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俘虏兵的苏联之旅（一）

五十当大兵，一百充士官

我们每当需要外出到其他劳动营去的时候，当天负责带队的日方领队就必须先与负责守门的苏联下士官（俄语“塞雷将多”）及哨兵（俄语“堪波伊”）三方面共通清点出行人员数量，全都符合以后才能“阿克罗伊瓦特（开门）”放行。

一般来讲清点人员数量这种事情花上5分钟就足够了，可实际上即使清点人头这个事情每天都要重复做，却依然还是得花上30多分钟的时间才能搞完，真让人无语。

如果放在夏天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去管他要用多少时间呢；因为时间花的越多那么工作的时间相应就会减少。但如果是在零下30度的冬天的话那就够受了。

要在在室内还能暖和些；可一旦在户外站上30分钟，不管你再怎么努力“跺脚”取暖全身也都还是会像掉进冰窟一样冷。

一开始我们还搞不明白为啥要花上这么长时间。可后来知道是因为苏军下士官、士兵的算术太差，特别是乘法根本算不来造成的，我们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每天外出工作的队伍排除偶然情况一般都在200人左右。如果在日本，连小孩都能很快计算出这200个人头，算不出来的人反倒是很少见。可是，在这所劳动营里对算术一窍不通的人却是不在少数。

旧日本军队里行军时候都是四列纵队，进入苏联辖区后就全都变成五列纵队了。我们去工厂上班的时候自然也是走五列纵队。连哨兵都会用日语说“五列”。虽然不知道苏军自己是走几列纵队的，但排成五人一排可能是为了让他们计算起来方便吧。结果哪怕就是这么个计算简便的五列队伍他们算起来也得花上老半天功夫。

我们排成一排5个准备去上工，走到大门前，下士官和哨兵就会从旁边开始“拉斯，得拜，特里（一、二、三）”数起来。200个人5个一排就是40排。可他们由于不会乘法，下士官和哨兵于是就在我们队伍里跑来跑去，一个个地数过去。本来他们乘法就不太好，跑来跑去也还是数不清楚。

天气太冷，我们实在等得不耐烦了，自然心里就会忍不住想大骂“搞什么鬼慢吞吞的，八格牙路。”

然而“八格牙路”这种骂人话很容易就会被人记住，如果碰到对方哨兵是个坏脾气的话马上就会倒大霉；所以结果还是不敢随便说出口。

总之，那时候他们的算术水平要放到日本只能算是小学生还不如。凡是在西伯利亚有过扣押经验的人基本都见识过，这可不是我胡说八道的。

记得曾经亲眼看到过哨兵记录我们人数的草稿纸，上面写着“5*40+3”这几个数字。那天人数应该是203人，一般来说直接写上“203”不就行了嘛。

可是哨兵怎么也没弄清楚总数是203人，所以就把自己清点的结果5列40以及余数3人写成“5*40*3”的形式。

“如果能算到100以上就能当下士官，如果只能数到50的人只能当大兵了吧。”

我们当时对苏联兵背地里都这么评价，这绝对不是夸张的说法。

随着滞留苏联的时间越来越长，苏联兵算术差的弱点也被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也许后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对比较难的计算干脆就给放弃了。

后来只要我们列队走到大门前，他们就会简单数一下然后直接“哈拉少，伊基（行了，走吧）”给放过去。

莫非突然脑子变好使了？这自然又成了一个谜。

也有可能那段时间劳动营哨兵大幅轮换，新来的人比前任计算能力强了些也不一定。

日军采用的是征兵制，只要体检合格就能入伍，智力方面不会检查，但也不会有士兵因此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的。

也不知道苏联的教育体系是什么样的，反正战后和我们一直有接触的苏联兵基本都是这副模样。

“怠工？”

“普咯霍拉波塔”是俄语，意思是工作效率低，也有不好好干活的意思。

我在西伯利亚的那三年间这句话从苏联人口里听得都快磨出茧子来了。本来就是被人用“送你回日本”做幌子骗到西伯利亚来后被当成囚犯强制劳动，换谁都不会愿意好好干活儿。

如果真能有人认真干的话苏联方面肯定会对他采取破格优待的吧。

在我们劳动营里反正找不出这种怪人。只听说过有一部分军官制订了一份工作效率提高周计划的东西想提交给苏联人，结果被其他军官抱怨后就停止了。

你自己不干活却还弄出这么个东西出来，这算什么事儿？！

我们现场工作的人知道后都很激动。

万一这东西真被实施下去的话，真不敢想象那群日渐消沉的士兵们又会惹出什么事情来。

其他地方我不清楚，但在这个劳动营里凡是日本军官都被免除了劳动义务。所以大概是他们太闲了，尽捣鼓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与其去弄这些还不如给我去拿把铁锹过来好好体会下我们的辛苦才对。

牢骚到此为止。在当时工厂里正在搞斯塔汉诺夫运动，凡是劳动成绩优秀的苏联人，他的照片就会被贴在墙上以示表彰。工厂里的工人也对我们说：“你们日本人如果能提高工作额度就能多得面包。”

于是我们就有了个馊主意，最后还是被人揭穿给狠狠教训了一顿。那个馊主意就是把盐装到矿车上推进仓库时，在矿车底部装进几块冻成整块的卤水，然后再在上面盖上盐来“给盐掺水”。负责运盐的兄弟也是我们的共犯，直到称重的老婆婆那边为止一切都还算顺利，但到了仓库就不行了；我们被马塞尔（监工）一下就给看穿揭发了出来。

自然额外的面包肯定飞了，而且还得被马塞尔骂：“普咯霍拉波塔 捏哈拉少！（不好好干活 不好）”，差点闹到要把食品减量的程度。这已经不能算是“普咯霍拉波塔”，而成了消极怠工了。

类似的取巧我们以后又做了好多次，幸好大多数都没被发觉。就算运气差给发现了，我们也全都不认错。那么在制盐厂工作的约2年时间里，我们生产的盐到底有多少？估计只有正式定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吧。

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黑面包350克和各种谷物450克，能给干那么多已经不算少了。

可是每当我想起那些在半夜里还在踏踏实实努力铲盐的战友，我就觉得心里有些对不住他们。

名叫“气死她”的苏联女军医

劳动营里有个军医叫“气死她”，是个女中尉。“气死她”不是真名。她原来的名字已经给忘了，所以我们就给她取了个绰号。

这军医每天会进我们房间一两次，来检查房间内的卫生和清洁情况，每次她都会在房间清扫问题上啰嗦很多。

一进房间首先就去检查窗沿。她会用手擦一下，只要沾上一点点灰就立即嗓音提高八度大叫“气死她那达（要弄干净）”。从天花板到床底下一个死角都不放过，随之而来的就是连珠炮般的“气死她那达！”搞了半天还以为总算可以结束了，可这次她又开始检查我们的脸来。

她检查并不是看脸色好不好，而是留没留胡子。这军医特别讨厌邋遢胡子，只要一看到有人脸上有胡须就会说：“气死她那达”。

就这样无论到哪里军医都会左一个“气死她那达”右一个“气死她那达”，所以我们也不知从啥时候开始喊她叫“气死她”军医。

军医本人个子较小金发，蓝眼睛，鼻子高高的，白皮肤，就是脸上皱纹偏多。另外还有就是在皱纹脸上长的那张利嘴被用口红涂得鲜红鲜红的。

可能她自己觉得这样挺时髦，可我们看来只觉得滑稽。

也不知道谁说了句：“还是把自己的脸先气死她（收拾）下才对。”对此我深表赞同。

这位女军医也不知道医疗水平怎么样，只有在我们检查身体的时候她才会来显摆一下。

所谓身体检查并不是像日本那样称体重、量身高，而是先让我们脱得光光的然后用手掐住屁股、腹部的肉再拉一下，看看皮肤能被拉出多少长。按照拉出的长度分成一、二、三、四这四个等级。

如果人长得结实些皮肤就不怎么容易拉得开，所以算作一级；越瘦的人皮肤越容易分离，所以按照程度分为二、三、四级。一、二级的人要进工厂干活，三级留在劳动营里打杂，四级的在休养室休养。

这判断完全依据军医的一根手指来决定，所以感觉非常的随意。

我们本来就是作为补充兵被招进军队的，可这军医每次掐完我屁股都会把我归作一级，从来没把我诊断成二级（扶她罗衣）或者三级（托列奇）。可能有些三四级的人看到我是一级一定会很羡慕；可就是因为我是一级所以总也轮不到让我回国，真是太讽刺了。

医生看病的时候也主要依据表面症状。比如有人发高烧（其匹拉托尔）时就会很积极的治疗；反之如果是神经痛之类眼睛看不出的毛病的话就根本不会过来给人处理。我不知道当时苏联的医学水平如何，但从日本军医经常抱怨说：“这连日本护士的水平都不如”来看，可能他们水平低的医生还是比较多的吧。

有时候我们会依照这位女军医的指示去附近松树林里采集松针，然后放在水里煮开了喝下去。说是可以治疗坏血病、维他命缺乏症；不过我倒是觉得一方面这东西难喝得要命，另一方面貌似也没啥效果的样子。

（蒋梦珊：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开水煮松针将许多苏联人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

我们都被这女医生的洁癖搞得烦不胜烦。本来我们下班回来就已经累得要命，床上脏点就脏点吧，窗沿上有些灰尘又能怎么样，这种事情根本就无所谓。这破劳动营本来到处就是臭虫，从没人想过要把这地方整干净。可偏偏她却老是出其不意跑过来要我们去扫地，真是无语。

可能她还真是挺热衷于工作的，对虱子也总是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每个人身上都容易带上虱子，它们往内衣领子、布缝里一钻，就会成为伤寒的媒介，所以苏联方面特别厌恶这些小虫子。

对灭虱工作女医生特别上心，特地领我们去乌索利耶镇上的巴尼雅（浴场）去对衣服进行灭菌消毒活动。即趁我们洗澡的功夫把脱下来的衣服放进消毒室里去杀灭虱子。

可惜即使如此虱子也会马上跑回来在我们身上钻来钻去。与此相反，他们对臭虫倒是一点也不在意。我们的手脚被叮得再红再肿他们也只是说句：“捏奇奥（别担心）”就完事儿了。

虽然因为她老是对卫生管理揪住不放，以至于被我们起了个“气死她”军医的绰号，但说不定这位苏联女军医其实是个能为日本兵着想的好人。

多亏了这位女医生的努力，我们第12劳动营里的死亡人数比其他劳动营要少很多。

战友栗原君

（一）

制盐厂的劳动营里，有约30人曾和我同样在第79大队服过役。他们第79大队所有人员本来全都应该被送进乌索利耶的第11劳动营，后来因为人员安排不过来就转到我们第12劳动营里来了。

虽说是我部队里的人，可我已经离队有2年多了，所以他们里面我一个都不认识。可在工厂里整天一起干活，这样大家也就慢慢熟悉起来。他们中有位叫S的和我一样都是1中队过来的。S和我还是老乡，入伍比我晚了两年。在工作间歇里他慢慢把我离开后的那2年中，1中队里的事好好跟我讲了一遍。

每当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就会到S的宿舍去，听他讲中队里的事情。S也把他所知道的中队里的战死者姓名告诉了我。牺牲者人数比我估计得要多得多，这些名字中既有我非常熟悉的人，也有和我同期入伍的友人。

每当听到曾共同在北支（中国华北）山区一起辛苦战斗的人死去，心想当时那种环境果然非常艰苦。

有次S问我：“你认不认识在太田来的栗原？”

“岂止认识，我和他可是同期入伍的兄弟加战友啊。听说已经回国去了……”

“他是回国去了，也多亏了他我才能保住这条小命。”

真没想到S竟突然提起我这位好兄弟栗原君，即吃惊也同时感到非常怀念他。

那么栗原君到底怎么会救了S一命呢？

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

当时步兵第79大队第1中队负责防守的区域是在北支河北省的易县往西南40公里的一个叫独乐的地方。中队总部设在东独乐，以此为中心四周设有5块阵地都由中队来守卫。

这附近的敌人是八路军，而且是一直以精锐而著称的八路军。中队阵地正面就是狼牙山，那里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昭和16年（1941年）秋，按照北支军的冀西作战计划，日军派大部队进攻这座山。有5名八路军在山上为了防守己方人员，他们就沿着一条细细的山路抵抗日军蜂拥的进攻；后来这5个人子弹都打完了，就丢石头来抵抗，最后这五人一起跳下山谷壮烈牺牲。

这个事情在当时日军中间也非常有名，称之为“狼牙山的五勇士”。为了称赞这5位勇士还特地立了块气派的石碑（可能是日军为激励自己人向他们一样勇敢和自我牺牲——译）。后来我也在某份文献中读到过在狼牙山上曾建过一块碑的内容。总之一中队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敌人。

S被栗原君救了一命的事情就发生在中队参加扫荡行动的过程中。（所谓出去扫荡，据我所知也就是派出四、五十人的兵力到附近的村子里当天来回跑一趟而已，相当的马虎。那时候部队里已经没有集中大股兵力向敌根据地进攻的力量了。）

在扫荡部队完成任务撤回阵地的路上，通过一条偏离村落的狭窄小路时，发现有根木头横躺在路上把路给堵死了。S正好是扫荡部队的排头兵，发现这根木头后为了不妨碍后面人走路就想把它搬到路边上去。

就在他手刚接触到木头稍微移动了下的当口，从身后传来了一声怒吼：“危险，快趴下！”。栗原君立刻把S往地上按来掩护他。

两个人趴到地上的同时，木头那边就轰隆一声随着一股扬尘爆炸开来。

八路军的地雷被巧妙地设置成只要动一下圆木就会爆炸。S战场上的经验不足，所以不知道敌人还有这般花招；但栗原君身经百战，所以一看就明白“这上面有地雷”。

多亏了栗原君将他掩护下来，才让S从被地雷炸死的边缘上给拉了回来。可栗原君自己却因为地雷的弹片光荣负伤，被送到保定陆军医院去住了1个月。

战友栗原君

（二）

栗原君虽然是和我在同一年进入高崎联队（115联队，当时称为东部38部队）的同年兵，不过他负责的是速射炮（反坦克炮），而我则是重机枪，所以在高崎的时候互相没有交集。直到高崎的初期训练结束后，我们作为补充兵员被派到北支山区某警备队时才开始认识他。

有一回看到他脸被打肿了，就去问为啥挨打。

他说队长交代过：“如果有啥想问的就去找他，什么问题都可以。”

于是他就过去问：“我啥时候可以回国？”。

正巧这时候班长也在旁边，一听这话就说：“这么个吊儿郎当的兵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于是就被狠狠刮了顿耳光。

当时军队里，特别是对新兵凡是这类要回国的言论一律都是禁止的。像他这样敢站在队长跟前直言不讳地询问的新兵，在北支（华北）所有部队里恐怕没有第二个。

这之后栗原君就被上级穿了小鞋，在房山县（现在的北京市房山区）大山某个警备队里呆了两年多。栗原君就是这么个人，认识他期间发生的事情要写起来还真是没个完。那我就先写一件被栗原君救命的事吧。

那次是我们部队为进攻八路，特地翻越了好几座山头跑到拒马河附近战斗的时候（那时日军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我在战斗中犯了错误逐渐就在农田里掉了队，雪上加霜连脚也给崴了。

那时候也有其他人负了伤，为照顾他们还得安排其他很多人手来照顾，所以像崴脚这种挫伤队长根本就是一副不愿搭理的脸色。

“挫伤也和中弹一样是光荣负伤。”栗原君说着就把我背到后方村子里去了。

后来又有这么一件事。依旧是扫荡作战，在山里行军过程中的发生的事。我们疲劳到了极点，一边走着一边睡觉，一到小休息不管什么地方随便一躺就能睡着。

如果说在白天出发的话，哪怕有人睡过头也能立刻发现并被叫醒。但如果到了晚上，由于天太黑，万一有人睡过头就有可能被错过，这种事情在扫荡过程中经常发生。

每到这个时候，如果队伍里能及时发现并派人接回来的话那还好说，如果没人来接会怎么样呢？多半会被附近的中国村民发现后直接杀死。

我那次也是在小休息的时候睡着了，等醒来才发现周围已经一个人都不在。我一下子慌了神。环境漆黑一片，连方向都搞不清楚，不管怎样先追上自己部队再说。于是我沿着友军可能通行的一条山路拼命赶路。路上只要被中国村民发现或者碰到敌人（八路军）那就全完了。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东面山上的天空刚好有些发白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喊：“斋藤！斋藤在吗？”原来是栗原君过来找我来了。“斋藤，吓死我啦”他看到我后很高兴，还帮我拿下重重的装具。

当发现我掉队的时候，中队已经走出去很远了。在山路上走就不能维持原来的队形，必须排成一列纵队，所以队伍就拉了很长，一不小心就会搞错人数。这事的肇事者就是我，因为一睡下就起不来；可分队长还是被队长狠狠骂道：“你想丢下部下不管吗？”

为了找我他们就往回走，走到一半分队长说：“估计斋藤怕是再也找不到了，还是回去吧。”就往回走，栗原君看到后就说：“那我一个人去找。”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山腰上发现了我。就这样栗原君救了我的命后又在山上的阵地里呆了2年多；后来部队改编，我们中队就被转移到了易县的独乐去了。

我虽然没去独乐，但马上就被叫到保定某旅团司令部去当差。后来栗原君居然也千辛万苦跑到司令部里来了。在司令部里我的工作是在情报室，基本上都是些打杂的工作。而栗原君则在副官手下执勤。

“要在国内的工厂里你可就是个佐官待遇（少佐，中佐，大佐），可现在才是尉官待遇（少尉，中尉，大尉）可真是屈才了。”我和他这么开玩笑说，他回答：“部队就是部队，随便混混就好。”

栗原君入伍前是在当时位于太田的一家叫中岛飞行器的大军需公司的工程师，负责“零式”战斗机和重型轰炸机“吞龙”。

那时候日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战况一天不如一天，可让栗原君这样的高级工程师去做副官的值勤也太不合理了，这种事情我去反而倒是挺合适。

所以栗原君不久就接到了陆军命令“解除栗原的征召令，立刻返回太田工厂。”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离开部队的那天，他把新的军服（军帽，军装，靴子等）和我穿旧的换了过来。一般人要回国内的时候都会尽量穿些比较好的衣服，而他却说：“反正到高崎后都得上交，所以旧点就旧点吧。”

我很羡慕他能回国去。“斋藤兄弟，我们一起来到战场成为战友，如果再能一起回国这自然再好没有……可我还是不得不向你告别，希望你好好活着，别死啊。”

出司令部的门卫室，栗原君说着就紧紧我住了我的手。那天好像是昭和19年（1944年）9月初。

回到国内后，栗原君想办法给我送了封明信片过来，说太田工厂连日遭到美军的轰炸，工厂已经被毁，出现了大量的死伤。那时我们也正好处在部队被重新改编，往满洲转移大家忙得手脚并用的时候。再后来就是战败被扣留到西伯利亚来了。

我从西伯利亚回来后立刻往太田市写了封明信片给栗原君，可惜明信片由于找不到收件人给退了回来。另一方面栗原君也一直向战友们打听我的情况，后来获悉“他好像死在西伯利亚了”。

后来他还是把我这个“好像死在西伯利亚”的人给找到了。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之前我写的《陆军步兵漫画物语》。栗原君在书店里发现这本书后非常高兴“他果然还活着”之后我们经过联系马上就跑到高崎车站碰头。

自从河北保定一别，已经过去40多年。我们互相握紧双手，老泪纵横，互相都已经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乌索利耶理发店

劳役开始后没过多久，劳动营里就开出了一家理发店（俄语“帕里茨克马赫鲁”）。地点就在厨房隔壁的一间房间，大小约6坪（1坪大概换算2平米——译）经过特别装修。老板则是南君，他入伍前曾在东京开过理发店。理发店里工具只有电推子和剃刀。这些工具还是南君好不容易才瞒过苏联兵给带过来的。

开这家理发店的缘由是这样的：苏联方面非常厌恶我们留的长胡子。除邋遢胡子外，最讨厌的就是军官和下士官们的所谓美髯了。劳动营里的女军医每次看到胡子不管是谁都会对他说：“气死她那达（请清理干净）”。对他们来说胡子就跟某种不干净的东西一样。

于是我就反驳女军医说：“那为啥斯大林就能蓄这种不干净的胡子了呢？”结果他们就不回话了。可能斯大林是神，所以要特别对待吧。

（蒋梦珊：然而斯大林也没留络腮胡啊？）

由于在理发店有很多事情要照料，所以店主就被免去了工厂的工作。不过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天都要站在店里给我们剃头、刮胡子，其实也不是件看上去那么轻松的事。

理发钱自然是免费的。整个劳动营里有500人，如果真能当作开店经营下去的话，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能行得通。

理发店一开张就热闹非凡。一方面因为手艺确实不错，另一方面也因为店主本人人品也好，所以连续好几天都爆满。

一开始客人都是我们自己人，后来劳动营里的苏联军官和下士官们听说这里评价不错就也都过来了。我不清楚在苏联是不是也有理发店，如果有的话估计这活儿的精细程度应该比不上日本人的吧。

不过这理发店有些古怪，不仅剃上面的毛，连下面的也剃。

（蒋：就是……呃……阴毛）

因为只要劳动营里有了虱子，女军医就会命令我们也把下面的毛给剃掉。苏方对臭虫、跳蚤的问题一点也不关心，只对虱子有种神经质一样的敏感，就好像长在自己身上一样。

听说是因为他们曾在苏德前线上因为虱子而爆发过伤寒，结果造成了重大损失。

每次灭虱运动都得把衣服消毒，把头剃光，连下面都得剃掉；店主也会给忙得手舞足蹈不可开交。每次碰到这种情况南君就会抱怨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连那种地方都要剃毛的倒是头一次碰到。”

南君说他要是回国了，还是回去开理发店。

我开玩笑地说：“那就取名叫乌索利耶理发店吧。”，结果他认真地回答：“那是肯定的。”

南君最后比我早了一年回国。听说他在千叶那边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也不知道他门店的招牌上是不是真的写成了“乌索利耶理发店”，不过我倒是很想到他店里去一边理发一边聊聊以前的事情。

西伯利亚病

战败后被带到西伯利亚，长期生活在劳动营里，不管什么人在这种剧烈变化的环境下都会发生一些改变。

有人像得了老年痴呆一样整天在劳动营里晃来晃去；有人想得太多的了抑郁症；有人像乞丐一样到处讨东西；还有人甚至会向生死与共的战友下手偷东西……

人的变化真是各种各样什么都有，我们把这些毛病一律称之为“西伯利亚病”。

正如同疾病症状有轻重缓急，这得了西伯利亚病的人同样也有轻重程度的差别。如果不分严重程度全都算上的话，那恐怕在我们这些被扣押的人中得占上一大半。

在我所在的劳动营里甚至有军官直接自我了断的。这样的人恐怕就是西伯利亚病的重症患者。

但全体人员都患有西伯利亚病明显不可能。有人完全看不出得病的样子，也有人即便得了病也很快就恢复过来的。

那么哪些人不会得病呢？

他们都是些电工、钳工、焊工等有一技之长，以前被称为技术工人的人。

在苏联对这些现场从事劳动的技术工人采取优待政策。对于我们这些劳动营里的外国战俘也是这样，凡是带个“工”字的专业技术人员都会和普通苏联人一样在工厂里获得优待。

举个具体优待的例子，我认识一个日本焊工。他每天早晚都有人接送到苏联工厂，午饭是由苏联工厂提供的白面包300克，还有工作定额得到的奖励算为120%。所以他在劳动营里的食品配给量也要比其他人多一倍。这可真把我们羡慕死了。

这些人数量很少，当时感觉他们简直就是被上天眷顾的一样。

所以他们到现在还一直再说：“被扣留在西伯利亚也没啥了不起的。”因此西伯利亚病自然与他们是无缘的。

症状较轻的，很快就恢复过来的患者是些从军时间不长的年轻人。这些人直到战败为止都还是新兵，是部队里最受欺压的一群人。他们到了西伯利亚后，发现不再受人欺负，当然就会很快恢复过来。

“当什么兵，还不如做个俘虏呢。”类似惊人的话语我都听过好几次了，由此可见日本军队是多么可怕，所以这句话我至今都没忘记。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些年轻的新兵们把敌我意识形态丢到一边，在苏联劳动营里工作起来简直不要命一样。

西伯利亚病症状最重，而且恢复最慢的就是知识分子（苏联称之为“英特力戈恰”）。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教育程度比较低，大学毕业的都能称为知识分子，100人了才有10个，比例为10比1。

那时候能上大学的都是出生于有钱人家庭里，所以这些大学生知识分子全是有钱人家的少爷。

这些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们（当然不是全都已经毕业）一旦陷入这种境地，就会第一个得上西伯利亚病，而且症状还不轻。病得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些“无节操（原文如此——译）”的并发症，结果情况就会更加恶化。

我去过好几个劳动营，身边总会遇到偷旁边人的面包或物品的事情，做出这些事的犯人结果都是知识分子。哪怕被当场抓住，被队友无论怎么批评都不会有任何反省的意思。

他们的态度就是：只要自己过得去，其他人会怎么样才不去管；这都是知识分子的通病。

（辱知乎用户？还是辱了“高华”“高知”“左壬”？）

每次撞到这种情景时，都会让我陷入沉思：这些人到大学里到底都学了些什么东西啊？

到了西伯利亚后依旧没学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也太让人无法容忍。

虽然每个人饿得都想去偷别人的东西来吃。但却并没有真的这么做，因为每个人都能克制住自己。

如果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干出这事儿还情有可原；由此可见在苏联的战俘营里，学历什么的根本就是一点用也没有。如果说少爷兵们无法适应西伯利亚的暴风雪是因为过去生活衣食无忧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些行为那只能用个人素质问题来解释了。

例如我在的劳动营里没有读过旧帝国大学的学生，结果相应的也没有人出现重症西伯利亚病。也可能是个特例吧。

话说回来，那我自己的症状又如何呢？我感觉即不算严重也不算轻，大概中间程度吧。不管怎么说虽然过去了40年（本文作于1988年——译）但对当初度过的每一天都没有忘记，可见我这西伯利亚病依然没能治好，可能属于慢性患者吧。

多盐浮肿病

以前每当有人倒了霉或者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说“真是光脚踩盐巴”“泡在盐水里”。对于我们这些被抓到西伯利亚制盐厂服苦役的人来说，正是每天体验着的真实生活。

我就在这家破烂盐场里干了近2年时间，期间完全就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踩着盐巴”过来的。在工厂里虽然规定不准穿鞋进入盐堆，但其实只在一开始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随便穿着鞋踩进踩出了。一旦手脚上有个小伤口，盐就会渗进去产生一阵刺痛。可能以前的人说的“光脚踩盐巴”就是指这个意思吧？

在这破工厂里日夜不停地劳动真是非常辛苦。特别是吃也吃不饱饿得直打晃的情况下还得在半夜里搂盐更是让人受不了。就是再缺乏食物，也不可能靠吃盐来填肚子。可我们这边实际却是要多少盐就有多少盐，所以不知不觉就开始越来越多往粥里、汤里加盐。

虽然大家都知道盐加进去只能越来越咸，根本不可能让肚子吃饱；可心理上还是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哪怕能减低一点饥饿感也是好的。

人体盐份如果摄取过多的话就会导致高血压，但在当时我们没人知道。哪怕就算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恐怕也不会有人会听进去吧。

不过，盐吃多了身体就会产生浮肿，所以劳动营里大部分人的脸和手脚都异常地肿大。乍一看显得还挺健康的样子，所以其他劳动营里的人就羡慕地说：“12劳动营看样子吃得不错啊。”对不知道实情的人看来就是这种感觉。

当时劳动营里最能放开吃的就只有这盐了。

一开头大家都不花钱似得拼命从厂里往回带盐。带回来的原盐没经处理过，就放在红砖上烤了做成焙过的精盐后当调料用。

此外，我们还用这烘烤过的盐做成其他各种东西。其中正月里供奉的年糕（日本流行在庆祝新年（明治维新起日本新年改为阳历元旦）时吃年糕。

日式年糕是白色淡味，传统是把饭团放在大木桶中，以锤子不断击打而制成。——百度）就是一种每个人都会做的东西。只要把盐块用木片削一下就成了。

一边做大家一边异口同声地说“希望明年正月会在老家过节”。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做了多少块“年糕”了，甚至还会用盐做成兔子、不倒翁玩。

就这样，我们在盐场里随意挥霍盐。但对苏方来说这些盐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国家财产，因此如果有人把盐带出工厂就等于违法，哪怕只拿了一把出去，一旦被苏联人发现就会被带去警察那里。听说一般都会被判十年。

不过我们本来就是俘虏，所以也就特别处理，就算被看门的抓到也没办法拿我们怎么样。即使带了人头那么大块盐出去，只要说声：“是拿回去吃的”就能一走了之。

只要还在这厂里干活，盐对我们就根本算不上什么珍贵物品。如果手头上没有了，随时都可以去工厂拿回来。

有些头脑活络的人会趁着去集体农村或进镇子办事的时候悄悄把盐拿出来换成食物。对方即便知道是从工厂里拿出来的，也根本不会怪罪我们，甚至会说明天多拿点过来。真不明白这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假设一个人手里能拿300克盐，那么500人就是150公斤。我们平时私藏下来的盐就有这么大的量。和其他缺盐的劳动营比起来，能称得上奢侈享受的只有它了。

在劳动营里虽说我吃盐吃得身体都浮肿了，可到现在这把年纪却依然血压没有任何异常。可能我们比常人多吃几倍的盐幸好只维持了2年而已，称不上长期。

画宣传板

在工厂里每个人的岗位基本都是固定的。不过有天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厂长叫去给一个专门在厂里画宣传板的老人打下手。这里的宣传板上画的不是宣传画，都是些用来竖在厂区里的标语、工作成绩表一类的东西。只要在红色的背景上用白漆刷上俄语字母就成了。

给人帮忙画这种宣传板，这种工作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工作只须切割胶合板、清洗板上的污迹就行了，轻松无比简直没有比这更好的活了。

负责刷写宣传板的俄罗斯人说老不老约50岁的样子，模仿斯大林留着大胡子，身材高大看起来很有男人味。刷字的时候总是非常得意得说：“塔库，塔库（要这样，要这样）。”但实际上他的字和他本人长相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完全捏哈拉少（不好）。

我入伍前也曾画过电影、剧院的宣传画；虽说这里文字不一样，但写得是好是坏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说实在的，就凭他那水平还不如我呢。

不过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我还是遵照马塞尔（督导）——别人都这么叫他——的要求在他手下继续打杂。

有次沼尾君碰巧到我工作的地方来看看。这个沼尾君是我自北支保定开始一直都呆在一起的同期兵，非常清楚我的能力，因此他还以为我在这里独当一面画宣传画。结果一看我居然是个打杂的，所以稍微有些气恼，于是就对我身边的马塞尔说了：“你让斋藤写写看，不会差的。”

自然他是手舞足蹈比划着说的。马塞尔对此半信半疑，就说：“你画画看”接着把笔递给了我。

“斋藤，露两手给他们瞧瞧，给我们日本兵长长脸。”我本来都没怎么想画画，可一听到要给日本兵长脸就突然来了精神想画了。

接过马塞尔的笔，一边算好字数一边就画起来。说起来也怪，明明自己根本就不认识描下来的字，可却依然能画得下去……长3米，上下50公分大小的宣传板大概花了1小时才完成。

刚写完几乎同时就听到马塞尔和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厂长说：“哈拉少”“你这不写得挺好的嘛，为啥之前不说？”

马塞尔看来对我的作品评价相当高。又说“明天起就一起干吧”，这破工厂里实际上用不了几块宣传板。过了没多久，马塞尔说他要去其他工厂便离开了，走前对我说：“我肯定还会再去找你的。”

可是最后还是没来找我。专门画宣传板的马塞尔走了以后，我想这厂里画画的工作应该结束了吧，可没想到紧接着又有一项新工作在等我去做。这份新工作就是要在一块直径1米的圆形胶合板中央画上锤子和镰刀，再用月桂树枝条环绕起来（注：应该是两束麦穗），写上C.C.C.P，最终就成了在苏联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块宣传板。这样的要做两块。

因为前几天厂长看到我画的宣传画后，就给了我个样品命令我来画。和在厂里铲盐、搬煤比起来，这画宣传画的工作真是太轻松了。

但我还是摆出了副很为难的表情：“给我一周时间才能出来。”厂长一听就准了，其实我估计只要两三天就行了，我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工厂提供的材料非常简陋，但工作还是依旧按计划进行。厂长每天都会过来露个脸，只看看一句话都不多说。这是我在西伯利亚三年中，苏联方面没有任何要求，我最能自由工作的一段时间。

我也能乘机偷个懒，最后正好用了一周完成工作。厂长看了我画的宣传画后一个劲地说：“哈拉少”非常高兴。接着又对我说：“你就干脆留在苏联吧？”当然这是他开的玩笑……

纸币当便纸

在劳动营里什么都缺。不过最缺的还是卫生间用的纸。这卫生间听起来挺高大上的，其实就是在地上刨个深坑，然后在上面搁块木板而已。

我们在满洲没有与苏军交过火，可能因此对方就允许每个人手里保留不少私人物品。但没人会想到自己会被弄到西伯利亚来，所以也没人要多带些厕纸。俗话说“坐吃山空”，我们虽然没那么夸张，但由于无法得到补充所以存货只会越来越少。就算是有厕纸不够用的实际问题，可一想到用手——那时肯定不行的（参照印度模式——译）。

所以为了弄厕纸，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我最常使用的是白桦树皮和树叶。在厂区里露天堆放着白桦树和松树圆木，所以我只要过去把白桦树皮给剥下来就行了。

那么苏联人又是怎么如厕的呢？大家可别惊讶，他们认为厕纸是奢侈品，所以根本就不用。在卫生间里他们常常就这么光着屁股并排蹲着，完事儿以后把裤子唰地一提就康恰伊（结束）了。女人也是这样。不管大号小号，上完以后就放下裙子搞定收工，连手也不洗。真是干脆彻底。

所以每次我们问苏方要求提供厕纸时他们都会回答：“捏那达（用不着）。”而我们日本人从小就被要求使用厕纸带手绢，所以大家都没有第二种想法了。

比如，在别人面前要擤鼻涕时，按照常识应该特地去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朝身后擤。但在苏联根本不会用纸，全都用手来擤鼻涕。把手指按住一边的鼻孔，然后用力“哼”一下给吹出来的方法。

从所长大尉到看门小兵，甚至工厂厂长都是这么“哼”出来的。连那位美女办事员也都是用手来擤鼻涕，每次看到这个景象就会让人感觉一下从热恋的美梦中跌落到现实里。

另外再提一下我在北支（华北）的时候。我所在地方的中国人上厕所也不用厕纸。而且从村长到镇长所有人也都是在我面前和苏联人一样“哼”一下用手来擤鼻涕。不知道现在苏联人和中国人还是不是这么干，可能是因为他们为节省物资才养成的习惯吧。

从制盐厂转移到其他劳动营后，白桦树皮就断了货，这下可碰上大麻烦了。

结果闹到最后用什么擦屁股呢？居然是纸币。

如果现在有人用纸币来擦屁股的话就会被人说：“小心遭报应屁眼长歪。”，可当时却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过，当时用的纸币并不是日本的，而是满洲国的纸币。这个纸币是我在战败的混乱期间，在满洲奉天搞到的。觉得可能还会有用就塞进杂物袋里带到西伯利亚来了。

纸币从1元、5元到10元有一百多张。

可笑的是擦屁股的时候1块和10块也没啥区别。

国家灭亡，这可怜的纸币就成了比废纸还没有用的东西。

要在以前这10元纸币买来的樱纸（小张柔软的纸，用来擦屁股。——译）足够我用上一整年的。纸币只有在发行的国家最强盛的时候才会被大众接受。跟我们这些士兵一样，沦落到这里就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物。

有的人连这个也没有，就只能用棍子、绳头来凑合了。现在，无论货币再怎么贬值也不会有人拿去擦屁股的吧。用分文不值的纸币去擦屁股这种事情，恐怕只有在扣押这种非常时期才会发生的事情。

吃狗

“日本人和狗一样。”

每次俄罗斯人看到我们到处搜寻土豆和剩饭时都会这么说。

中国也有类似的比喻，凡是某人行为看起来太不像话就会说：“狗一样（原文如此——译）。”

在日本也有句话说：“别跟狗学样”，看来把行为不端的人蔑称其为“狗”似乎是条全球通用的话。

在西伯利亚被人看得如此低贱的狗与我们的遭遇都差不多，本该被我们视作同命相怜的动物，可最终却还是叫我们给填了肚子，哪怕那只是条幼犬而已。感觉我们这种行为简直连条狗都不如。

“吃狗”事件经过是这样的。从劳动营到工厂之间有条宽约3米的水渠，虽然水早就枯了，可上面依然留着座破破烂烂的桥跨在上面。桥的下面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住了一条红犬。这条红犬体形较小，约和日本柴犬那么大。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的时候那条红犬都会冲我们乱叫。

本来被野狗吠上几声也没啥大不了的；可那时候我们下班都在深夜身心都很疲劳，碰到它这时候突然从水渠里跳出来汪汪大叫，龇牙咧嘴好像要咬人的样子，换了谁都不会还有什么好心情。“这畜生，闭嘴！”“再叫就宰了你吃肉！”狗当然不懂人话，被这么一顿怒骂，反倒又开始在后面追着越发狂叫起来。

这红犬自从那天追着我们叫唤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它了仿佛消失了一样。于是仓田就说：“那狗，当初吃了该多好。”我听到吃狗肉虽然心里感觉有些惊讶，又听仓田说红犬的肉在狗肉中也算好吃的，和牛肉一样。理由是因为他强调自己在日本国内的时候就吃过很多次狗肉，所以绝对没错的。但我听了还是半信半疑。

之后过了没多久，下班回来时经过那条红犬住的桥时，突然看到消失的红犬横躺着死在干枯的水渠里。

仓田一看到这情况就马上从队伍里冲了出来，抱起水渠中红犬的尸体，然后一眨眼又回到队伍刚才的位置上去了，快到前面的哨兵甚至没有发觉。“你真打算吃这个？”我问了仓田，“这个算我请客。”仓田嬉皮笑脸地把狗裹进外套里藏了起来，以避开哨兵的目光。

当天晚上大家说得可热闹了，主题自然就是辩论该不该吃那条红犬。一开始意见一半对一半。正方提出的论点是红犬可能因为冷死或者衰老自然死亡，所以不会有问题；反方则认为随便去吃死亡原因不明的尸体最危险了，所以还是停手吧。

最后主张吃的一方赢得了大多数人取得胜利，最后决定就把它做成狗肉大餐。第二天仓田熟练地把狗给拆了。取下来的肉和卷心菜一起放进饭盒，在搁在壁炉上煮。房间里一时充满着肉香，这气味可是好长时间没闻到了。

这时我肚子不争气地开始咕咕叫，但由于自己一直反对吃狗肉，所以虽然沼尾君一直在旁边劝：“真香，尝一口吧？”可我还是死命忍着没去吃。

“真没想到狗肉居然这么好吃。”“可总归还是有点恶心。”吃过狗肉的人纷纷发表评论说。

“斋藤，你也来一个吧，能让你精神百倍哦。”一边说着又要塞给我，可我对这个玩意怎么也下不了口。自打到了西伯利亚，我本来身体就不结实，现在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可是不知为啥那条红犬的样子老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就是没办法把它咽下。

在后来看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吃过狗肉的人一个都没出现异常。肚子也不痛、也没人拉肚子，这时我才想“坏了，早知如此为啥不吃呢？”后悔不已。

虽然嘴巴上说得好听，但其实那时候我是怕死，如果没问题的话我还是很想吃的。

也不知道吃过死狗的肉的人会变得连狗都不如是不是真的。

那次以后在伊尔库斯克的一个劳动营里又听到了个惊人的故事。在某处劳动营，有次让3个人编成1个小组去负责搬运木材的工作；工作结束后只有2个人回来，另一个没归队。劳动营方面很担心就问那两人：“还有一个人去哪儿？”结果他们都说：“不知道”，最后那个人就弄得下落不明。

可有人听了以后充分发挥想象力制造出了这么个谣言并广泛流传，说他们两个共谋把另外一个杀了吃掉。

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这不就成了吃人肉了吗？和人吃人比起来，人吃狗可能还更容让人接受些。总之人类就是种丑陋粗俗的动物。这件事最好的证明就是我们这些曾在西伯利亚蹲过的人了。

怀念同期战友

在我工作的制盐厂里经常会有同在乌索利耶的第11劳动营派出人手过来支援。这第11劳动营里收押的都是我以前在北支的时候呆过的部队（独立步兵第79大队）里的士兵，所以经常会从他们派来的支援人手中发现熟面孔，有时候甚至会遇到令我一直挂念的同期入伍的战友。

有一次在制盐厂里往矿车上装盐的时候，恰巧遇上了我同期入伍的战友——须永君。当天我正从沥池中将盐铲到下面的矿车上，一不小心就把盐块甩到负责运盐的人身上去了。“疼死啦，给我当心点！”没想到为此动怒的竟然是须永君。

“哎呀，这不斋藤么？”“哈哈，原来是须永君啊……”我们隔了好久才在这里再次意外碰面，两个人都老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只能互相把手紧紧握在一起。

须永君是在昭和16年（1941年）春天被一张红纸征召到高崎联队的重机枪中队里来的，打那以后我和他这个同期兵就在同一个班组里共通分担苦乐。高崎训练结束派到北支（华北）后，虽然依旧所属同一个部队（79大队），但却连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过。

后来在北支（华北）的涿县分别，想来应该已经过去5年之久。5年之后居然又能在西伯利亚的破工厂里再次见面，这可真是次难得的会面，可我当时能拿得出手招待他的只有一个土豆而已。工休的时候须永君聊了很多老部队里我不知道的事情。

下面这一章我就写一下关于日军和八路军之间激动人心的战斗故事。

我原来服役的部队（独立步兵第79大队）直到昭和20年（1945年）6月才转移至满洲，这之前一直驻扎在以北支河北省易县为中心的山区阵地上。当时日军直接面对的敌人就是八路军。虽说无论哪处的八路军都挺能打的，但在这附近（冀西军区）的八路的部队尤其精锐，所以给负责防守该地区的日军来带非常大的麻烦。

在昭和18年（1943年）日军力量正处于高峰，所以还有能力离开防区反复出发清剿八路；可到了昭和19、20年（1944~45年）随着日军实力下降，就再也没实力主动出击，连防守都感觉捉襟见肘。在易县西面月30公里，沿拒马河有个村子叫“紫荆关”（长城的关口之一。位于中国河北省易县城西40千米的紫荆岭上。为河北平原进入太行山的要道之一。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之险。——百度）。

当时此处设有日本国策会社“华北电业”的一个发电站。在此负责防卫的是独立步兵地79大队第3中队，他们在这紫荆关一直呆了近2年时间。但最让我感动的并不是他们和八路的战斗，而是中队奉命从此处撤离时的故事。

昭和20年（1945年）6月，我们地63师团（“阵”字）即将从一直负责防守的北支河北省调配到满洲进行接替。而在最前线的阵地上却并没有派去轮换的兵力，所以就须要在这种情况下从阵地上紧急撤退。

但此处四周都已经被敌人包围了，要想撤退下来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第3中队要从紫荆关下撤回来也面临这同样的问题。到79大队总部所在地易县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被两侧大山夹持，是条沿着山谷伸展的道路。八路军为吃掉撤退途中的日军中队，特地在两侧山上重要地点设下伏兵。一旦发生战斗，地形上绝对是对八路军非常有利。

如果是去进攻敌人的话，受些损失还能接受；但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却是撤退，所以希望尽量不发生损伤，所以队长以下人员行动时都如履薄冰。

我们一从阵地出发，就看到敌人就已经等在山上了。一旦遭到从山上往下的攻击，要逃跑就难了。所以大家都做好交火的准备，须永君则特地将重机枪自己抬着，以便随时可以射击，而不是像平时那样放在马上驮走。

可奇怪的是当中队开始撤离阵地的时候，八路军却没攻过来，甚至连枪都没打一下。这种情况对早已做好全员牺牲准备的中队所有人来说真是太意外了。

直到中队所有人抵达总部易县后才松了口气。同时密探也终于报告了敌人为何不攻击中队的理由。

在中队撤离紫荆关的时候，附近村子的村长们集中到八路军那边说了这么一番话：“这里的日军对我们老百姓没干过一件坏事。所以希望你们也别去攻击，就让他们这么走吧。这就当是我们这些村民对他们日军没做坏事表示的最后感谢。”

八路军听从了村长们的要求，就没对日军发动进攻。当他们在易县总部里得知这个消息后，中队里每个人都感觉“我们这次是被村民给救了。”，所以就面对紫荆关的方向低头致意。

我也不清楚这中队具体在附近村子里到底怎么处理关系的，可能是他们和之前驻守的部队相比没干什么坏事的缘故吧。从这点来看比起士兵素质，指挥官的素质才是问题的关键。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还是挺温馨的。当从须永君口里听到的时候，我突然胸中涌出一股热流。

中国的村长们自然都是些好人，但八路军能尊重百姓和村长，听从他们的劝告这点也很了不起。如果换成中国村长劝诫日军不要攻击八路军的话，又会如何呢？

“尽管捡了条命，但我们的境遇还是太惨了，还不如去当八路的俘虏呢。”须永君用这句话做出了总结，我对此深表赞同。

我们到处烧杀，最后还是在北支（中国华北）战败了。如果是被八路军俘虏服苦役的话，估计也就自己认了。但当时留在中国的部队实际上根本没被当作战俘对待，反倒被当成客人让他们很快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在西伯利亚根本就没被告知这个事情——后来我还想听须永君谈部队里的事情，但可惜之后他就在没出现在制盐厂劳动营里了。直到信州战友会上我才和须永君再次见面，那时自乌索利耶告别以后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的岁月了。

见面会我们互相握着手，好久没说出话来。须永君在制盐厂和我分别后，第二天就转移到其他劳动营去了。只有又在好几处劳动营之间辗转，最后回国比我还晚了一年时间。

“记得以前在盐场和斋藤两人一起一边听着工厂呜呜的汽笛声，一边聊天。”40年后须永君终于可以和我在信州的宾馆里继续聊当时的事情。

他现在前桥（日本城市，位于群马县中南部的一个中核市，是群马县县厅所在地。——译）健康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