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漫画家成了侵华日寇：陆军步兵漫画物语（三）
作者：蒋梦珊
46.自己拿枪打自己
我们新兵哪怕到了战场上还是新兵，和在国内比起来，在这里反而更加忙活起来。
因为我们在国内经过一通培训后就送到前线，然后这里几个那里几个地被分配到不同的警备队里，在那儿又得继续接受训练，或者被派出去打仗的缘故。
训练期间新兵特别多，所以都是集中起来一起进行。其中任何人无论犯了什么错或者挨了巴掌，对我们全体受训人员来说都会一齐感觉脸上无光。
后来到前线被分配到某个警备队后，之前以前受训的新兵还在一起的就只剩下四五个了。我们栖身在众多老兵里，简直就和小白鼠一样不得不一天到晚不停地忙活。虽然大家都是新兵，但实际上每个人个性特点又各不相同，我属于那种军务上积极偷懒的那类人。
那时候从山西的部队那边调来了个一等兵A，他不管哪方面来讲都和我是一类人。但他体形比我大多了，看着怎么也不像个替补士兵。
在军队里，凡体型较大行动又迟缓的人很容易被老兵和班长盯上，因此耳光也吃得比别人多。有次一等兵A在后山上的分哨所执勤时感叹说：“好想快点回国去啊。”一边说着一边还把发下来的压缩饼干递给了我。
我不记得后来有没有给他回礼，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其实也就这么点而已。
他后来并没有战死，在分哨所站岗执勤期间，他用自己的枪射击自己左手手腕。
为什么要打自己的手？恐怕就是因为他想快点离开军队吧。一等兵A自从被送去医院以后就没再回中队里来。我们也不知道他受伤后是回了国还是被调到其他队里去了。
以前我也听老兵讲过有人特地制造这样的事故以便能让自己被送回国，但却从来没想到一等兵A居然真的会这么做。也不知道中队把他送去医院的时候在文件里给他写了个什么故事；这种事情如果队长一发火给揭露出来的话，按照军法渎职罪五年刑期怕是跑不掉的。
这点A应该知道，或者可能他知道会这样才故意这么做的。但队长毕竟没有那么做，还帮着部下把事情掩盖了过去。但不过战斗详情报告不管怎么吹，只要看一眼这伤医院马上就会明白怎么回事了吧。
47.厕所惊魂
“砰”半夜里突然响起一声枪响把我给惊醒了。枪声只有一下所以应该不是敌人来袭，觉得很奇怪就立刻拿起枪冲到外面查看。
“怎么回事儿，好蹊跷啊。”和听到枪声赶来的值夜人员一起把阵地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却连个人影都没有，也没有其他可疑的地方。
这时，从附近厕所里隐隐约约传来阵“呜，呜——”痛苦的哀叫声。大家一起跑到厕所一看，只见一等兵K胸抵着枪口，整个身体压在上面趴在地上。脸色苍白，枪身上也淌着鲜血。
“怎么回事，一等兵K！”我们两三个人一起把他抬到外面来，自然一眼就看出一等兵K他是要自杀。本来他打算对准心脏用小脚趾扣动扳机，但似乎没能打中要害。
于是卫生员处理了一下后，等天亮就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去了。
上次是一等兵A对着手腕来了一下，这次又是一等兵K给自己胸口来一下，这种事情我已经是第二次遇到了。这回中队又会往给医院的文件上些写什么上去呢？
一等兵K和我是同期（出身地不同），是个不太爱说话的好青年。他以前从没负过伤，但为什么却要来个自我了断？而且此前从来没显现过这种迹象，所以事发突然对我冲击很大。过了一阵子一等兵K出院后又回到中队里来了。
上次一等兵A一直没回来让我担心不已，这次看到他健健康康的样子我终于放下心来。
如果说一等兵A这种情况按军法绝对要判渎职罪。可一等兵K这种自杀时运气好，子弹没打中要害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判呢？
这事故是在我被派往其他部队防守的阵地上时发生的，所以可以说类似的自杀自残事故其实每个日军部队里都不鲜见。
48.对一个死人的“处罚”
这是一件发生在部队长期在外进行征讨期间的事情。有支在冀西山区（河北西部）易县西部某个村子里宿营的中队，早上正要从这个村子里出发的时候，“轰”一声从部队后方传来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我们对此并不在意只想到“手榴弹炸了啊”。
不一会儿后面马上就报告过来说：“一等兵M用手榴弹自杀了。”
“M为什么要……”战友们都觉得无法置信，队长听了这个报告也说不出话来。
大概队长在苦苦思考该怎么处理一等兵M的事吧，因为村子旁边正好有长官过来。
事情发生在中队里而且又是战时，就算不是光荣战死，至少也能当成一般战斗死亡来糊弄过去。
可惜，这事儿马上就传到长官耳朵里了。
他大发雷霆地怒吼：“这种叛徒只配用草绳捆了丢回给他父母！”
士兵自杀是常有的事情，如果当时首长能说句：“可怜的士兵，好好送送他吧。”然后再点根香的话，那么士兵们肯定就会尊敬这位首长心里觉得“这人挺不错的啊”。
也有人建议他去这么做，但他却根本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长官甚至连我们为他下葬都不允许，最后还是我和战友瞒着他把一等兵M残破的尸体给悄悄埋了。
这事和陆军刑法没啥关系，士兵想死的话随时都可以。
真希望一等兵M他要是能再坚持一下的话，就能活着看到日本投降了。
49.两个日本兵
某天，我正在警备队入口站岗执勤，看到有两个不认识的日本兵被通讯兵带了进来。这两人都是一等兵，没有佩戴武器而且气色消沉。这两人被带进一间靠警备队入口门卫隔壁的小杂物间里。
那个地方从门卫可以一眼就看清，简直就像在监视他们一样。我们负责给他们送餐，但又被禁止随便和他们说话。
这两人经常会互相小声嘀咕些什么，具体内容我们却听不清楚。
一开始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两个不知所属的日本兵突然会被关押，但马上我就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两人是隶属于距此地有上百公里，位于山西西面的某支部队的士兵。他们防守的阵地上的部队被八路军全部消灭，也就在那时候成了敌人的俘虏。
刚被抓的时候他们很吃惊，因为日军一直宣传“万一被敌人俘虏，不但上面的眼珠子会被挖出来，下面的蛋蛋也会给揪掉。”
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样。不但不会被屠杀，而且还享受了优待。
不过不管敌人怎么优待，日本兵毕竟还是日本兵。他们一心只想回到部队里去，所以某天两个人就逃跑了。
他们在山里又不认路所以也没跑掉，马上就又被敌人抓了起来。这时八路军士兵对他们亲切地说：“如果你们想回日军部队的话，我们可以送你们回去。但是如果回到日军里，恐怕你们会被判刑，所以还是再考虑考虑吧。”两人没有意识到日军严苛冷酷的军法正在磨刀霍霍等着他们，回答：“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去。”
敌人就通过村民给他们带路送到附近正在进行扫荡的部队里去了。（单向透明啊——译）接收这两人的部队不知道怎么和上级部队联络的，结果决定暂时把他们送到最近的警备队——我们这里安置下来。等那支部队回来路过附近的时候再把他们两个人接走。
听到这里大概一定会觉得这是个宣扬军国主义的美谈，可以拍成电视剧作为正面形象广为宣传吧？那么军方又是怎么对待这两位勇士的呢？这两人被送去后方以后班长说：“我以前呆的部队里也有这种事情，他们俩多半会被军事法庭判死刑。”
这两人从敌人当中冒死逃了出来，这份勇敢怎么说也值一块金鵄勋章；但他们的下场却是被判死刑，这点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
当时日本军队认为一旦被生俘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会被当作叛徒。他们其实也挺倒霉的。如果能逃回自己原来的部队的话，说不定队长还能耍个手段蒙混过关；可惜落到其他兵团里的话就没法通融了。如果他们是自愿投敌那是另外回事儿，但这两人是因为不可抗力才成为俘虏的。
如果连这种情况下军队还采用冷酷无情的手段打击的话，以后日本士兵毫无疑问就会相信八路军的话“你们会被日本军队判刑”再也不回去了。
可从当初士兵的心情来看，恐怕根本做不到不回去；如果真这么做，他们相信那才会真的变成叛徒了。就因为在那个臭名昭著的《战阵训》里写有“决不接受被俘虏囚禁的耻辱，当以死洗清自己的名誉”的话，才让多少士兵无端遭受痛苦，甚至白白送掉性命。
我经历了这件事后决定：万一被中国军队俘虏，无论如何都绝对不会再回日军去了。
50.点和线
结束了国内的训练，我就被转移到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胄）独立步兵七十九大队的一中队里。当时十五旅团被分成五个独立大队驻守在以北京为中心半径约五十公里范围的区域里。
对于这个“半径五十公里”大家可能没概念，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以东京为中心，往东到千叶县的成田，往南到横须贺，往西到青梅，往北到茨城县的古河这块那么大的地方仅有不到一万人兵力的旅团驻扎，正如当年描述的那样：占领区只能保证点和线的安全。
七十九大队（士兵们称作七九）总部在京汉线的涿县，五个中队主要守卫京汉线山区部分。我所在的一中队负责从京汉线的良乡到支线往西的坨里，我们警备队则负责沿着琉璃河形成的五个自然村。所有的警备队里都建有瞭望台和炮楼，粮食、弹药的储备能确保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坚持半年。
一个中队配备两百名不到的兵力（标准是180人——译），却要负责守卫五块地方，结果就是到处人手不足。
士兵经常会被派到这五个警备队里去轮班执勤，每个警备队由于负责的队长个性不同所以每个地方的工作环境也非常不一样。如果被派到评价好的地方去那还算庆幸；反之被派到差的地方去的话，那就会埋怨负责人事考核的准尉起来。
警备队之间的平时联络靠的是无线电和电话，若要是人员移动、粮食、弹药、邮资交接的话，则双方会派出兵员到中间地点去办理。
昭和15年（1940年）秋，爆发了有名的八路军百团大战，一中队负责防守的南窖村遭受到三千名八路军的猛攻。我在昭和16年（1941年）被分配过来，当时治安情况还算良好，还没有发生八路军大规模袭击的事件。
当时也正好就是毛泽东所谓“敌退步我进步”的阶段。日军在这期间整天忙于对八路军进行反复的扫荡作战。一旦收到行动命令，中队就会从各警备队里抽调兵力，编成征讨部队。由于整体人数的限制，所以一个中队顶多只能派出一百名兵力。
此外还得征集运送粮食、弹药的骡马和中国人苦力同行，他们的人数和士兵数量基本等同。中队主力经过这么一番准备后才开始进行为期10至20天的扫荡；时间长的话会有一个月离开守备队到各个村子里到处进行破坏活动。
受破坏的一方自然不会无所作为，这样一来作为破坏者的士兵们又会不断被折腾。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到了昭和18年（1943年）十五旅团迎来了大改编。
随着在山东省的独立混成六旅团（秋）下属的两个大队和从国内派来的一个新成立的大队被编入，十五旅团就变成了六十三师团（阵）。自然防守范围比现在更大，新增加河北省一百三十个县中的四十个县。
本来十五旅团5个大队要负责15个县，现在8个大队要负责40个县，规模扩大了约一倍。这样一来，所谓旅团扩编成师团也只是名义上的，只是把负责放手的区域增大了而已。在八路军的袭扰下我们依然疲于防守而无力进攻。
师团将八个大队一分为二，成立了六十六、六十七旅团。六十六旅团在保定，六十七在丰台各自设立司令部。
六十六旅团防守区域被称为“保定道地区（都道府县是日本的行政划分）”下辖约20个县，一个大队要负责五个县。中国的县面积虽然比日本的小，但要让兵力才一千名左右的一个大队（步兵大队约1215人）守住五个县实在是非常困难。
因此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成立保安队（八路军称之为伪军）来协助日军。但他们都是些没什么战斗意志的杂牌军，过来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已；所以有一大半人拿了日军发给他们的武器最后都逃到八路军那边去了。
一个大队负责5个县，每个中队则要负责一个县，兵力稀薄的可怜，每个人都提心掉胆的。当时日军的真正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敌人那边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京汉线以西有冀西军区（司令杨成武）以及东部平原地带又有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这两支部队之上还有晋察冀边区司令部（司令聂荣臻）。
其中最精锐的是冀中军区，负责在此处守备的日军大队却是刚从国内调来的，还没习惯怎么和八路军打仗，所以牺牲最大。
昭和18年（1943年）部队被改编后，按毛泽东的说法：中日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日军战略保守、八路军准备反攻”时期。我在这段时间里在旅团司令部的情报室里工作，按照上头命令负责各种杂务。到部队开赴满洲为止有两年时间在那里适当偷偷懒，适当做做事。
到了昭和20年（1945年），进入毛泽东所说的第三阶段“八路军之战略反攻、日军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日军在各个战线上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就在这时候，我们部队移到了满洲，归属关东军的指挥之下。因为在满洲的部队已经全都去了南方，满洲这时已经全部空了出来，我们过去是为了填补空缺。在满洲我们归于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四十四军，部队最后在通辽和郑家屯附近被脱去了军装。
这里是片一望无际的草原，既没有兵营，也没有民房，完全是块荒凉的土地。每天我们都生活在帐篷里，非常不方便。这里的给养供应恶劣，水源也很差，到处都是问题重重，后来又听到苏联参战的消息，这下生活完全没了希望。
我们因此不发一枪无条件投降，在奉天（沈阳——译）郊外被解除了武装，这对日军来说是个史无前例的“侮辱”。就在此处和关东军的消亡一样，我们六十三师团也结束了仅持续了两年的寿命。（最后一任师团长是岸川中将）部队编制就在这里消失了，等待我们的是长达三、四年的西伯利亚强制劳动。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因为我们六十三师团（其他还有三个到中国增援的师团）被指派到满洲，成了苏联的俘虏而已。
51.八路军送来的慰问品
在前线偶尔会收到从国内寄过来的慰问袋。就是在一个宽大概30公分，高约40公分的白色的布袋，里装着日用品、点心、杂志、慰问信等等。
那时候由国防妇女协会发起，各家人家自己把慰问袋制作完成后送到陆军省恤兵部，再从这里分送到各个部队。
如果能一个人一个的话自然就没什么话说，但实际却是三个人分一个，甚至一个分队才能摊上一个。
这时候就会按照人头把袋子里的东西分成数份，然后抽签领取。慰问信都是由女子亲手写的。文风柔和让人浮想联翩，经常听到读信时想象着对方一定是个美女，结果实际上却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一类的事情。
先不管这个，在慰问袋递交到士兵手中的过程中经常会有内容物被拿走的情况。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拿的，反正到手的时候袋子里的东西就只剩下一半了。部队里的人怎么能这么滑头呢？这种情况不仅只限于慰问袋，有时候具体送给个人的邮包，如果里面放了食品的话也肯定会被人拿走。
但有些和士兵没什么关系的东西，举我的例子来说比如绘画工具、写生簿就肯定不会被偷。（蒋：斋藤可是个漫画家）
当战局不利，导致国内物资不足的时候，慰问袋的数量就会减少，而且里面的东西也会变得粗陋。基本上食品都会被拿走，就算有也都只是些海带干货什么的；剩下的还有薄薄的杂志、人造纤维的毛巾等等。当时人们的生活物资都已经凭票供应，自然没有多余的东西送到前线去。
我本来认为慰问袋这种东西只会从后方国内送过来，但在华北围剿八路军的前线上却收到从敌人那边送来的慰问袋，让人非常意外。
那是我在山区警备队时候的事情。这支警备队在驻扎的村子外面设了个分哨所。某天我正在分哨所站岗。有个带圆帽子（中国叫瓜皮帽）的中国老农带来了个大袋子，说是八路托他送的。
“八路军究竟要送给日军什么东西？不会有什么古怪吧。”我们小心翼翼保持警惕，先让老农打开布袋。结果里面是三只带樱花花纹写有“慰问袋”字样的的白色袋子。
“原来八路给我们送慰问袋来了。不过可别大意。”继续让老农打开慰问袋。里面装了花生、核桃，还有毛巾肥皂，不过通常的慰问信则被几张八路军的反战传单所取代。
没想到里面装的是食品。不过会不会掺了毒啊？就继续让那位老农试吃尝毒，结果没啥异常。
八路军给的慰问品？也没什么特别的嘛。我们就放下心来把东西带回去分给战友去了。其中花生的味道特别好吃。
与从国内送到士兵手中半路上却被贪污一部分的日本慰问袋相比，士兵们对这个从八路军敌人手里送过来的慰问袋抱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队长知道这事儿后说：“今后一律不准接受这样的东西。”此后这支警备队在我驻留期间里再也没出现这种事情。“话说敌人居然连慰问袋也送过来了，看来我们日军还真是落魄啊。”我一边吃着八路军馈赠的花生，一边和战友开起了玩笑。
52.差了一天捡了一命
以前就听人说过：“这部队与其叫做军队，还不如叫成运队。”我深以为然。
当了兵自然就一定会被分到某支部队里去。随着被分配进入的部队不同，士兵的运势也会有相当差别。
即便如此士兵也是无法对自己将要去的部队挑挑拣拣，而是完全由一纸调令来决定去哪里。凭着这么一份命令，一张薄薄的纸片就能让士兵的生死与未来立马上下区别开来。
我就曾经历过这种事情，有亲身体会。
昭和18年（1943年）春，我被从此前一直呆的房山县某阵地上调离，转到西南方向50公里外的易县去。和我之前驻扎的大山里一个啥都没有的贫寒小村比起来，易县怎么说也算是个县城，街上还有电灯，用中国话说这对我来说真是“顶好”的。
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到离此地10公里的某个小警备队去。
就是有这么一张命令的缘故。我得向发出这份命令的人事部门准尉处去报到。“那边治安可不太好啊，你得多小心。”为啥非得派我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啊？！
心里稍稍有些恼火，但在部队里不得违抗军令。军队生活你只能顺其自然，于是就带着我的所有财产：发下来的武器和个人物品过去赴任了。
到了之后我才发现，那支警备队不但所在地治安差，而且兵力除了兵长外只有7个人，装备一挺轻机枪，剩下的就是每个人手里的步枪了。真是个力量薄弱靠不住的警备队啊。
另外，这支部队刚从前面部队接手才一周时间，周围的情况还没摸清楚，这更让我觉得不安。
更加让我坐立不安的是八路军可能出于威慑或者骚扰为目的，每天晚上都会过来胡乱放枪。不过这种程度的扰乱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万一对方但真打过来的话，就靠这么个小小的警备队怕是一口就会被人给吞了。
“怕什么，要真打过来的话，总部马上就能派出增援，所以没啥担心的。”
虽然士兵们心底还是怕怕的，不过每个人都相信大部队会来救他们，所以还算是有些自信。不久，八路军夜间骚扰射击越来越激烈，我正想着：莫非这次是来真格的了。
这时“命你转移到保定司令部”的命令发到我手中。军队里，所谓转移是指从原来所属的部队变为另一支部队中的一员，也就是移动军籍的意思。
这份命令下达突然，而且是直接到司令部去的，所以我也不清楚到底为啥会被派过去。不过既然是突然来的命令，我就背起少得可怜的包裹和装备往指定地点——保定去了。
那时候，我虽然感觉有些对不住留下的战友，但心里面还是有种解脱的感觉。那里情况恶劣，八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了过来，反正只要能及早脱身就好。可万万没想到那支警备队的结果就和我想的一样，这事真的发生了。
到达保定以后我正在整理装备，这时听到消息说我以前呆过的那个小警备队就在昨天被八路军给干掉了。
八路军的袭击居然就在我出发的第二天打响。
“斋藤运气真不错啊。”把这事儿通知我的士兵庆幸道。
我长久说不出话来。如果那份命令再晚上一天的话……大概我的牌位现在就会在靖国神社里供着了。
真是对不住了，牺牲的战友们；反过来对指名要我过去的司令部那位上士，还有听到指示后立即就给我发出命令的中队准尉，我可得真的得用中国话道一声“谢谢”了。
53.部队的运气好坏
士兵的运气好坏很多情况下都由所属部队来决定。那么部队本身的运气好坏则是无法预计的。那么我就举个例子，拿我所在的部队来说明。
我的部队是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简称独混十五），通称名是“胄”。
但到昭和18年（1943年）部队改编，从山东省的独混六（秋）调过来2个大队，再加上从国内过来的1个大队总计增加了3个独立大队，于是就新成立了第六十三师团（阵）。
独混六（秋）剩下的三个大队（独立混成旅团一般编制有5个大队）和独混四合并，也成立了个新的第六十二师团（石）。
当初改编时有消息说我们六十三师团会被派到冲绳去，但不知为何最后奔赴冲绳战场的却不是六十三师团，而是六十二师团。最后六十二师团经过奋勇作战还是被美军全部歼灭了。
这里就可以看到前途的好坏分别。同样是独混六，一个是分离3个大队出来编入六十二师团，一个是2个大队出来编入六十三师团。
六十二师团的3个大队在冲绳本岛上整个师团全部玉碎，而六十三师团的2个大队却被移动到满洲后立刻迎来终战，就这么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当时这两支部队的命运，除了神以外又有哪个凡人能够预测到呢？
哪怕后来去了西伯利亚，同样一支部队又由于不同的人被分到不同的战俘营，他们各自的运气也有了区别。
总之直到士兵复原为止，这种运势变化就一直跟随他们。
但不管再怎么倒霉，最终只要能活下来平安回家那就算好的了。
而因为那些被编进不走运部队里战死的人们，不管过去多少年，都永远都无法回来了。
54.荒郊野岭尽是敌人
在山区警备队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我也不记得自己到底参加了多少次讨伐战。当然战斗规模从大到小都有，大规模的有华北方面军发起的的战役，较小的有中等规模的战斗，我们不称之为“战斗”而叫它“中队讨伐”。无论以哪个方向作为主攻一旦发生山地作战，我们作为驻守山区最前线阵地的部队，必定会被派去参战。
当发动方面军战役的时候，各地的兵团就会一齐出动。为了破坏位于之前部队行动中无法深入的敌根据地、司令部，部队不得不深入山区内地，作战时日上也会延长很多。山区驻地的士兵们其实也不总是执行山区作战任务，也有参加平原地区作战的时候，只是他们对山地作战更为熟悉，所以经常被当作部队尖兵走在队伍前面。
为了抵达敌人的根据地，必须翻越好几重山谷。期间，士兵会踩上地雷、被伏击；但在大部队行动的时候，敌人绝对不会从正面进攻。一般都会瞄准兵力少，孤立的队伍，或者疏忽大意落入陷阱的部队。就这样花上好几天总算到达敌人的根据地，结果往往是啥都没捞着。
而且抵达的地方基本都是些让人觉得“咦，这就是敌人司令部吗？”那样的贫寒村子。
既没有日军那种煌煌然写着“某某司令部”的门牌，也没有专门建造的房子。
敌人总是保持轻便姿态，只要带上一台电台就能搬到任何地方去。他们早就获悉“日军来了”的情报，所以无论哪户人家都会把家里重要的东西藏到事先在山里挖好的窖穴里，或者埋进田里。无论那个村子，一旦知道日军要过来就会执行这种抵抗行动，八路军当时称之为“空室清野”。
这种战法就是不仅把自己家里清干净，而且田里也不留任何能被日军利用的东西，全都藏起来。这样一来日军这边也针锋相对，提出个“不能让敌人利用”的歪理，把一家家房子给点了，将全村化为灰烬。
村民们再怎么跑反也不可能背着房子路，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为此中国老百姓对日军又增加了一层愤恨，结果就是村民们一个不剩全都跑到八路军那边去了。所以说哪怕把村子烧掉让人无法居住，也不能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反而会让他们越来越强大。
和平的村子变成了废墟，每次经过这些残垣断壁的时候，对当时的日本华北军来说只会更进一步加深“如果战败敌人就会以牙还牙，把日本变成这个样子”的印象。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怀疑日军里的“大人物”里是否真的有人了解敌人八路军？
“八路军就是些残兵败将，顶多也就是股土匪集团。只要我们一出手马上就能把他们收拾掉。”就是因为那些“大人物”脑子里都是这么想的，才让我们士兵们白白遭受无妄之灾。
八路军最擅长游击战。攻打八路军的根据地的策略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在没能理解对手的本质的前提下，反复出去征讨扫荡，就如同口渴的人靠喝劣酒解渴一样，只会越喝越觉得口渴。
日军面对的敌人不仅仅是八路军，所有没拿武器的农民其实也全都是敌人。冀中（河北省中部）地区位于河北平原地带。这周围农民的抗日意识在河北省里是最强烈的，而且打起游击战来也是非常勇猛。
在这个地区到目前为止他们采取的是鼹鼠打法，这让日军的战术一筹莫展。
我举个例子，敌人逃进了一个村子，我们则从四面紧紧包围连只蚂蚁都跑不掉。但结果等我们冲进去一看，不仅连一个敌人都看不到，甚至村民都找不出一个。
这是因为该村每户人家地下都挖有地道通向四面八方。至于地道入口在哪里，日军却怎么也找不出来。
后来正当我们放弃打算班师回营的时候，却又钻进了他们的口袋里被打了个伏击。但凡曾在这块地区打过仗的士兵，对此都有切肤之痛。
每次打完仗以后具体如何计算损益，我是不清楚的，但我想多半会尽是损失导致出现大大的赤字吧。即便如此，士兵们也只能咬着牙去执行那种混蛋命令。
那些“大人物”只会自己呆在后方整天想着怎么给自己再添块勋章或者怎么才能再往上爬一级，对于八路甚至是自己的士兵们根本分不出心思多去考虑一下的吧。
这种征讨战斗纯粹只有损失却根本没有成果，只有到战败时他们才总算注意到这点；但为时已晚，这时候日军已经一点余力也没有了。
再仔细一想，就算不出去进行那种无用的扫荡，乖乖呆在阵地里好好防守的话，日军也就不会被称作“鬼子”，而且估计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白死了。
所谓骄兵必败，过去的日军正是骄傲者的标本。
说出“日本必将战胜中国”这种话的人就是那些对当时形式毫无兴趣了解的“大人物”。而士兵们则对日军的没落却有着亲身体会。
55.炕
在中国华北的山村里，每家每户都必备炕。
炕有两种用法，一种是通过炕上专门的焚烧口装入煤炭燃烧使用，另一种是利用炉灶的热量和烟来加热炕。不管哪种方式都能让相当于日式房子的客厅变得暖烘烘的，所以这东西是“顶好顶好”的。
警备队的兵营里不能做饭，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营房里烧煤取暖。我所在的地区附近有个煤矿，因此燃料方面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一到冬天就整天烧煤取暖。所谓“没有什么不方便”可能也是因为物资优先保障军队，不过其实都是靠军队的压力来强取豪夺弄来的。
当时的中国人很穷，没什么人家会直接烧煤取暖。基本上所有人都是用泥炭，即将泥土和煤粉混合做成团块来焚烧使用。我甚至还经常从中国人口里听说有人就是通过耍这种泥煤混合的小聪明发了财。中国人就在这种炕上铺曾草席生活，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草席上睡，外加盖一条薄被子就行了。
不知道是因为炕上太热还是生活习惯，中国不管男女钻进被窝的时候都基本都是裸睡。我第一次在这种炕上睡觉的时候，只觉得背上发烫怎么也睡不着，等习惯以后就觉得舒服极了。
在这种炕上睡觉的话一不小心也有可能丢掉性命，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是在某天晚上我警备队负责出勤放哨，换岗后任务解除，就在我躺着打盹儿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在打盹时，梦里感到很痛苦想要跑开，但全身却好像被捆得死死的怎么也动不了，还闻到股什么烧焦一样的臭味。
最后我醒过来才发现自己躺在屋子外面的石头上。接着就从脚后跟传来一阵剧痛，同时也伴有头痛。
原来是我在打盹的时候吸入一氧化碳，陷入意识模糊状态，还把一只脚伸到煤炭焚烧口去，结果军靴和脚就给烧到了。这时候由于下一轮岗哨又轮到我，所以战友过来叫人，发现我脚被烧焦就忙把我抬了出来。
一氧化碳中毒这事儿可真吓人。连脚被火烧都模模糊糊感觉不到。因此才在火灾里很多人再怎么想跑却无法指挥身体行动，就这么给烧死了。
要是我再晚些被人发现的话，怕是就会这样“光荣战死”了。
一般如果有站岗任务的话，所有轮岗人员都会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但这次出于什么理由我已经忘了却一个人睡一间房。
我现在右脚跟上过了40年还留有当时烧伤的伤疤。
56.步兵和步枪的关系
一旦入伍成为一名士兵，每个人就会被配发武器。所谓武器是指三八式步枪和刺刀（士兵也称之为国防剑）。步枪上有菊花纹章。这标志着该武器是天皇赐予，士兵对步枪必须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视的意思。
此外步枪上还有各种数字和枪号，几号枪在哪里有什么样的损伤也能通过这种方法仔细记录下来。因此一旦在某处出现新的损坏，只要在武器检验的时候与该枪的履历一核对马上就能发现。所以军队里检查武器特别细致原因也有这一条在里面。
刚被分派到这种步枪的时候，对士兵来说那得多麻烦啊。新兵那段日子里武器保养做得还不太好，因此每到晚上点名以后就会被罚“举枪”老长时间；这种记忆只要当过兵的人都会有。
哪怕沾上一颗灰尘都会被打耳光，新兵对这手里的步枪一定是深恶痛绝。
可一旦来到前线，却发现反倒是有很多人对这步枪深深爱护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其实只要每天打仗和它朝夕相处，就算你不是国定忠治（江户末期群马县义侠，以赌徒出名，曾在天保年大饥荒中自散家财救济农民。此处强调他爱枪。——译）也会产生“还好有你这么个厉害的伙伴”的想法。
三八步枪万年不出故障，对士兵来说还真是可靠的伴侣。比起美军的机械化和物资化，这种步枪根本不值一提；但我们的对手是善于游击战的八路军，所以还是能起很大作用的。另外也多亏这枪我们才能放心大胆地在战场上滞留。
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对着日军士兵，而是对士兵手里的步枪感到害怕，才对士兵点头哈腰的。如果没有步枪的话就根本无法踏出炮楼或阵地一步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步枪对士兵真是比命还重要。一旦出发打仗，无论什么情况下士兵都不会让枪离手。哪怕小休息、上厕所，或者还是晚上睡觉都得抱着。每到这时候就会感觉它和自己一样有体温，而且和自己血肉相通。还有件有趣的事情。
无论有多少枪，它们各自都不一样。哪怕同一把枪，每当出现不同的情况其射击方法也相应不同。射击方法是指瞄准的方式不一样。
比如打靶的时候，A枪按标准瞄准即可，B枪得偏目标左边一点，C枪得往右瞄准扣扳机时才能命中。
每把枪都有自己的个性，部队里把这称为枪的习性。除了枪上各种编号符号，连瞄准习性、枪身色差士兵都得从上到下一点不漏地对自己的枪摸个透。
每当遇到人事调动的时候，士兵必定会把自己的枪一起带走。比如我，在这四年里基本都只用一支枪，可能也是因为对它有深深的偏爱的缘故吧。
哪怕看到从国内来的新兵手里拿着油光闪亮崭新的步枪，我也不会有和他们调换的念头。比起新的来，我真正喜欢的还是这把和我一起闯过无数鬼门关的老枪。
当时听说一把步枪单价约100日元（等于现在17500元人民币。——译），这比大学毕业的白领初次上班的月薪还要高。再顺便提下，士兵只值1毛5分日元（因为只要花1毛5分派张征兵入伍的明信片就行。）。
部队真是太小气了，为了防止昂贵的步枪被人粗暴使用，才特地打上菊花纹章的吧。1毛5分钱的士兵扛着把100元的步枪，这简直就和漫画一样夸张好笑。
步枪重不到4千克，而在士兵眼里那个菊花纹章可要比4千克的重量看重多了。总之对我来说三八式步枪既有可恨的地方也有可爱的地方。
最后这支枪在战败时，在奉天郊外被苏联解除武装时惨遭没收。
那时我心里既有总算被从三八步枪中解脱出来的感觉，又有和共同走过长达4年的三八步枪就这么永远诀别的遗憾。
57.地道战
我头一次见识八路军的地道战是在位于保定东面的白洋淀湖畔，进攻某村庄的时候。有大约一个小队（50~70人——译）的八路军被我们讨伐队追击逃入一间远离村子的庙里。这下敌人可是钻进口袋逃不掉啦，我们于是就对这庙发起猛攻绝不放跑一个人。
刚开始庙里的反击火力还挺强，可之后就逐渐弱了下去。20分钟后，对面连一枪都没放。不过就算如此我们也不能随便往庙里冲。因为这有可能是引诱日军靠近的花招。于是我们也想了个办法——虽然这个办法日军经常使用——先打出烟雾弹，然后一起“哇——”地大叫做出要冲锋的样子，再来看看对方如何反应。一旦对方以为日军要冲锋，就会把手里的手榴弹急忙丢出来。欺骗对方以后，到第二次就真的实施冲锋。可是这次庙里却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我们就按照正面进攻的套路一边用机枪掩护射击，同时左右两侧派两个小队晃着刺刀往庙里冲。结果一看，怎么回事儿？敌人一个都没有，到底去哪儿了？庙里被子弹达成马蜂窝，只有一尊颜色剥落的罗汉佛像孤零零地坐在黑暗中。“他们到底跑哪儿去了？”其他地方没有向外的出口，所以想来想去只能判断出这庙里某处肯定有个通往外面的地道。“这佛像好臭啊”“谁撒的尿吧”这时候我们还开着玩笑，把佛像挪动了下；结果发现底座下面被挖了个有个可以通过一人大小的洞穴。“混蛋，他们肯定就是从这里钻出去的。”这下再怎么跺脚后悔也晚了。
再说，就算后悔也没人敢钻进洞一探究竟，因为太危险了。他们跑进庙后对我们进行的零星抵抗目的是为了给队友争取时间逃跑。日军一直都不知道他们逃到这里是为了金蝉脱壳，还对着庙一顿猛攻，真是太愚蠢了。“气死我了，把这庙给烧了！”士兵们气的直冒烟，搜集了不少干草正准备点上，队长却命令立即从庙里撤出来，准备出发。
这个时候队长的指挥是正确的。我们撤离小庙不到三分钟，八路军的迫击炮弹就在庙门口炸开了。可能是刚才逃跑的敌人拿出藏在地里的炮反过来朝我们打过来了。
不能有任何疏忽大意，因为藏在地底的八路军随时都有可能对日军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偷袭。之前有好几个战损就是这样造成的，这点队长很清楚。如果再稍微晚点出发的话，就会被八路军通过巧妙的地道战给收拾了，我们的小命会怎么样也就不好说了。
那么当时让日军颇为头疼的地道战的地道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就按记忆简单描述下。
从河北省保定起往东一带称为冀中（河北中部）地区，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这里以农作物丰饶而著称，同时也以当地农民的抗日意识之强烈而出名。侵入这里的日军建起无数炮楼，还挖了封锁沟以此来断绝村与村的联系。
建炮楼挖封锁沟的人力并不是日本兵，全都是从附近村子里征集的农民。这片地区的土壤是干燥的粘土，挖起来非常省事儿；农民们每天都要挖深4米，宽4米的沟自然不会是心甘情愿。
在很久以前的秦始皇哪怕建了万里长城最终也还是没能挡住敌人的入侵，现在这种壕沟自然也无法阻止敌人的渗透。当时日军的头头们简直比古代始皇帝还不如。这封锁沟不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反过来那些花了好几天才挖成的壕沟只一晚上就会被人填平。
在山区，村民一旦知道日军要攻过来就会立即带上生产工具、贵重物品跑到日军看不到的深山里去。可在平原却不是这样，一旦某个村子被四面包围，无论怎么藏终究会被发现。
于是农民和民兵就想出了个地道战——一种前无古人的战斗方法。
一开始农民们为了不让日军发现，就躲进炕和灶台里；之后为了躲得更深，就开始不断对藏身之处深挖。所以地道入口都是些日军找不到的地方。比如户外的井里、猪圈下面、干草堆里，都是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就算发现这些入口，也因为太过于危险而无法入内。
从秘密入口进入地道后，高度就变成可以供人直立行走，有的地方甚至为了避开日军毒气而特地设计了双层结构。而且各个地方都有通风口，重要的地点还有望风口。这种地道连接家家户户，通向各个村子，甚至有的能通道外县去。总延伸距离来看甚至可以说又建个万里长城（6000公里）。而且这么个大工程靠的就是一把锄头手工挖掘出来，这更是让人吃惊。
八路军和农民一起进入地道，挖出来的土为了不让日军察觉，特地用柳条框装好后运到离入口2、3公里远的农田里去。通过这种方法，在冀中地区的地下就形成了个密如蜘网，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没有与之类似的巨大的地下壕沟。
被日军发现以后，就抓捕农民和民兵进行拷问，但他们没有人泄露地道的秘密。冀中地区有这样的地道，对日军来说真是非常可怕，但对八路军来说就是如鱼得水。以至于到现在，保定附近地区还把当时一部分地道保留了下来作为当时的见证。
58.可恨的桃子
昭和19年（1944年）初夏，原本驻扎在山西省大同的泉兵团（二十六师团）被紧急派遣到菲律宾莱特岛去了。为了给他们收拾营区，我们这些司令部机要人员就暂时派到大同。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
大同位于山西省最北边，从保定出发沿北京张家口坐火车可以一路过去，距离大概有500公里。到大同营房的时候，室内的杂乱程度让我们大吃一惊。服装、私人物品散乱一地，桌面上残留的米饭菜汁还是热的。该部队出发时忙乱的景象尽在眼前。
到达大同稍微安顿下来后不久部队就发来了外出许可。距这个城镇15公里处有个很有名气的石佛（可能是云冈石佛——译）。“好不容易来趟大同，去看石佛吧。”有人提议。
“石佛有什么好看的，还不如去拜大同的观音（指女人）去呢。”等到外出的那天就按这两种提议分成两组士兵各自出去了。我自然是要去“拜观音”。
每到这种时候士兵跑得最快。每个人都想去“观音”那边烧头香。我平时走路就慢，这次出了营门不久就被战友们拉下好多。当时大同治安还算不错，士兵也不用特地组队出门，如果想慢慢逛的话我一个人走路就行了。
走了不一会儿，从旁边一户人家的窗子里有个中国女人手上拿了个桃子笑着向我招手。前后望了望，周围就我一个，原来是向我打招呼啊。“这桃子是给我吗？”我将信将疑用中文问她，她回答这桃子10日元（相当于1750人民币——译）。10日元等于当时士兵一个月的薪水（新兵时是5日元——译）。这桃子可真贵啊。不过马上我就明白了这背后的含义。OK我说，那女的就把门打开了。
房间里面一般是泥地一半铺着席子，就是一家普通的带炕民房。里面还有一间房间，里面铺了一床火红的被子。进去以后再仔细一看，感觉和在外面看到的样子非常不一样，我就有些失望。虽说她在房里，我从窗外往里看自然是看不清楚；可即便如此感觉还是和第一眼看到的差了很多，我就一下没了精神。简单来说就是被她厚厚的化妆给骗了。但毕竟已经和她说好了，就老老实实付了10日元，之后她钻进被我叫我进去。
我这时已经没心思和她大战一番，回去的时候那女的笑嘻嘻地把先前那个桃子递给我让我吃。没办法那可是10日元1个的桃子，吃完以后我就归队去了。
战友还在担心我一个人上哪儿去了，听了我的话后都哈哈大笑起来。“不过大同的妓女做太多次都不行了啊。”凡是去见识过“观音”的战友们抱怨道，说不定他们的遭遇都和我差不多。
之后过了两天的早上，平时我都是被人叫醒起床的，可这天确实被一阵猛烈的腹痛给痛醒的。马上跑进厕所，发现是拉稀。我想可能吃什么吃坏了肚子，刚回到室内却又得上厕所，就这样每隔30分钟就得去一次。下腹感觉就和刀绞一样痛。以前拉肚子的时候只要吃上两三粒杂酚油（Kreosot，镇痛药——译）马上就能治愈，不过这次却完全没有效果。
战友又教了我个土方：把木炭弄成粉和水喝下去，结果也没用。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跑到医务室一诊断：“是赤痢，马上住院。”
就这样住进了大同陆军医院。这次是第二次住院，第一次是骨折住进了北京陆军医院。北京那时候是外科，地点在万寿山公园旁边，所以当时住院是“顶好顶好”的。不过这次在大同却是因为传染病，真让人不好意思；而且一到晚上还能听到远处的狼嚎，真是个荒凉的地方。
住院后，我被转移到隔离病房，住进一个10人大小的病房。不知道其他医院是不是也这样，床下面放了个便器。大概是让我方便的，这样连续用上两三天估计就会溢出来的吧。恶心话题就不说了，我连着一周不吃不喝只出不进，除了血和脓已经拉不出其他东西了。
排便次数多的时候一天超过50次。怎么数的呢？我就用小石头上一次厕所就往小碗里丢一颗这样原始的方法计数。
住院以后最让我头疼的就是赤痢的原因。为啥就我一个得病？如果是炊事原因的话就不会光我一个得病，其他几个也应该住院的啊。但实际上其他没人送进来。
经过几番推敲最后怀疑集中到外出时吃过的那个10日元的桃子上。因为回忆那天前后都没有吃过什么可疑的东西，所以犯人只有这个桃子。军医问我吃过啥，虽然很难说出口，但最终还是将那个桃子交代了。
入院第二周周末，拉肚子也止住了。可体重也减掉了15公斤，平摊下来正好一天1公斤。之后从浓汤开始一直到粥、普通食物都可以吃了，恢复很顺利，刚好一个月我就出院。到我出院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已经离开大同，一个人都没剩。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为我住院才来大同的。
就好像狐狸精变成了个女人对我笑嘻嘻，让我起了色心花上10日元买了个超级贵的桃子这也就算了，结果还让人住了院。如果当初去拜石佛的话就不会这么倒霉啦。
现在后悔也没用。真想跑到那女的家去狠狠发顿牢骚才能止住我满腹的怨恨，不过再一想：万一过去又招惹上什么更厉害的细菌的话那就惨了，所以最后还是没去成。
打那以后，直到现在我都对桃子敬而远之。
59.无法忘怀的天使
多亏了军医和护士帮我调养好身体，才能恢复精神再次全力投入到军务中去。这些人中有一位白衣天使不知为何似乎在向我表示好感。
住院后经过20天治疗病情总算好转，于是就把我从隔离病房转到一般病房去了。负责病房看护的护士是A（我到最后还是没搞清楚人家的名字。）。
她总是带着副口罩所以也看不清脸型，但那大大的眼睛显得很清冽。年纪不过十七八岁，在病房里小鹿般跃动工作的身影洋溢着一股青春的气息。
陆军医院里，无论护士长得好看不好看都不允许和患者过于亲近。以前我在北京陆军医院的时候就曾经目击到护士由于和住院的某位士兵患者相恋，而被护士长狠狠打耳光的情景。
就算无法随意和护士聊天，只要能在远离国内的异乡土地上看到穿着白衣的日本女性，多少能搭上几句话，就已经是莫大的安慰了。住了院后身体允许的话，士兵就会开始往各自家乡写信。
这里医院毕竟也算是军队，医院名字要写北支（华北）派遣某某部队。把医院成为某某部队也真是古怪，不过这也是为了防间谍。因此信里也就不允许出现类似“住院”、“生病”之类能让人想到医院的文字，而只能写些无关的内容。
某天护士A把我妹妹寄给我的信放到我床头，用和平时不一样的语调和我说：“我和久子（指我妹妹）是同年级的。”“咦？你和久子是同级生啊！”
真没想到每天照顾我的A居然和妹妹同年级，我大吃一惊。既然是同年级的，那我就推断她应该是十八岁。我妹妹时候还在国内和父母一起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可A却小小年纪孓然一身跑到偏远的蒙古这里来工作，就算她是为国牺牲这也太……想到这儿我内心仿佛被打了一下。
A只提了同级生的事儿，再问其他的就一概不做回答，连名字都都没说。住到一般病房后，我恢复得很顺利，就是每天肚子空空的让人挺难受。
因为突然减掉15公斤，为了恢复原状身体就拼命吸收营养。医院里也有个酒吧，但那时即没有我想要的也没有我买得起的东西。就算想要出去买了吃，可身体情况还不允许，没办法只好忍着了。
这时每到晚上点完名回床位，就会在毯子里发现豆沙面包、馒头什么都。是谁把这些东西塞给我的呢？一开始我还觉得奇怪，很快我就明白了原来是A啊。因为某天晚点名后我看到A从我病房里出来过。
由于在医院里没法明说，对忍饥挨饿的时候帮了我大忙的A，只能用无言的方式感谢她。
人的恨意可以通过食物表现出来，同样善意也能通过食物表现。我对她的善意到现在都无法忘记。
多亏她我才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完全恢复并出院。
坐上卡车离开医院时，A跑到医院出入口处挥着手向我送别。卡车开动以后，A把大大的口罩从脸上解开；这时我已经离她很远看不清她的脸了。
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我解开杂物袋，里面装有她给我准备的牛奶糖、干果还有毛巾肥皂。我想可能还会有信，结果翻了一遍却没找到。
终究她还是没把名字告诉我，我只能以A来相称。
要说起来还是因为吃了那个桃子我才能和A这么情切的护士——况且还是我妹妹的同级生——偶遇。这么一想就觉得买了这么贵的桃子还到了大霉，但能见到A多少也就能抵消了。
几年后我从西伯利亚回国，把这事儿问了妹妹，她却说没这么个同级生。那么那位A又是什么人呢？
当时那座医院的部队名称是这样的：北支派遣 戊 第一八四七部队。
60.不断泄漏的情报
日军的大体情况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有情报泄漏到敌人那边去。
在这里举几个我所在的部队的例子给大家说明一下。
旅团决定启动某项行动的时候就会让下属各部队长官集中到司令部里召开作战会议，进行详细讨论。在会上就会将旅团的作战命令、各部队行动路线图，另外还有敌人情报概要等文件一并交给各位部队长官。这些文件属于军事极密文件，全都标有编号。
部队长官会议结束后，这下重要文件就会被装入包里，由各部队长官带回自己的部队，再召集下属中队长在自己部队里进行商讨。可是，每当部队长官会议一结束，日军的动向就已经泄漏到敌人那边去了。
在敌人那绵密的间谍网包围的情况下，这些行动被他们侦测到那也是没办法；但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部队长官们放进包里带回来的军事极密文件这么快就会落入敌人手里。虽然搞不清楚他们怎么弄到手的，但军事极密文件的复件经常在八路军的文件中出现就足有证明以上问题。极密文件一般由作战情报室的将校军官、下士官起草，然后油印出来。印刷都是我和同期兵兵长N负责。部门以外的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印刷室，使用完毕的原稿和其他材料当场就会被烧成灰烬。
通过这一系列流程制作的文件，按照编号顺序发布到各个部队，只要得到文件的部队不出什么事故应该不会流到敌人手里；所以我对八路军怎么拿到高度机密文件这个问题始终也想不明白。
敌人到底通过什么方法拿到资料的呢？这个问题我在司令部期间一直都没找到答案。正如前文所述，部队收到命令后就会在驻地组织兵力编成讨伐部队，直到出动前得花上好几天时间。
军队这种地方，官僚作风严重得可怕。这种费时费力的流程根本没法改进，所以敌人得到从我们手里走漏的消息后，就能赶在日军抵达前把一切都给准备完毕。面对这样的敌手，等日军大部队摆开阵势出击的时候，根本就没法获得什么战果；反之倒是经常被他们取得不少战绩。
那时军队里通信一律都用暗语，但就连这暗语也说不定给敌人破了。所谓暗语一般人看会觉得莫名其妙，但实际上却都是些特别的暗号。
举个例子，将官称为殿下，校官称为大名，尉官叫旗本，下士官是武士，士兵就是足轻。利用这些暗号比如在部队间电话联络时就会变成这样：“喂喂，这边的殿下（阁下）明天要到你们那边去，大名（校官）一名，旗本（尉官）三名，武士（下士官）五名，足轻（士兵）二十名随行。”士兵对暗语中被贬低身份自然非常恼火，对此风评也不好，之后不知什么时候起就不再用了。
不管怎么说，中国地广人多；当时在北支中国人和日本兵的比例为一千比一。也就是说一千名中国人中只有一个日本兵。对这一个日本兵却又两千只中国人的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真是天网恢恢……情报泄漏自然无法避免。
我在山区防区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件事。那次我们深入山区扫荡敌人的某处根据地。
从某村的一户人家里发现了一张少见的日军编制表。这正是敌人对我们警备队调查以后编制的。里面包括队长以下人员的名字、军衔，连出身地县市都有，真让我们大开眼界。
“我都已经是上等兵了，这怎么还写一等兵啊”军衔上稍微有些出入，其他都基本正确。
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查的？我们自然一无所知，但看了真是细思恐极。
我所在的山区警备队里正好有两名中国苦力。一个人专门负责做饭，另一个打杂。两个人都干了很长时间，日语也基本能听懂，干起活来没啥不方便的地方。
如果真有间谍的话，这两人怕是嫌疑最大。后来队长就不知找了个什么理由让他们立即离开警备队，之后他们怎么样了就不知道啦。
接着我们话题再回到司令部。
这是在昭和20年（1945年）年初，旅团下属某部队俘虏了个敌人的大人物，正将他押往司令部途中发生的事情。由于对方是个大人物，所以司令部也得按规矩把他押解到更上一级部门去处理。为此特地组织了个护卫班把他送去北京。就在护送途中稍微大意了一下，结果就让那个大人物给跑了，让司令部丢了好大一个脸。
列车出了保定行使1个小时。那位俘虏说：“我要去厕所。”所以就给他解开绳子让他去上。等了很长时间打开门一看，这俘虏已经打破窗子逃跑了。列车速度很急，从窗口跳出去的话也不一定能保住性命。但被日军抓住更无法保命，所以俘虏估计还是不得不选择前者了吧。这大人物跳车的时候估计很幸运，被村民或者间谍救了下来，后来再次又回到了根据地。
这条新闻马上就传到抓捕那位大人物的基层部队里去了，所以立即就通告司令部询问说：“我们收到情报说前天送往你处的某俘虏现已回到根据地在指挥战斗行动，司令部是否在押送俘虏期间出了什么事……”
下级部队好不容易才抓住的俘虏，结果却被上级司令部一个疏忽给放跑了，这种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万一给曝光的话司令部可就颜面无存啦。
“这是敌人的欺敌之计，该俘虏已确认被送往北京上级部门。”他们只能这么一口否认了。基层前线部队其实也感觉到司令部可能失手了，但这以后就再也没去追问过。
（这里指的“八路军大人物”是冀东军区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日军俘虏后用火车押运期间在保定望都县跳车逃跑成功。逃脱后任副旅长，1946年叛变投靠国民党。）
61.战报里的猫腻
日军大本营发表的战报一向都是扯淡，这点在战后都让日本国民懒得吐槽了；我在那时现场就一直在做类似的事情。如果硬要指责军队本身就是靠吹的话，那也的确如此没办法。
当时日军和八路交战，获得的最大战果就是缴获的武器，以步枪、机枪为主，如果还能缴获迫击炮的话那就真高兴地不得了。
其次就是发现武器弹药的秘密藏匿地点，不过基本上不可能找得到。再次就是俘虏。其实俘虏的大半都是农民，要想抓到干部也是不太可能的。
最后就是敌人尸体，这里是吹牛注水的重灾区。我在山区警备队的时候，颇受部队反复出动讨伐作战之苦，但每次都没法交出什么战果来。虽说没有战果，却又不能空手而归。如果我方出现伤亡损失的话，那更要拿出些东西来平衡下。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所有部队都养成了特意在平时战斗中将一部分战利品藏匿下来的习惯。也就是说如果在某次战斗中获得战果，那么就会从其中向上级部门瞒报一定比例（比如步枪十支中的三支），这样手上就多了一部分额外的战利品。
每当我方出现损失却没有获得战果，或者出去讨伐却空手而归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额外的战利品充数，这已经成了潜规则了。
那么到底为啥要在战利品上做这么多手脚？因为上级部队要对这些兵器数量进行清点确认，所以至少要得保证数量上不出差错才行。
而在战报中最扯的就是敌人遗弃的尸体数量。这是因为上级部队不会特地跑过来清点尸体，而且尸体很快就得处理掉的缘故。各队都会在这个数据上大吹特吹。哪怕只死1个农民也会掺水说成5个。
（蒋：越南的美军也差不多，还给后世留下了个“敌我死伤比论胜败”的笑话；以及一帮将其奉为圭臬，在知乎/贴吧/微博/论坛/QQ上“交换比定胜负”的网络“军事专家”）
如此这般，在敌人尸体方面的战果所有部队都在灌水扯淡。如果每次征讨八路军的尸体数量果真和日军战报一样的话，那八路军的兵力就会大大缩水。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减少，八路军人数反而越打越多。（蒋：这点拿到越共身上也一样）
我在司令部任职期间从各部队收到的战报上看，尸体的数量总是会非常庞大。就算明白这是胡说八道，但却也没有一个人会对此多说一句，每个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对这种理直气壮在文件上扯谎的日军体制简直就是无法理解。
不过战后曝光的那些日军屠杀数以万计中国民众的问题上，大概也和日本军队里这种日常扯淡和杀良冒功的习惯也有一些关系吧。
罪大恶极的照片
这是在北支（华北）某次方面军行动期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士兵在完成整编后等待出击时，每个人被派发了一张纸币大小的照片，上面印有八路军领导人的头像。这三个人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因为这次行动由方面军主导，计划进攻太行山腹地的八路军根据地；考虑有可能随时随地会遇到化装成农民或便衣的这三位领导人，或者混入俘虏的士兵中，特地预备照片要求士兵随身携带，一旦碰到可疑人物就对照这照片仔细核查。
一张照片而已成不了负担，所以士兵也就没说什么。虽说不担心北支军（华北方面军）的钱包，但给参加战斗的全体官兵印刷并配发好几万张照片，这笔经费应该不会白白浪费吧。
可惜，直到这次行动结束以后也没听说真有靠着这些照片让这三人中哪怕的一个落入日军的罗网的消息。
抓一个八路军士兵就已经够难的了，居然还想抓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岂不是瞎忙活吗？
拿着这照片，最后倒霉的还不是一般中国百姓么？甚至日军兵自己也跟着吃瘪。
日军攻入根据地后，把一路上村庄农田里遇到的没来得及逃跑的村民集中到一个地方后，对照发下来的照片一个一个地比了过去。如果发现一个脸长的和照片有些像的，就会想“这家伙真可疑”，给他些苦头尝尝。
如果没发现长得相似的，就会把照片给村民看，并问：“认识他们吗？”。
如果有人知道长相或者名字回答说：“认识。”就会把他当作敌特，不管他怎么辩解都会拷问到半死。如果村民回答不认识的话，就会说：“怎么可能不认识？！一定是撒谎。”这样又会被日本兵打上一顿。
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最后一般民众都会因这照片倒大霉。
（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在美利坚枪口下跑的是越共，站着不动的是精锐越共？）
后来我们中队在山腰处休息。小队长要检查携带物品（出发前经常要求检查），目的是确认新兵是否携带指定要求配发的照片。结果同期入伍的一等兵T从胸口口袋中掏出来的照片和配发的搞错了，是一张美国女演员狄安娜·窦萍（Deanna Durbin）的明星照。（这位女演员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美国电影《丹凤还阳》女主角）
明星照大小和配发的照片差不多，所以一等兵T一不小心就拿错了。
本来他如果马上换回来的话就没啥事儿，可惜运气太差刚出手就给掉地上了。
小队长看到这个脸气得通红活像煮章鱼。
“把美国佬的照片藏得那么好，却把部队给的照片掉地上，这表明你军人精神太松懈啦！”
往他头上按了个罪名就啪得一下耳刮子把他打得眼冒金星，而一等兵T手里那张狄安娜·窦萍的明星照也在他挨打的瞬间从手里滑落，飘到深深的谷地去了。
如果一等兵T现在还活着的话，再给他看毛泽东或者狄安娜·窦萍的照片，那他一定就会想起当时的情景吧。
情报室值班（一）
士兵如果要转移到其他什么部门，手续很简单。只要穿着衣服，带上配发的武器和私人物品到对方部门报上自己的大名，当天就能保证你的睡觉地点和饭食供应。我从山里到了保定的司令部，最后落脚的地方是传令班。
一个旅团下属四个独立大队（长官军衔为大、中佐（上校、中校）），一般我们都把这些独立大队叫做部队。我所在的传令班就是由部队的士兵和原属一百一十师团（鹫）残留的士兵混编而成，人数大约有20名。不管是呆在前线山区里还是在后方配有电灯的司令部里，士兵的生活依然是一样的。可能是和朝夕相处了两年的战友分别，我还多少还有些念旧；虽然还是在军队里，但一个人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生活心里对这个新巢穴还是会有些抵触。
所谓传令班是指在司令部里各部门下，比如作战、情报、人事功绩、财务酒吧等地方工作的士兵组成的班。这和军官的专属执勤人员有区别。吃完早饭每个人就分开去各自工作的地方，到午饭时又回来，接着再继续干到晚上；工作性质有一半类似于办事员。因此传令班的士兵当时有很多都出自红门（东京大学）或者有名的私立大学。
可惜不管出自哪家大学还是会被没学历的老兵打耳光，所以军队里比起学历更注重的还是资历。在前线的中队里随时随地都可能会战死，但在司令部应该就没有这种担心。所以对我来说能在司令部当差那是顶好顶好的。
之后我在这里呆了两年多时间，和山区警备队相比体会到了很多不同之处。转到司令部后我就被命令在情报室任职。情报室任职乍一听很厉害的样子，实际上也就是早晚扫个地跑个腿什么的，基本没啥事混混日子而已。
值班期间要做的工作首先就是印制情报记录。情报记录就是将从各部队汇报过来的敌情与司令部持有的情报比较判断后编制成一本描述司令部辖区内的敌情的小册子，之后发给下属各部队和上级司令部。
把这个东西用蜡纸誊写后印刷出来就是我的工作。也就是油印，我负责的工作就是蜡纸制版（用铁笔写原稿）。部队里都把作战命令等极密资料用手写的方式制成蜡版印刷出来。又因为这些情报记录都属于“极密文件”，所以印完以后蜡板必须全都烧掉。如果操作不熟练的话，印完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手上、脸上沾满了油墨变得黑乎乎的。
另外还得接很多从司令部下属各部队打来的联系汇报电话。都是些某处警备队被多少敌人袭击，结果如何；此外对于派出的讨伐队在何时何地和敌人交战等诸如此类的报告。也有接到过“请帮忙写点能让阁下夸赞几句的战果进去好吗？”这种用给阁下（将官）拎包的副官口吻说的电话。
可惜那时候，无论那支部队都已经没有余力能取得什么战果了。战斗报告中凡是出现日军战死者的都必须报告。一边听着战死人员的名字，一边手写记录下来，这可真是项让人辛酸的工作。特别是听到以前所在中队里熟悉的战友和上官的名字，把他们写在报告上时更是让我悲痛欲绝。
往司令部汇报的内容中还有关于敌情的报告。包括敌人司令部现在位于何方，附近有无部署部队等关于敌人动向的报告。
关于情报的可信度会按照甲、乙、丙的顺序先后排列。日军调查的内容为“可信度甲”，中方的调查为“乙”，从村民口中听到的传言则是“丙”。一般部队都会利用中国人密探来搜集敌人的情报。
很多带着同样目的放到敌区的密探，他们其实也和敌人有来往。在日军和敌人的中间地带，双方的探子就会互相换取情报。因此这些情报还算马马虎虎，基本可以算作乙等偏上的水平。对敌人来说不必特地派间谍到日军处获取情报也能掌握日军的动作，也算个好买卖。
对八路军而言这种预警系统真是太有效了。比如日军为了发起某项行动，先把各部队长官集中到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这项企图当天马上就会传到敌人那里去。等各部队准备完毕开始行动时已经过去四五天了。
那时候敌人已经完全做好防备，挑好地方就等着上门；如果情况不利则会进深山避难，无论采取哪种对策时间都非常充裕。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开拨过去，其结果早就注定了。
我先前本来还搞不明白敌人的间谍网到底布置在哪里，现在再一想：中国人翻译、往司令部送燃料的马夫、汲水壮丁这些可能都是敌人的间谍。另外还有一到傍晚就必定会出现在司令部墙外的那对拉二胡的男女肯定也是在侦查日军的一举一动。
总之，到专门负责印刷的情报室工作以后，我才能掌握到比在前线时候更多的信息，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情报室值班（二）
司令部大楼背面有座小仓库。这座仓库里像小山一样堆满了以前驻扎在这里的110师团遗留下的文件。当时整理这些文件的时候，发现里面居然有从敌人手里扣下来的文书。对此我觉得挺有意思，就以整理文件为借口仔细阅读起来。
这些扣留的文书都是逃离日军，或负伤被俘的日本籍士兵随身带的“日本兵反战同盟”宣传资料。此外也有敌人出版的画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等各式各样。关于这个反战同盟，以前攻入敌占区的时候经常看到他们散发的传单和宣传物品；但真正认识他们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军队，但又没有反战同盟的人那种想要彻底摆脱军队的想法。因为他们不仅仅只是脱离了日本军队，而且反过来还要从敌人那里朝着日军射出名为“反战”的箭矢过来。
对当时的日本军队来说，这群反战同盟会员简直就是叛徒。他们宣传自己的观点说：“现在这场战争是为军阀和财阀的利益而发动的，士兵只是他们的牺牲品。因此我们要尽早结束战争，早一天回到家乡去。为了这个目的士兵们必须要团结一致，把枪口指向后方。”
很不好意思，我那时根本还不懂财阀、军阀的意思。但对他们提出的“早一天结束战争，让世界恢复和平”的口号却是赞成的。此外我还看了敌人的画报和报纸，上面的东西和大本营发表的战果完全相反，日军的损失写的很多，比如海战被击沉的战舰、航母的名字也都有记载。
一开始我还觉得敌人的宣传手段还挺不错的，后来随着时间流逝看到日军的形势越发恶化，逐渐感觉似乎他们也不都是乱写的，莫非真的……就在这时候我读到了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有关八路军的文字资料。看着看着，以前对八路军模模糊糊的印象渐渐明晰起来。
过去在前线时，经常从保安队的中国人队长那里听到关于八路军的事情；现在看了这些资料，和当初他说的一模一样。八路军善待日军俘虏，到日本战败时八路军还会把他们负责地送回日本去，这点在反战同盟的报纸上也有写。
但我就是没法产生抛弃日军，逃亡到敌人那边去的想法。正好就在这期间，司令部下属某旅团通信部队中有一名一等兵逃跑了。这只是一种厌战情绪所造成，他并没有表现出逃到敌人那边去一类的反战行为。可我还是挺羡慕有勇气采取这种行动的士兵。
先不去管他了，每天发往情报室的文件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北支（华北）宪兵队发出的关于日军军规违纪的情报。这些情报都属于极密，原本士兵是看不到的，这也多亏了我岗位的便利才能看到。
以前我只听到过关于“馆陶事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译）的传闻，但现在从这些文件里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了。这个“馆陶事件”发生在当时山东省的“衣”兵团。被命令转移到其他兵团的士兵们喝了酒以后在哨所开枪。士兵开枪后队长逃到其他营地去，就这样事情闹大被部队里知道了。本来这种事情哪个部队都会有，如果队长能果断处理掉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最后那两个开了枪的士兵还是被军法判了死刑。
如果他们开枪打死了人，那么判死刑还情有所原，可惜军法就是针对士兵特别无情。士兵地位比虫子还低。了解到这个以后，我对军队再也无法产生任何的信赖感。
从各个部队经常送抓到的俘虏到司令部，司令部收到后又会把他们送到更上级部门去。转出去前会把他们暂时收押到司令部里面的一间小屋中。有时候，俘虏太多小屋里放不下。所以就会考虑留下嫌疑最大的人，把其他人释放掉。
具体人选由我和伍长A来决定，看着俘虏名册我不禁陷入沉思。部队的调查报告里这些人都是敌人的间谍特工。所以就无法决定具体该释放谁走。因为凡是被日军抓捕的俘虏基本都有嫌疑。所谓嫌疑并不就是说对方是敌人的士兵，很多情况下也有根本没关系的村民为了凑数被抓了过来。
比如当讨伐战没有战果的时候，急红眼的日军就会抓村民，然后用“俘虏数人”的名义向上级部门报告。这种事情基本上所有部队都当成理所当然的了。
“这个样子的话，那就先把城内有地方住的人放了吧。”翻译看了名册后这么对我说。因为在这里放他一马的话，以后说不定会有什么回报过来。
我也有点想占便宜的意思，所以马上就同意了他的提议。从名册上挑了三个在城里有落脚点的人给放了。将释放信息通过翻译告诉他们以后，这三个俘虏高兴地直磕头。
释放他们不久以后，我就特地在他们三人城里的住址附近晃来晃去期望能捞个外快，结果啥都没捞着。
情报室值班（三）
我们旅团负责警备的地区是以保定为中心，包含20个县组成的“保定道地区”。京汉线穿越河北省中心，其西是冀西地区、东则是冀中地区属于河北平原，是块物产丰富的大粮仓。
这片地区属于八路军的冀中军区，最擅长游击战。这里各个村子都通过地道连结在一起，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被编入民兵组织来反抗日军。当时在河北也属于抗日意识非常强烈的地方。昭和18年（1943年）在日本国内新成立了支部队，还没有与八路交手的经验就给直接派到这个地方来了。这里即便手中握有有千军万马也会让人感到棘手，更何况派来的是这么一支新成立的部队。对方立刻就发起了攻击，简直就是羊入虎口。
首先被盯上的是这支部队配属的皇协军（协助日军的中国军队。被敌人称为伪军。）。在各县城和主要乡镇里日军都设有阵地，在每块阵地附近基本就是皇协军的阵地。皇协军的兵力大概有日军的三到五倍。皇协军使用的武器由日军提供。所以当他们被击败，或者叛逃的的时候就相当于日军间接给八路补充武器弹药。他们本来就没什么战斗意志。只要八路打上一枪吓唬吓唬，他们就会作鸟兽散，或者当场就投了八路。
像这类皇协军反水逃亡的事情接连好几天报到情报室里来，结果就让阁下（将官）大为恼火。“有马搞什么名堂，让他滚过来！”
可就算他怎么发火也没用。等到八路军停止攻击皇协军后，接下来就该轮到对正主日军发起攻击了。一开始，八路军采用了最擅长的伏击、诱敌的计谋。后来慢慢的开始打到日军瞭望塔、前线阵地前面去了，大有展开正面进攻的趋势。“某警备队昨晚遭到敌人的攻击，虽然已经将敌人打退，但我方也战死若干人，负伤若干人。”“某队今日在县城附近与敌人遭遇，战死若干人。”诸如此类都是些负面战报接踵而至。
虽然我们部队不久后就开赴满洲，但此前牺牲的人员一点也不少。虽然也有运气背，部队素质不高的原因，但对牺牲者来说毕竟还是有些对不住。那时候不仅下属部队遭了大罪，连司令部所在地保定也被闹得一刻都停不下来。
昭和19年（1944年）末日军战线全面陷入了不利，城内外的敌人游击队活动也愈发频繁。他们主要针对那些家中男丁被动员走的在华日本人店铺和房子。每天晚上司令部都会接到无数要求派兵过去的电话。光我接的就有百十来通。
司令部里只有不到200名士兵。这些人都要负责通信、密码、护卫等职责，每个人手里都有工作放不开。哪怕就算能挤出人手派过去，一出门就会被人发现。但又不能对日本人同胞见死不救，所以虽然人手不足，但还是硬着头皮派人过去。这支救援队的主力除了我们传令班就没其他人了。每天晚上都会被密集的求救电话呼叫，而我们的武器也不够，只带一把刀就得出动了。
日本人的房子多集中在保定车站到城门一带，属于城外。所以从城内的司令部过去都是一路小跑。至今我还记得有次在保定神社被人搞掉以后，某天晚上正好轮到我在情报室值班接电话的情形。“喂喂，司令部吗？这里是城外某某商会。八路军正在袭击我们，请马上过来！”有个女声夹杂着杂音从电话里传来，还能听到枪声。
之后正当她催促我们赶快过去，突然“啊——”的一声惨叫电话就断了。我们马上就紧急出动，但到了以后已经迟了。那个女人在打电话的时候被人从背后来了一下，就这样拿着听筒死掉了。
到这时八路军已经处于全面反击的最后关头了。如果再这么在保定待下去我的命运说不定就会改变。
那年到了6月份，就把这烂摊子甩给新来的部队，我们则开赴到满洲去，归属到关东军旗下。
在这两年在情报室当差期间最大的好处就是成为负责情报的人员之一。负责我们的中尉K和其下属的两名下士官都是在那个时代里少见的有人情味的人。
信
刚入伍的时候，社会上的朋友、熟人都纷纷往我这儿写信过来，不过随着日子逐渐推移信的数量也变少了，最后不知在啥时候就再也没收到过。有句谚语叫“去者日以疏”。我在当兵这五年时间里只有妹妹和住浅草的那位A子这两人还继续给我来信。
妹妹她是作为我老家的代表写的。因为我父母都务农，没办法实在耍不了笔杆子；再加上哥哥又再次被召集参军，所以就只剩下妹妹能给我写了。另外那位A子是以前公司里的前辈亲戚的女儿，当时还在上女子学校三年级。A子是我在入伍前一年才开始交往的，我们之间其实也没啥特别的关系。并没有以后一定要和她在一起的感觉，不过要一点感觉也没有那也不是真的。
我们士兵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生活，实在无法开口对她约定将来，让她等我直到回国。虽然我们的关系还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可A子却不在乎依然给我不断写信。直到八月份战败为止，我从她那儿收到的信都有好几百份，连自己都没想到。
但我也不只是光收信，也通过军邮试着发出过明信片。但士兵能在上面写的东西其实很有限。一不小心写多了就会被审查的人发觉，然后被从头到尾全部涂黑，接着还会被叫过去狠狠训上一顿。早知如此，那我还不如出国前提前和人约个什么暗号就好了，其他战友也经常这么说。
（蒋：这里再给你们讲个笑话，当年斯大林格勒德军被包围之后，许多德军为了逃避纳粹的书报检查，在家信中用法语写上“我们被包围了”。）
到了昭和20年（1945年）初，我们兵团正为是去冲绳还是满洲犹豫不决，整天提心吊胆的。虽然士兵必须服从命令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还是希望能一旦决定去向就立刻让A子知道。正巧，这时候征集当地兵员，有一个年龄挺大的伍长被招了进来，和我在一间房里做事。那个伍长和我处得挺投缘，不久就聊开了。
有次伍长说：“我认识很多当地人。如果你有什么信想寄回国的话随时可以找我……”
是吗，我还从没注意还有这么一招。于是立即成热打铁把给A子的信托伍长帮我寄回去。信里的内容挺一般的，就是最后提了下近期部队说不定会开赴满洲云云。其实我最想告诉她的就是这个“近期会开赴满洲云云”，结果因为这一句就给摊上事儿了。
信寄出去几天后，我被负责收发邮件的一个曹长（上士）叫了过去。“你看看这个。”一边说着，他一边递给我一封打开的信。一看这正是A子寄来的。当时军队里虽然也有书信保密的说法，但真要被人找个理由硬拆了，士兵也只能干瞪眼没法子。
——3月10日空袭，浅草全被炸了，亲戚家就我存活下来。我现在孤身一人，这可能是天意要让我们俩在一起所以特地留下了我。从今天起，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等你回来。听说你部队要去满洲，我特地拜托爷爷带我坐船过去。期待我们有天能在满洲相见
——我看完以后吸了口冷气。看来我写有“近期会开赴满洲云云”这条消息的信已经通过伍长的熟人交到A子手里了。不过反之这对我来说却又成了个无妄之灾。“她怎么会知道去满洲的？”曹长的问题就这么一个。虽然部队里不断有情报泄漏出去，但部队开拨毕竟还是军事机密。通过这种方式通知她部队转移的消息确实是我失策。可既然是自己拜托伍长帮的忙那就更不能说了。
事已至此我只能深吸一口气说：“是我通过军邮在明信片里写‘可能开赴满洲’的。”这么一说事情就成了负责审查军邮明信片的曹长漏看我的明信片，他一听就火了。我被他打得脸都快变了形，全程都忍着一言不发。既没把这事儿告诉伍长，也没告诉其他战友，全都保密。在司令部楼下的花园里正开满丁香花。我则在司令部楼顶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读着A子的信，脸颊上挂满了泪水擦都擦不掉。
既为有个甘愿等我到天荒地老的A子而感到高兴，又为因泄漏满洲行而被打感到后悔莫及。
昭和20年（1945年）6月初，部队马上就转移去了满洲。当时形势就是无论派上一个两残损的兵团去满洲也好，去冲绳也好都已经无法改变失败的局面了
什么是八路军？
一直都让我们这些旧日本军人颇为头疼的是——八路军到底是支什么样的军队？
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
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由朱德、贺龙、叶挺领导约三万名红军战士针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举起了武装反抗的旗帜。
面对红军接连不断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的势头，蒋介石曾数次发起包围进攻行动。也正好就在这时候日军在满洲挑起了事变。于是红军就从位于江西的根据地出发开始了著名的“万里长征”，最后进入陕西省为抗日做好部署，那时候他们的势力达到了8万人。
1937年（昭和12年）发生了日华事变（七七事变），紧接着中国共产党就和蒋介石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团。
这就是八路军的由来。
所谓“八路军”意思是指第八方面军（第八“路”军）的俗称，另外八路军也被称为第18集团军，这是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顺序来命名的。八路军成立后进入了蒋介石军队战败撤走的华北地区建立根据地，把普通民众组织起来形成军民一体的体制来抵抗日军的占领。
八路军与日军及蒋介石国军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它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因此日军战败后就像过去的内战那样，同文同种的八路军和国军之间继续展开了斗争。最后国军大败逃亡台湾，中国则踏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
自古以来在中国一提起军队，那多半指的就是军阀的雇佣兵或土匪强盗。很多普通大众都被他们害苦了。但是八路军却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时刻以那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准则来和人民相处，所以在普通人眼里这支军队和以往任何一支都不一样，被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军队”。能得到中国一般民众的帮助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1947年国共内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自此八路军就转变为解放军。1949年10月在北京，毛泽东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时解放军已有五百万兵力。现在还有没有那么多就不清楚了。
万里长征结束时那支只有8万人的武装在经历了13年的发展扩张到60倍——五百万的兵力；这简直就是大跃进。如果把红军时期比作出生到襁褓的话，那八路军时期则是少年到青年，解放军时期可喻为青年到壮年。
八路军时期是从1937年到1947年的这十年间，这时候的八路军基本都在和日军作战。中日战争初期，在山西省平型关山区里击败了板垣师团；1940年（昭和15年）夏季到秋季，同时发动攻击了日军在华北各地的部队（即有名的百团大战），彰显了八路军的实力和活力。
日军自从被八路军出其不意攻击从而遭受了惨重损失后，就发起了好几次“八路军扫荡行动”，一直深入到位于山西和河北省境内山区里的八路军根据地中。
1941年及其第二年，当时日军在中国正处于鼎盛时期。由于采取了扫荡行动，这时候的八路军反过来就处于最痛苦的时候。不过即便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投入很大力气建设根据地。
在八路军的这十年中，有八年时间既在和日军战斗，同时又在建设稳固根据地。毛泽东也经常举出建设根据地的各种有利条件，如良好的群众基础、优秀的党、优秀的红军、有利的地形等。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地形，其证据就是：凡八路军建立的根据地都在日军能难进入的深山里。就以我所处的冀西地区（河北省西部）为例。这里建有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政府（察哈尔省、山西省、河北省），其位于山西省和河北省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
该政府下还有各地区的行政公署、各军区、各县政府到村政府一整套行政机构。
群众组织有抗日救国会，对女性有抗日妇女会，对小孩子有抗日儿童团；诸如此类村民全都被组织成了民兵。八路军会帮助这类村子干农活，还会把农民武装起来去种地，以便随时和日军作战。
在学校里受过抗日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孩子们则会加入八路军，从正面和日军作战。共产党就是这样组织和指挥群众，并将矛头指向日军。
日军对此气急败坏，派出大批军队袭击根据地，不仅放出毒气，还把村子一家一家给焚烧殆尽。但这些举动非但没能消灭八路军组织，反而让他们像雪球一样越滚愈大。
当时日军上层无法意识到躲在中国深山中和藏在地底下不断萌动的革命趋势。到了1944年，日军军力急转旗下，再也无力支持“八路军扫荡行动”。这下就该轮到八路军来进攻日军薄弱的阵地了。于是各地兵力被消弱的分遣队就在八路军的进攻中摇摇欲坠。正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在进入抗日战争最终阶段“八路军全面进攻，日军全面退却”之前，日军向盟军投降了。
虽然还有人不甘心全面失败，希望能体面地投降；但日军在当时那种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已经和失败没什么区别了。
八路军虽然只有小米粥喝，手中的装备也比日军低劣得多，面对这样的对手日军已经再也无力挣扎。日军在和八路军打仗的时候，一直采用杀光、烧光、抢光这种三光政策。八路军则针锋相对采用不烧、不杀、不抢的方式来对抗。一支爱护群众的军队，我当时还从没听到过这种事情。就算有这么个军队，里面的士兵又怎么可能做到不伤害一个老百姓呢？
正如先前描述的那样，八路军自建军以来直到现在，正因为有这个一直作为军队根本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才能做到以此为行动指南。（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斋藤记混了）
三大纪律是指：1.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2.一切行动听指挥，3.一切缴获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指：1.睡过的门板要装回去，2.垫过的稻草要放回去，3.说话要和气，4.买卖公平，5.损坏东西要赔偿，6.借东西要还。（蒋：标准版本的八大纪律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八路军并没有规定什么苛刻的要求，只是强调了些理所当然的内容。但和日军相比还是让人感觉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可能是日军的行为实在太不像话了……
打倒粪阀
旅团司令部所在地保定当时还有个河北省公署（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河北省公署），因此它的四周被城墙环绕是座古城。司令部决定就利用这堵城墙在上面画上漫画来为日军作宣传，而我因为曾经画过漫画，所以虽然画的不怎么样但还是被挑选出来接下这份工作。
人手方面，除我以外另有一名士兵以及一个中国苦力，一共三人。我们仨每天早上往板车上堆了油漆和其他材料后，就从门卫那里一直拉到城墙下开始干活。
本来司令部计划让我们在靠近城门的城墙上画上10副超大尺寸漫画，但被省公署反对，所以就停了下来。由于这项工作必须的材料费和人工费都是由省公署出的，他们反对说没有那么多钱给我们去做这么大块广告牌。其实他们真正的想法是：不希望在自己城门边上立那么大块丑陋的日军牌子。多亏这点，我才躲过了自曝家丑这一劫。
最后我们在城墙架好梯子，用白漆胡乱刷上“东亚新秩序建设”、“八纮一宇”等文字来代替。这些字的意思其实连我们日本士兵都不懂，让中国人看了那更是莫名其妙。从刷写这些文字的人的角度来看，其实也不能算是件让人舒服的事儿。
虽然当地治安还算可以，但还是经常有敌人的便衣和民兵在附近转悠。在这种背景下，还要背对着中国人干这活，心里总是怕怕的。
我当时揣了支手枪，另一个人也拿了把步枪保持警戒状态。如果敌人便衣想袭击我们那真是太简单了。还好，这种危险的情况我一次都没碰到过。真是不可思议啊。反正我们小兵抓了也没意思，对敌人一点好处也没有。
不过也有收获：和我们一起干活的中国人苦力和我们熟了起来；还有就是由于经常往返省公署，所以对那边的职员也混了个脸熟。
在这个河北省公署里甚至有人说“如果你被部队除名了，可以过来当个职员。”
我听了吓一跳，回到司令部后马上就向副官报告了这事儿。结果司令部回答：“当然不可能把你除名。但你属于司令部的机要人员，就算除了名也是要被当成军属对待的。”
这个回复比要我去当中国职员还吃惊。我可既没想进省公署，也没打算去当军属。只是一心希望能够早日回日本去而已。
在城墙上刷字可是个闲活儿。工作又没有定量，全都看我一个人指挥。今天干上一点就收工，然后让中国苦力带路，跑到附近小店里混日子。
那个中国苦力的名字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有次他要我在城门入口显眼的地方写些东西。
我看了他递过来的文稿，结果又被弄得目瞪口呆。
他居然写了“中国粪阀打倒”这几个字。
要说“财阀”、“军阀”我能理解，但这个“粪阀”倒是第一次听说。我问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儿？苦力于是就说了这么一番话。
当时哪怕在北京、保定这种大城市里，粪尿的处理都一样也靠的是人挑马拉。在日本也是如此，只是这人挑马拉的工作在日本由市/乡政府处理；但在中国的城镇却是被某个人把持着。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家庭，这种必不可少的夜香清理工作都被城镇上最有势力的人一手控制。
而且这些人还和政府人员沆瀣一气，这就更让人难办了。因此不仅当场会被要求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而且还会抬高价格，公然索贿；凡有不服的都会给穿小鞋，甚至最后都不来给你清理了。
在当时政治腐败的中国，“肥水输送”也成了个社会问题，一般家庭就这样被不断坑害。也因此，普通人对把这些运肥的人非常憎恶称之为“粪阀”。
我听了中国苦力这么一解释才明白粪阀的意思，正考虑要不要写，就在这时这次宣传行动却突然中止了。
如果再晚上两三天的话，说不定这条令人喷饭的“打倒粪阀”标语就会出现在保定城墙上了。
滚落的头颅
在情报室工作期间，经常要和北京的师团司令部联系，所以我经常回去北京出差。
从保定到北京，坐京汉线约三个小时，距离不过一百多公里，正好适合当天来回的出差。
带上刺刀、一把手枪一个人出去旅行，说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但还是让我有种被解放的感觉，所以依旧乐在其中。
出了保定路过涿县、丰台，中午就能到达北京。在司令部吃了午饭后下午把事办了。一般也就是传递个文件什么的，很快就完。办完事后，只要赶在晚饭前归队就行了。
之前有整整“三小时”的空闲。这才是出差期间我最享受的时刻。
平时因公外出的时候会带着写有部队名字的证件和袖章出去。但如果去些不方便的地方（慰安所、饮食店等），就会把臂章取掉以一般外出的士兵的身份活动。
在北京的这种地方，每天都会碰到某部队外出的士兵，这样就不会暴露我是来办公事的。
那时候，在北京西单有个面积挺大的士兵专属慰安所。那里年轻的姑娘们接待的都是日本士兵。因此凡是因公外出到北京来的士兵，必定会到这里绕一圈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都城，市内有很多名胜古迹；可我们这些士兵却都对这些视而不见。现在回想起来感觉真是可惜，如果从那时候士兵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对自己明天会怎么样都无法知道的人，管他什么历史啊文化啊，先满足自己的欲望再说。
我办完司令部的事，去西单阵地“冲锋”前，先到胡同里的一家饭店去填饱肚子。店里并不热闹，客人也基本都是中国人。
饭店里没有日本兵是因为中国人开的店都不怎么欢迎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到付账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小气吧啦，遇上脾气大的还会掏枪指人，闹到最后往往就会以霸王餐收场。
哪怕是在北京这种治安有保障的地方也会经常遇到这种从外地路过的军队里跑出来耍流氓的家伙。难怪中国人开的店都会对日本兵保持警惕。我进这家店后坐在二楼楼梯口旁边的地方。当时吃了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但就在刚吃完的时候，突然上面二楼就吵了起来。
“你这是瞧不起军队吗？”有个男人的声音大声说道。“啊！”接着是个女人的惨叫。
然后就有个什么很重的东西咕咚咕咚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我瞥了一眼……吓得猛吸了口凉气！
因为那东西居然是颗血淋淋的女人的头颅。
听到这事儿后店里上上下下乱成一团。有好几个中国客人从二楼跌跌撞撞逃了出去。可能是怕惹祸上身吧。
我也慌了神。大概过不了多久，宪兵和警察接到店里的报告就会赶过来。这样一来，我明明是因公外出却在这里晃悠，说不定会由此牵连进去。
所以也就没顾上去看看那女人的脑袋是不是日本人，楼上惹事的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军人等等，立刻拔腿就跑了出去。由于事发突然我也没付钱。
在北京吃霸王餐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回忆战友（一）
军队生活的这不到5年时间里，我认识了不少战友。到现在虽然过去了40年，但依然有些人无法忘记。我不但会经常想念起这些战友们，而且还会去给至今仍然在世的战友帮个忙什么的。
其中有两个人在我心中形象依然鲜明，栩栩如生。
二等兵M和我一样，被红纸一张招进高崎联队，和我是同年兵。和他在同一个班里接受新兵训练，上了战场以后又被分在同一个中队；在同年兵里我们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紧密的。
他这人根本就不是个当兵的料。首先动作非常迟缓，其次说话模糊不清，再者脑子也转不过弯来；这三条加起来说明他根本不合适呆在军队里。在部队里，特别对于新兵来说，这三条里只要沾上一条就就得挨巴掌；但他却全占了，结果自然就是被打得让人不忍直视。
看他连着好几天被班长、老兵扇耳光，几乎脸都快变形了。
新兵管理采用连坐的方式，只要一个人犯错那所有人都会被连累到。“喂M，你能不能上点心？就因为你害得我们每天都挨打，这可不行啊！”其他新兵因M整天错误百出，负上连带责任而被打，最后再也无法忍受。于是，大家开始发起了牢骚，还特意把M疏远开来。
可能是因为在班内我的床位和M相邻，我更比其他新兵深受其害。也许是由于我和M属于同一类人，都不太适应部队里的生活；因此就算和M一起被狠狠教训了，也只会愈加同情，而不会对M产生一点恨意。
到5月份，新兵经常会到营区以外的地方训练。某天发生了这么件事。新兵都是在乌川附近的练兵场训练，结束后就到联队隔壁的高崎公园里大休息。身旁的M这时对我使了个眼神叫我一起去厕所。
“搞什么鬼？”我被蒙在鼓里和他一起过去。
结果M没进厕所，而是绕到背面从石墙顶部取下了个纸箱，然后唰一下躲进旁边的树丛里，然后叫我过去。M在树荫下从箱子里拿出大块的大福饼。（用糯米包裹着内部的馅料，通常是豆沙、草莓 、地瓜等甜味馅料，口感柔软爽滑， 中国一般称其为和团子或糯米团。）
“快点吃。”对我说着就拿起大福饼开始吃起来。
那动作快得根本就看不出M以前那种“迟钝”的样子。以至于我那时候以为M是故意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的。
我们吃完大福饼，脸上还做出一副啥都没吃的表情，大声唱着军歌回了联队……正如俗话所说纸包不住火。我担心白天那事儿会被人发现，脑子里一直都很紧张。结果还真出事儿了。负责训练的上等兵那时正好在上厕所，很倒霉我们两个就被他发现了。
上等兵之所以当时没惩罚我们两个是因为他以为拿大福饼过来的另有其人，说不定还在现场，打算一网打尽。后来M交代说其实在那地方偷偷放大福饼的是他家人。M的老家就在公园隔壁，知道了M训练回来后都回到公园里休息后，家里人就特地等在公园和M对完暗号，就把大福饼搁到那地方去。
总之，当晚的挨的是“特级巴掌”，指用靴子打的那种。我和M又是当事人，更是被这“特级巴掌”打得嘴角都裂开了。只是对其他连饼都没见到却挨了打的新兵，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下次我请大家吃大福饼，这次的事一定会补偿的，真是对不住了。”当晚熄灯后，M在我隔壁床位上说着就哭了出来。
将一名普普通通的市民送进军队这个士兵制造工厂里，仅三个月时间就要把他转变成帝国军人。在这三个月的训练期里自然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总算结束了新兵训练，就在我们新兵开赴战场的时候，M的母亲在高崎车站的站台上对我说：“我儿子就拜托您了。”一边还好几次对我鞠躬。
到前线后，之前还在一起的战友都一个个被分配到预定的部队去了，我和M也被分到同一个中队，一起守在山区的阵地上。可M到了山区警备队后居然还和国内一样，把事情接二连三地搞砸。“这事儿你也得担着！”结果在这里还得挨老兵的打。
过了三个多月，M突然就被掉到临近的另一支部队里去了。这次调动我们部队里就他一个。一般调动都是两三人一起，只调动一个人的情况非常少见。打那儿以后，我和M就分别在不同的阵地上，M调动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当时就连最后向孤身一人的M送别都没办到。
之后过了不久就听说M战死在被调过去的部队里了。我也无法获知M死时是个什么情形。也无法拿朵鲜花去送送他，真是可惜。
虽然我明白士兵运气好坏，明天是否还能活命谁都说不准；但没料到新兵战友中第一个死掉的却是他。自从大福饼事件一来，我时不时地会去想：M那副“慢吞吞”的样子是不是装的？因为我和他呆的时间长，我经常会发现一些平日里在他身上看不到的举动。
可能他发觉在军队这个特殊的社会里，有一副“迟钝”的外表虽然可能会被人欺负或者挨打，但却不会惹上什么大祸；所以就故意装傻也不一定。
如果真是这样，说不定这次他演过了头，反而招来灾祸。被调拨到其他部队去，得了这么个结局。这样一来M的那番表演岂不白忙了？
可惜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M已经无法回答了。
七年后，我从西伯利亚回国，立刻到高崎公园旁边M的老家去访问。
他母亲看到我就哭了，唉，理当如此。
追忆战友（二）
石川兵长也是位让我无法忘怀的战友。和我一样他也是被一张红纸征召入伍，恰巧也是同一天到高崎联队报道，是同年兵。不过在高崎新兵训练期间被分在不同中队里，所以互相都还不认识。直到新兵训练结束，派到战场进了同一个中队，这时候我才第一次认识了他。
他是个头脑灵活、态度严谨的士兵，无论在长官还是班长那里都颇受赏识。每次有什么事情头一个就叫他。反正他在我们新兵中间属于右翼（指军队里成绩良好的人）的头名。当我还是肩扛两颗星的一等兵时，他就已经晋升成了一根金线的兵长。
他做事任劳任怨，而且责任感非常强，是个很较真的人；他就属于那种模范标兵，是每个士兵的榜样。不过，这份责任感和认真劲在以后的战斗中却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和他一起职守在山区阵地时间很短，也就只有半年。新兵到了战场依旧是忙得昼夜不分。不管新兵之间关系有多好，实际上也是完全没有闲功夫坐下来聊天。顶多在站岗或者到山上的分哨所的时候两人才可能一起说上几句。
中队里要负责好几块阵地，所以经常阵地之间会有勤务调动。所以即使在同一个中队里，如果所处的阵地不是自己的，就会遇到很多完全不认识的人。
有次他被调到第一线阵地——一座叫大安山的山区阵地去后不久，就由于部队改编、转移等等各种变动再没见过他，最后我自己也被调到保定某旅团司令部去了。到了保定后过了一年多，某天他突然跑到我所在的司令部里来了。问了才知道原来这次他是参加了平原地区的战斗行动，所以才从山里出来到保定火车站，现在正在等待命令；正好趁这功夫就过来见我了。
山地的士兵由于不太习惯平原地区的战斗，所以有些地方一定要多小心。此外，这次行动的对手是兵团辖区内特别顽强的八路军，所以我就多提醒他注意，他也表示这些都知道。战友好不容易过来一趟看我，我却没有什么能招待的。再加上时间仓促，所以我们就只是在营房里互相谈话。他回去的时候，我去酒吧处买了些馒头，姑且当作特产送了给他。“希望我们下次再见，请多保重。”我送他直到门卫处，他说着挥了挥手向我道别。
没想到这竟是我和他的永别。
之后过了十天。和平时一样，我在司令部情报室里接收各部队打来的电话报告，其中也包括前一阵话别的石川兵长所在部队参加在平原地区和八路军战斗的内容。在讨伐队击毙八路若干名，俘虏若干名，缴获兵器若干之类战果报告的最后，我方的损失中突然出现了石川兵长的名字。
我在写这份报告的的时候胸口感到一紧。不知不觉期间，那位百忙之中还是抽空来看我的石川居然战死了，我简直无法置信。其实战死这件事本身对于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他来说也是情理之中，只是我依然纠结于他到底具体是怎样战死的？
后来我才打听到以下信息：
他所在的小分队正在追击逃跑的八路军，突然从左侧受到伏击。
小分队突然从侧面遭到伏击顿时陷入慌乱，赶快逃到附近低处躲避。等回过神才发现，在刚才遭受伏击的地方有一名新兵受了重伤躺在地上。由于刚才过于慌乱，大家都把这个负了伤的新兵丢在一边给忽略掉了。
作为小队一员，石川兵长看到这个样子他会怎么想呢？当时他和负伤士兵的距离约20米，和八路军的距离也只有200米左右。如果出去救人，肯定会被八路军一枪放倒。
虽然明知会被击中，但他依然不顾小队里其他官兵的阻拦冲了出去。接着他就抱起负伤的新兵往日军的隐蔽处过去；而他就是在这里死去的。
据说他背部被无数子弹击中，旁边人只能流着眼泪却毫无办法。
他平常责任心就比别人多出一倍，所以才会落得这么个死法。如果换成我的话恐怕就不会出去了。还怎么可能像他一样在枪林弹雨中，为了救一个新兵而奋不顾身呢？我是根本做不到他那样的。
虽然同样是士兵，但军装下面装的东西却不一样。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才只能当个一等兵了吧。
同样是战友，其人其事却是千差万别。在认识的战友中能有这么一位标准的“战场美谈”式的人物，对此我到现在都还感到非常自豪。
士兵就算了
我在旅团司令部期间经历了佐久间、田中、下枝三位少将旅团长。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位——田中信男少将的故事。（田中少将之后在英帕尔战役中继任33师团“弓”的师团长。）
这个人有两大特色：一是蓄着一副夸张的大胡子。
据说着大胡子是在满洲事变中，追剿反满抗日大将马占山的时候开始的。打那以后这大胡子就出名了，以至于有人说小孩看了都会吓得哭不出来。
也别说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他本来长得就比较魁梧，然后又在两边脸颊上左右伸出10多公分的胡子；无论那个小孩看了以后肯定都会忘了继续哭闹。
老实讲，与其说是忘记哭，还不如说是注意力被这浮夸的大胡子吸引过去了才对。
在前线部队里将校军官以下人员经常会有留胡子的，但能蓄出这么漂亮的大胡子的我倒没见过第二个。
这胡子太有名了，以至于天皇都挺推崇，还说：“田中的胡子不许剃。”
这事儿被田中少将知道后便又多了一笔自得的资本。
少将另一大特色就是敬礼了。一般军队的敬礼都是把右腕举到右肩高度，然后用指尖顶住军帽右侧的帽檐。
但我们这位少将则是把肘部稍微往上弯一下，敬礼的样子看着就像“招财猫”似的。
部队里对敬礼特别注重，但这少将却连自己都敬得不怎么样，所以也就不会在这方面挑三拣四的了。他不仅不挑剔，甚至在司令部到前线视察的时候也都把敬礼给省略了。
比如士兵正在休息时遇见少将正要敬礼，可他却说：“士兵就算了，算了。”也没让士兵举枪致意。因为少将知道士兵打仗辛苦，与其有这功夫去敬礼还不如多去休息。
少将就是这么个在敬礼方面特别宽大的人。但也有时候也会因为敬礼动作太马虎，他自己反倒挨巴掌。那天正好有个高层大员到旅团司令部视察。在情报作战室里，那位大员和我们司令部的将校军官们召开了个会议。我当时负责端茶倒水，正要进入房间，却不想听到里面传来“啪叽，啪叽”打耳光的声音。
会不是开得好好的吗，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很奇怪，就跨了进去。
只见少将两手伸直紧贴裤缝，像个新兵一样站得笔直，在那位大员面前一动不动。“这算什么敬礼，给我重来！”那位大员个子矮小，和少将一比简直就像个小孩。此刻却红着脸怒发冲冠。怎么会这样，都已经是少将了居然还得挨巴掌……
如果是在作战会议或者部队方针上意见有什么分歧的话，倒是会出现将校军官们互相拳脚相加的情况，但同时也还是有几分回旋的余地。但这位大人却只是因为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殴打堂堂少将，那可就完全只能说是粗俗了。
在我这么长的军旅生涯中发现：凡是那种在敬礼上要求特别多的上司，一旦打起仗来也往往都是些无能的人。敬礼哪怕敬得再标准，一到攻打八路军的时候，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比起这个对士兵来说，有个能命令“前线不需敬礼”的少将才更值得庆幸。不久以后少将就升任为中将，被提拔为33师团的师团长，到东南亚印缅地区赴任去了。
但那时战况已经糜烂，哪怕万骨枯也没法一将成。被派去参加那场战斗的士兵也够可怜的，而那位被提拔到这么个伤痕累累的师团去当师团长的将军阁下运气也实在是太背了。
“士兵就算了，算了。”这句话后来在司令部工作的士兵中间流行了很长时间。其实他们真正怀念的还是那位被调离的少将吧。
中佐（中校）大人的笑脸
田中阁下身边有两位副官，一个是高级副官中佐，一个是副官大尉。
其中，高级副官中佐大人是个特立独行的军人，所以现在我都还记得。虽然军衔只是个中佐（中校），但在司令部里他却是仅次于将军阁下的二把手。
不知为何他基本上不去作战室、情报室之类司令部的中枢机构。喜欢一整天都呆在隔壁自己房间里，盖着火红的棉被横躺着看书，喝茶什么的。
有时为了让副官在文件上签字，不得不跑到他的起居室才行。这种事情应该由军官或者下士官负责，可实际却经常差遣我过去做。
“高级副官阁下，请盖个章。”
“没啥大事儿，章子在那边，你自己盖吧。”他总是这么回答我。
如果没有图章他就会用红铅笔唰唰签上大名，连文件内容都不会看上一眼。
这位中佐还经常会写明信片。写完以后不知怎的就会跑到作战室往桌上一放“给我寄出去。”说着转身就跑回自己房里去了。
我虽然不想看他的明信片写的啥，但总会不经意间瞥到。内容都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老是当个万年中佐都**绝望啦，真受不了。”
如果小兵也这么写个明信片寄出去的话，肯定会被审阅的准尉给狠狠削上一顿。
有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在昭和18年（1943年）秋，意大利向盟军投降的时候。
中佐收到这个报告以后说了：“和这种国家结盟，当然回落的这个结果。东条真是个混球。”
现役中佐居然骂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堂堂陆军大将为“混球”，我听了不禁瞪大眼睛，还给吓破了胆。
不过，这位中佐大人一旦打起仗来，整个人就变了。无论在嗖嗖的枪林弹雨中，还是脚边到处都是地雷，他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反倒是和他呆一起的士兵都给吓得够呛。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在满城附近的一场战斗中，中佐站在一个危险的高台上指挥战斗。结果被士兵拼命拉了下去，就在那时有颗迫击炮弹落下来，就这样保住了一条命。
那位中佐来司令部前听说是在某个部队里当部队长官，在战场上表现如鱼得水。可让他去司令部干副官，整天给将军拎包、给文件盖章等等肯定合不来。
直到现在，我还是经常能回想起中佐他那轻松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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