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救援战士:救灾首日为今生“最长一天” 

大地震四十周年之际，记者从当年参与救援的老战士中选择了一线救援战士、司机和炊事后勤人员。以他们各自特定的回忆，重现救灾时的国家力量和人性之光。

孙琳，58岁，天津人。1976年3月至1979年在军服役，大地震时为驻守辽宁葫芦岛海军炊事班战士。

救援首日是最长的一天

地震后第二天我们在新闻中得知唐山发生地震，波及京津地区。后来中队接到通知准备救灾，炊事班里我和老乡华世伟等被列入名单。1976年8月1日下午接到命令，部队出发了，山路上天色渐暗，清一色的绿色解放卡车，车灯初开，车队一眼望不头，不时还有插着两三根天线的吉普指挥车超过，场面壮观。

不知什么时候，车队停下。我们跳下车，发现四周一片漆黑，原来前方出现震后的危桥。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绕过桥上的窟窿和裂缝，提心吊胆地走过了桥。再看车队，班长替换下司机战士、党员替换下非党员司机，将车开上了生死未卜的危桥，真叫人捏把汗。

队伍过了危桥继续前进，走一段又停车。前方桥梁断了，汽车涉水通过，我们在水中推车，有的战士摔在河里，幸亏河水不深。这样一晚都记不清几次下车，上车了。

后来我们在路上遇上两个衣衫褴褛的骑车市民，他们见到我们后抓住我们的手，一边哭一边反复说：“死的人太多了，你们来了就好，我们都震‘五迷’了”。事后我们才知道，“午迷”是糊涂的意思。

部队进入唐山，市区一片废墟，连高过1.5米的残墙都没有，路边堆放着遇难者的尸体。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怪味，这味直到我们进入唐山一个月才逐渐散去。市区的人衣着千奇百怪，一个男人光着上身，下穿一个大花裤衩，背一支自动步枪，我想他是当地民兵。

我们在唐山二中操场停车。天热起来，空气中臭味让人喘不上气，一路颠簸骨头像散了架，我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下车后部队到处扒废墟找活人，抬死尸。我们在连铅丝、钉子都没有的情况，把废旧的门窗拆了搭架，建成临建棚。

之后我找来几块砖，支上行军锅，又从废墟中找来破木头烧火烧水。那是我记忆中最热的一天，我在太阳下守着炉火，糟的罪今天无法描绘。水开后，我和战友抬着一锅水倒着走，一脚踩到钉子上，一股钻心疼，但没敢撒手，当时灾区缺水。

天慢慢黑了，救灾一天的部队回来了，一个个蓬头垢面，累得呲牙咧嘴，有的趟地上起不来。不知他们是累的还是抬尸体恶心，吃不下饭了，队长们直端着饭劝战士们吃。

入唐救灾首日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

解放鞋倒出汗水

天亮了，送水车来了，我和战友去抬水，每个取水的战士都和我们一样肩负使命，有的出现推搡行为。我注意到，距水车不远，有十几个唐山市民拿着水桶在一旁观看，想打水又不敢。有两个胆大的凑上前来，这时，所有抢水的战士都后退一步，让市民先接。

没有上级的命令，没有市民的哀求，完全是战士出于本能。今后的日子，市民优先，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部队每天早出晚归，一边寻找幸存者，清理尸体，一边向灾民发放食品，帮他们建防震棚。工兵开来翻斗车、挖掘机在搬运填埋尸体中大显身手。遇到下雨天，部队就带着油毡、装尸塑料袋到居民区为灾民建棚，雨停了才能回来。夜里战士们还要在居民区巡逻，总之没有闲的时候。

对救灾，兵与兵，区队与区队，部队与部队之间还相互比拼，谁也不愿示弱。

当年唐山异常炎热，战士们在烈日下拼死救援，中途停下来脱掉解放鞋倒掉汗水已司空见惯。人站在地上不动，汗水就会把地面打湿。于是，一种新的竞赛就产生了。救灾片刻的休息间歇，两位战士站在一块平地上，一分钟后同时离开，谁脚下被汗水打湿的面积大为胜。这游戏在唐山只维持了一个多月，随着劳动强度降低和气候原因，玩不成了。

因为工作繁重，用水受限，我和战友们几乎没人在唐山洗过衣服。由于前一天汗水中的盐分在衣服上结晶，每天早晨穿衣，就咔咔作响像穿盔甲，手一拍能掉地上一层白色盐沫。有战士将上衣靠在帐篷上，结果衣服直挺挺地立在了地上。因此穿衣前一定要摔打衣服，打软后才能穿上。

后来部队撤回驻地，战士们洗完衣服发现军服全是小窟窿。有军官笑着解释，是因为衣服被盐分腐蚀了。

一次我利用送水的机会到清理现场。那是一座倒塌的楼房废墟，铁锨根本用不上劲，战士们就用手挖废砖。挖着挖着出现一个相框，是一个五口之家的合影。父母庄重慈祥，漂亮的姐姐梳着长辫，弟弟妹妹胖乎乎很可爱。战士们将挖出的遗骸装入塑料袋。期间没有眼泪，没有叹息，没有多余的话。

灾区的情况逐渐好转，大街上的遗体已经掩埋。但我们的劳动强度并没减少。起初埋尸坑离市区近且挖得浅，为不留后患，要在远离市区的地方重新深埋。重埋现场要撒白灰、漂白粉等药物消毒，气味和视觉上都很难受，空气里弥漫着腐臭。部队配备了防毒面具，我们不得不带着它干活睡觉，可时间长了就头晕恶心。

孤儿把战士叫爸爸

进驻第三天时，我们正在做午饭。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光着屁股，连鞋都没有，浑身脏兮兮地躲在树后，他闻到了香味又不敢过来。战友华世伟上前把他领到炊事班，他站在行军锅前，不时舔自己干涩的嘴唇。

华世伟一问才知道，男孩叫“二蛋子”，哥哥和父母都死了。华世伟先给他喂了水，又打了饭菜来喂。孩子吃饱了饭，华世伟又给他洗了澡。在确认对方是解放军之后，男孩突然一把搂住华世伟的脖子，叫了声“爸爸”，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战士们怎么劝也劝不住。直到我把一支没有子弹的冲锋枪塞到孩子怀里，他才收住哭声。后来华世伟又找来衣服鞋子给孩子穿上。

司务长在查铺时见到了二蛋子，在知晓情况后，特意指示炊事班负责孩子吃饭，而白天要确保孩子出现在亲戚和邻居视线中。从此“二蛋子”每晚随华世伟睡在营区，白天孩子在外面玩耍，三餐饭点准时回来吃饭。队长们闻讯也到炊事班来看孩子，只要孩子在，炊事班就会出现少有的笑声。

进驻第20多天时，二蛋子突然没像往常一样回到炊事班。华世伟疯了一样四处寻找未果。后来才知道，当地将震后的孤儿转移到了邢台、石家庄等地。“二蛋子”很可能就在其中。时至今日，也不知他身在何处，生活如何。而他的海军“爸爸”华世伟，则在四年前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3岁。

灾民泪别解放军

当年大约9月底，我们接到撤离命令，并对灾民保密，以免影响他们情绪，还规定不能准带走一草一木，违者严肃处理。战士们把背包、挎包摊在地上，由队长逐个检查。

天快黑时，部队开始拆帐篷和炉灶，撤离要把场地打扫干净，这是解放军的老传统。一些市民过来，问我们为什么拆帐篷，我们像一群做错事的孩子，低头吱吱唔唔地搪塞。

天完全黑下来，大约9点，部队要出发了。不知谁走漏了消息，市民自发为我们送行。男人握着我们的手，眼含热泪。大嫂拎着茶壶端着碗，让我们再喝一口唐山水。老大娘将煮熟的鸡蛋塞到战士手中，姑娘们在一旁痛哭，孩子一边拉着战士衣角，一边用稚嫩嗓音求战士们留下。

战士们也失声痛哭。人们互不相识，却和亲人一样话别，这不是作秀，没有任何官方的组织，全是老百姓和战士感情的真实写照。车开动了，我望着这座城市，默想一定要再回来看看这片土地和人民。

从唐山回来后，报纸上一有唐山的消息，大家争相观看。当时的唐山市政府，给每一个参加救灾的战士赠送了一个笔记本，一支圆珠笔和一个纪念章，纪念章上写着“人定胜天”。

震后第二年，战友华世伟到唐山执行任务，他们戴着纪念章。服务员见到后非常热情，吃饭完坚持不收钱，双方在推让过程中都感动得哭了。华世伟他们扔下钱飞快跑了。

离开饭店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从胸前取下纪念章。从此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到唐山不准戴纪念章。事后我曾问过唐山人，他们说震后几年，没有政府规定救灾的解放军在唐山吃饭不收钱，但却是唐山人不成文的规定。

回想起这些经历，我内心也是五味杂陈。在唐山所经历的事，之后我再没经历过。当年战士们那么拼命，是如何做到的，至今难以想象。前往救援途中，因桥梁道路损毁，部队过不来，如能早到一天，就能抢救更多的人。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还有点愧疚。毕竟，24万同胞遇难了。

在他们感谢我们的同时，我也要感谢他们。救灾的经历，也让我学到了唐山人不怕困难的精神。

部队服役三年后，我回到天津，在一家车队当司机。后来下岗，开过出租车，摆过地摊，一生碌碌。每当我为一事无成而苦恼时，我会想起1976年，在唐山，我曾尽过一个战士的职责。

李赣江，60岁，1972年至1987年在军服役，大地震时为辽宁锦西海军基地司令部车队战士。

每天睡不足三小时

地震后，海军迅速组织就近部队开赴唐山救援。车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抽调组建了汽车分队，下属小车、大车两个班。我任小车班班长，主要保障海军前线指挥部首长工作生活。

我迅速启封了一辆崭新的救护车，赶往灾区。

当时酷暑难耐，第一批进唐救灾部队威胁最大的是没有水喝。地震后，地下水下降。房屋倒塌，废墟堵塞，连水坑都干枯了。一个退伍的老兵带我们找水源，先找到一个游泳池，但已经干枯了。后来又找到一个排污水的洼子，上面还漂着分辨和死老鼠，但大家都趴在洼边喝了个痛快，并用水壶灌满污水，带回救护车给战友。直到几天之后，京津等地的水罐车陆续到唐山，解决了供水问题。

7月31日，也就是开赴灾区的第四天，我们才首次分得了食品。在这之前，我一直靠三个小面饼顶着，那时才知挨饿是什么滋味。

我们的营地在唐山市路南区的唐山二中，传说二中170多名教职员工死了150多人。作为小车班长，既要负责首长，还要负责医疗救护车，其他司机累了还要顶替，从早到晚连轴转，每天睡不到三小时。

一线的战士更辛苦，天不亮就起床，没水洗漱，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施救现场。没有大型机械，只能靠双手扒碎石，扯钢筋、搬尸体，要顶着烈日连续施救到天黑。

刚到唐山没帐篷，我们就睡在车底。起先一个多月洗不了澡，后来派来一辆洗澡车进营，解决了官兵洗澡问题，再没有比能洗个澡更惬意的事了。

距我们帐篷5米远都是成排的尸体。战士们不得不戴上口罩，喷洒药水。后来口罩也不顶用了，臭味憋得喘不过气。我们每人陆续领到三个防毒面具，但天太热，戴上两眼冒金花。

为消毒，领导强制我们必须喝白酒、吃大蒜。酒是水罐车拉来散装的，大家排好队，每人一碗，就一把生蒜，往往是辣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完成任务。

由于地震发生在凌晨，很多百姓没有衣服穿。不少人用布、纸和芦席围着。震后，唐山发生过哄抢衣服食品的事件，当时规定，抢吃的、穿的没关系。部队最初基本是克制的，后对一些妄图趁机发国难财的，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出城道路上全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守卫。

救援战士患上痢疾肝病

震后十多天，全国各地支援灾区的食品运到，各类干粮、大饼、水果在帐篷外堆成小山。还有各类油毡、篷布、塑料袋、锹、镐等工具。

我们营地距唐山市冷库很近，地震导致冷库坍塌，冰冻的肉遍地都是。但部队有规定，任何人都不准食用冷库物资。

救援期间，对救灾部队威胁最大的是疾病，主要是中毒性痢疾和中毒性肝炎。

因为水源不洁，食物不洁，最初许多战士都因中毒性痢疾病倒的。很多战友早上报道，下午就被送到野战医院；或者下午刚到，第二天一早就病倒。甚至有战士创下了每天拉肚子260次的记录。

而中毒性肝炎，主要是因为震后防疫，飞机从天上喷洒大量敌敌畏等杀菌消毒剂。地面防疫人员则熏蒸、喷洒消毒液，救灾部队一直身处高浓度消毒剂的环境中。那时，我的体重从120斤下降到91斤。

2007年，我曾和一位战友聊起当年救灾的经历。对方表示，由于当时喝污水、吃不净食物，以及极度疲惫，落下了慢性肠胃炎。

去年我曾与战友去过唐山。在一家打印店打印材料时，和战友无意聊起当年救援。四十多岁的老板听到了我们谈话，并嘱咐店员，坚决不收我们的钱。

那些天我在唐山打车，所乘出租车撞倒了前方一骑车人。对方起身就来打司机，我赶紧劝架。对方起初说我多管闲事，在得知我是救灾老战士后，当即表示不再追究出租司机的责任。

如果有可能，我和战友们很想自费到唐山故地重游，见一下我们当年救助过的人。

常江西，60岁，1975年至1978年在军服役，大地震时陆军38军下属某部高射机枪连副班长，为震后首批入唐救灾战士之一。

救援经历是一生的财富

我们当时驻扎在河北易县，农忙时节，我在团部下属的农场插秧。地震当晚，我们都被惊醒跑到院里。后来天刚亮，就接到团部叫我们回去集合的通知。天下过雨，我们的车陷到泥里，命令紧急，我们跑步十几公里赶到团部。

等返回团部已是地震当日上午7时左右，救灾的先遣部队已经出发了。我们驾着后勤部门的车，匆匆吃了两口早饭也出发了，并在第二天早上9点抵达唐山。

我们是第一批进入唐山救援的战士。我们连队被分到市委大院救援，一到地方就开始扒人，工具只有撬杠和铁锹。由于来的路上一天没吃饭，我们正准备拿着西红柿和黄瓜做点吃的，一下被受灾的群众拿走了，我准备去追，被指导员拦住。

于是，从出发到救援首晚，我们两天一夜没吃东西。又热又渴又没水喝，常有战士干着干着突然休克过去。他们被抬下去挂一会盐水，休息一会又上来救人。

那时每天早晨6点就出去救人，直到晚上看不见了才收队。夜里部队在广场上打地铺，余震让地面像被推土机推动一般晃动，但我们太累了，照样睡。

在救援的前几天，还救出过活人，再往后就见不到了，只有遇难者的遗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空气中到处都是腐臭味。起初我们用蘸酒精的棉花塞在鼻子里，发现无法阻隔臭味。戴两层口罩也不行，后来戴了防毒面具，虽然没了气味，但太热，戴个十分钟里面就全是汗水。后来大家索性硬着头皮救援，直到后来逐渐被迫习惯，因为哪里都是臭的，无论白天黑夜。

救援初期物资匮乏。后来有领导视察，发现我们在路边吃窝头，说战士们太辛苦，叫赶紧把震坏的粮库和冷库里的肉拿出来吃。从那之后，就天天有肉吃。

震后大约十天，救援基本结束。我们开始给群众盖防震棚。部队又组织了一百多辆水车每天从北京往返运水，战士们挨家挨户给灾民送蔬菜和粮食。

震后二十多天，防震棚也搭好了，各地支援的物资也跟上了，全国人民想得很周到，什么针头线脑、白糖、肉、香烟应有尽有。

我们在那待了一个多月就走了，很多细活留给了后续部队。

退伍后我回到滁州，在当地水产公司工作，直到今年刚退休。我时常和战友们回味在唐山的救援经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锻炼。之后只要我遇到困难，我就会想，再没有比大地震救援更难的事，于是任何问题都迎刃而解。经历过唐山救援的战士，不怕苦也不怕累，这是对人生一笔莫大的财富。

来源：丽案调查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