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之源的普鲁士,为什么招恨?在德国历史上又扮演了什么作用?

文:减水书生

补上普鲁士这一环,关于德国历史这个话题,就算讲完整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普鲁士是万恶之源。万恶之源,基本代表了西方世界对普鲁士的观感。从一战到二战,德国都是战争的策源地。即便如此,大家也不能彻底否定整个德国和所有德国人。于是,普鲁士就成了最终清算对象:这家伙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

英国人只是说说,而苏联人则身体力行。进军德国的时候,苏联红军的一个明确任务,就是铲除普鲁士的历史记忆。所以,不仅普鲁士境内的古老庄园要被毁掉,就连贵族世家的祖坟也要铲平。其中,还包括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祖坟。

但是,苏联人觉得还不彻底。

二战后,苏联要求德国必须把普鲁士首任国王的加冕地,即哥尼斯堡,划给苏联。在彻底改造后,哥尼斯堡变成了一个纯俄罗斯城市,即加里宁格勒。这个哥尼斯堡还是大哲学家康德的故乡。但现在,它已经不属于德国。

欧洲人在感情上恨死了普鲁士,苏联人在行动上清算了普鲁士。杀人不过头点地。到这个时候,普鲁士的悲惨命运总该有个终点了吧?

并没有。

1947年,苏联和西方世界联起手来,共同宣布:以普鲁士为名的国家正式灭亡,并不获承认。

自此之后,世界再无普鲁士。

那么,对于普鲁士,德国人又是什么观感呢?

普鲁士与德国的关系,有点儿类似于战国以后的秦国与天下的关系。秦国统一了天下,但天下人都恨秦国、也恨秦人。于是,秦国灭得最彻底。后世关于秦国和秦朝的批评,也最激烈。

普鲁士在德国就是这个待遇。

简单说,不仅欧洲人、苏联人对普鲁士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德国人自己对普鲁士同样视如仇雠。甚至,这种感情基调还是穿越时间维度的存在。

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就特别不喜欢普鲁士。战后德国成长起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直接把普鲁士等同为军国主义,认为普鲁士与希特勒一脉相承。

那么,是不是因为德国人输掉了二战,所以才把罪责和怨恨推给了普鲁士?

实际上,在一战及以前,普鲁士的人设就不怎么样。

《他们已不再变老》这部纪录片,以众多英国士兵的口吻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的一些话,特别值得玩味。

在见到德国战俘之后,英国士兵说,“很多德国军人其实并不坏,非常友好”。

这是一种不带成见的客观评价,但接下来的口风就变了。

“事实上,其中一些巴伐利亚人是非常正派的人”,“巴伐利亚人和萨克逊人,他们是德国人中比较文明的,可能因为有英国血统吧”。

不是所有德国人都很友好,而是巴伐利亚人和德国的撒克逊人很友好。那么,普鲁士人呢?

“之前,有个德国伤员,应该是巴伐利亚人,我们(英国士兵)对他很好,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他甚至也开始咒骂普鲁士人”。

不仅英国人咒骂普鲁士人,而且连德国俘虏也跟着英国人咒骂普鲁士人了。

“我们前方遇到(德国的)撒克逊人,甚至会提醒我们,要跟他们换防的是普鲁士人。他们憎恨普鲁士人。普鲁士人就是一群残忍的混蛋”。

这时候,你会发现:一战战场上的德国士兵未必恨英国人,却特别恨普鲁士人。

所以,对于普鲁士的恨,是不分地域的。而且,还是穿越时间的,现在是这样、以前是这样;二战后是这样,二战前是这样。

但正如“祖龙魂死业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一样,现代德国的统一框架和底层精神,恰恰源自普鲁士。从德国自身的历史来说,普鲁士必须居于核心地位。

首先,普鲁士实现了德国统一。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你只能说那是一个德意志地区,而不能说是统一的国家。正是因为普鲁士崛起了,德国才实现了统一。是普鲁士人统一了德国,建立了现代德国。有了这个历史事实做背书,普鲁士的地位就不能被忽视,也无法被撼动。这就如秦国和秦朝不能被忽视一样:大一统加中央集权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政治早熟、建立了“现代”国家。这个历史路径是从秦朝开始的,而不是从汉开始,更不是从周开始。

其次,普鲁士奠定了德国的底层精神。今天我们对德国人的总体印象,即德国的民族性,比如守时、尽职、讲效率、组织性、纪律性,等等这些都源自普鲁士,而不是巴伐利亚、符腾堡等南德地区。一盘散沙加分崩离析的神圣罗马帝国,更不会涌现出这些东西。正是因为普鲁士统一了德国,才把自己的这些特质变成了德国的特质。

所以,追溯德国特质的形成,一定要从普鲁士身上寻找答案。

普鲁士的源头,不是某个部落,也不是某个贵族,更不是某个地区,而是条顿骑士团。这是一个宗教性的封建军事组织。所以,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军事组织的纪律性,天然成为这伙人的精神气质。

同时,条顿骑士团,还是一个宗教性的组织。所以,宗教对它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当时,宗教的最大影响就是十字军东征。这是来自罗马教会的呼召:你们要向东殖民,去征服和改造异教徒。条顿骑士团,自当义不容辞。

正是在向东殖民的过程中,条顿骑士团从一个宗教性的封建军事组织,发展成一个统治17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00万人口的准国家组织。在诸侯林立的欧洲,这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体量。

但这时候,条顿骑士团还听命于罗马教会。

随即,马丁路德掀起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当时的骑士团大团长,亲自去拜见了马丁路德。在路德的建议下,骑士团改为世俗国家,正式与罗马教会决裂,建立了普鲁士公国。

之后,普鲁士成为新教在东北欧地区的桥头堡。新教在这个地区的第一场布道,就选在了普鲁士的哥尼斯堡。

到这个时候,普鲁士的两个底层精神来源,也就出现了:一个是骑士团,一个是新教。骑士团的纪律、苦行、协作和尚武,新教的理性主义和彻底性,共同注入到了普鲁士的民族特质之中。

而向东殖民的过程中,普鲁士越来越远离欧洲的文明中心罗马,而越来越接近斯拉夫文化圈。所以,远征的艰苦和征战,斯拉夫人的坚忍和服从,又对普鲁士进行了一种“深入灵魂”的改造。

骑士团、新教、远征和斯拉夫,以及远离罗马,等等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普鲁士。你不能说普鲁士是罗马的,因为它远离罗马;你也不能说普鲁士是传统的,因为它改信新教;你也不能说普鲁士是世俗的,因为它来自骑士团;甚至,你都很难说它是德意志的,因为它的发展历程独树一帜。

歧视源自选择,选择源自不同。一个与众不同的普鲁士,也就难免遭遇各种歧视和非议了。

而接下来,普鲁士还要继续与众不同。

近代欧洲之所以崛起,一是因为资本主义,二是因为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砸破了封建枷锁;理性主义砸破了宗教牢笼。

但,普鲁士的崛起路径不是这样。具体而言,普鲁士崛起主要有两个可见的支点,和一个贯穿其中的逻辑。

第一个支点:官僚制。

从理性主义生长出了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的标配就是官僚制。权可认为这是欧洲现代化的一般路径。

这里所谓的官僚制,你完全可以认为是中国早在秦朝就建立的官僚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所说,“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

普鲁士建立官僚制的过程,更接近于中国战国时代的秦国。

三十年战争打完之后,继位的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立即着手建立国家常备军。为什么刚打完仗就要建立常备军?

因为竞争激烈。

三十年战争期间,新教和天主教的军队把德意志当成了主战场,在这里反复冲杀。后期,外国军队开进普鲁士的时候,首先遭遇的不是敌人,而是饥饿。因为普鲁士已经俨然被动“坚壁清野”了,很多地方被杀成了无人区。

所以,为了生存,普鲁士必须建立常备军。接下来就是一条类似于秦国变法的连锁反应:为了养活常备军,就要收税;为了收税,就要建立官僚制。于是,一个专业化、高效率的官僚体系就在普鲁士诞生了。

我们一般认为德国人的效率高,实际上不是德国的人效率高,而是德国的国家效率高。而德国的国家之所以效率高,就是因为官僚制。有了专业化、体系化的官僚制,你才能效率高,才能集中力量干大事。

从秦战国到秦朝,也是同样的逻辑链条:因为竞争激烈,所以要整军备战;因为要整军备战,所以要集中资源;因为要集中资源,所以要革新国家组织模式。而革新的国家组织模式,就是官僚制。

同时,普鲁士的一些做法,完全就是秦政秦制翻版。比如搞基础设施建设,开运河、修桥梁;比如搞统一币制,建立全国性的邮政系统。这与始皇帝驰道天下、统一度量衡如出一辙。秦朝对农业生产高度干涉,甚至播多少种子都要规定到法令中。而普鲁士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则强令全国百姓吃土豆、种土豆。为了保护水土、促进农业,普鲁士规定农民在结婚之前必须种满12棵树。这种精细化的官僚操作,你在传统欧洲,甚至近代欧洲,都很难找到类比的对象,却都可以拿来与秦国类比。

近现代欧洲国家的崛起路径,应该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思想觉醒,然后自下而上、自我组织的社会运动,最后逐渐实现了现代化。而国家仅仅负责完成最后一环。英国和美国就是这套标准流程。

但普鲁士的崛起路径则是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国家是监护人、国家是推动者、国家是组织者。自上而下,就是普鲁士的发展特征。

德国的统一和强大,完全是普鲁士模式在整个德意志地区的广泛溢出。而最高效率的溢出方式,就是战争。民族主义成形于法国。拿破仑打遍欧洲之后,民族主义就溢出到了整个欧洲大陆。这套逻辑同样适用于普鲁士和德国的统一。所以,理解普鲁士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普鲁士军队。

第二个支点:普鲁士的军队。

“其他的国家是拥有一支军队,但普鲁士却是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但是,法国有拿破仑的军事政变,英国有克伦威尔的军事革命。然而,普鲁士的军队,却从未发动过政变和革命。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普鲁士的军队,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为军国主义。

军队在普鲁士的地位,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军队要么走在国家的前面,成为改革的急先锋;要么走在国家的后面,成为保守的反对派。

普鲁士的军队属于前者。

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要建立普鲁士的国家常备军。于是,有了官僚制的连锁反应,即:为了养兵,必须收税;为了收税,必须用官。

但官僚制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结构转型,所以这个连锁反应缺少了重要一环,即:普鲁士怎么搞定反对派?怎么才能把权力从贵族手中转移到官僚手中?

实际上,这就是政治集权的问题。在秦战国,主要是通过商鞅变法实现的。而在普鲁士,则主要是通过军队来实现的。

因为三十年战争打得实在太惨,还因为普鲁士处于四战之地,所以必须打造统一的国家军队。这是基本共识。但军队建立起来之后,应该由谁指挥?如果由贵族来指挥,那还不如不没有。所以,军队要由君主来指挥。到这一步,还是商鞅变法的套路。

但是,接下来则出现了分叉:政府官僚制、军队尚首功,然后干废贵族,这是秦战国的路子;而普鲁士则是让贵族加入军队,担任军官和君主的侍从。贵族被普鲁士的军队吸收了。所以,普鲁士的军队成了国王和贵族间的联系纽带。

军队在普鲁士很重要,但普鲁士的军队为什么能打?

军队优先,一直是普鲁士的国家传统。脉络之下还有脉络、地基之下还有地基。而普鲁士最深的脉络和最底的地基,恰是条顿骑士团这个军事组织。所以,军队优先也就不奇怪了。这个路径依赖一旦确定,普鲁士军队就只能越来越重要,直至被打造成欧洲的样板军队。

制度再先进,也要靠人来执行。在这个过程中,“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跟那个大选侯同名,但不是一个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普鲁士是个奇葩,“士兵国王”则是奇葩中的奇葩。

“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完全是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而这种吝啬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甚至连他的母亲,都忧虑这个吝啬孩子将来会怎么当国王。果不其然,当了国王之后,这家伙堪称吝啬到变态:各种排场花费一律砍掉、全国财政亲自审查。在花钱这件事上,“士兵国王”要多认真有多认真。

但唯一例外的就是军队。

对于军队,“士兵国王”不仅肯花钱,而且花大钱。就是在他当国王期间,普鲁士的军队从3.8万人扩张到8万人。在当时,普鲁士的总人口在欧洲排在第十三,而军队数量却能排进前五。如此规模的军队匹配如此体量的国家,必然导致畸形的财政安排。普鲁士的年财政收入是700多万银币,却竟有600万花在军队上。所以说普鲁士是军队拥有国家,一点儿也不过分。

接下来是腓特烈大帝,他高度重视军队的技能和军队的精神。军事演习,就是腓特烈大帝率先开创的。通过平时的军事演习,普鲁士军队不断磨练军事技能,提高了战术水平,脱胎为欧洲的样板军队。同时,腓特烈大帝还把普鲁士的国家主义注入到了普鲁士军队,强调军队不是为国王打仗,而是为国家打仗。

真正检验普鲁士军队的,当然是战争。七年战争期间,作为英国的同盟,普鲁士独自面对法、俄、奥三大强国。普鲁士的人口是500万,法、俄、奥的人口是8000万。但就是在这种悬殊对比的情况下,普鲁士硬是扛到了最后。

除了腓特烈大帝的明智指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普鲁士拥有一支堪称欧洲样板的军队。普鲁士的军队,成就了腓特烈大帝的威名。

但是,1806年,普鲁士遭遇了真正的劲敌。这个劲敌就是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中,普鲁士的样板军队一败涂地。战败之后,领土被割走一半,军队由20多万人裁减到4万2千人,而且还要赔款一亿两千万法郎。

但60余年后,普鲁士的军队一雪前耻,六个礼拜就将法国打到投降。而且,普法战争后,普鲁士统一了德国,建立了强大的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普鲁士是怎么重新崛起的?

一个逻辑:自上而下。

从普鲁士的官僚制到普鲁士的军队,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运作特征。那就是普鲁士一直不断创新、不断改革,而创新和改革的方式一直是自上而下。

英国、美国,甚至法国,这些国家的近现代化方式,都是自下而上的。但普鲁士是自上而下,也就是国家主导、国家推动。

耶拿会战后,普鲁士痛定思痛,立即着手分析原因、实施改革。

普鲁士军队的战败原因,不是自己太差,而是对手太强。但对手的这种强,不是质量和数量的强,而是结构的强。样板军队的普鲁士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排队枪毙”的线式战术发挥到了极致。普鲁士的军队能够组成密集队形,然后一枪不发地压向敌人,在接近敌人后按照命令统一开枪。这是普鲁士的优势,却在耶拿会战中成了劣势。

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步兵上,这就是拿破仑的战争三板斧。可能未必管用,但炮兵出身的拿破仑则把炮兵运用发挥到了极致。(PS:法国的炮兵学的是普鲁士,但进行了重新编组,能够灵活在战场上移动,能够有效支援步兵)所以,密集队形的普鲁士军队一旦遭遇法国炮兵,就是一场灾难。

同时,拿破仑创造了师一级的军事单位。师这一级,不仅能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而且能够更为灵活的独立部署。这时候,法国军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师组成的模块,排兵布阵成了拼图游戏。而普鲁士的军队结构,却仍然是几十、上百个营隶属于一个统一的大兵团。在战场上,两种模式孰优孰劣,也就立见分晓了。

此外,法国主要是革命军队,训练时间短、士兵不专业。所以,法国直接放弃了密集队形的“排队枪毙”,而是组成了各种小而灵的作战队形,横队、纵队、散兵应有尽有。在配合上炮兵以及师一级的战争模块,法国打普鲁士,就成了高维打低维。

但是,这些原因属于后视之明。当时的普鲁士未必能够找到。普鲁士只能看到海面上的冰山,所以改革只能从看得到的地方着手,诸如成立统一的陆军部、开放军官团以及设立军校等等。

但是,这些改革统统没用。因为根本就没有落地。但是有一点改革却发挥了作用,那就是:拿破仑的军队怎么干,普鲁士的军队就怎么改。

1813年莱比锡会战中,打头阵的普鲁士的军队就是按照法国军队的方式,再一次迎战拿破仑。战后,甚至连拿破仑都说:“这帮畜牲已经学到一些东西了。”

但是,普鲁士学到的,还不止如此。拿破仑首创了师一级军事单位,而普鲁士则首创了参谋部的指挥幕僚机构。

大兵团作战,往往依赖将军的聪明睿智。所以,才有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之说。但是,一个人再怎么睿智,也无法如臂使指地指挥庞大规模的军队。军队超过一定规模,将军不仅点不过来,而且也指挥不过来。比如莱比锡会战中,法国军队有18万人,但有一半以上的军队没被指挥到,也就没有发挥作用。所以,只有专业化的军事幕僚组织,即参谋部,才能指挥得动大兵团。

此外,还有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创新。在承认战争具有不确定的前提下,军队只能在不确定性中适应战争,而不能僵化保守、固步自封。所以,虽然德国在一战和二战都战败了,但德国军队的战术从不落伍,甚至一直超前。这就是军事思想的作用。

自上而下的逻辑,一直主导着普鲁士的军队改革和创新。同时,自上而下的逻辑,也主导了普鲁士的国家改革和发展。

1806年以后,普鲁士着手实施了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这场改革,包括解放农民、城市改革、行政改革和军事改革。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普鲁士就获得了再次崛起。通过改革,普鲁士的国家权力直达社会基层,行政管理能力再一次升级。

1870年,普鲁士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石罐头”,竟然实现了帝国再造,建立了一个足以改变欧洲格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那么,德国人、欧洲人,甚至苏联人,为什么都恨普鲁士呢?

没必要寻找其他解释。与众不同,就会招人恨。普鲁士的独特发展路径、行为方式以及外在表现,使它成了欧洲的一朵奇葩。普鲁士跟谁都不一样。挨骂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在普鲁士崛起的过程中,最招人恨的,可能还不是普鲁士,应该是法国。因为法国把自家国王都给杀了,在当时看来,这不是奇葩而是变态。所以,几乎全部的欧洲王国,不仅恨法国,而且怕法国。一战以后,比德国更招人恨的,是苏联。因为苏联比德国的普鲁士风格,更为与众不同。放到今天,也是一样。

普鲁士对德国很重要、对历史有影响,那普鲁士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轴。守时、尽职、讲效率、组织性、纪律性的反面,就是轴。一战之前,德国只有一套作战方案,就是施里芬计划:无论跟谁打仗,都要先灭掉法国。连德皇威廉二世都看不下去了,就问我们能不能不打法国、先打俄国。但总参谋部的回话是我们只有一套作战方案。普鲁士和德国的军队不政变、不革命,也不造反。但是,它极为讲求专业化,打仗是军队的专业,所以皇帝也要靠边儿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轴。否则,德国先打俄国,法国未必插手,一战很可能不会打成世界大战。

再一个隐含其中的问题,就是负担。

历史提供了经验,但历史也提供了负担。越是历史深厚的国家,其所背负的行囊也就越是沉重。比如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时候,德国就把向东殖民当成了历史依据。向东殖民,实际成了一种历史的负担。

军队优先也是一种负担。两次世界大战都策源在德国,不能说与这种传统没有关系。英国人擅长搞外交,德国人擅长搞军事。遇到事情,英国人想的是:能不能谈判,而德国人想的是:能不能打赢。

而普鲁士最沉重的负担,则是国家主义。普鲁士能搞国家军队、能搞官僚制、能够坚持自上而下,都是因为国家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权重过大。好处是效率特别高,而坏处则是导致社会难以发挥缓冲作用。在关键时刻,更无法阻止国家犯错误。

德皇说打法国、总参谋部马上画策、军队立即动员,老百姓说啥也不好使,甚至议会也要靠边儿站。希特勒挞伐欧洲、侵略苏联,几乎是想干啥就干啥。如果换做是英国和美国,希特勒能搞成吗?

功过是非也罢,普鲁士的影响都不能被忽视。虽然世界已无普鲁士,但理解德国却始终绕不开普鲁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