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胡适跟高宗武“划不清界限”

来源:各界导报

从“低调俱乐部”到“高陶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局势,许多人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和他一些朋友的调子却非常低。1937年7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第427页)

也就是在这次会面中,“低调俱乐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对此,高宗武也有回忆,依据高宗武的口述,邦克(Gerald E.Bunker)曾在《和平阴谋——汪精卫和中国抗战,1937—1941》一书中写道:

胡氏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见?”高答曰:“我的姓虽然‘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从此,几个主张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之人的依据,得了个“低调俱乐部”之名。(见夏侯叙五《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2页)

当时,高宗武是国民政府内部的知日派官员,是亚洲司司长。这些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中日问题的人,经常聚在一起吃饭,交流国际形势,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书影

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蒋介石邀请胡适等人吃午饭,在座的还有张伯苓、陶希圣等人。席间,蒋介石就抗战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说起来之后,蒋介石决心抗战,张伯苓附和之,老泪纵横,坚决主战。毕竟,此时此刻,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南开大学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成一片废墟。在这样的场景中,感到难于说反对意见的胡适向蒋介石推荐了高宗武,希望蒋介石听听高宗武的意见。胡适的意图,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中日纠纷。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胡适积极活动之际,他生病了,连续拉肚子。高宗武赶紧给他找了一个叫夏禹鼎的医生来看病,结果诊断为肠炎。面临特殊使命的高宗武,对当时的局势非常悲观,胡适劝他不要太性急。在这一年的9月,胡适依然认为:在对日大战之前,做最大的和平努力是正确的。

这一年9月,应蒋介石邀请,胡适前往美国,争取美援。高宗武则积极开展对日外交。面对节节不利的抗战局势,1938年夏,高宗武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言和的言论,与以往的情形不同,这次蒋介石没有说话。

对此,高宗武意会蒋介石默许了。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高宗武直接前往东京,跟日本人展开了接触。与此同时,汪精卫认同高宗武的言和主张。很快,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等人追随汪精卫,展开了与日本人的求和谈判。

会错了蒋介石意的高宗武与汪精卫,最终走向了与日本媾和的道路。真正看到日本的条约时,屈膝求和的汪精卫,才明白这是一杯致命的“毒酒”,一旦签了,将会身败名裂。最终,以“牺牲自我”的名义,汪精卫走上了汉奸之路。

与此同时,同样看清日本人底牌的高宗武与陶希圣,在喝了半杯“毒酒”之后,幡然悔悟,在杜月笙、万墨林等人的帮助下,毅然决然地从上海逃到了香港,并将携带出来的《日汪密约》公布天下,酿成了抗战历史上有名的“高陶事件”。

大家对此事议论纷纷,1939年8月9日,据胡适日记:

萧吉珊来谈。他说,精卫的错误在于不认识蒋先生的“假亲善”政策。他认为真诚,故深信他的亲日“班子”迟早总有用处。

萧说,政府在汉口时,高宗武从东京回来,蒋先生不肯见他。汪先生为他请见,蒋先生说,“我没有叫他去东京!他有话,告诉你就行了。我不必见他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第686页)

由此可以看出,对高宗武擅自前往日本东京媾和的行动,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其实,正如萧吉珊说汪精卫的,高宗武的问题,也在于没认清蒋介石“假亲善、真战争”的策略。

战时在美国的交往

高陶事件之后,如何处理高宗武成为国民政府很头疼的一件事。从道理来讲,他差一点就成了汉奸,但另一方面,他又有将功赎罪的一面。最终,国民政府要求高宗武前往美国。此时的胡适,正是驻美大使。为掩人耳目,高宗武转道欧洲,又化名为“高其昌”。这一时期,高宗武给胡适写了几封信,希望胡适派人迎接。

1940年5月23日,胡适日记:“见着高宗武夫妇。他们前天从欧洲来。”(《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51页)

高宗武刚到美国,国民政府发给胡适的电报也到了,电报中要求胡适对高宗武的行动严格监督。然而,信奉“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胡适,并没有按电报的要求做。这一时期,他跟高宗武夫妇来往密切。

消息传到国内,很引起一些人的非议。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写信给胡适,其中写道:

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往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言论。先生本有教无类之心,以为此人有改过之迹,或因是耶?然此贼实为穷凶极恶,……而汪逆之至于此,皆高丑拉拢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478页)

此信最可以看出傅斯年当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信念渗透在他的骨子里,在他看来,高宗武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国贼。

傅斯年与胡适

对傅斯年的劝谏,胡适不以为然。对朋友,胡适是划不清界限的。这一时期,胡适跟高宗武的来往依然非常密切。为了更好地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胡适还让高宗武帮忙起草了一份关于对日宣传的提纲材料,以备参考。要知道,当时在美活动的高宗武,在国内还是通缉犯呢。1942年2月18日,国民政府才专门致电胡适,撤销了高宗武通缉犯的罪名。

在这一时期,在许多人的建议下,高宗武还撰写了《日本真相》的回忆录。胡适仔细阅读了高宗武的这一回忆录,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胡适建议他写“一部好书,自己满意的书”。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对胡适驻美大使期间的工作,高宗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42年9月28日,高宗武在日记中写道:

胡离开华盛顿至纽约。作为外交家,他干不了外交家所干的事,但他干了外交家不能干的所有事。(见夏侯叙五《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81页)

高宗武(左二)抵美后与中国驻美大使馆人员合影

胡适不仅跟高宗武划不清界限,对汪精卫,他似乎也别有一种情怀。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医院逝世。得知这一消息后,胡适给高宗武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精卫以“烈士”出大名,终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认只要有牺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会错。“我生命尚且不惜,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他好像常常这样想。(见夏侯叙五《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99页)

胡适的这一评价,恰恰切中了汪精卫的要害。汪精卫心目中的这种“圣徒情结”与“殉道意识”,最终使他走向万丈深渊。或许,在汪精卫的自我幻想中,他恰恰就是以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来“拯救”万民于水火吧。汪精卫的这场政治赌博,输得血本无归。他原本可能有的“千秋万岁名”,最终只能变成“寂寞身后事”。对汪精卫的这种结局,胡适抱着理解之同情,同样在这封信中,他写道:

社会上能谅解他的人也许不少,但未必肯公然为他辩护。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恶名”恐难洗刷。一个很可爱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负“恶名”而死,真可惋惜!(见夏侯叙五《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99页)

这段话很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处事的个性。在“世人皆欲杀”的舆论环境下,胡适展现出的,则是哀矜勿喜式的“吾意独怜才”。

在“高家酒馆

抗战胜利之后,应国民政府任命,胡适成为北大校长。此时的高宗武,也热切期盼可以回到国内,大展身手。但是,回到国内的胡适,却专门写信给他,让他暂时不要回国。信中,胡适还附了当时报纸上的报道。

原来,抗战胜利之后,在对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这些汉奸进行审判时,审判记录中屡屡出现高宗武的名字,他若这时回国,将恰好撞在火山口上。高宗武急切盼望回国的愿望,随着国民党在国共内战期间的节节败退,迅速破灭。

高宗武、沈惟瑜夫妇

1949年,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再次前往美国,寻求美援。到美之后,胡适与高宗武来往更加密切。这一时期的胡适日记中,多次记载了高宗武、沈惟瑜夫妇去拜访胡适的片段。1950年12月17日,是胡适59岁的生日,之前的一天也是江冬秀60岁的阴历生日。高宗武、沈惟瑜都有寿礼送上。

这一时期,也是胡适最消沉最悲凉的一段时期。因经常去高宗武家吃饭喝酒,胡适戏称他们家是“高家酒馆”。1952年9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晚上与宗武、惟瑜吃小馆子。”(《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801页)

当时,吃完晚饭之后,喝得微醺的胡适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大姑娘,二十一,

配个姑爷一十一。

昨儿井边去抬水,

一头高来一头低。

要不是爹妈待我好,

一脚踢你到井儿去!

(见夏侯叙五《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86页)

这首打油诗,是一首北方民谣。1941年4月20日,胡适在跟钱思亮吃饭时也说起过。这首民谣主要写北方人养“童养媳”之后的“老妻少夫”现象。钱思亮父亲的婚姻、李大钊的婚姻,都是典型的“老妻少夫”现象。

胡适生日,寄赠高宗武夫妇的照片

这一时期,高宗武与胡适的交往中,理财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时,高宗武已经涉及美国股市,身手不凡,多数时候都是赚多赔少。与高宗武的长袖善舞相比,1950年代的胡适,生活相对潦倒,再加上生了几场大病,经济压力陡增。这时期,胡适的全部财产共有七八千美金,他这些钱都由高宗武代为经营保管。当时,程沧波、陈立夫等人也都把钱交由高宗武经营,他不负众望,为这些老朋友增加了不少收入。

1960年,胡适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因院里配的车子老旧,时常熄火,需要更换新车。按规定,这些都是由公家出钱来置办。用公家的外汇来给自己配车,胡适心中不安。于是,他动用了自己在高宗武那里的储蓄,从那里取了将近2500美金,为自己配了车。

诉肠曲

1960年8月18日,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胡适给高宗武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胡适通过白居易的《桂华曲》,含蓄地表示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信中写道:

宗武兄:

你提到唐人登高诗,使我想起白香山晚年有《桂华曲》,其词甚悲哀:

遥知天上桂花孤,

为问嫦娥更要无;

月中幸有闲天地,

何不中央种两株?

我猜想白公必是眼见当年李、牛两党斗争之惨酷,而作此“中央种两株”的梦想。但当时无人肯听此劝告,故香山晚年又有《醉后听唱桂华曲》的诗:

桂花辞意苦叮咛,

唱得嫦娥酒便醒,

此是人间肠断曲,

莫教不得意人听!

此首作曲记忆,可能有记错的字句?

看此后一首,可知《桂华曲》含有绝大的哀呼。

偶记着此二诗,写出来给你们俩玩玩。

适之

1960年8月18日夜

(夏侯叙五《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93—194页)

胡适引用的白居易的第一首诗,寄托了他对国民党的希望。他希望国民党“何不中央种两株”。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希望国民党自行分裂成执政党与在野党两个政党,通过政党轮替的方式来推动“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之路。可惜,蒋介石并不听胡适的苦口婆心。

《自由中国》编委合影,前排左一为雷震, 后排左一为聂华苓,左三为殷海光

为了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当时,《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意图组建中国民主党,胡适成为他依靠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胡适又跟许多国民党高层官员有很深的私人交往与个人情谊。夹杂在雷震与国民党之间的胡适,颇有进退两难之感。

这两首诗中,胡适以白居易自比,而唐朝“李、牛两党斗争之惨酷”则契合了雷震等与国民党的矛盾冲突。当时的白居易,既跟牛党的首领牛僧孺、李宗闵等人有过交往,又跟李党的首领李德裕等人有交情,白居易深陷于这两党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处境尴尬,跟胡适的处境非常类似。在给老朋友高宗武的这封信中,胡适通过这首诗恰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1962年,受雷震案的刺激,再加上各种思想围剿,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上,胡适心脏病猝发而逝世,两人之间的交往戛然而止。

纵观两人的交往历程,作为国民政府少壮派的官员,30岁就成为国民政府智囊团的高宗武可谓春风得意。但是,在政治风暴的波谲诡云中,猜不透最高当局心思的高宗武很快出局,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幸运的是,遭遇滑铁卢的高宗武,在其人生历程中与胡适相遇,两人的相知相助,成就了一段朋友之谊。毕竟,政治上的翻云覆雨远远逊色于朋友之间的风轻云淡。

胡适与高宗武的交往,也反映了胡适人际交往的一个特点:“与人划不清界限。”傅斯年将高宗武称为贼,在他的辞典里,汉贼不两立。与傅斯年不同,胡适的辞典里似乎没有“划清界限”这一说。陈独秀入狱了,胡适去看他,他们依然是朋友。周作人落水了,胡适也去看他,为他减轻罪责,晚年还专门收集知堂的书,他们依然是朋友。汪精卫死后,万人唾骂,恨不能“啖其血,食其肉,寝其皮”,胡适却是无比的惋惜与哀叹。当别人看到汪精卫“贼”的一面时,胡适却总惦记着那个引刀一快、风流倜傥的汪精卫。即使曾经的朋友已被万人唾骂,但在胡适眼中,朋友依旧是朋友。

1949年之后的大陆知识分子,在各种运动中,很多人动辄就跟人划清界限。夫妻反目有之,父子相残有之,朋友相卖有之。很多人,以此来昭示自己的“大”与别人的“小”,以此来昭示自己的“红”与别人的“黑”。与这些知识分子相比,终生没有跟一个朋友绝交的胡适之,总让人想起江上的清风与闲庭中的月色。诚所谓:“云水苍苍,山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