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俘虏兵的苏联之旅（二）
偷煤的
劳动营里的取暖设备就是一个壁炉。其实一般都该叫成暖炉的，可在西伯利亚都被叫成壁炉。这壁炉是通过向砖砌的墙壁内送入煤炭、木柴燃烧后的烟气来加热墙壁，通过热辐射加热室内空间。
另外在其加料口上方还有个可供烧煮食物的凸台，所以使用起来非常便利。等天冷时候，就会不分日夜整天烧着壁炉取暖。
那么，要是燃料不够用了怎么办？我们就会从工厂下班的路上顺手给“取”回来。
这“取”字听起来貌似没啥问题，但实际上就是偷。
劳动营里各个宿舍里都设有用来存放壁炉煤炭的地方。只要那里煤炭变少了我们就会在出工前商量好：“今晚大伙带些煤回来吧。”
于是工作完成后，大家就会从好几处煮盐的车间里拿上大块的煤炭揣进自己大衣下面，然后到工厂正门出口处集合。
出口处有个门卫，长着一副斯大林式的大胡子，每次出门对我们都会严格检查。我们藏得再好也会很快就被他发现问题。煤块一旦被发现就会当场没收，而且还会审问俘虏的编号。“卡口伊诺梅璐（你是几号）？”（我们一进入苏联就被编上俘虏编号。）
接着他又会用两手做出监狱的手势比划着表示“一块煤等于十年牢”。我虽然在出口处被他发现好几次，而且自己的编号也报了好几回，但却连一次都没被关进去过。
即便如此，要想顺利把煤带出大门依旧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于是我们就像出了个办法：派2、3个人去当转移门卫注意力的诱饵。出大门的时候，特地让诱子们揣着煤块走在最前头，故意做出一副“我偷了煤”的模样。
苏联门卫看到后就会上前阻止，接着诱饵们假意进行反抗来拖时间。乘着混乱期间其他真犯人就能跑出大门去了。
一人一块煤，一百人就一百块煤。每块煤有人头那么大，所以劳动营的堆煤处马上就给放满了。这种行动要放在白天肯定太惹眼，所以为了保密特地在夜里偷。
可恶人自有恶人磨，每天押送我们上下班的“堪博伊（哨兵）”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就说：“给我些煤，我就当没看见。”
本来就是白拿，所以我们也没多罗嗦。往他的哨所里丢了10块偷来的煤，就把这位苏联哨兵变成了我们的共犯。如果是他来偷的话，可能就会真的像门卫所说的那样一块煤判十年吧。那我们又该判多久？怕是得几十年上百年了吧。
除了煤以外，在西伯利亚呆久了也“顺”过很多其他东西，可斯大林那边却根本没有向我们下手的意思，真是太奇怪了。
乌索利耶剧团
在劳动营里有一个叫“乌索利耶剧团”的表演班子。成员包括浪曲（浪花调，日本的一种大众曲艺。三味线伴奏，由一个演员以通俗易懂的曲调说唱故事。——百度）、单口相声、小品、歌曲、魔术等各种演员济济一堂。
每到周日演出，所有人就集中到劳动营的广场上看表演。乌索利耶剧团的前身是军营慰问演出队。我们部队在满洲的时候，特地抽调部队里的能人建立了这支慰问演出队。可是成队伍刚刚成立战争就结束了，实际上一次都没有能到部队慰问演出过。
最后讽刺的是他们初次演出居然是在西伯利亚的劳动营里。一开头还是按照过去称之为“军营慰问演出队”，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乌索利耶剧团”这个名字就被叫开了。
组织该队伍时，军队事先调查过每个人入伍前的经历，所以这个乌索利耶剧团成员每个都是演员出身。下面就简单介绍下演员吧。
坂入是说单口相声的，艺名叫阿齐亚科巴。表演面广，拿手好戏是能当场妙语连珠抖包袱，在剧团里是最后欢迎的一位。
当山表演的是浪曲。虽说年纪轻轻可长着一副好嗓子，最会唱虎造调子里的《游侠森石松》（広沢 虎造 1899 – 1964。是昭和时期的浪曲師。本名山田信一，旧姓金田。独自创立了虎造调子，在日本从战前战后风靡一时。——维基）
伊藤演花旦。自称是赶场子的，其实就是职业演员。只要看过他演的《母亲》《单刀入会》就能明白有多专业。
演员木山，此人也自称是赶场子的，他是剧团里最好的演员。和花旦伊藤一起表演的节目看上去就好像两人搭档已有好几年一样。此外他还擅长魔术，连劳动营里的苏联兵看了也大声喝彩。
篠塚表演歌曲。出自著名歌星缇娜的门下，声音优美，特别在唱舒伯特的歌曲及《月洒废城》时无出其右者。
仓持唱的是民歌。虽然年纪较大，但嗓音却有中独特的韵味。他在工厂时也常唱歌，听了以后让人不由想念起故乡不由泪下。
大河内又能唱歌又能跳舞，而且年纪轻轻就成了个电影男演员。每次演出都让人拍手拍得停不下来。这演员阵容真是豪华。
基本上每隔一个月我们就会在劳动营广场上打个简陋的舞台，让他们每人逐一登台演出。要是把这搬到东京某处去表演的话，就算卖票也会有客人来看。而在这个劳动营里自然大家都不用花钱买门票。
我想当时除了我们劳动营里能有这么支阵容强大的演出团队外，其他地方大概都没有吧。在伊尔库斯克地区听说那时候有18个劳动营，如果能让他们来个巡回表演，肯定会大受欢迎。
可惜当时我们和其他劳动营完全被隔离开来，根本没有联系渠道，所以这想法根本行不通。
随着演出次数的增加，他们表演题材也总有用完的一天。可我们客人就算是重复看着一样的艮也不觉得厌，况且老题材才更有嚼头嘛。
就以当山的浪曲为例，曾有过这么一件事。——有对年轻男女到大佛前去祭拜，男方用手敲大佛发出铛铛铜钟的声音，等轮到女方敲的时候就变成笃笃木头一样的了。男人觉得很奇怪，就向大佛询问原因，于是大佛就说了：“被美女一摸腰，我就成这样硬棒棒的了。”
对乌索利耶剧团公演一事上，我也以画传单的形式给予支持。其画风既有用新国剧式样的，也有东宝式样的。
有观众提出：“再也不能继续演一尘不变的国定忠治和忠太郎之类的节目了。”“在劳动营就该演些新东西出来。”一类的声音逐渐频繁起来。
后来虽然苏联方面也没有施压，但乌索利耶剧团的公开表演却逐渐减少，最终达到了停演的地步。
导致这种状况的应该还有其他原因。这就是演员本身的劳动任务。从观众角度来看，只要他们能在舞台上又哭又笑充分表演就行了，但实际上水底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哪怕光是讲个笑话也得事先做好准备。而且平日里还有工厂的工作要完成，所以演员们的辛劳也要比常人多上一倍。
即便如此团员们也没有因此能获得什么额外补贴。演出的时候大家都饿着肚子，再加上工作的疲劳，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参与的时候恐怕根本都没觉得这是表演，而都当成了现实生活了吧。
各种问题频发，再加上突然宣布回国的消息后，这剧团的成员基本上都被送回国去了，所以最后剧团解散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回国以后剧团成员各奔东西，如果想聚齐当时的人员，再在某处租个房间，打出那时候“乌索利耶剧团”的大旗……我有时候脑子里也会尽想些这类好事。
卸煤和扒货车
我们劳动营前面就有条铁路支线。沿这条直线进出的货运列车是用来运走制盐厂产出的盐，同时运进工厂必须的煤炭和其他物料。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每次运煤的货车都在半夜开进来。一旦有车过来，接着就会拉起汽笛用“啵——啵——”的鸣笛声来催促我们去干活。我们本来就被白天的工作折腾得精疲力尽，这时候往往都在做着美梦想着自己正在回国的路上呢。
挂在劳动营广场上的一段铁轨被人敲响，意思是“集合，去卸煤！”。货车有10节车厢，每节要10人负责，这样一共就要100个人手。不同车厢可能会有些区别，但基本上要处理一整节车厢的煤所花的时间非常长。
我们被从美梦中叫回来，去参加这种临时性的工作，所以手脚都不可能快得起来。看守他们情况也一样，总是在一边急着催促：“贝斯托利，贝斯托利（快点，快点）！”。
最恼火的还是我们，连干活都还得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下。有个柔道4段的猛人被苏军哨兵催得火了，突然就把哨兵抱起摔进了煤堆里，我们一下就给吓呆了。
掉在煤堆里的哨兵也火了，然后就逼着我们问：“到底是谁干的？！”，但我们没人肯说。每个人脸上都被煤给弄得黑乎乎的，再加上又是晚上，所以哨兵也分不出个一二三来，最后他还是放弃了。
本来以为他这以后还会找我们的麻烦，可后来半夜卸煤的时候他却在没有催我们了。在劳动营里最让人不快的事情就是这种半夜里卸煤的活儿。每次都是突然在半夜里被人叫起来。如果第二天能休息一下的话还好说；可惜这活儿总是临时发生，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对我们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啊。
我们也向苏方交涉过好几次，可每次都石沉大海了无音讯。既然他们不仁，那就别怪我们不义了。那么该怎么从这种活儿里捞些好处呢？
我们想了半天最后想出了个办法，就是扒货车。所谓“扒货车”意思并不是要把整个车厢都给扒走，而是偷偷钻到货车下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然后从地板下面用巴尔（铁棒）一点点挖出个洞，在从里面偷东西。
也许有人可能会问：光靠这样就能偷到车厢里装在袋子、箱子里的东西了吗？要放到现在可能这么问还情有可原，但在那个时候苏联的货车大多都是散装的。谷物类自然如此，连砂糖都是直接往货车车厢里装，连个袋子也不用。往到处都沾满煤粉的车厢里连个包装都没有就这么直接装小麦，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简单粗暴不动脑子。
每次运煤的货车过来的时候，都会顺带两三节装载其他物资的货车车厢，但却从不让我们接近它们。所以我们就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在里面。于是我们事先安排好了一支别动队，趁着夜色钻进那些车厢下面，瞒过苏联的押运员和哨兵偷偷开始了行动。
可是，好不容易才挖了个洞结果里面却是煤，真是太失败了。后来经过好几次踩点以后，总结出了可以通过气味来确认车厢里的货物的方法。
这么一来，他们的动作和白天时磨洋工的样子判若两人，行动起来迅速敏捷。通过分头行动我们就能搞到外套一类的物资，然后带回劳动营里去了。
这种事情不仅在我们工厂里，伊尔库斯克的其他劳动营里的战友们其实也都在做扒货车的事情。有时候在车厢下面打孔，能顺利偷到大米；也有时候洞开得太大，米就这么哗哗全都流了下来，就这么逃跑了。后来我们也会担心下那个货车会被怎么处理。
货车里经常会有老鼠，其实我们才是最大的那只。
可悲的日本旗
“一面日之丸旗（日本国旗）才换了5颗土豆，也太那个了。”
晚上下班路上在我身边的高桥心有不甘地说了这么句话。
因为今天在工厂里一位大妈看到他的日之丸旗到后就提议：“我用土豆和你换这个，换不换？”
汇率是5颗土豆换1面，他觉得太少了。“仗打输了，这日本旗儿自然也就不值钱了嘛。”
高桥还想从我那儿用5颗土豆换上一面，只可惜我在没这个心情拿土豆。那时候的汇率固定在大约1面日之丸换10颗土豆。但实际上却是随着对象的不同而定，如果卖给个小气吧啦的大妈的话就会遇到和高崎一样的事情。
以前我们入伍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带上一两面日之丸旗。这旗并不是普通的旗子，一般上面都会有亲人、朋友以及同事们写下的寄语。所以每个人都对它格外珍惜。我入伍的时候也带了2面。
一面是当时的女明星亲笔签的“祝武运长久”字样，还有一面是20位同事一起写给我的。有女明星签名的那马旗还曾在北支战场上被敌人子弹打了个洞成了面光荣日章旗，一时间出过名；但最后还是在北支（华北）遗失，于是手上就剩下了另外那面。
现在战争失败，我成了俘虏也就再也没什么长久的武运了。有很多士兵为此大光其火干脆把这旗子一把火给烧了。
我则觉得一面旗子也占不了什么地方就把它一直带到了西伯利亚。本来带着它也没想到能用来填肚子。结果发现这东西还能用来换面包土豆真是喜出望外。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应该换掉。就这样旗子一面面地从原主人手里离开，落到工厂大妈们的手里。那么那些大妈们用这旗子到底来干嘛呢？居然是用来当成裹头发的围巾了。
不知道她们苏联女人觉得这玩意御寒还是好看，总之就是都把它裹到头上去了。日之丸旗在苏联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工厂大妈们纷纷把我们放出去的日之丸当成头巾来用，每个人头上都包上一块来上班。再仔细一看这旗子还写着“愿某某君武运长久”什么的，所以马上就明白了原来那家伙也拿出来换土豆了啊。不只是在工厂里，去镇子上也经常能看到日之丸；也真不知道亚颇斯基萨鲁达特（俄语：日本兵）到底出了多少货在外面。
不过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是苏联妇女们竟然能把敌国——军国主义日本的国旗像没事儿人一样当成不拉托库（头巾）随意使用。（大概她们根本不知道这是啥东西，只觉得是块挺好看的布料吧。——译）
我又仔细一想，如果反过来会怎么样呢？日本妇女能把带锤子镰刀的苏联国旗当成围巾、头巾来用么？（特高：噔 噔 咚）
我虽然知道当时苏联物资严重不足，但还是搞不明白这些女人神经到底有多大条。
无论我们怎么解释这旗子的含义，但这似乎已经成了当地的流行饰物，所以女人们对此也根本不在乎。不过也多亏这些女人，我们才能用这个多少换得些土豆来救救急。
可即便如此，眼见这些跟随着我们入伍直到现在的日之丸旗，沦落在这西伯利亚的乡村妇女头上；哪怕是因为战败不得已，但还是越看越觉得可悲。
但比起这个来，我们这些吃了败仗被送到西伯利亚忍饥挨饿的小兵们也许更值得同情。
含泪高歌《边境小镇》
这是我们从制盐劳动营到科尔霍兹（集体农场）去挖土豆时候的故事。要说起去科尔霍兹挖土豆，无论哪家都会请客来帮忙干活儿的日本兵敞开了吃土豆直到吃个饱。所以原本以为这次去帮忙的科尔霍兹也会是这样，所以我们出发时满怀希望。
农庄距劳动营有20公里，我们10名劳工乘着卡车就过去了。在苏联无论那家集体农场都是面积广阔，土豆地能从脚跟一直延展到地平线那端，一路看上去了无边际以至于会让人感到厌倦乏味。
我们的工作内容有两项，一个是挖土豆，一个是把土豆搬进储藏室。到了这家集体农庄后，我们一方面为土地面积巨大而感到吃惊，另一方面也对该处监工态度的恶劣感到震惊。
这位监工年纪看上去有50岁，鼻子又大又丑，而且面相阴险。他整日散发着股蒜臭使出脾气大吼大叫，我们对他简直腻味透了。
而且本来还指望着来集体农庄能混顿饱饭，这下自然也泡了汤。不仅没给我们吃上一颗土豆，而且连中午休息的时候都会赶来催我们“德拜衣，德拜衣”快去干活。他简直就好像对我们日本兵有仇似得。
在苏联，什么工作都有个定额。在这里都由监工说了算，比如我们的定额是每天要挖宽一米并且一直延伸到对面山棱的土方量。每次听到这种定额我们心里都非常不满，因为本来就不是苏联人凭什么要按苏联定额来干活？如果我们的待遇也和苏联人一样的话那还好说，待遇又差定额却还是一样多这怎么可能忍得了啊？
总之，我们结果一个土豆都没得到，而且还得在监工的怒骂声中干活儿，所以我们也就想办法对付他。比如在监工看不到的地方踩倒土豆茎杆，做出一副已经挖过的样子，但实际上根本没挖。
后来我听说这些我们偷奸耍滑做了手脚的土豆被离这里5公里的一个劳动营里的人趁夜翻墙跑出来给偷偷挖走了。就算再怎么想吃，可一晚上往返10公里想必也是够呛。
最后总算到了回去的时候，卡车过来要接我们走；可是对方监工却以没完成定额，所以要延长工作时间为理由不让我们回去。于是卡车司机也等得不耐烦，一怒之下就自己开会去了。
接下来负责押送我们的警卫也大光其火，拿枪往天上打了两三发子弹后监工这才嘟囔着：“唷波伊，亚波恩（明白了，走吧）”放我们回去了。
我们被释放出农场时还要严格搜查，不准任何人带出一颗土豆。凡被发现的一律没收。
“这破地方还是头一次碰到，唷波伊马弛”骂骂咧咧出了农场，但我们的肚子还是饿得扁扁的。
西伯利亚到9月份就已经开始下起了雪。我们一边啃这偷出来的生土豆一边等卡车。结果卡车没来，倒是从对面林子里有台雪橇一边响着铃铛一边跑了过来。驾车的是位老人，车则上装满了卷心菜。
雪撬车靠过来以后，老人从车上丢给我们5、6颗卷心菜，于是我们就抢着捡了起来吃下去。西伯利亚的卷心菜又甜又好吃。
同样都是苏联人，看来人和人毕竟还是不一样的。
吃完卷心菜多少恢复了些力气，这时不只是谁带头唱起了战前颇为流行的歌曲《边境小镇》，其他的人便也跟着唱起来：
雪橇铜铃 林中独响
大地披银 小镇灯火……
在西伯利亚的大雪里，我们一边嚼着卷心菜叶一边唱着歌，心情沉重哀怨。
可能是歌词的缘故，男人们这时都已经泪流满面，歌声也在雪中突然中断了。
“拜伊琼恩（快走）”由于车子怎么等也不来，于是哨兵下令步行回去。那可是在雪地里走上20公里啊。
可也没其他办法了，哨兵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走了没多久，接我们的卡车总是是回来了，我们也终于松了口气。
可这时哨兵却怒气冲冲地把枪指向卡车轮胎做出要射击的样子。可能他是想质问“为什么要把我们丢在这里？”经过一番争吵，我们还是坐上了车。
苏联哨兵又向我们命令“刚才那歌，继续唱。”
虽然我们没啥心思，但还是在卡车上唱了起来。
这首《边境小镇》简直就是像在说我们一样。所以当时无论在哪儿我们都喜欢唱这个，而且唱了以后又会止不住地流泪。
不仅是我们，其他被扣押的人都是这样。虽然在扣留期间还想到过其他好几首歌，但唯有这首《边境小镇》最让我们怀念，最容易感伤。可能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老歌，而是专对西伯利亚那时候的歌曲了。
日文报纸
劳动营生活开始没多久，我们这儿就贴出了“日文报纸”。纸上的新闻大半都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是由哈巴罗夫斯克方面发行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扣押士兵的报纸。
苏军政治部门的军官要求我们必须要读这个报纸，结果拿到手里一看真是大开眼界，横竖就是不习惯。因为这报纸上净是些“打倒法西斯”啊、“贯彻阶级斗争”之类的文章。
当时我们吃了败仗又被扣押起来，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没有安全感，对这种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根本没人要看。
更别说我们日本兵对政治完全一片空白，什么法西斯啊、阶级斗争啊，在当时根本没人能明白这算啥玩意，至少我身边的人没人看得懂。
那个所谓的“阶级”，对我们小兵来说也就只会当成是军队军衔的等级高低，所以根本就是鸡同鸭讲。
那时候我们最想知道的是：苏联会把我们所有人怎么处置的问题，以及日本国内的新闻。
但这些偏偏查阅了所有期刊就是没有，即使偶尔刊出关于国内的消息也净都是粮食短缺和罢工的内容。
所以说苏联这报纸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能吸引我们的消息。
我们到苏联来又不是学习的，而是战败没办法成了俘虏硬给绑架过来的。
所以面对这种境遇，我们其实最希望的还是等得到哪怕最微小的同情。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以前在北支（华北）的时候在八路军身上也有过先例。
八路一开始的时候对着日军提出的反战口号是“打倒日本军阀”、“反对天皇制度”等等假大空的东西。
在我们进入八路军统治的地区、根据地后发现每家每户的墙壁、大门上也都写着类似的口号。可惜我们士兵对政治完全一片空白，根本看不懂这种口号的意思，甚至有时带来的宣传效果完全相反。因为这种做法会让连日行军、战斗累死累活的士兵更加火上浇油。
八路军注意到了这一点，之后就引用了如下口号如“禁止打耳光”、“让我吃饱饭”等和士兵自身的日常生活贴近的的标语。另外“打倒军阀”也变成了我们日本兵“是战争的牺牲品”的口号。
虽然当时的八路军和苏军情况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但对这日文报纸初期的编译方针我却希望苏联方面能参考下那时候的八路军做法。
可惜就算我提了建议，负责出版这报纸的苏联当局也肯定不会听。
人要是肚子饿了，就会去吃以前从未想过的东西，而且只要能吃下去的都会往肚子里塞。比如一开始酸得能让人吐出来的黑面包，现在也能大口大口嚼下去。
但各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却不能像食物那样随便吞下去。苏联制度和我们的差了180度完全不一样，但我们的想法却无法突然就改过来。所以我们就一下子陷入了迷茫。对于这种单方面灌输的报纸文章自然一开始非常抵制，甚至感到恼火。
可随着从刚战败的混乱、脑袋上的无名之火逐渐消散，才注意到这文章中的内容也不都是胡说八道。
于是自然有人就开始思考：既然如此那就乘此机会好好了解学习一下苏联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
各个国家的人其思维方式，视角各自不同。
苏联方面主张：从日本侵略（中国）满洲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会沦落到战败投降这个结局。
日本方面则辩解说：那么破坏《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单方面发起攻击，背信弃义让我们沦落到战败的国家竟然敢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劳动营里的日军俘虏也分成了两派，有些人支持苏联的主张，双方陷入对立，而且发生了很多争执。所以这问题根本无法组成统一的认识，不但在苏联期间以至于到现在还有人在争论之中。
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报纸我也算是了解到了过去不知道的东西，也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内容。
从战前的恶法——《治安维持法》，到小林多喜二惨死于特高科的手下，还有劳动农民党代表议员山本宣治因反对《治安维持法》的被右翼刺杀等都是从这报纸上获悉的。
而且还知道了有个日共始终反对这场战争；居然闹到现在才知道，我们可真是太无知了。
虽然是旧闻了但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新鲜的话题。
战俘中有些年轻人哪怕工作回来也会不顾身体的疲劳，跑到劳动营的办公室里去围着日文报纸进行讨论；这些人后来代替原来的部队军官成长为劳动营里的新一代领导人。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日文报纸上经常有个笔名叫“诸户文男”的人。
漫画与恶梦
发行日文报纸本身是件好事，但我却曾因这报纸的缘故挨了人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某天苏军政治部的莱金中尉叫我过去，说：“我想送幅漫画到日文报社去，你能不能画张试试？”（劳动营里身份调查的时候中尉就获知我会画漫画。）
由于是在报纸上刊载，所以题材也会有限制，内容基本上要么是赞美苏联的，要么是反对旧军队的。我一开始还不确定能不能接受，后来考虑到如果拒绝的话，往后就有可能会被人另眼相待，所以暂时答应下来。
谈到当时劳动营里的政治形式其实是这样的：旧“日本皇军”的组织和架构在苏联劳改营里依然保留着，人人领子上还佩戴有军衔，且以某某少尉阁下，某某班长阁下来称呼对方；也就是说基本和旧军队时期没啥区别。
但同时士兵间也涌动着对旧军队上下级关系的不满，着手建立新秩序的趋势，并且在劳动营内日益扩大。
我本来就对军队看不惯，自然也希望给这股运动助力。也正因为如此，从旧军队集团方面来看我也就成了“那混蛋”了。
这次我被莱金中尉嘱托画的漫画题目叫“军队”。内容是日本士兵像奴隶般伺候胸前挂满勋章的日军军官的场面。
这在原来的日本旧军队里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公开以此为题材画成漫画，在当时却是需要巨大的勇气才行。要说时间还真是可怕，放到现在基本啥事儿都不会有……
中尉看到漫画完成后非常高兴，马上就送到哈巴罗夫斯克的日文报社去了。问题是当天晚上出事了。
有人从位于劳动营一角的下士官室里叫我过去。
“到底什么事情？”我一边感到奇怪一边去了下士官房间。
“你就是斋藤？”一进门就被一个从没见过的下士官发问，可能他是其他队里的人吧。
之后他又说：“听说你今天给莱金中尉送了幅漫画，有没有获得长官的许可？”
我吃了一惊。哪儿会有什么许可啊，就是被莱金中尉这么一说就画好了送过去。
给他这么解释后，“还敢回嘴？！这地儿可还归军队管，在军队里就该按军队的样子办！”
还没说完就往左脸啪一下，接着右脸又是一下，打得我差点跌到炉子上面，真是好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算我想去找上级许可，那又该去找那位上级？
首先当时就已经没有所谓上级了，剩下的全都是些平时不去上工，只会仰仗苏联鼻息过活的名为“长官”的所谓寄生虫而已。
我气得头都快炸了。打我的人是个从其他部队过来从没见过的中士，可他为啥要特地过来找我麻烦？
他的理由是没征得上级许可，可见这事儿应该是我同一个部队的下士官或者上级干的。
当时同一个部队里的下士官有好几人在场，可他的都当没看见。可能就是他们唆使下士来打我。这事儿真让我恨得要死，对他们彻底绝望。
真正的理由应该不是上级许可什么的，而是我反对旧军队的言论，他们这是对我的一次警告。
我嘴角流着鲜血回到自己房里，室友看到后都关心道：“你怎么啦？”。
我就把经过说了一遍，“胡扯什么归军队管，居然还打人！”“被他们看扁了可不行，大家集合去！”
说着就有人跑了出去，房间里充满一股杀气，大家都愤愤不已。
金子君和我平时比较亲近，而且还在给所长打下手；听了以后就到所长那儿去要把这事儿告发。田中君则去翻译那儿，拜托他去请莱金中尉马上过来。
虽然外面已经是晚上了，但其他房间的士兵们听到这个事情后自发聚集了好多人围着我站着。
苏联所长因为不在，只有莱金中尉马上就跑了过来。“把赛列下特（下士）叫来！”中尉全身气得发抖。
后来听说那个被莱金中尉叫去的日军下士官，对着中尉双膝下跪五体投地，祈求他的原谅。
当时莱金中尉也叫我过去，但我还好没去。那个打我的下士官若能在中尉面前堂堂正正站直身子，辩称这是日军的通行做法的话那还算他有种。至于那种贪生怕死摇尾乞怜的样子我根本没兴趣看。
只是我还是觉得奇怪，他们明知一旦打了我就会立刻告知苏方，可为啥还是对我下手？莫非他们真以为我不敢通知苏方么？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由于这事情牵涉到莱金中尉自己，所以他特别愤怒。而那个下士官也被转到一个再也无法回国（据说是这样）的劳动营去了。
自从这事儿以后，劳动营里旧军队的色彩急剧消退。
算下来这是我入伍后在第五个年头挨的巴掌，而且还是在西伯利亚的劳动营里。到苏联劳动营后还会吃到旧日军特色巴掌的恐怕就只有我一个了吧。无论挨巴掌的还是打巴掌的人恐怕都是些让人讨厌的货色吧。
今天回想起来，这依旧是在西伯利亚做过的一场恶梦。
“腰好”的竹君
竹君在制盐厂负责“煮盐的火夫”工作。他自从北支（华北）起就和我一块儿又是同期兵，所以关系非常亲近。由于他性情温和、富于正义感，部队里不但在新兵中，在老兵们眼里也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这个竹君在入伍头年就在北支（华北）山区里和敌人短兵相接进行了肉搏战，结果把对手整个人丢下山谷，由此便以勇武而一战成名。
他在摔跤方面确实实力强悍，队里根本没人打得过他。虽然个子较矮连我都不如，但他摔跤厉害凭借的就是腰部力量。我记得曾有次向他挑战过，竹君的腰就像块岩石一样有力，我怎么推他都一动不动，反倒是稍微使上一招我就输了。
竹君腰好不但体现在摔跤上，那方面也很厉害，号称“一炮三响”。
部队在北支（华北）的时候，每到自由外出的日子我总是和他一起拿上外出证明就往慰安所跑。第一轮总是他，之后第二、第三才是我们。
这“一炮三响”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反正也不可能见过所以只好姑且信之。但他精力确实旺盛得很。
在北支（华北）曾有过这么一回事儿。 晚点名之后，他对躺在隔壁床位上的我说：“我憋不住啦，要不你跟我现在就偷跑出去玩吧。” 所谓偷跑是指不从部队正门走，因为有哨兵站岗出不去，而是从后面偷偷溜出去的意思。趁我还没回话的功夫他就一下翻过高高的后墙出去了。
当时城里的治安情况非常差，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是绝对禁止的。 万一要出什么事情，自然我就会成他的共犯。所以我心里非常不安连觉都睡不着。
可就在这天晚上突然想起来紧急集合号。 传令下来说：“敌人的便衣队已进入城内，立即出动。” 我脸一下子就白了。本来没事儿的话那还好说，可这次要出去行动发现我们队里缺了竹君他一个人该怎么交代呢？
我这时已经束手无策，把这事儿和班长商量；就说是“生病卧床”吧，幸好班长帮忙给盖了过去。
后来竹君当夜安全归队，但这事儿后来还是被发现了；于是我、竹君和班长三人跑不了被部队副官狠狠训了一顿。
就是这么位精力旺盛的竹君被带到西伯利亚在劳动营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也变得和其他人一样对女人没有一点兴趣。
我们被劳动营特有的慢性饥饿病缠绕着，每天晚上除了讨论萩饼（一种包了豆沙的糯米饭团——译）和牡丹饼（把蒸熟的糯米捣烂，然后捏成小团儿，再在上面加了糖的小豆泥做成，其实和萩饼一样——译）的区别外就没别的话题了。
“最近早上小兄弟也不搭帐篷了。”曾经在部队里以腰部最强壮为傲的竹君失落地说着。
不过竹君毕竟是竹君，后来他身上发生了件把苏联看守一下摔出去的事情。
当时的情形大概是这样的。
我当时偷懒，跑到竹君负责的煮盐锅那儿磨洋工。
负责他隔壁锅炉的是个头发花白的俄罗斯人，年级非常大，在整个盐场里也算个老火头。他对我们日本兵一点怨言也没有，反倒是非常亲切，我们就称他为“工头儿”。
就在那老人周围突然响起工厂的俄罗斯大妈们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接着声音变得愈加尖利起来简直就像吵架一样。
从大妈们的吵闹声来判断，应该是大妈们发现藏在老人煤渣里的“卡尔托起卡（土豆）”没了，就认为是他给偷走的。
在这里工作的女工（不止是女工）都有把生土豆带进工厂，等到快中午时再拜托烧锅炉的火夫帮忙烤熟，或者自己把它埋进尚有余热的煤渣里做成烤土豆充作午饭的习惯。
面对烤土豆散发出的喷香，我们这群饿鬼总会不停地咽口水。偷还是不偷？
正当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时，旁边走过一名看守来。这名看守是蒙古人，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土豆”因为他脸长得像土豆一样。
这蒙古兵对我们抱有恶意，只要走路慢了些，或者排队有些乱他就会用长靴踢我们，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这颗蒙古“土豆”要是能站到两人中间问下“希托塔科伊（怎么回事儿）”做个裁判那还好，可没想到他却跑到我们这儿来说：“就是你们偷的吧！”
这可真是冤枉，本来我们就对他不待见，这时纷纷装听不懂的样子。“他妈的”接着抓住我左手说“伊基斯达（过来）”，我脸一下就黑了。
看到这个，身边的竹君气得说：“你要干嘛，混蛋”。
也不知道那颗土豆听没听懂，他放开我的手，又去抓住竹君。
“我们不是小偷”竹君说着就抱住蒙古兵的腰哗一下给摔倒煤炭堆上去了。
由于事发突然，我给吓得一动不动。而肇事者竹君那平日里被熏黑的脸也变得有些发白了。
就是对方不讲理，可毕竟还是个能自由处置我们日本兵的苏联兵。考虑到双方的地位，这事儿结果可能不会太妙……
由于该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两人被吓得直咽唾沫。不过也不知怎的，这蒙古看守从煤堆里站起来后，清理了下手上和裤子上的煤灰后骂了句“混蛋”就走了。
我心里顿时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真是太吓人了。
这事儿如果我们和他交换一下会如何处理呢？
要在原日军里的话，敌人的俘虏地位低下，估计会被狠揍上一顿让他站不起来的吧。
我们又觉得这事儿肯定没完，估计会有后手，所以还是很担心；但这都是杞人忧天。
而隔壁的俄罗斯老火头对此事了解部分内情，所以辩护说：“日本兵没错，是蒙古人的问题。”
后来只有这名蒙古兵从劳动营里消失，而竹君却啥事儿也没有。从这件事一下子就传遍了工厂，竹君则被俄罗斯人另称为“日本武士”。
可是每当提起这个他总是笑着说：“是对方站在铁板上自己摔倒的。”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在西伯利亚有多少万日本兵，但能做到像他这样从堂堂正正“把苏联兵摔出去”的猛人估计也没几个吧。
这位自北支（华北）以来经常会让我留下印象的竹君不久后在盐场劳动营里分手，之后音信全无。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真想在和他聊聊，不知道他的腰是不是还和以前那样强壮有力。
坑式厕所
（蒋：这段很有味道，用膳前后还是别看了）
苏联普通人家的乌波璐娜亚（厕所）都是远离住屋的。这与日式农家将厕所独立设在庭院一角的做法正好相同。可这里是西伯利亚，寒天雪地的为啥要把厕所分那么远？我对此也没特地问过人家所以也不知道。
那么我们所在的劳动营里的厕所又是什么样的，在这里就给大家写一写。
无论哪个劳动营的做法都一样——在营区一角集中人力挖个大坑，然后就把它当作厕所使用。
盐场劳动营收容了约600人，所以这坑也非常大：深2米，宽2米，长10米。在坑上每隔20公分铺一块厚达30公分的木板。当然坑上还带个棚，周围1米远设有栅栏，所以从外面看不到。
坑位基本上有好几十个，每天早上特别热闹，队伍都摆成了个长蛇阵了。同时有几十号人光着屁股出恭的景象真是蔚为壮观，这种情景恐怕只有在俘虏营才会看到吧。
夏天挖的坑，到冬天基本就装满了。满了的话又该是怎么个情形呢？板子之间堆起来的大便冻成一坨坨的就跟金字塔一样积着，而且尖部超出板子高度，晚上一不小心就会戳到屁股。
因为冬天温度都在零下三、四十度，一拉出来马上就冻得硬梆梆的。每到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金字粪塔用铁钎戳碎丢到安加拉河里去。
这活儿我干过好几次，其实并没有真的丢进河里，而是在途中就给撒到路边了事。这种臭烘烘的东西哨兵们自然是不愿意一路跟到河边监视我们的，所以正好偷懒。
就是干完活儿后回屋比较麻烦。因为用铁钎戳碎粪堆时有些小冰渣飞溅到衣服上，回到室内后被高温融化就会散发出异味。要是正巧碰上吃饭就会被人捂着鼻子嫌弃：“臭死啦，别过来，滚那边去！”
虽然我们吃不着什么东西，但该出来的还是会出来。只消一年就能把这种原始的茅坑给填满。于是便又不得不马上去挖个新坑，每次挖坑的大小都由苏方指定。
所以如果要求挖的尺寸比原来小的话我们就会很高兴认为：“大概说明我们近期就能回国了吧？”；反之如果要挖大些的话就会失望：“看来暂时是回不去啦。”
不仅是坑位大小，劳动营里用的煤炭、厨房的粮食等如果出于某种理由晚到了，我们就会立刻瞎猜：“大概快回国了，所以也不怎么发补给了吧。”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只有回国了。后来才知道这和回不回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有次回国的消息就是在我们挖坑的时候突然发布的。
劳动营里有数幢楼房，我们则分散住在各个楼里，不同楼房离厕所距离基本有2、300米之远。离得这么远白天还好说，晚上可就麻烦了。来回路上得有零下40度，就算套上修巴（外套）也会被冻个透心凉，回来躺下就再难睡着。好不容易才睡着了又会接着被人吵醒，就这样一晚上得折腾好几回，最后导致是睡眠不足放谁身上都受不了。
所以就想了个办法，晚上在房间里放了个马桶来解决。这下就不用特地跑到外面可省事儿了，但缺点就是一整晚就会被臭气熏着，有人甚至迷迷糊糊在床上就拉了出来。第二天打扫起来可麻烦了，所以这个办法没多久就停了。
不过有趣的是这个劳动营的厕所连苏方的人也经常来用。有时候我们正在用便，突然隔壁就跑过来个苏联下士官或者士兵，脱下草绿色的裤子，光着屁股就下炸弹。他们完事儿后也不用纸，直接提上裤子就出去。自然要他们洗手也是指望不上的。
除了那个女军医没见过以外，所长大尉及以下的人都一样来这儿上厕所。本来我们还觉得特地再开辟一处专供苏方使用比较好，但不知为啥他们根本没这个打算。
以前的日本军队里，即便是厕所也会被分成军官用、下士官用、士兵用区别对待。在战争中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过来的，日本军队这点和苏联军队完全不同。
而我在这劳动营里被使唤去挖茅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比起去挖埋战友的坑，还是挖这种厕所用的坑更让人感到轻松愉悦。
臭虫集中营
在西伯利亚，没有一处劳动营里没有臭虫的。我辗转过好几家劳动营肯定会发现臭虫。要说闹臭虫最厉害的还是制盐厂劳动营了，所以我们也把这儿称作“臭虫集中营”。
话说那臭虫最喜欢新人的血了，我们一路风尘到了这儿立马就被狠狠叮上。下班回来一躺下它们马上就从柱子壁板缝隙里爬了出来，猛吸我们那本就瘦成人干躯体上的血。咬得最狠的地方就数脖子和手脚上的软皮部位。一旦被叮就会发痒，用手挠挠却又会疼起来变得又红又肿。
在劳动营里，每个人脖子和手脚上都会有这种红色的肿块。半夜里要是睁眼一看，就会发现大大小小无数的臭虫血吸得饱饱的鼓成个小球，成群结队和蜘蛛一样受惊后一下散开逃进柱子壁板缝隙中去。要是一不小心用手把它压死了，那么臭虫的那股独特的恶臭就会黏在手上怎么也去不掉。
刚来的时候，它们只敢在熄灯后的夜幕下出来活动，可之后胆子越来越大连光亮处都会没事儿人一样跑出来。臭虫多集中于柱子、墙壁附近。所以为了避开这瘟神，我们都往房子中间集中过去，在泥地上铺上稻草睡觉；可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它们会爬到天花板上从上往下避开人的眼睛空降下来，从而达成目的，真是防不胜防。
我们实在受不了了，就向苏方抗议“想想办法解决下吧”或提出“消灭臭虫”的申请，可他们总应付我们说“捏奇奥（不算啥）”。
听说臭虫怕烟熏，我们实在被逼急了就从科尔霍兹（集体农场）干活回来的路上采集松针拿回屋熏一下，结果屁用也没有。
这里也曾闹过虱子，可真够受的。不过要灭虱，办法倒也简单。虱子吸完人血后不会逃跑，直接躲进人的衣服缝隙里，只要用热水一烫，一煮就行了。但臭虫叮完就跑，所以如果真要彻底消灭除非把房子烧了。这虫子可真够坏的。
可要说坏，最坏的其实还是一种会散播叫伤寒的传染病的虱子。所以对这种虱子苏联人简直是神经质一样每月都会对衣物消上好几次毒，而且还一定要强制去巴尼亚（洗澡）。
还好，被臭虫叮了却没人会得病，更没听说谁是被臭虫咬死的。人类可真是种奇怪的动物，睡在这种无法无天的臭虫窝里，不一定是所有人，但大部分好像对它有了抗体一样，都产生免疫了。也有可能苏方早知道会这样，所以对我们的抗议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不过对我来说，对付这臭虫方面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我入伍前住在东京的神田、银座、新桥一带，早就被臭虫狠狠整过了，事先具备这种免疫力。
所以一进劳动营，其他人脖子手脚都被咬得又红又肿，以至于睡眠不足，可我却一点不在乎，根本没有什么痒或者痛的感觉。也有可能臭虫们故意避开我去找新鲜的猎物吧。“斋藤，你怎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呢？”
战友们看到我对臭虫一点感觉也没有，都会这么问；于是我就用“大概是我的血太难喝了”来搪塞，故意掩盖真相。
战前我住的地方就有臭虫。一开始被咬得满身通红，羞得不敢出大街走路。就这样给咬了两三年后，身上除了臭虫咬过的那两处伤口偶尔有点痒外，身上其他地方就没啥反映了。
东京臭虫最活跃的时候是在夏季，但西伯利亚的劳动营里则可能是由于壁炉的原因一年四季都闹臭虫。日文里臭虫被称为“南京虫”，可能是因为这东西是从南京过来的吧。
古时日本人把南京当成中国的代名词，把中国货乃至来自东南亚的货物都称为“南京物”，而臭虫自然就是因为从外面输入的，所以被称为“南京虫”。
东京也可能是因为被战火烧过一遍臭虫都给烧死了，所以我回国以后也从来没见到过。
（再造日本斯大林，东京灭虫靠李梅？）
以至于我现在对那虫子都有些怀念（？）啥时候反倒想会会它们了。
突然回国
记得是在昭和22年5月，苏联方面突然宣布要将劳动营中半数人员送回日本去。
这消息来得非常突然，当时只通知我们说停止工作回宿舍，第二天也不用来上班了。由于我们之前一直被骗着说是能回国，所以这次突然通知过来后，我们也只当是另一次“狼来了”没敢立刻相信。
劳动营人员的一半即300人。那么这些人选该由谁来决定呢？有的说军官、宪兵、警察不得回国，也有说只有普通劳动者和农民可以回去，还有人说民主派最优先……如果这些传言是真的的话，那我又属于哪一群人呢？
首先我肯定不是军官和宪兵，其次也不是最有可能送回国的民主派。但这事儿最终由苏联决定，所以我这完全是杞人忧天。除了坐等结果颁布外没其他法子可想。
实际上回国人选的标准和传言完全不一样，其实更为实际。当所有人接受完身体检查后才知道他们只是让身体弱的人回国而已。让体弱者回国，听起来挺人道的，但实际上苏联只是让无法劳动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对苏联没有使用价值的人回国作为行动方针罢了。
身体检查时日本军医也参加了。所谓检查和平时的方法没两样，做起来很简单：由女军医用手捏住我们屁股、腹部的皮肤然后提起来就行。通过辨别皮肤的松弛程度分成一、二、三、四等。一、二等留下来，三、四等送回国。
检查的时候我在苏联女军医面前故意装得病怏怏的模样，可她却连碰都没碰，看了一眼就脱口而出：“一等（呗路伊）。”
这下我回国的美梦被砸得粉碎。我还奇怪自己的体格怎么也不该算一等啊。可又转念一想这也不是没可能的，因为我在制盐厂的这不到两年期间，总是偷懒怠工，所以与其他认真工作的人相比自然瘦不下来咯。这大概也算是某种因果报应吧。
检查完后就发表了回国人员名单（三级以下）。其中有不少人身体比我还好，只是他们大部分人早在入伍时年龄都已经不小了。
劳动营里明确地被分成两组人：回国和滞留。决定送回国的那批人自然非常高兴，兴奋得连晚上都睡不着觉。这是自然的。自从被带到西伯利亚以来，每天都干着又粗又累的活挣扎着活下去，就为今天能熬出头回国去。每天做梦都想回去，终于成了真，他们的心情当然就会像飞到天上去一样。
可是我们这些滞留的人的心情则是非常复杂。如果之后不久就会被选作第二波回国人选的话，那还能勉强接受去欢送他们这群回国先遣队……
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同时陷入了不安之中，因为留下来的都是身体较好的一群。如果接下来还有从劳动营回国的机会的话，恐怕就不必会再区分身体强弱而直接被忽视。因为既然只将体弱者送回去，那么身体较好的人肯定就没机会回国了。
晚上，隔壁回国的人们彻夜兴奋地谈论回国后怎么和家人嘘寒问暖，还要饱饱吃上一顿白米饭；而一墙之隔的我们也同时整晚失了眠。
第二天就在其他人热热闹闹准备回去的时候，滞留的人中有有30人突然被分出调到其他劳动营去了。其中就包括和我长期同甘共苦的金子君。
就在回国人员走出营门的同时，那些被调动到其他劳动营去的人也坐着卡车争分夺秒地开了出去。这些人在卡车上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金子君在卡车上一直朝我挥手告别，可他心里又是怎么想的？
几年后金子君复了员，并恢复了在邮政省的工作——说到当时的心情都是又后悔又对苏联恨得要死，以至于在车上全都哭了起来。
我所在的劳动营里有很多从北支（华北）过来的战友。这些战友兼伙伴就这样分成了三部分。对此我的心也似乎同样分成了三块。其实岂止三块，我和他们都一样心全都成了碎片……
等回国的人和调走的人坐的卡车离开后，接下来就轮到我们滞留的人开拨了。
这次也是个非常突然的别离。本来还想对共通渡过近两年时光，一起工作劳动过的俄罗斯人：乌克兰姑娘、俄罗斯大妈们说一两句告别的话；只可惜已经再也没机会进工厂去了。
要是没我们这些人去工厂上班的话，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好？对此我也没有答案。苏联人做事情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简直就和屁股着火一样。之前两组人离开后的第二天，我们约300人也离开了这座臭虫集中营。
这两年来我们虽然都已经住惯这里了，可离开时却没人再次回头。如果我们这次是回国的话可能倒是有人会再多看两眼。
“还是回去好啊”不知是谁说了这么句话，这自然是我们所有人的想法。
奔赴伊尔库斯克
滞留的人又分成两组，一组去第16劳动营，另一组则被调去第13劳动营。我被分配的去处是第13劳动营。这地方位于伊尔库斯克往东第四个叫斯柳江卡的车站再往西南2公里。
所收容的人员以独立步兵775大队以及130旅团的人为主，约有1千名。我们第12劳动营剩下的这200人就被补充进他们中间。
和之前的劳动营相比，这里物资供应更为恶劣。另外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习惯的缘故，这里的工作条件也比制盐厂差了许多。这里的工作内容就是将石头从山上采割下来。
作业地点距劳动营有3公里远，哪怕赶着走路也得花上约莫1小时的功夫，一去一回就是2个小时。和之前就设在工厂隔壁上下班根本不花时间的劳动营相比时间上的损失非常大。因为往返两个小时就意味着我们休息的时间被缩短了。
早上5点起床，6点就必须出营门。在前往工作地的路上，我们的脚步就如同被从牛棚里牵出来准备去拉犁的牛一样慢。而看押我们的哨兵由于还不太熟，所以就在后面对拉下的人一边呵斥“哟泼伊马驰（奴隶）”一边用脚踢。这待遇也就和牛马差不多。
到这儿以后连哨兵都不给好脸看。当时那副腰上缠着草绳，背着专用来装拣来的破烂的空罐子和袋子，晃晃悠悠步履蹒跚的可怜相到现在还浮现在我眼睛里。
就这样到现场后，马上就要投入工作。每5人分作一组，其中3人用鹤嘴锄、铁钎采石，另2个把采下的石料搬到堆料场去。整个过程都是手工作业，所以进度非常拖沓。每个人还有定额：一人一天一立方，5人就是5立方。
这可真是要人老命。不论是从山上切割石料还是2人把石头抬下山去都是非常辛苦的活儿，不久大家都累得直喘气。到了中午也没人给发盒饭。劳动营只给发些稀得和水一样的粥当作早、午饭用，这些在早上就全给喝光了，因此也没人会把“午饭”带到作业现场来。于是大家就都不吃午饭了。
可是，不吃午饭又饿得慌。所以一到中午休息时间，就会争着去为找些可以填肚子的野草在山里转来转去。如此这般，和我们过来前的工作比起来事故也多发。脚下一滑就掉到山谷里去的，一个人跑进山里从此失踪的等等。
不过最要当心的还是从高处滚落的石头。由于我们体力衰弱，一旦碰到紧急情况身体往往会跟不上意志来反应。我就曾经在自己坐的地方差点被从上方落下的石头砸破脑袋，还好捡了条命回来。
工作累了以后效率就会下降，为了满足定额我们就想出各种办法来对付。不久监工就会跑过来检查，让我们重新堆好。当时和监工也不熟悉，所以也没法通融一下。
工作本就辛苦，若有雨的话那就更是雪上加霜。小雨是不会停工的，即便停工也没地方给我们躲雨。就只能像牛马一般站在原地挨着。总之这里和制盐厂一比什么都差了许多。既没有乌克兰姑娘也没有俄罗斯大妈来同情我们。围绕四周的只有大山和石头。
如果到了傍晚依然无法达成定额的话，监工就怒吼着要求加班。
不过这样一来哨兵可就不同意了。
“我的工作就是8小时看守日本兵，现在时间到了我要带走。”
“那工作怎么办？”“关我屁事。”
吵着吵着哨兵就会大喊“五列！”（排成5列纵队）然后踏上回去的路。
虽然不是每次都能这样，但只要能遇上这么一位哨兵我们就会暗自庆幸。实际上他们在警戒期间也是不吃不喝的。
回来的路上我们倒是走得很快，和牛马赶着回窝一样道理。本来早上还在后面踢屁股的哨兵，这次反倒是得追着我们跑才能赶上。
匆忙赶回来一看，锅子底部还残留一些水一样的粥，喝完以后往地上一躺，接下来的话题都是千篇一律：“这活儿我们得干到什么时候？”“那种满是臭虫的劳动营也比这里强多了。”“现在回国的那帮人大概已经上船了吧，好羡慕！”
就这样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第二天还得继续劈石头。
要说抱怨这种无聊的工作到底得干到啥时候才是个头，我和他心里完全一样。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只能和一起过来的伙伴们一起不死不活得撑下去了。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突然就我一个人被要求调去伊尔库斯克。战友们猜测“斋藤一定要回国了。”，可怎么可能只安排一个人回国呢。反正也不知道是祸是福，既然有命令过来那就必须过去。
其他人出去干活后，我就坐着卡车出了劳动营。同行的只有一个下士官。
也不知道叫我去伊尔库斯克干嘛，但总归不会比在这里采石头差吧。
我定下决心，就开始欣赏西伯利亚初夏的风景来。
当时正好是6月，这在西伯利亚是最美丽的季节。
金合欢花开正盛，柳树也吐出白色的花粉飞雪般漫天飘舞；伴着这贝加尔湖右岸宜人的风光，卡车笔直地一路前行。
第9劳动营
卡车从清晨出发，直到下午很晚才到达伊尔库斯克。
伊尔库斯克号称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看上去的确壮丽。我以前只在乌索利耶和色楞金斯克呆过，对比下来马上觉得自己就跟个乡巴佬进城一样。卡车开过横跨安加拉河的大桥，在市区内行驶了一会儿才在一栋建筑前停了下来。我也记不得具体到底是什么地方了，只觉得像是处集中管理劳动营的办公楼。
带我过来的那名下士官让我在外面等着，就径自跑进了楼里，过了好长时间也没出来。报不容易才等到他露面，可他却一脸愤愤的样子对我说：“他们说捏纳哒（不要人）。”
也没搞明白他什么意思，到底为啥事儿对我说捏纳哒，但自己估计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大概他们打算从各个劳动营里抽调会画画的人集中到伊尔库斯克的这个楼里，只可惜现在人员满了，所以就不要我了吧。
至于他们为啥要集中会画画的人，苏方的意图我自然无法理解，不过这种是常事儿。可能因为他们指挥系统有欠缺，所以基本上各部门间没有横向联络。
如果把苏联比作木匠的话，就好像他干活时从不量尺寸就开始锯木头，如果发现长了就锯短，短了就干脆重做一样。
只是有些担心来了伊尔库斯克，事儿没办成接下来又会拿我怎么办呢？
再次坐上卡车后，原本以为会按原路过安加拉大桥，结果却是反方向走了没多久就往左转向，之后在一座建在高地上的巨大红砖建筑前停了下来。
从建筑里也出来个下士官，和伴我同行的下士官说了几句就把我转交给他，自己则坐上卡车走了。交接手续非常简单没有任何文件，这下反倒是我这个被交接的人感到奇怪了。
就这样我被带到了伊尔库斯克的第9劳动营里。这里原本是所女子师范学校，其中分出半所用作我们日本兵的劳动营。这对苏联来说真是非常的随意。
和之前的臭虫集中营以及色楞金斯克比起来这里简直就和宾馆一样——一座用红砖砌起来的漂亮的2层楼房，外面怎么看都不像是劳动营。
甚至连其他劳动营都有的步兵岗哨、瞭望塔都看不到，这就更让人无法联想起劳动营来了。
这里的住户以满洲原独立步兵389大队为主共计600人，负责市内的道路施工作业。虽然这里人数多大600人，但却一个我认识的日本兵都没有，感觉就像自己一个人被丢在这里一样。
不过既然大家遭受的命运都一样，那么互相亲近也就没花上多少时间。我的房间安排在2楼。这里是负责沥青铺装的作业队的房间，很多人衣服上、脸上都是煤焦油，一开始还吓了我一跳，但其实他们都是些好说话的人。
这所劳动营位于高处，而且房间又在2楼，所以风景很不错。南面可以看到安加拉河静静流淌，对岸就是伊尔库斯克市区，水面上倒映着教堂及其他建筑非常美丽。
北面则是剩下半所没被当成劳动营的校舍。校园里整整齐齐铺设着地砖对面的学校里可以看到年轻姑娘们读书的身影，甚至能听到她们打排球时的喧闹。
一到这里首先就注意到此处没人佩戴军衔领章，所以外观上看不出是军官还是士兵；而且他们之间只以“某某人”来互相称呼，以前旧日本军队里的军衔在这里根本行不通。
我之前呆在自从华北起就一直共处了数年的部队里，虽然被关进了劳动营，而且军衔章也被去掉了，可互相称呼时依旧以某某长官来称呼，比如“某某中尉阁下”，“某某大尉阁下”，没法一下子就切换成某某人的称呼方式。
而在这里却是无论是大尉还是大队长都一律称为某某人。像我这种经历了长期军营生活，已经养成对长官称呼时必定会带上“阁下”后缀的人来说，突然要直接呼名喝姓反而会不习惯。
不过再一想，既然这劳动营里已经没有劳什子“帝国陆军”了，那么比起带上旧军衔的尊称来说直接叫名字似乎更加符合现状。
在那种情况下对我伸出橄榄枝的民研成员的善意，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既来之则安之，我每天和他们一样出来参与市内道路施工及其他打杂的工作。
其中有些活儿会随着季节变得越来越难做，不过和之前的劳动营切石头比起来，这里则在所有方面上都优越得多。所以不由得让我觉得自己的运气也实在好得不可思议。
因为以前在华北的时候，就曾经因为部队改组而被调到一处较小的阵地去，可马上就又接到去司令部的指令。后来就在我抵达司令部当天，先前那处阵地就被敌人攻陷了，也多亏这条命令我才保住性命。
而当时要我转去司令部的理由正是打算利用我绘画的特长。而这次同样也是因为绘画的原因把我从火坑里捞了出来。
由于这次事情和在华北的那次一模一样，所以才觉得不可思议。
到了采石场劳动营没多久就被叫到伊尔库斯克，其原因也正是绘画。
虽然不至于像在华北那样可能丢掉性命，但至少也能摆脱采石这种辛苦的工作。无论在华北还是西伯利亚，最后扭转我命运的都是绘画，此外就只能说是我自己的运气实在太强了。
虽然比较拙劣，但毕竟还能画上几笔，也多亏这点才能让我到这个劳动营来结识了这么多人。
在制盐厂的时候，曾和乌克兰姑娘和俄罗斯大妈有过深刻的交流，但在这里主要是户外作业，因此与苏联人交流的机会没工厂那么多，反倒是劳动营里的一些日本人倒是给我很深的印象。不管怎么说，在这里也可以上班打马虎眼，混日子混到回国为止；不过即便如此依然还是发生了许多事情。
工作轶事
我刚从其他劳动营过来，本以为可以让休息一天，可惜第二天就不得不去上工了。上班地点位于一家生产道路施工用沥青工厂内。
说是工厂实际上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建筑，就是在场地中央放着些搅拌煤焦油和沙子的机械和碎石机，它们整天开动发出咔咔咔的噪音。一旦碎石和冒着热气的沥青完成后就立即用卡车运往市区道路施工现场去。
我一开始是个杂役，就负责运沙子和整理石头什么的。凡是在这里呆过一年的人都作为熟练工，就会和苏联人一起负责操作机械设备。
我们这些打杂的工作自然没那么辛苦，只是这焦油经常会飞溅出来黏在脸上和衣服上这就有些头痛了。脸上的话还能洗洗对付一下，可一旦粘到衣服上怎么洗也洗不掉。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会注意一下经常会洗把脸，但每天都这样太麻烦了，最后干脆不洗了，所以脸也就变得乌黑一片。
我不管去哪里干活都是吊儿郎当的，过了两三天他们就让我转到其他地方干活去了。那地方就是安加拉大桥的铺装工地。这是座横跨贯通伊尔库斯克市的安加拉河上的大桥。我就在这里和其他杂役共通工作。
工作内容是由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种俄语叫“纳幸基”的运输板，搬运沙石和木料。桥上的人行道上铺的不是沥青，而是木头。
从下往上先是1米厚的沙子，然后在上表面埋上红砖一样的木块。听说是因为人走在木头上比在沥青上更舒服。也可能一到冬天这种方法更有优势。北方国家自有北方人的生活智慧。
从桥上可以很好地望见伊尔库斯克火车站。看到站内出入的列车和货车每个人都会不由地想说：“啥时候能坐上那火车回国啊……”。
若是看到有日本战犯搭车往东走（哪怕他们不是回国，单纯就是从一个劳动营转移到另一个。），那就更让人想立刻要把“纳幸基”丢进河里跟车跑过去了。听说有人甚至把持不住直接从桥上勇敢地（？）往河里跳，结果正好撞上下面路过的船，发出一声闷响而收场。——这还是我来这里之前发生的事。
在苏联，无论干什么活都有个定额。这里的监工嘴巴里老是罗哩罗嗦停不下来，而我们则都把他当耳边风。
在这座安加拉大桥上，有次负责我们作业的队长池田和苏方监工的争吵我一直都没忘记。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日本人为啥不干活？”
“你看不都在好好干着了吗？”
“我不是说这里。所有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都没干活。”
“那我得问问你，如果俄罗斯人被日本扣押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好好干活吗？”
“苏联人不会为天皇干活的。”
“那么我们日本人也不会为苏联斯大林干活的。”
“你这个法西斯反动派！”
一跟苏联人吵架，他们马上就会往我们身上扣法西斯的大帽子。
当时对被扣押人员来说没有比法西斯分子、反动派更让人讨厌的词了。因为每个劳动营都提出口号说：“别放法西斯分子、反动派回日本！”，而且据说苏联方面也正是这样做的。
所以每个人都相信一旦被苏联人称为法西斯分子、反动派，就意味着再也无法回日本了。
但其实即使被叫做法西斯分子、反动派的人，他们回国的时间虽然有早有晚，但最后还是都给送了回去。虽然没过多久我就又被转到其他劳动营去了，但听说这位被称为法西斯的池田也在不久后给转走了。
我下一个工作是挖坑（卡巴依）。这项工作是为了准备将自来水管道埋在地下而做的准备。但由于位于冻土地带，所以要挖上3米深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依凭的工具只有铁钎和铁锹，在苏联是不用鹤嘴锄的。一人拿铁钎，一人拿铁锹，2人编成一组，就在冻得和混凝土一样的地面上挖起洞来。与其说是挖，还不如说是用铁钎戳出个方的孔再一点点把土剥开才比较正确。
如果挖得太深，再要把土掏出来可就麻烦了。所以要在半当中做一段土台，然后再往下挖才行。这活儿最辛苦的还是在冬天。地方又小再加上穿着厚厚的修巴（翻毛外套），干起来碍手碍脚的。
如果碰上下雪，那么周围就会变得一片雪白，而在洞里也会被冻得直跺脚。在这种条件下，哪怕干上一整天也不会有什么进展。
到了夏天则会变得轻松许多。西伯利亚的夏天一般都挺热的，但移到树荫下就会变得凉快，要是在洞里的话那就更凉快了。而最让人感到爽快的则是呆在挖出的洞里，上面正好架着块木板，就可以从下往上观赏路过的女人们裙下风光了。
“俄罗斯女的下面怎么啥都不穿啊。”“光屁股的可真多”我们边从下面往上看女人们，边发表评论说。
的确有很多女的裙子下面啥都不穿。不仅下方真空，而且对我们从下往上偷看似乎她们也不怎么在意。
在哈尔滨的时候，神田曾和俄罗斯女人“玩过”。
他这时虽然大谈特谈当年勇，但大家还是觉得：“呆在洞里搞黄色真没劲……”
于是话题最后还是转到回国、吃饭上去了。
虽然我的工作是挖坑，但只要不是挖埋葬同胞的坑就行。
由于我实在太懒，所以接下来去一个地方就马上被人踢走，最后到列宁大街上铺路去了。
下面则要讲讲好客的俄罗斯人和小流氓一样狡猾的我们之间的故事。
那天工作的内容是挖下水道，地点在集市旁边的一条坡道上。在集市上农民们可以自由买卖自家田里种的作物，所以进出这里的人们身上就能多看到些生活的气息。
从集市上买完东西出来的人一开始都把我们当成了乞丐，但最近时间一长就在没什么人施舍给我们东西了。
虽然这看起来有些不太像话，但他们的施舍却又的的确确改善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但即便如此腹中依旧空空。看到来往的人怀中揣的黑面包，闻着面包的香气，肚子里的馋虫就更是闹得欢啦。
斜坡顶上是座教堂，而半路上有家卖面包的“玛卡金恩（商店）”，买面包的队伍一直延伸到我们工地前面。
当时我们手上还有一点点钱，于是就两三个人凑起来点钱派我去排到队伍后面买面包去。
排队的几乎达到了一百人，队伍等待时间长的可怕。因为卖面包时售货员得一个个称过去，重量不够要添些，重量多了又得切掉些，所以非常花时间，自然后面等得就长了。
对我来说反正不用去干活乐得清闲。就这么慢慢挪到了队伍中间位置，有个苏联巡警却把我给揪了出来带到队伍最前面。
他说日本兵还要干活，不必排队，快点让他买面包吧。
刚被从队伍中拉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发现我偷懒，打算教训我，所以吓得不知所措。没想到不仅没挨骂，反倒还帮我和店里的大妈商量让我优先去买面包，我真是又感激又意外。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般来说我们作为俘虏和普通人排在一起买东西就已经很可疑了，甚至是不被允许的行为，可他却完全不在乎。
我以前在华北的时候，凡是被俘虏的日本兵都会被八路称为“国际友人”并受到优待。
虽然苏联和八路军都是“工农红军”，但对俘虏的处置却是天差地别。可这位警察的做法却和八路一样，可能他也把我们当成了“国际友人”吧。
如果西伯利亚全都是这样的人的话，那我在这里的生活印象就会完全不同了吧。
只可惜对这种善意却被我们滥用了。正由于苏联公众认可我们卖面包无需排队，总能跑到最前头去买，所以反过来一些普通市民就开始托我们帮他们买起面包来了。
一开始我们只是简单答应帮他们去买，可后来逐渐地变了味，非得让他们分些面包、金钱过来才答应……我们非要乘机捞上一把才满意。
于是有人就开始称这儿为“摇钱坡”，听说我的有些同伴确实靠这家面包店赚了钱。
但我却对此没有善加利用，又给转到其他地点干活去了。
无本的买卖
当时我们无论去哪儿都惯于做些顺手牵羊的事情，但这次却竟然遇到了看守主动让我们偷盗的事情。
地点是在伊尔库斯克郊外，具体哪里我记不得了。那天作业的内容是挖下水道。
由于冬天地面很容易冻结，所以沟必须挖得很深才行。
于是我们就把沟分成两三个层级，把土一点点往上送出去，真是个重体力活。
就在我们休息的时候，看守用手指着旁边电线杆说：“去吧那个兰普切卡（灯泡）摘下来。”
我搞不懂他要干嘛，但既然看守命令下来，那只有照办咯。
爬上4米高的杉木电线杆，把灯泡摘下来交给看守后，结果他又让我把对面三跟电线杆也一样搞定。
看守的任务是将我们从劳动营带到工作地去，我们工作的时候他自己去想办法打发时间，等到干完活再把我们带回劳动营就行了。
其中也有些人会指挥干活，但他们最大的任务还是要求保证人数正确，所以基本上和工作是没关系的。
虽然我看到其他人这时都躺在地上休息，非常恼火”凭什么他非得使唤我”，可还是按照要求爬上电线杆摘下其他3个灯泡交给了他。
接下来他就说了这么一番话：“你拿着这灯泡到那边房子去卖掉。如果卖得好，就把钱分你一半。”这下可好，不但要帮他偷东西，还得帮他销赃，我真是无语了。
在苏联，如果有人盗窃公物就会被从重处罚。就在之前在乌索利耶的时候看到过有个俄国人偷了一箱红茶被抓住，结果就给判了20年徒刑。
如果这次偷东西被发现，参考那一箱红茶20年刑期的话，那么这灯泡大概就得判上好几十年了吧。不过这也只是针对俄罗斯人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人应该不适用苏联的法律，所以哪怕被抓后要对我这个日本人判刑，我也一律只当作不知道。
“德拜衣，德拜衣”我被看守催得急了没办法只得抱着4只灯泡跑到附近农民家去推销了。
在苏联无论那家的房子都不会太大。基本上都是10到15坪（1坪约3.3平米，这里大概是30到50平米的样子——译）大小的圆木屋。而且每户人家的窗户铁定都是用白色窗帘和花朵装饰。
头一次去别人的家，哎呦妈呀，只见胖乎乎的大妈正和长着一副斯大林式胡子的男人在大白天躺在床上奋战呢。我慌忙跑了出来，还把“商品”差点给掉地上。
我也不是一声不吭就往人家家里闯，之前明明大声喊“布拉斯奇（你好）”打过招呼的，可能他们太投入了两个人都没听见吧。这是我前前后后仅有的一次亲眼看到俄罗斯男女办事儿。
接着我又战战兢兢跑去第二家，这回是两个大妈正在吃饭。我把事情说了一遍，她们就还价说10卢布太贵只想给5卢布。但这也太低了，于是我说要去其他地方看看做出要走的样子，她们这才说10卢布哈拉少。
收了钱，我正要回去，没想到她们还额外给了我片黑面包。
那看守正在等我的消息，就把事情前后报告了一番，再把赃款10卢布拿了出来。结果他只说了声哈拉少，就把钱拿走了，我那5卢布他根本没有要给的意思。
我催了好几次结果还是没能拿到。
这™算什么事儿？把我气得目瞪口呆。
虽然之前经常听人说有些苏联人说话不算数，不过这次我才算真正领教到了。所谓“犹言在耳”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
要说苏联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呢？就比如刚才说的推销吧。
我这个日本俘虏兵（一看就知道）为了卖偷来的灯泡跑到苏联平民家去，结果那户人家却一点也不感到意外。甚至还和我讨价还价，完全就把我和普通苏联人一样对待，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能理解。
可那个看守为啥要指使我去偷灯泡，再卖掉呢？明明除我以外还有四五十人可以选啊。可能是他看我太闲才指定叫我过去的吧。
总之我感觉当时的苏联就是——无上的光明和极端的黑暗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奇葩国家。
劳动建设热情高
由于目前这个劳动营是我孤身一人过来的，所以里面的人在过去旧军队里的经历一概不清楚。
况且这里的人都是特意不去提起在过去军队中的事情。这种事情不知道的话反而乐得轻松。
曾和我一起搭档前后挑过渣土的人里居然就有个前陆军大尉，还有担任过战场指挥才半年的前陆军二等兵。
我知道后真是非常吃惊，我的这种惊讶可能也正说明我觉悟还是比较落后的。
由于这里已经不是军队，和一般社会形态非常接近，所以以前军队里的军衔军阶也一概不起作用。
这里从人数来看应该有个正式任命过的大队长，但我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战争早就结束了，在日本已经没有像以前那种军人了。
假设在这个西伯利亚劳动营里却还残留着军官，而且还像过去那样作威作福的话，那会是种什么样的后果呢？
当然会被士兵们反抗啦。
旧日军的军官层中也有各式各样的人，既有好人也有坏人。可是过去无论对方怎么坏，士兵们只能默默忍受。
可如果他们继续变本加厉，借着军阶视士兵为草芥任意欺压凌辱的话，那又会如何呢？
那么那些被视为草芥的人就会站出来展示自己不是任人欺凌的证据，这就是所谓的“逼宫（很多人集中起来向对方施压，让其承认错误——译）”。
但有的人实在太坏，真想一枪毙了他。就像以前制盐厂劳动营的时候就有个军官老是迁怒到士兵身上，最后被士兵们警告“迟早弄死你”。
后来他被苏联人调到其他劳动营去，最终避免了一次事故。所以主要问题在于坏的程度，凡是被“逼宫”的日本军官都是些非常招士兵痛恨的人。
那么话归原题。在现在这个劳动营，听说也有过“逼宫”的情况。我刚来的时候，则已经没有了；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化获得了一定进展，让所有人都变成了“穿军装的普通人”。
还有个变化就是我们干活的时候不再会有看守监视了。我们自从战败被解除武装后，就一直被苏军的哨兵、看守监视，这也就不断提示我们的身份是俘虏，并从中体味到自己命运的悲惨和可怜。
可一旦撤除看守，那么俘虏的身份就消失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鼓舞。从而工作绩效也得以提高。
撤除看守的同时，作业现场也不再有人训斥，反倒是有很多时候干脆让我们来主导整个施工进程。可能他们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了三年，终于了解到我们的优点；也有可能他们知道最近会安排我们回国，所以就不再对我们挑三拣四的了。不过我估计更多的是第一个原因，这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随着这些外部条件的改变，我们自身也起了变化，那就是不再对苏联人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比如争吵的时候，之前无论对方说什么我们都回答：“普拉伊纳（您说得对）”，但现在根本不会顺着对方说话，反倒是常会立即反驳。
可是也不知道苏联人怎么想的，当我们以这种态度对付他时，也不生气。所以我们就摸透了他们的脾气，借此蹬鼻子上脸。
其中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以前一直和我一起进行道路施工作业的宇贺神君。不知道啥时候起他居然就成了现场监督，甚至指挥起苏联劳工来了。虽说他俄语不错，但毕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可居然硬是能当上现场监督，我可真是服了他了。
像类似情况的日本人除他以外还有好几个。
苏联人干活的时候都很随性，干到哪儿是哪儿。先干起来再说，如果行不通再从头做起。但是我们的话就会先思考一番。如何做活最合理……
比如说切砖头，一行35块，切上20层就要700块砖。这种心算我们谁都能行。可要放到苏联劳工身上那就不行了。他们以为我们心算结果是随口胡说的，所以一开始不相信；直到后来理解了他们的脑袋和我们的脑袋的区别后才放心大胆地放手让我们自己干起来。
当时苏联人包括看守算术都不行，曾经出工时让我干等好长时间，所以普通人更是不行了。
我就听说过在伊尔库斯克市内曾有支日本战俘施工队从设计开始直到完工全部靠他们自己的双手，这当然是毫无问题的事情。
总而言之，到回国前的那段时间里，第9劳动营的生活是我在西伯利亚这三年里最好混的半年时间。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对我在西伯利亚扣押生活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变化。
如果当初刚被扣留的时候就能被这样对待的话，那么我对苏联的认识和评价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区别吧。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想法，所有其他被扣押的人员也都是一样的。
往返双向明信片
到伊尔库斯克后不久，某天苏方发给我们一张奇怪的明信片，意思是让我们写了寄出去。
这封明信片用俄语和日语标明是用来让俘虏寄出的往返双向明信片。
这东西真能寄到我家吗？我对此半信半疑。
“这背后肯定有猫腻，最好别寄”有相当多人抱着这样的想法。
但我认为只要不写什么敏感的东西就行了，于是就按照要求写好寄出。
内容好像是“目前我在西伯利亚活得好好的，别担心”之类。
这明信片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并没有强制要求都寄出去，但也并不是所有人就因此而放下了戒心。
因为当初被胁迫到西伯利亚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自暴自弃向对方报上了荒木又卫门（在日本剑法史上，为数一数二的知名人物。曾因伊贺上野的复仇，连斩卅六人。——译）或丰臣家康之类的假名。
而用假名的明信片肯定是无法寄回到家的。可事到如今又不能对苏方如此这般坦白。所以这样的人就无法安心下来写信了。
如果强制发信的话可就全暴露了……
寄出去以后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我已经完全忘记有这回事儿了。
就在这时候收到了从日本过来的回信。经历了数年才好不容易收到家乡来信，很多人都高兴地喊了出来。
给我的信是由妹妹执笔写的。“父母安康，等你早日回国。”寥寥几字非常简单，但我却高兴地反复读了好几遍。
而那些当时拿到空白明信片却没写的人则非常失望，发誓“下次我一定写。”便一直等着第二次机会，只可惜这是仅有的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分发过第二次。
之后过了约1年我复员回家时，问起妹妹当时收到这封明信片的情景，她是这么回答的：
那天家里人都在田里干活，只有妹妹一人留下看家，就在这时候收到的明信片。
这明信片看着怪怪的，既有俄语又有日语，妹妹她就一时间失了神。
反应过来这是从战败后下落不明的我手上发来的后“哥哥还活得好好的”立刻高兴地拿着这明信片一溜烟就跑到自家地里去了。
父母看到妹妹拿着我写的明信片，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道：“邦雄还活着吗，太好了，太好了。”
父母虽然知道战争结束后日本军人被扣押到苏联建设西伯利亚的消息，但至于我自身会被怎么样却还是不清楚的。
因为这次战争家里3口男丁中，长子已死在南方大海里，而我虽然还在西伯利亚，但只要还能活着他们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所以他们的反应也在我预料之中。
失去长子以后，如果再失去我这个小儿子的话，那么父母将来的生活就会失去依靠。
知道我的消息后，他们就一下子打起了精神，干农活也变得特别有力气了。以前从华北和满洲就经常通过军邮往老家寄明信片，每次父母收到信确认我还活着就会变得放心，甚至欢喜。
我在西伯利亚呆了3年，这一期间虽然只发送过一次一封明信片，但这封明信片却让父母比以前在中国打仗时通过军邮往老家寄明信片更让他们高兴得多。
日本俘虏兵的苏联安加拉河
安加拉河从贝加尔湖奔流而出，从伊尔库斯克向着西北方的布拉茨克浩浩荡荡一路前行，最后汇入叶尼塞河。虽然流入贝加尔湖的河流大大小小有数无数条，但从它流出的却只有安加拉河。
安加拉河流经伊尔库斯克并将其一分为二，河面宽足有7、8百米，水流非常湍急。
我从伊尔库斯克市内劳动营的前面就可以看到它。我在苏联期间从没去过贝加尔湖，顶多就是坐火车时从窗口眺望而已，所以对它并没有什么感情。
但换成安加拉河的话，就会勾起很多回忆来。
这是因为我们一年四季都在这条河边干活，喝着它的水生存过来的缘故。
安加拉河一般在12月份开始结冰，整条河上都会响起“咚隆，咚隆”的声音。
那是河面上的冰块互相冲突造成的，之后不久河面就会保持凹凸不平的样子彻底冰封起来。
每当听到这种声音，我们都会灰心丧气地想：“今年回国又泡汤了。”
等河流冻上以后就成了通路，所以我们也就能不经过安加拉桥，直接奔赴工作地点去。这条冰上通道不仅能供人行，连卡车、坦克都能开过去，想来这冰层一定非常的厚。
到来年4、5月份冰就化了。一开始会有些冰块载着垃圾飘过来，于是河流一边就成了垃圾山，另一边则变成了垃圾河。
等到河水变清就已经是春天了。岸边柳树吐出了嫩芽，苏联姑娘们也哼起了《喀秋莎》的歌词：“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这时候恰恰是西伯利亚最美的时节。
而我们也会心中满怀期望地念叨着：“今年总该能回国了吧……”
一到夏天，河流里船只来往越发密集，而我们则会被派去装卸货物。木材、煤炭、食品、杂货按照季节多有变化，但这卸货的差事却依旧那么繁重。
此外我们还得从河里采砂以便用于道路施工，采上来的沙子经常用卡车来送去工地。
与日本的河流不同，河里的沙子简直无穷无尽，怎么采也采不光。
当时苏联人以“贝加尔湖的水是世界上最纯净的”为傲，而这安加拉河正是从贝加尔湖里流出来的，所以它的水也非常纯净。
我之前呆过的制盐厂位于伊尔库斯克稍偏下游的地方，而劳动营里用的饮用水就是从这条安加拉河里提取的。因为那边正好有条安加拉河的支流径直流经劳动营门前，所以取水非常方便。
到了冬天，河面冻结，所以就必须打孔汲水。但是每次用水桶提上的水总有一部分会泼出来冻在周围的冰面上，于是这取水孔周围就慢慢得越来越高，甚至让取水成了个危险的工作。而在伊尔库斯克的劳动营里设有专门的自来水管道，所以不必从河里取水。
因此之前在乌索利耶的约2年时间里可以说就是喝着安加拉河的水渡过的2年时光。不仅我们是这样，连周围居住的苏联人也是这么过来的。
在苏联经常说“伏尔加河”是俄罗斯人的母亲河。如此说来，这安加拉河则是西伯利亚的母亲河了。
不过也有些围绕这条河的悲剧故事。这是以前干活时，从一起砌砖的苏联人那边听来的。
俄国革命的时候，沙皇一家从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的旧称）被苏俄革命军一路追赶逃到伊尔库斯克，最后走投无路就跳进了安加拉河。那时后正好河流被冻住了，而那流冰发出的“咚隆”声则是沙皇一家的惨叫。——一名苏联砌砖师傅如此说道。
我不懂苏联的历史，也搞不清楚真假，但总觉得不像是胡扯。（实际上沙皇一家在叶卡捷琳堡的地下室内被当地苏维埃处决——译）
虽然沙皇一家的命运非常可悲，但想到自己战败后被俘虏到这种地方强制劳动，感觉也是挺可悲的。
随着安加拉河冰冻时的“咚隆、咚隆”的声音，近期回国的梦想也被击得粉碎；于是这声音听起来似乎就成了有几千人同时呼喊着“回国、回国”
“等到那条河的冰化开的时候，大概就能回去了吧”
怀着期望，我们反复走过安加拉大桥有好几百次了。
可真到要回国时，我们带着狂喜的情绪从劳动营出发经过大桥去火车站的回忆，到现在依旧鲜明地记在大脑里。
11月的某天下着雪，天气非常寒冷。那天的工作依旧是铺设路面，但由于天太冷以至于路面都冻上了，所以我们就改成除冰作业：用铁钎敲开冰块，然后搬上卡车运到河边丢掉。
这工作无论做多少次都没用，因为冰又会马上结上，完全是白费力气。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份美差。因为每天只要重复去做这种无用功就能混日子。
11月的温度已经降到零下10度，所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跑到火堆旁取暖，恢复冰冷的手脚。
有天中午前后，突然听到从火堆旁传来“当啷”一声响，回头一看，只见有个小子用脚把我们放在火堆边加热的饭盒给踢飞了。
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我的饭盒。虽然里面的粥稀得和水一样，但毕竟是我最最看重的食物啊。
于是我怒火攻心，抓起一旁的冰块就朝着正在逃跑的坏小子丢过去。只可惜不但没打着，反倒是让那小子一溜烟给跑了。还好这饭盒盖子盖得很牢固，就算被踢了一脚盖子也没松开，所以里面的粥也没给洒出来，不过就是自己实在气不过一点东西都吃不下。
“巴夏鲁斯塔（请吃吧）”这时有人对我一边说着一边塞过来块黑面包，一看原来是位60岁左右的俄国大妈。大妈对发着愣的我说：“刚才的事情我都看到了，都是那孩子的错。这面包算是替那孩子给你赔罪的。”
虽然给我的黑面包不算大，但此时我心里却感到很高兴。于是就向着没入人群中的那位大妈敬礼，并感谢她道：“斯巴西巴（谢谢）”
码头扛大包
在这所劳动营里最累的活儿就数在安加拉河边给船装货了。从河岸边的仓库里用肩膀扛出各种物资装载到停靠的船上，也有反过来从船上卸货的。
从岸边到船上的路线中有30米是两块宽30公分的木板架起的悬空桥。要从仓库扛起重重的货物经过这么一座木板桥后运到船底的船舱，对我这种二等补充兵体质的人来说自然是非常艰苦的。（比大同矿工可好多了——译）
具体货物虽然每天都有变化，但基本都不会轻。不过如果里面装的是吃的的话那就另当别论，重就重点吧，忍忍就过去了。奥妙就在于在搬运途中可以悄悄在袋子上挖个洞，从里面偷些吃的出来。
虽然下流了点，但那时候肚子饿就管不了了。
不过要是搬的是煤炭、石灰什么的话，那就只能闭上嘴巴。散装的煤炭和石灰都是用手推车推进仓库的，所以干活时我们都会沾上一身的粉尘。我们每天出门干活的时候如果获悉“今天的货物好像是砂糖”的话就会高高兴兴上班去。
砂糖虽然好吃，但一袋也得有60公斤。这么重一袋必须自己一个人担着从仓库运到船舱。光是能扛起来站着不动就已经不容易了。工友把东西放到我肩上，一个人步履蹒跚走在晃晃悠悠的木板桥上可吓人了。
数米以下就是安加拉河。其他人走路的时候晃动木板，如果一不小心跟不上节拍就有可能和砂糖包一起掉下去。万一真的掉下去那又该怎么办呢？自然是马上抛开那袋可恶的砂糖断尾自保啦。
如果只要运一个来回那还可以忍受，但实际上却是要往返无数次才行。所以一旦进入船舱，人就不会立刻返回仓库，而是在舱里偷个懒。
这时监工就会大喊“贝斯托利，贝斯托利（快点，快点）”在甲板和船舱里到处赶人去工作。
我们不愿意出船舱也并不都是因为偷懒，其实是在里面捡漏。
船舱里除了运进去的砂糖外还有其他各种物资。我们就在上面挖个洞看看里面装的是啥，看看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
由于里面漆黑一片，所以一方面正好给我们偷懒，另一方面太黑找东西就有些不太方便。
我卸完砂糖到上甲板前也在黑暗中摸索有啥好东西可以捞一把。结果摸到一个袋子，里面软软的好像什么点心，于是就从里面取出一个来一咬，结果让我恶心得吐出来。
马上跑到甲板上照着一看，原来刚才咬的怪东西居然是姆啰（肥皂）。
（在苏联都把肥皂做成骰子大小）
能把肥皂当成点心给嚼了，还真是贪心啊。
正当我在甲板上“呸呸呸”地吐肥皂时，周围也有好几位同样也在吐肥皂。看来心急的可不只我一个。
虽然那时候乘机吞了相当于劳动营2、3个月配给量的砂糖，但第二天依然无法缓解疲劳，腰痛得连上下楼梯都不行。
我就想到自己在河边运煤、豆粕的模样就和以前在中国我们用鞭子驱使苦力（中国劳工）一样。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也曾经让中国人吃过同样的苦头，如果现在是由中国人来让我们自己也受到了同样的劳役的话，那还可以用因果报应来解释；但作为苏联人为啥要跑过来让我们来吃这个苦头？
我们既没对苏联打过一枪，也没踏入苏联领土一步。可苏联为啥还是让我们当苦力来使唤？（蒋：你以为你们从华北调到东北的对苏前线是来旅游的吗？）
想到这些，我装船回来后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可惜不管我怎么生气也没办法，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除了偷懒怠工，以节省体力外也没其他办法了。
巧遇《圣母颂》
初夏某天，我们正从安加拉河里取沙以用作道路施工。 挖出来的沙子会通过好几台卡车直接运到市区内的施工现场；但装载沙子的工作却不像现在使用机械，而是全靠一把铁锹人工铲上卡车，可辛苦了。
铲沙子的工人有30名，装完一台车下一辆就立刻接上来，甚至有时候车子会还排队等候。 安加拉河里的沙子到处都是，但也不是随便哪里都可以取用的，采砂地点都有指定。
所以有时候地点没选好就无法一次性把卡车装满。所以为了防止这种问题的出现就采用了两步施工法：先把沙子运到集中堆场去，然后再装到卡车上。
苏联的卡车司机貌似都有工作额度，要求一天要拉多少车次才行，所以一直催着我们：“贝斯托利，贝斯托利（快点，快点）”，可自己却站在一边绝不会帮忙铲沙子。也不管我们已经累得四肢无力头重脚轻，只会一门心思想让我们快点装。
他们只负责开车，所以只想保证完成车次，其他啥都不管。 从市区工地到这里距离不远，所以过去卸下沙子后，空车马上就又能开回来。
“这破车干脆让它爆胎吧”我们每个人都抱有这种想法，于是有的人就往轮胎上钉钉子、往路面上洒钉子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对付它，可惜对美国造的车胎来说根本没啥用。
甚至有人说：“给它挖个陷阱算了”，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
不久不知出了啥事儿，卡车突然不过来了；于是我们总算松了口气躲到树荫下休息。
就在这时，一阵美妙的女高音从稍远处的金合欢树方向传了过来。
这歌曲不就是是舒伯特的《圣母颂》吗？
这勾起了我的怀旧心情，于是站起来跟着歌声走了过去。
入伍前我曾经非常喜欢这首歌，还听过好几次。
在德国电影《我的歌在轻轻祈求Leise flehen meine Lieder》的最后一幕中就由女主角玛莎·艾格丝(Marta Eggerth)那完美的歌喉演唱出来。
真没想到这首歌还能在安加拉河岸边的工地上再次听到。
只是这声音肯定不会是玛莎·艾格丝，它的主人竟然是一位年近60的大妈。
这位大妈到底何许人也，怎么会唱得出如此清亮、宛若维纳斯般的声音来呢？我感到非常诧异。
“奥奇哈拉少（太棒了）”
我说着拍起了手，那位大妈显得非常高兴。
通过半生不熟的俄语才了解到：她在革命前的沙俄帝制时期，在德国经常演唱这首《圣母颂》。 大妈没看过《我的歌在轻轻祈求》，于是反过来要求我来唱几句。
可我这人五音不全，一开口肯定让人笑掉大牙，所以只好边打哈哈边逃跑了。
俄罗斯人喜欢唱歌，而且还唱得不错。无论男女，只要聚集起几个人来就马上开口唱歌。如果来了兴致甚至还会弯起膝盖跳起哥萨克舞来。
我们经常会被问：“日本人为啥不唱歌？”
自打到了西伯利亚哪儿还有力气唱歌，甚至都不愿意费点气力大声喊“饿死啦”。
另外考虑到我们现在低落的情绪，哪怕命令我们唱歌恐怕都唱不出来。
不过在劳动营里蹲了2年，可能干脆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心里也算是安分下来，偶尔也会开始哼两声。
在唱歌上扯了那么多，让我们再回到工地去。
已经有两台卡车要装沙子，大家都忙得团团转。甚至连在市区监督作业现场的工头都来了，看到我偷懒气得直冒火。 而负责带队的前军官池田自然也挨了批。但无论苏联工头怎么发火，他都一副不为所动的表情。
这个池田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被牵连了多少回了，但每次他都不会对我们多说一句责怪的话。（反之如有人对他发一句牢骚话，旁边人就会斥责“你小子个白眼狼……”）
工作完成后搭上卡车正要回去，这时先前唱过《圣母颂》的那大妈就带人在前面向卡车挥手欢送我们，不久还能听到她们合唱《喀秋莎》的歌声。
“好久没听《圣母颂》了，真是太好了”坐上卡车，池田队长对我恳切地说。
“《我的歌在轻轻祈求》这电影也不错，我上学的时候也经常去看。”
真没想到在这里能遇上《我的歌在轻轻祈求》的影迷。
接着我们就一直谈论《我的歌在轻轻祈求》电影的话题直到到达劳动营。什么当铺的女孩真漂亮、麦田里汉斯·亚雷(Hans Jaray)和玛莎·艾格丝热情拥抱，让披肩滑下的镜头拍的真好等等。
第二天又想去大妈那儿听《圣母颂》，打算好好欣赏下；可惜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队突然被调去市区挖土方去了，以后也没再被派去铲沙子。
能听到《圣母颂》的机会于是便只有那么一次。
看守
自从满洲战败，在奉天被解除武装以来，我们就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了。一切行动都必须遵照苏军的命令进行。而看守（堪波伊）则负责监视我们是否在按照命令行动。
到了劳动营后，看守们又站在四个角落的瞭望塔上一天24小时监视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在路上也是一前一后跟着队伍走动。
看守肩上背着配有苏军特有的细长尖刺形刺刀的步枪（蒋：即莫辛·纳甘步枪及其四棱刺刀），把我们像牛马一般来回驱赶，真是一副落魄相。
从看守本身的工作目的来看，应该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亲近的感情；不过随着相处时间的延长，他们便开始逐渐开始理解了我们。
看守也分好几个人种。其中对我们展示善意较多的是蓝眼睛的欧罗巴人种。而在我们看来黑眼睛的所谓“东洋人种”……实际上却并不是东洋人。
每当要在工厂等室内作业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我们押送过去后就跑到其他地方去，直到下班时间才再次出现把我们带回劳动营。
如果是户外作业的话则会一整天呆在我们旁边。也不吃午饭（从没见过他们吃过饭）所以这活儿也不轻松啊。
每位看守又各自不同；既有夸张到如前文提到过的那名让我去从电灯柱上偷灯泡卖给住户的看守，也有更厉害到敢对将军（吉内拉尔）开枪的看守。
那是在伊尔库斯克道路施工时发生的事情。
由于路面正在进行沥青铺装作业，所以该路段自然就被禁止通行。而我则和神田君搭伙一前一后抬着块纳辛基（搬运板）搬沙子。
有个长大胡子的苏联将军（吉内拉尔）可能是想抄近道，想从禁止通行的施工路段穿过去。他不顾看守的阻止，独自硬往里闯。
看守命令这名将军赶快出去，但他依然我行我素。
于是看守就非常生气——突然抬枪就往将军脚边“砰砰”开了枪。
将军被他的枪声吓了一跳，急忙回到原路逃跑了。
我们正好在旁边看到这一幕都给惊呆了。
就算对方有错，可人家毕竟是名将军，而他不过是个无名小卒。
这种事情如果放到旧日本军队里，那肯定是问都不用问，马上就会被带上军事法庭枪毙了。
不过这里是苏联，体制和日本完全不同；所有组织、指挥系统都按条块分割，所以没必要听从除直属上级以外人的命令。
只要不属于本系统，哪怕级别比自己再高也不必敬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看守就能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凡是破坏规定闯进来的人，不管他是普通市民也好，军官也罢都一视同仁。
苏联士兵身上基本上看不到有向下士官、上级军官敬礼的行为，对此我还经常感到不可理解，但一想到他们的制度便释然了。
反之，我们日军刚到劳动营的时候还是和过去一样对上级军官敬礼，也包括对苏联的军官和下士官认真地敬礼。凡是有当兵经历的人都会对这种繁复的敬礼感到厌恶。而苏军在如无必要则不必敬礼这点上的确要比日军合理得多。
接下去我要讲一件在距劳动营2公里远的大米精制厂里发生的事情。
虽然名称上写着“大米精制”，但实际上却并不是日本那种把米磨白精制的意思，充其量不过就是脱壳而已。
我们还奇怪为啥要在这地方设立大米精制厂？苏联人也吃大米吗？（后来才知道他们用大米做粥或者米汤）
我们在那儿的工作包括搬运袋装大米和给大米换包装。
虽说这里是大米精制厂但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吃上大米。所以既然不让吃就只好自己偷偷动手了。
出大米精制厂的时候会有个老头和看守来检查是否夹带物品。其中有个蓝眼睛白皮肤的看守被我们戏称为“小白”，他总是对我们的夹带行为睁眼闭眼。但看守也并不都是像他那样好说话的，反倒是惹人讨厌的家伙占了大多数。
那么下面就讲个被日本兵摔了个大马趴的苏军看守的故事。
那是在半夜里去制盐厂工作的路上发生的事。负责看押的是一个长得像东洋人的罗圈腿看守，这个人对我们特别“会来事儿”。总是从队伍后面呵斥：“贝斯托利，贝斯托利！”
如果有人走慢了，这个看守就会用枪托去砸他的背，然后嘴里不干不净“哟波伊玛驰（奴隶）”地乱骂一气。
所以每次我们出劳动营后一遇上这个罗圈腿就会被他破口大骂“哟波伊玛驰（奴隶）”，搞得每个人都火气很大。
有次谷君正好拍在队伍最后面。于是罗圈腿就在他背后骂了声“以比特伊玛驰”接着就用长筒靴踹上谷君的腰。可惜这次他搞错了对手。
这位谷君是个柔道四段的高手。终于被惹急了，一把抓住罗圈腿的领子“嘿”一下就丢了出去。罗圈腿呼地就滚落到3米开外的沟里去了。
这事儿发生得太快，就一眨眼的功夫，我们一下子就把心给提起来了；都担心接着会发生什么事。罗圈腿被人摔了个结实气得发疯，但谷君这时已经混到队伍里去，而我们也绝不会把他交出去。
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罗圈腿从沟里爬上来后一边嘟囔着“哟波伊玛驰”，脸上却摆出个无所谓的表情，继续跟了过来。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无法理解。
这件事情以后，哨兵就变得老实多了，也不再罗哩罗嗦。过了不久也不知道啥时候他就再也没出现在劳动营里。
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才逐渐了解到，原来他们并不是在蔑视我们，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和我们平等的姿态。
就这样直到扣押的第三年起，原本一直跟着我们的看守这才从我们的队伍中消失了。刚战败的时候苏军抱有一种：“绝不能小看日军”的态度，对我们戒备也很严；但在这3年期间可能也逐渐摸透了我们的脾气这才放手的吧。
另外还有个原因，可能与苏军大量复员导致兵力不足也有关系。总之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撤走看守后，我们也终于感到从俘虏的身份中解放了出来。
取代看守来带队的则换成了从我们中间挑选出的积极分子（积极从事劳动营民主化的人）。
这些积极分子也算是我们的同伙。去工作现场的时候也只是说声：“尽力而为”根本不提工作定额。
工作完成后唱的也不是军歌，而改成合唱《劳动歌》、《红旗》或者《国际歌》，一路回营地。
但没了苏军看守有时候也有不方便的地方。例如，快到收工的时候现场负责人就会以工作定额未达到为理由强制要求加班。这时如果有看守的话就会说“到时间了”，强行走人；这方面日本人确实气场不足，也就容易惹上麻烦。
如果实在拖得太长的话我们就会说：“巴洛斯基，捏别尼马友（听不懂俄语）”然后逃之夭夭。
还有就是如果工作的时候有醉鬼过来侮辱我们的话，也只能忍着没法把他赶跑。尽管也有些不方便的地方，但比较起来去掉看守就如同卸下了枷锁还是好处多些。
一转眼就过去了40年，那些苏军看守们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都和我们一样成了老头了吧。甚至有可能正抱着孙子讲以前“日本鬼子”的故事。
劳动营的运气
在部队里从过去就一直流传一种说法叫“部队好坏全靠运气”，意思是对士兵来说被分配到哪支部队其实都一样，只不过你所属的部队被派驻地点的不同则会决定士兵们的命运好坏。
有的部队会被派遣到战斗激烈的地方以至于全员战死，相反也有的部队会被派到后方全程根本吃不到一颗子弹。
所以对士兵来说这只能用运气来解释了。这种情况在当时同样驻守满洲的部队中也有出现。
有的部队在满洲边境和苏军交火，结果被打得近乎全灭；也有的部队在满洲广阔的原野上被苏军在屁股后面追了足足一个月。还有的部队就呆在后方一枪都没放过。
这些队伍要么在边境激战被打得支离破碎，要么就是只剩身上的军装被人追着四处逃窜，要么躲在后方衣食无忧，命运虽然各自不同，一旦战败便都一股脑儿被苏军俘虏并给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这西伯利亚过去就一直都是流放犯人的苦寒之地，一下子给塞进去几十万日本兵，自然就没有足够的劳动营来接纳他们。
所以有的地方为了凑数就在野地里支个帐篷，地上挖个坑临时整出来个劳动营。由于当地温度能达到零下四五十度，对不幸入住这种纸糊的劳动营的部队来说那简直就是场灾难。
如果入住这种地方的部队正巧是前文所述的被打残的部队的话，那就只能让他们自祈多福了。
接下来说说劳动营指派的工作。工作分为工厂一类的室内作业和伐木、挖煤一类的室外作业。
哪怕这两种工作工作量都一样，但考虑到天气寒冷的因素，后一种效率肯定会下降。
此外劳动营管理当局苏联方面的管理水平也有差异。有的地方为了提高业绩，故意指派较高的劳动定额，据说有的地方会故意克扣给我们的食物私下里倒卖，所以如果被送到这种劳动营去的人只能算他倒霉。
还有一点，就是日方负责人的素质问题。有的大队长一味讨好苏联人，而对我们却使劲打压。
凡在有这种大队长的劳动营里，士兵们必将承担很多额外的辛苦。这些都是不太好的劳动营的例子，凡是被送过去的人都只能算是运气太差。
那我自己运气又如何呢？在苏联的3年时间里，一次都没进过那种劳动营。这也算是在苏联扣押期间不幸中的大幸。
我回国前辗转了4所劳动营，和其他地方比起来可以说还是不错的。在一开始制盐厂的劳动营里，昼夜三班倒做起来虽然辛苦，但死在这里的只有13人，在所有603人中只占2%。
这数字比在北支（华北）部队战斗死亡人数还低得多。后来到伊尔库斯克修路虽然也很辛苦，一点也不轻松，但比起伐木、挖煤来说实在是好的太多了。
此外在住宿上虽然制盐厂劳动营臭虫多得被我们称作“臭虫营”，但毕竟还是配备了防寒保暖设施，也因此死亡人数上就非常少了。
换到伊尔库斯克劳动营后，宿舍甚至便成了两层砖房，设施也更进一步完善；如果让伐木营的人来看的话这简直就像宾馆一样豪华。
同样都被扣留在西伯利亚，不同的劳动营条件差别也是非常巨大的。
飞散的樱花
春光惜日短
待到明年还
花散践为泥
只等二度开……
这首歌来自一部战前的流行电影《少妇椿》的主题曲，这首歌在我们劳动营里也是大受欢迎。其原因除了歌曲本身好听外，歌词也非常贴合我们期待回国的心情。
不过最大的起因还是要数当时劳动营里的“建设剧团”的当家花旦——伊东，在舞台上高歌此曲技惊四座。
和我以前劳动营中的“乌索利耶剧团”中全是职业演员聚聚一堂不同，这里全体成员都是业余选手。于是就让学生时代喜欢话剧，经常去新宿的木兰剧场、浅草的榎本健一剧团、日比谷的欧洲剧团看演出的神田君写剧本和组织表演。
节目基本都是些“东京进行曲”“东京狂想曲”“无法忘却”等风格明快的都市风格的歌曲和笑话，而且广受欢迎。 可能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人都是东京人，故而才特别认同演出。
其中最让他们着迷的还是歌谣曲（当时的流行歌曲）。
《边境小镇》《谁能不想家》《人生行道树》《旅人夜来风》《19岁的春天》《心存爱慕》等等，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听到有人哼唱。
但最让人欢喜的还是伊东君表演的《少妇椿》。
因为伊东君不仅歌美，而且女装的扮相也靓，让人看了就有保护欲。
（蒋：我懂！我懂的啊！）
一旦伊东君穿上和服带上日式假发登上舞台，我们就会被他的美貌惊得停止呼吸。随着伴奏唱起悠扬的歌声，那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们在下面拍手拍得都肿了。
通过伊东君表现的女子形象，让我们回想起家乡的恋人和妻子，期待着能有一天再次与她们重逢。伊东君表演过得曲目有《隅田川》《少妇椿》《沙滩浪》等，但最有人气的还属《少妇椿》。
他本身个子较小、鼻梁挺拔、眼神忧郁，一旦化起妆来就成了个大美人。
那么化妆用的白粉和服饰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和服和白粉都是从劳动营里的军官提供的，假发则是割了马尾巴做的。
日本人本来就心灵手巧，基本上所有的道具都能做出来，甚至乐队用的吉他都是手工制作的。材料都从工作地收集。
不过发现马缺了尾巴后，工厂方面不久就过来投诉我们。
那时候日本战俘表演的许多都是些革命题材，例如隔壁劳动营里的剧目就是高尔基的《母亲》；但我们这里除了按青年部的意见最后由乐队高奏一曲《国际歌》来搪塞一下以外，其他都是传统节目。
从这点来看感觉我们劳动营比旁边那家觉悟上还是有些落后。
除了伊东君的《少妇椿》外，还有一个令我记忆深刻的场景就是《月色朦胧夜》。
那是以国内油菜花和樱花盛开的景象为背景，由“古拉格好声音”因幡君纵情演绎的一曲《月色朦胧夜》。
就在他唱到一半的时候，舞台为忽然从上方飘落下无数樱花花瓣（其实是用报纸的白边剪的）。于是观众席上立刻充满惊叹声和鼓掌声，甚至还有低声哭泣的声音。
为何会如此让人感动？
除了因幡君的歌声外，其最大作用的就是这些散落在舞台上的花瓣了。这勾起了我们对故乡深深的回忆，更何况我们此时身陷异国，思乡之情更是刻骨铭心。
我曾看过一部电影叫《南岛上的雪片》，有个镜头说的是驻守在某南方岛屿上的日本兵在表演剧目的时候以纸片代替飘雪纷纷落下，这让台下思念故土的士兵泪流满面。
而在我们这个劳动营里，出来将雪片换成花瓣外，其他简直一模一样。
总之拘留在西伯利亚期间，忍受这空腹和思乡双重折磨；对于空腹只要有东西填下去马上就能恢复。但思乡之情除非能回国，否则怎么也不会消除。
正因为如此，一旦有什么能引起对故乡的回忆，就会立即如星火燎原班扩撒开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会将劳动营简陋额舞台上女装打扮唱着《少妇椿》的伊东君、以及在樱花花瓣雨中泣泪歌唱《月色朦胧夜》的因幡君的样子一直记忆到现在，对西伯利亚悲惨的生活念念不忘。
国营浴场
伊尔库斯克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中心，所以大学等各种学校特别多。其中有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位于车站附近的高地上，此处也正是我们第9劳动营的营房。
当然，并不是整个学校都归属劳动营，劳动营只占其中一半；剩下的那半依旧是学校，女生们就在里面学习上课。
学校和劳动营之间只有一面木板墙隔开，所以从劳动营二楼就可以将对面校园尽收眼底。年轻女生们经常会在校园里打排球。
一提起学生，我们就会立刻联想到“校服”，然而苏联却并没有这种校规。所以穿的都是便装，基本和普通人一样。
听说苏联的学校都是公立的，所以学费一律不用交。
对某些哪怕脑子再聪明，只要没钱就上不了学的国家的人来说；真是太令人羡慕了。
这所学校隔壁就是巴尼亚（国营浴场）。
我们也能每月一次过来洗个澡灭灭虱子给衣服消毒灭菌什么的。
苏联的澡堂和日本不同，里面是蒸汽浴。
浴场的面积很大，能一次洗五、六十人。
入浴的时候也不进浴池，而是进入浴场最里面的蒸汽室，坐到木质长凳上，通过四面八方涌来的蒸汽先来个热身。苏联人就会趁这个时候用白桦树的小枝条轻轻抽打身体。听说是因为更容易热身，但我却一次都没试过。
曾在浴室外经常看到俄罗斯大妈们肩上扛着白桦树枝就是为了洗澡而准备的。这和日本去洗澡时大家都拿脸盆和毛巾的情景完全不一样。
用蒸汽热完身后接下来就要开始清洗身体了。不过热水并不像日本那么多，而是只有一点点，所以洗起来就只能沾一下搓搓而已。就这么洗完后就去灭菌室里拿各自的衣服。
这衣服（皮衣另外处理）要在进入浴室前自己脱下来整理好后放进消毒室里，在我们洗澡的时候进行灭菌消毒。对于灭虱来说可能采取这种方式效果最好，只可惜过不了多久又会染上虱子，所以每次都要这么弄一下反倒麻烦得很。
为了对衣服灭菌消毒，劳动营里会派出几个人手专门进行消毒作业。由于他们都是日本人，而且都是男的，所以就算光着身子被看到也无所谓。顶多也就是开个玩笑说：“你的那玩意儿挺大嘛。”
可有次不知为什么我被叫去帮女子师范的学生妹们进行灭菌消毒。
作业流程和前面写的一样，女孩们脱下衣服按人头挂到金属环上，将号码牌交给她们后把衣服放进灭菌室。还衣服的时候则将顺序反过来就行了。
实际操作时，眼前尽是一群群年轻姑娘的肉体，金色、银色、棕色、黑色的秀发真是五彩缤纷。
可能你们会认为我当时一定“一柱擎天”了吧？但实际上我看着眼前的裸体却一点感情波动都没有。
当时我们的确就是这样，哪怕眼前站着位一丝不挂的年轻姑娘也根本就兴奋不起来，更别说在浴室里搭帐篷了。
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愿意像我这样去巴尼亚（国营浴场）帮忙的。
但如果换成到科尔霍斯（农场）去挖土豆的话那么就会大家都抢着去。（蒋：因为能捞到吃的）
那时在西伯利亚散布这好几百个劳动营，但从没听说向我们这样把一所学校一分为二当作劳动营，而且双方依旧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地方。此外有这种到巴尼亚（国营浴场）女浴室帮忙经历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个吧。
看电影
苏方偶尔也会发发善心照顾我们去看场电影。电影名字叫《宝石花》，而且还是部在当时难得一见的彩色电影。（蒋：该电影荣获第一届戛纳电影节最佳色彩奖）
电影讲的是高加索地区一个关于在森林里刻石头的石匠的民间故事，主题为人哪怕死了，但经他手所雕刻的石头花依然能永远存在下去。主要角色包括石匠“达尼拉”以及他的恋人“卡恰”，还有用财富与美色诱惑石匠的铜山女王。全片都是彩色的，特别是在表现用各种美丽的矿石堆起的铜山的镜头真是非常出彩。
听说这片子在二战刚结束就拍出来了。真不明白为啥他们偏要在那种食不果腹，物资严重不足的时候还要花这么多人力物力去拍这么部电影。不过后来才听说这是采用了从纳粹德国缴获的技术才拍出来的。
电影放映地点在劳动营一楼走廊，我们也经常会在那儿开文艺晚会。虽然名字叫“走廊”但其实非常宽敞，光是二楼楼梯下面的那块空间就足够容纳我们所有人了。放电影的时候看不看都有自己决定，但考虑到放映前苏方点名时可能会注意到没来参加的人留下坏印象进而影响到回国，所以大家还是都出席了，但至于看不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啦。因此很多人边看边打盹。
虽然故事梗概事先已经通过翻译大致了解了，但由于语言不通所以连我都看到一半就睡着了。真不明白苏联方面为啥要让我们看这电影，可能他们是想对我们夸耀他们国家文化水平很高吧。只可惜当时我们根本没心情去欣赏苏联的电影，这媚眼算是抛给瞎子看了。
那时候劳动营的生活条件比起刚到苏联时已经大为改善。但依然还存在“西伯利亚病”（指饥饿、思乡、被判同伴、发呆、偷东西等在扣押期间发生的各种事情的通称。），只有每个人发病严重程度的区别而已。
如果电影能有字幕的话还好说，可我们偏偏不得不对着不知所云的电影大眼瞪小眼看上一个多小时。哪怕是正常人估计也早就看烦了吧。
可苏联方面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即他们根本不会去管对方的感受。如果真打算安抚我们的话那还不如给放几部日本电影更好。
按当时苏联的强盛国力，从东京搞10部、20部电影过来还不跟玩儿似的，比拍这么一部新片可省力多了。
把这些影片在西伯利亚各个劳动营里放上一圈儿估计也得花上一年时间。如果苏联方面真有这个意思的话，那效果可真比《宝石花》好出几倍。
我第二次去看《宝石花》是在从西伯利亚回来复员后不久。
日本从苏联引进《宝石花》这部片子后受到热烈欢迎和追捧，于是我也就在丸之内电影院里和它再次碰面。这次我不再以俘虏的姿态，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自由人，而且还是自己掏钱卖票的客人的身份入场。
可不知为何看的时候不由泪流满面。这并不是被电影本身感动，而是让我回忆起第一次看这电影时曾经渡过的扣押生活，情不自禁流出了眼泪。
除我以外可能也有其他怀有这种心情的观众。就在我身边就有好几位采用了和我一样的方式表达了对这部片子的褒扬。这些人中就有可能当年一样也当过俘虏，也被要求看过这部片子的。
我可真想过去问问，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万一被人回复说：“没想到苏联对日本俘虏还挺照顾的嘛。”那恐怕就会立马变成无名之火了吧。
第三次看的时候就在不久前的电视上。这次可没像第二次那样在电影院里流眼泪。而是想起过去以前辛苦劳动过的老伙伴现在过得如何，身体还好不好。因为那时候的同伴已经接连不断离开人世。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年，毕竟人都是会变的。
估计以后我也没啥机会看上第四遍了。
不过假设真有那种机会的话，我又会怀着怎样的心情欣赏呢？
巧遇莱金中尉
滞留在西伯利亚的第四年，即昭和23年（1948年）5月的某一天，我收工回营正经过大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苏军军官从主楼方向走了过来。
虽然他带着军帽戴得较深看不清脸，但他穿着长外套的身形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等他走进再仔细一看，果然那位军官不就是莱金中尉嘛。
于是我向他打招呼：“莱金中尉！”，对方也回应道：“是斋藤啊！”并向我伸出了手。
自从盐场一别已经一年没见他了。
莱金中尉正如前文所述，是从属于政治部的军官。（蒋：也算是个政委了）
他还要我画漫画来给日本报纸投过稿。结果因为我跳过日军内部办事的规矩（应该先给日军的负责人过目，取得同意后才能转交。）挨了某个下士官的打从而引出一起事故来。自那以后我们就逐渐熟络起来了。
中尉带我到劳动营背面，那里可以将安加拉河一览无余，找了颗大松树，他就一屁股坐到树根上。接着拿出帕匹罗斯（带过滤嘴的香烟）分了我一支，便自己点上吸了起来。
“真没想到斋藤你会在这儿。在制盐厂的时候我还以为把你给送回国去了。”
我问他那次体检时，不是说体质在两、三级以下的才给放回去吗？可他说的确是这样，不过你斋藤的体质好像应该也算在两、三级里面。
也不知道是他记错了，还是有其他什么人在里面搞鬼，反正真相已经搞不清楚了，总之现在情况就是我还是被留在这个鬼地方。
我和中尉聊了离开制盐厂后被带到塞尔扬卡，后来又被转到现在这个劳动营。
其实我们交流的时候靠的是只言片语外加肢体语言，互相都是半懂不懂的。
过了没多久，中尉就用长靴踩灭烟头，然后对这我说：“斋藤。”就在这时我心中突然感觉不安起来。
这不安的原因就是听说各处劳动营里都会专门召集几个人留下。虽说不是强制挽留，但似乎已经有人志愿留下了。
莫非中尉对我说：“斋藤，你也考虑下留在苏联吧？”，所以想到这儿心中突然一紧。
万一中尉真的开口问的话，就算我拒绝了，那他们又会把我怎么处理呢？
同时中尉为什么要向我主动开口呢…？
还好，实际上和我担心的正好相反，中尉接下来说道：“这所劳动营用不了多久就会关门，和市区内的第1劳动营合并。那时候也会安排第一批人回国。这次我肯定要想办法把你安排回国。”
我一听这话，立刻高兴地不知道该怎么好了，不由握住中尉的手反复说：“斯巴西巴（谢谢）！”刚才那真担心完全多余，现在我高兴地只想往天上蹦。
从满洲战败开始我就一直盼望着回国，这次终于能从政治部军官莱金中尉的口中获得这份承诺。
虽然苏联对我们撒了很多谎言，但莱金中尉的这句却绝对不是胡说。
我虽然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但后面还是追问了句这个“近期”到底是啥时候？他回答6月份。这么说就是下个月咯，只剩下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了。
虽然还有些担心再过一个月到底能不能回国，但依旧为这个消息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我把中尉一路送到大门口。他对门卫下士官说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听懂。出门的时候中尉还把他的烟送给我说：“达斯维达尼亚（再见）”挥了挥手算是告别。
我目送着这位穿长外套的矮个子中尉直到他消失在坡道下面，以后我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我本来以为去第1劳动营的时候还会再见，但其实这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之后就再没机会了。
虽然有些人对莱金中尉非常厌恶，把他称作“霉菌中尉”，但他却对我始终心存善意，他也是我的西伯利亚回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公布回国
自从莱金中尉向我透露说：“第9劳动营即将关闭，并与第1劳动营合并，到时候会有人回国。”后不久真的就如同他所说的那样，劳动营所有人全都转移到第1劳动营去了。
每次迁移的时候都会流出很多传言，要么是“这下要回国啦”，要么是“他们会把我们送去挖煤吧”等等。这次也是这样，营区里变得像蜂窝似得到处都是小声议论。
苏联每次都这样，凡是有什么行动前绝不透露一点消息也没有任何计划发表。
包括这次大家去第1劳动营集合也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只是把我们像牛马一样驱赶过去，一路催促：“达瓦伊，贝斯托利（快点，快点）。”
我们所有人集合以后，接下来的事情一如莱金中尉所说的那样。如果能事先说明：“到第1劳动营集合，之后你们将分为两组，一组回国，一组留下。留下的人迟早也会回去的，所以请暂时忍耐一下。”的话效果肯定会更好，只可惜他们一点也没披露。
这次的事情我事先已经从莱金中尉那边听说了，但其他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对于他们本来也想给他们解释一下，但后来又想他们迟早会明白的，于是也就没多说什么，而且也没这个必要。
如果第9劳动营全体人员都回国的话那还好说，但毕竟还是会有部分人留下来；考虑到他们还是别挑明了比较好。
还有一个理由让我不想说出真相，那就是我不想辜负了能让我回国的莱金中尉——他对我的一片信任。
第1劳动营位于安加拉河对岸，卡尔马克思大街上的古比雪夫工厂内的一角。我们则被安置到工厂内由一栋损坏的建筑物改建的收容所中。
第1劳动营收容有2000名日本兵，工作内容大多都在机械厂里。听说这里总共有1万名苏联工人，是家相当规模的工厂，之前我呆过的制盐厂与此相比不值一提。
不过他们却没让我们去竖着高大的烟囱整日冒黑烟的工厂上班，顶多就是让我们去门口的卡尔马克思大广场扫大街一类的活。
白天空闲时间则由当地较为积极的讲师来给我们讲述唯物辩证法、苏共党史等，讲完以后就学唱革命歌曲。比起干活来，唱唱歌简直就是小意思。就在这里我学会了很多新歌（《我的莫斯科》、《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还学会了第1劳动营创作的《杏花》。
上上课唱唱歌，每天我们过得就跟做客一样，就这样过了一周却根本没有安排回国的意思。不仅如此甚至还有几个原本属于我们第9劳动营的同伴被派到其他劳动营去了。这让我心里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于是我便到劳动营出入口守着，仔细辨认进出的苏联军官，想找到莱金中尉和他确认一下事情真相；只可惜一次也没看到他。
接着又过了十多天，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时无论是那些认为“这下说不定可以回国啦”还是不这么认为的人都没了精神，去上课和练习唱歌的人也不断减少。
说真的，连我都有了“难道真的没戏了……”这种不安的想法。
不过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全体集合”的命令，把我的忧虑一下全打消了。
我们在建筑物之间集中列队，有一名苏联中尉手拿花名册，通过翻译向我们说：“下面点到名字的人全都站到右边去。”
“终于发布回国名单了”我站在中尉跟前，心砰砰直跳。
我们的名字依照苏联字母表排列，从字母A开始喊名。凡是被叫到的人就会大声回答“是”接着出列，由军官、下士官以及翻译确认后集中到右侧广场上去。
我的名字“斋藤”按日文发音应该是S，但按俄语写就是C，按照字母表会排在后半程里。这是我在很多劳动营中经历无数次点名后总结出的经验。
军官一个个叫名字，终于到了H。下面就该轮到C了，也就是我。我聚精会神身长耳朵仔细听着。
“且藤邦用！”“到！”我等不及翻译纠正发音就立刻大声回答着从队伍里跑了出来。
此时被叫到名字的和没被叫到的人正好一半对一半。
等念完名单后中尉来到我们面前，正式宣告回国的消息。而且说2日后就从伊尔库斯克车站出发。
听到这消息有人高兴地跳起来，也有人呜呜流下了眼泪。
自从被送到西伯利亚以来，这一天我们可等太久了，每个人都高兴得想哭。
虽说我之前就从莱金中尉口中打听到了今天回国的消息，可真当听到回国的命令还是高兴地双腿有些无力。
与我们这些终于能回国心中充满喜悦的人相反，那些没被叫到名字第9劳动营的人则被立即送往别的劳动营去了。由于我1年前也曾有过在制盐厂里含泪送别占我们一半的人回国去的经历，所以也能明白这些人的心情。
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却只顾着为自己终于能回国喜极而泣，根本没空管其他人怎么想。
当天晚上每个人都因能回国而激动地无法入睡。而我也睡不着就拿着毯子跑到外面去。
西伯利亚的夏天是白夜，到了晚上10点依然像傍晚一样明亮。我望着明亮的天空，看大雁排成一排飞过。大雁是候鸟，对于我们这种囚犯来说也仿佛寄托了一丝乡愁。
“大雁回到日本后一定能够自由飞翔。”“要是我也有翅膀就好了。”
每次见到大雁都会这么想。不仅是我，其他又被扣押经历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
不过这次看到大雁的时候却再也没了那份乡愁，而变成了“喂，大雁，我们在日本见吧。”
人心毕竟比较现实，既然自己马上就要回日本了，自然也就不必要再去羡慕大雁了。
经过4年，西伯利亚的生活终于快要结束了，虽然伊尔库斯克出发还差1天，但却一点惜别的心情都没有。
透过毛毯从地面传来一丝丝凉气真是太舒服了。
“德拜衣，斯巴切（快点睡吧）”
劳动营里的苏军下士官看到我一个人在外面就把我叫了起来，我赶忙掸掉毯子上的土回到房间去。
嗨，毕竟我这时候还是个俘虏啊。
从伊尔库斯克出发
昭和23年（1948年）7月5日，终于等到走出劳动营踏上回国之路的这一天啦。
出发前我们被要求对随身物品进行检查。
所谓随身物品不过就是饭盒、杂物袋、还有一张毛毯而已，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值得检查的贵重物品了。
手表早在进入西伯利亚的时候基本上都给苏联兵掳走，就算有几条漏网之鱼也早就都给换成黑面包、土豆下了肚子。
我们一个个登上检查台，摊开自己所持的物品，接受苏方的检查。
他们最留心的却是各种笔记。我们又不是间谍，搞不懂为啥他们要这么神经兮兮的呢？
虽然这种检查我们都习惯了，可这次发现他们真的是特别仔细。从头上戴的帽子夹层直到脚下鞋底全都要搜一遍。
其实之前他们就已经通知过：“如果有人违规携带笔记，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回国资格！”，所以现在应该没人还带什么笔记在身边了吧。
其实我也有本笔记，专门记录了这三年在西伯利亚生活情况。
本来还打算想想办法蒙混过关，但和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回国资格一比完全不值一提，所以就在从第9劳动与转移到第1劳动营的路上把它丢进安加拉大桥下的河水里去了。
后来我才听说其实那时候也有人试图把笔记本藏起来，但最后还是被发现并当场被取消回国资格。
个人物品检查完毕后，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考虑的，还给我们发了件新上衣。
这新衣服并不是苏联产的，而是从战败时满洲日军仓库中抢来的服装，所以是件全新的化纤军装。
我们原本进入西伯利亚的时候就是穿着完整的军装，而之后的整整三年里，这是头一次给我们发新衣服，也是最后一次。况且这衣服还是从日军手里抢来的……这也太小气吧啦了吧，不过考虑到当时苏联大战过后物资紧张，大概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日本军服大概只有发给日本人了吧，苏联人穿日本鬼子的军装……这个即使发给平民百姓也无法想像）
检查完个人物品、发好服装之后我们就踏出了劳动营的大门。
我们身上只带了个旧饭盒、一张快磨成碎布条的毛毯、还有就是杂物袋（背包）而已。
和三年前我们扛着堆成山的个人物品进来的时候相比完全是另一幅景象。
三年前我们虽然带了大量的物品，但进来时的心情是非常阴暗和悲伤的；但现在不同。虽然身上破破烂烂，可心里却被回国所激励，走起路来也轻飘飘的。
从劳动营到火车站要经过列宁大街再渡过安加拉大桥，路程约4公里。而我们脚下走的这条路也正是这一年时间里通过我们的手辛辛苦苦铺设出来的。现在我们正脚踏这条伊尔库斯克的康庄大道向着日本进发。
虽然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走上去，但这条由我们建设的道路则会永远留存下来。
——顺便说句题外话，有位我认识的年轻人最近去西伯利亚旅行，提到曾经在伊尔库斯克横穿安加拉大桥。我就对他说这座桥和市区的道路正是由我们在40多年前铺设的。那位年轻人完全不知道这个背景，听了好久说不出话来。——
车站里停着列20节编组的货车正等着我们坐上去。这里要进行最后一次点名，完成以后就译1车皮50人为单位装人。我们来的时候坐的也是货车，回去又是货车。在西伯利亚期间他们从没把我们当成客人来看待过。
不过管他客车还是货车，哪怕就算让我们走着回去我们估计也真的会沿着西伯利亚铁路一路步行过去。
在火车站苏联方面只派出2、3个军官来送行，当然这次没了步枪上配刺刀的看守，只有佩戴手枪的乘警随车。
等装完食物，搬运工回各自车厢后，随着“喀喇”一声巨响列车终于出发了。车厢门全部打开，我们吹着风感觉很舒服。
不知是谁交替唱起了《再见伊尔库斯克》、《拉巴尔小调》，于是所有人便也跟着唱起来。这列往东的列车上气氛热闹得像过节一样。
我从车厢门眺望逐渐远去的伊尔库斯克教堂和安加拉河，不知觉间留下了眼泪。
因为突然想起死在异乡，被埋进雪地里战友们。我们把他们丢在异地，连回国的时候都没能替他们捡上几块骨片带回去。
“别丢下我不管！等等我！”突然仿佛听到他们张口对我们的列车大声喊叫。
我们决定“为牺牲者默哀1分钟”。
于是大家都停止唱歌开始默默祈祷，之后车厢里便又恢复到学生郊游的热闹状态。
我们从这里告别应该以后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回想西伯利亚虽然让人厌恶，但也有些地方值得怀念。
去掉负责接待我们的苏联人外，对普通苏联人我还是挺有感情的，而且他们也有很多人对我们不错。特别是在制盐厂里的乌克兰姑娘们，还有俄罗斯大妈。
正是由于她们的存在，才让我没有对苏联这个国家彻底感到憎恶。
列车从伊尔库斯克出发，沿着贝加尔湖行驶，经过乌兰乌德和赤塔，一路非常快速顺畅。3年前从满洲到了西伯利亚的时候还是10月份，这里一路上都被大雪覆盖。彻夜回想起当年经历战败和被俘的冲击，再加上对未来生活的不安，现在看来简直就和做梦一样。
虽然经过的地方都一样，但在这回家的列车上却充满了欢声笑语，而且车厢外季节也正好是西伯利亚最美的夏天。铁路沿线盛开的金合欢及美人蕉也仿佛是为了向我们招手而盛开着。
火车为了补充食品和水，基本上一天一停。列车一停下我们马上就从车厢里跳下来去领取食物或者做做体操什么的。这时既没有像来时那样会有哨兵开枪，也没有人在后面“达瓦伊，达瓦伊”地催促。
只是在过了赤塔挺后面的某站停车时，不知什么原因有个苏联乘警等车迟到，由我们4、5个人把他拉了上来。
这是个年轻的士兵，他不得不在我们的车厢里一直呆到下一站为止。
他说自己不久以后也即将和我们回家一样回到自己的家乡——莫斯科。而在莫斯科还有个女朋友在等他，还从口袋里把他女友照片掏出来给我们看。
停车后他回到自己车厢前他还对我们说：“斯巴西巴，达斯维达尼亚”并一个个握手。
过了贝洛哥斯克，驶过阿穆尔河长长的铁桥后就到了哈巴罗夫斯克。
在沃洛恰耶夫卡，我们见到了坐列车回日本的另一拨人。他们中有好几个人举着标语牌，上面写“劳动人民的祖国——苏联万岁！”“打倒资本主义！”“登上天皇岛！”，这些都是劳动营里随处可见的口号。
接下去沿着从哈巴罗夫斯克流入满洲境内的乌苏里河，向达利涅列琴斯克（伊曼）、乌苏里斯克（双城子）步行南下，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一共约100公里，最后到达终点纳霍德卡。从伊尔库斯克到纳霍德卡全程约4000公里，抵达终点时已经时7月13日，从伊尔库斯克一路过来竟花了9天时间。
纳霍德卡车站有好几条分支线路，类似运输我们的列车也有好几列。下车后前往山丘上的收容所，一路上尽是大海的气味。
“大海！”一听到前头有人喊，我们立刻转头看到了山丘对面蓝色的海洋。
这是日本海，这海的对面就是让我魂牵梦绕的日本了。
一想到马上就能回去，立刻高兴地脚下生风，一溜烟就投进纳霍德卡的劳动营里去了
扬帆起航
纳霍德卡有好几处收容所，但每个地方都挤满了等待登船的旧日本士兵。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座位于山丘上的帐篷，这里也同样挤得跟罐头一样。
此时等待开船的人数总共有1万几千人，有可能是因为僧多粥少的缘故吧，在这里分发下来的补给也是最差的。
但不管饭食有多么粗劣，饮水多么缺乏，我们却对此毫无怨言。因为好不容易才到这里，万一说错什么话被人贴上个反苏的标签的话，说不定又会被送回西伯利亚去。
纳霍德卡港口每隔一天就会有一班船开进港口，平均一艘船可以装上2000人，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大概还有6、7班船才会轮到我们。结果等了7艘才到我们，这已经是在纳霍德卡滞留的第二周了。
轮船一靠岸马上就从甲板上垂下条幕布上面写着“各位辛苦了”，接着船员们迅速放下了舷梯。我们排成5列纵队接受苏联方面最后的检查后一齐登上了舷梯。
船上有股浓浓的日本乡土气息。船长和护士们则在甲板上站成一排向我们致意：“这些年诸位受苦了，我们就是来接你们回家的。”说着便对我们郑重低头行礼。
看到这情景我不由心中涌起一股热流，真想开口回复说：“谢谢你们。”
可又一想：跑在最前面迎接我们的应该是那帮给我们发红纸（入伍通知书）的人才对啊……
可能那些把我们驱赶到战场上的达官贵人正值战败，着实没空。
但是从我复员以后直到现在，也还是从没收到过任何代表日本国家发出的正式道歉。
惠山号轮船满载2100多人，意气风发很快就又出港了。启航不久船上的广播就通知道：“本船预计后天抵达舞鹤。”那天船上吃的是白米饭、鱼、牛肉干还有豆沙包。其中白米饭和牛肉干可真好几年没见到过了。
登上这船就意味着已经回到日本了。
船上的负责人已经把上船人员登记造册，这样第二天就能把会在舞鹤上岸的消息传往各自家乡去。也就是说明天虽然还漂在海上，但家里人就能知道我要回来了。
要是父母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该会有多高兴。以前从西伯利亚给他们寄明信片的时候就已经在田里哭着看过一回，而这次换成真人出现那又会变得如何呢？大概家里都该闹翻天了吧。
后来回家后才知道哥哥被海军征召，战死在了南方。
他的骨灰盒战后才被交到父亲手中。
而我那可怜的父亲——就抱着这个只装有一张纸片的骨灰盒，嚎啕大哭了——整整三天三夜。
我当时还不知道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当时还一个劲儿地得意洋洋。
之后过了2天——“看到日本啦！”听到这声音我一口气跑到甲板上，挤开船头上黑压压的人群仔细一看，之间前方又一片淡蓝色的岛屿阴影。这正是日本岛。
“是日本，是日本啊！”每个人都边盯着逐渐接近的岛屿边嘴里嚷嚷着，眼里包含泪光。自从收到红纸被招入军队，离开了家乡整整8年。是在眼前逐渐靠近过来的日本却依然如此美丽。根本看不到战争的影子，依然是个郁郁葱葱的国家。
假设即使日本真的变得和苏联宣称的那样一片破败狼藉，我们估计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在发了疯似得军队里呆了5年，又到西伯利亚扣押了3年，经历了这种地狱般的生活早就免疫了。
不过在这回国的关头我最担心的还是A子。A子在我入伍前就认识了，在军队期间每过三天就给我寄信，此外还特地送慰问品给我。
她是个扎着辫子的漂亮女学生，由于老是给我寄信，所以在部队里很出名大家都知道。
A子的家在20年（1945年）3月的东京大轰炸（东京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航空队对日本首都东京的一系列大规模战略轰炸（主要指1945年3月10日、5月25日两次轰炸）被毁，家人也全死了。而她则因为被动员去工厂帮助干活儿而幸免于难，孤苦伶仃只剩一个。
而A子寄来的信中文字风格也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剧变。具体说来就是从原本少女风格的含蓄，变成了等我复员回家就和我结婚一类直白的表示。
我们部队战败前在7月份转移到满洲的时候，她还特地跑到满洲来要见我。如果那时候在满洲能再拖延一会儿的话可估计我们就能见面了。只可惜苏军不久就开始进攻满洲，一切都成了泡影。
A子也就在这时候下落不明。在西伯利亚的这3年里，我总是担心她的命运。一直都在祈祷她能从满洲好好地活着回去。
也有可能她会和我老家的人联系，万一还是没消息的话我就打算去打听下她家的废墟在哪儿。
轮船静静地滑入舞鹤湾。每次想起岛上松树优美的身姿便会感慨一番，这可真是应了那句古诗“国破山河在”。
父亲坐上人力车
火车抵达了新町车站。老家的火车站还是和以前一样没啥变化。我踏上站台首先就向赤城山鞠了一躬。
8年前正是从这里出发走向战场，那时候我向赤城山挥手告别，同时心中发誓说如果能再回这里的话一定先要给它敬个礼。
车站闸口处父亲和姐姐妹妹三人都在等我。
“真不容易啊”看到我隔了8年终于从西伯利亚回来了，父亲说着就老泪纵横。
总感觉这几年父亲突然老了很多。
由于这场战争他膝下3名男性子嗣都被招入军队，其中一个永远回不来了，另一个小儿子又被扣押在西伯利亚。父亲当然会整日忧心加速衰老。
父亲特地从家里拖了辆人力车在门口等我。
因为他担心万一我从西伯利亚回来身体衰弱到无法走路，就可以用这台人力车把我拉回去。
不过还好，本人身体状况比他们想象得要好得多。所以最后反倒把父亲装上人力车给拉了回去。
从车站到老家有8公里远。这点路对我来说小意思。和当兵那时候的辛苦，还有西伯利亚的苦役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我腿上打着裹脚布、脚上穿着帆布鞋、再加上身上的海魂衫（海魂衫是在鹤舞发的）一路拉着父亲往家里跑，父亲看着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出汗还是眼泪，不停擦拭着老脸。
穿过藤冈町，平井村就不远了。桑田的对面就能看到老家的御荷鉾山和向山。家里的老母亲等待这一天真是等得望眼欲穿，如今马上就要成真，想到这个我心好像已经飞过去了一样。
在夏天的蝉鸣中，父亲坐在人力车上被我拉着一路小跑急急往家中赶去。
回想起来真是巧合，自从被红纸征召离开故乡到我复员整好八年。
那天正是昭和23年（1948年）8月2日。
蒋梦珊：至于斋藤邦雄心心念念的A子；她在苦苦等待斋藤数年之久之后，误以为斋藤已经死在了苏联的冰雪荒原，于是就在斋藤回国一个月之前——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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