫，这说明蛆虫不是在孩子死亡后滋生的，而是在男童生前被粪便和尿液的味道吸引过来的，孩子不是在几个小时之内死亡的，而是在七至十四天之内慢慢死亡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在理论上孩子是可以被挽救的。

诸如此类的事实，让人们视法医学为一把双刃剑。但真正让“死者”成为流行文化中万众瞩目的“明星”的确实是因一部影视作品。《犯罪现场调查》（CSI）的热播，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法医学热潮。甚至出现了“CSI效应”的说法，并在2003年成为被正式使用的术语。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维吉尼亚联邦大学的学生正在模拟一个路边汽车旅馆的案发现场，学习观察血迹。

CSI效应在法庭审判中出现了两种现象：第一，陪审员会希望看到比所必要的情况更多的法医证据，如果没有，则导致无罪开释的比例升高。第二，陪审员会对法医证据，特别是DNA证据更加放心，然而实际上这些证据可能并不一定那么可靠，从而导致在存在这类证据时的定罪率也相应提高。

在洛杉矶发生的一起案件中，有一件物证，是一件沾了血的外套，陪审团提出强烈要求，他们认为应该对外套进行DNA测试，然而事实上，外套的主人已经承认曾在谋杀现场帮助过罪犯，所以法医实验室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要去检测外套上的DNA。“因为它就在那儿啊。”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说。电视剧给现实中的检察官们施加了很大压力，他们认为，电视剧让人们知道了DNA测试，但却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要求这样做，同时误以为检测DNA是一件轻松而短暂的差事。

法医学研究者在自然环境下观察尸体腐烂与昆虫作用的程度。通常来讲，蝇虫会受1公里以内的血液气味吸引，飞来产下200~500枚卵。昆虫在尸体上的繁衍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法医学家需要在炎热、潮湿或寒冷的情况下观察记录昆虫和微生物的周期，从而给出科学的判断。

另一方面，热播剧对于某些监狱服刑人员来说，几乎成了犯罪教科书，“他们会认真观看电视剧，并就某一特定情节进行讨论，然后说‘原来他们是这样抓住我的，以后我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西弗吉尼亚大学法医学部负责人麦克斯·霍克说。不过，霍克还是倾向于乐观地认为热播电视剧带来的积极效应大过负面宣传，“模仿CSI去犯罪的罪犯通常也不怎么聪明，比如他可能知道粘信封时不要用舌头舔，因为会留下唾液，从而选择了交代，但却在胶带上不小心留下了指纹甚至少量头发和纤维。”

指纹分析这项传统的鉴定技术，被认为具有相当的唯一性，甚至超越了DNA鉴定。“想把一对同卵双胞胎区分开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指纹”，弗吉尼亚法医学系毕业以后的46年间，西尔维娅·布宾顿-莱斯特一直致力于指纹分析的研究。

作为真正的法医学从业者，霍克和他的朋友们在观看这部热播剧时感到分外尴尬，“有一集中，他们使用了惊人的数据库进行分析，我的一个法医学朋友开玩笑说，他们干吗不直接问电脑凶手是谁？”另一个让霍克感到厌烦的桥段是，电视剧中的演员总是在黑暗的犯罪现场徘徊时用手电照明，“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反正我通常直接把灯打开。”

图中人物为Steven Mark Chaney，1987年，他被判处谋杀罪，证据是他的咬痕和受害人手臂上的一致。咬痕和牙印曾一度被认为是可以定罪的证据。然而，之后的实验证明，30个咬在猪皮上的牙印无法被一一识别。去年10月，他被无罪释放。

CSI效应还体现在使法医学专业成为炙手可热的学科，东兰辛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医学科硕士课程在热播剧播出后，不得不增加了额外20个学分。“电视剧上的法医学看起来很神奇、很有范儿，这让人们对其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许——所谓的CSI效应，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投身法医界。另外，许多学生希望从事科学工作而又不至于太脱离实际，法医学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伦敦国王学院法医系的高级讲师和教学主管芭芭拉·丹尼尔博士说。

据调查，CSI的流行，也影响了犯罪行为模式。《犯罪现场调查》开播当年，美国发生的强奸案，警方破案率为46.9％；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41.3％。部分调查人员认为，该剧经常仔细解释罪犯如何掩盖或销毁证据，导致犯罪分子学习并模仿。多位强奸受害者曾表示，施暴者会在事后强迫她们洗澡或用漂白剂清理自己。

2005年12月，杰梅因·麦克金尼闯入了俄亥俄州杜伦巴尔县的一户人家，奸杀了屋内的两名女性。十分喜爱《犯罪现场调查》的他，花了很长时间来销毁犯罪证据：使用漂白剂洗手，烧掉受害者的尸体和自己的衣服，并试图将凶器扔到湖里。不过最终他还是被警方逮捕。洛杉矶凶杀专案组负责人雷·皮韦认为，CSI等节目除了教罪犯如何掩盖证据以外，还可能会给罪犯一个错误的印象，“看到电视上那么轻易就可以逃脱，从而驱使他们犯罪。”

依据真实案件模拟案发现场。一个鞋厂的厂长一家遇害，死者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研究人员通过重现现场来分析死亡的细节。

影视作品的出现使法医学变得华丽，它用富于想象力的情节和炫目的技术手段，使得法医鉴定变得“性感”。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和可接受的空间，在这里，尸体和死亡可以被常态化甚至可以被观看。作为一种艺术加工手段，CSI之类的影视作品无可厚非地将关键词定义为“司法的关键是使用法医学审视死者”，然而事实上，司法却远不止于此。本质上，公众迷恋的依旧是耸人听闻的视觉刺激和不寻常的离奇故事。

法医学研究者对死者牙齿进行解剖。

或许我们可以用“尸体农场”的创始者比尔·巴斯博士对他的学生们所说一段话，来理解法医学在真实和虚构世界之间的界限，“我想我应该警告各位，当你看到这些画面时，你会觉得非常刺激，因为毕竟镜头对准的是腐烂的尸体，但你要随时记得，这只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