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惨烈的龙江谍报战

1927年，应苏共要求，哈尔滨建立国际反帝情报组织。并由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借调党员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将他们派回哈尔滨建立情报站。这些中共党员从参加培训之日起，即不再与中共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而直接与共产国际方面单线联系。

这些“红色特工”当时学习的内容包括政治、无线电、燃烧、爆破、射击、游击、汽车驾驶、秘密工作等。一位老师在对学员授课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进入别人的房间，首先必须记住，撬锁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要想不刮伤漆就把锁撬开是完全不可能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就知道有人进过房间了。你们应该做的是搞到一把钥匙。这有两种方法，一是测量锁的尺寸，另一种是复制一把钥匙。”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加强了满洲的情报工作，形成了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这些情报组均采取单线联系，互相间不发生横向关系，谁发展的成员就归谁领导，这样一个据点暴露时，便可以避免其他据点被破坏。

这些“红色特工”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本侵略军和伪满军的军事、经济活动情报，以便选择时机进行放火爆破，削弱日军的战斗力。

据《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历史》记载，哈尔滨情报组分别在第一中学、三十六棚铁路工厂、法政大学和铁路局设立了4个通讯点。按事先拟定的假名，凡有外埠寄来的信，都由这几个点的地下工作者取走，交到情报组，情报组负责人把密写情报显影整理好以后，上报上级机关。除设立固定据点收集情报外，当时，哈尔滨情报组接到外埠20多个交通中心的情报，这些情报，经过总部分析，及时掌握了东北地区的日军动态。

但是，通信的方法使用了一个阶段后，不安全的弊病就暴露了出来。后期的大部分情报都由外埠的情报人员定期送到哈尔滨，然后由上级机关派人取走或由哈尔滨情报人员送走。后来情报组从前苏联带回一些电台，大大提高了情报传递的速度。

有了无线电台的支持，哈尔滨的情报工作更是如虎添翼。1934年左右，哈尔滨情报组先后建立了4个电台。这样，各地的情报员获取情报之后，及时通过电台发往总部，使总部掌握了日军大量的情报。随着侦察范围的扩大，哈尔滨情报组还在牡丹江、沈阳设立了电台，大量有价值的情报随着电波发往前苏联情报总部。

地下电台发报远东

1933年5月的一天，一名日本摄影师被介绍来到位于哈尔滨中国大街(即现在的中央大街)旁的乐天照相馆。他是一个日本工程队的随军摄影师，他拍摄了大量的铁路、桥梁、军营等照片，正苦于没有冲印设备时，被日本人介绍到这里。很快大量洗印清晰的照片整整齐齐地摆在日本摄影师面前，质量让他非常满意，然而这名日本摄影师怎么也没想到，同样的照片也出现在了前苏联红军的情报机关里。因为乐天照相馆就是齐齐哈尔情报站位于哈尔滨的一个据点。

乐天照相馆老板孙乐天为了搜集日寇更多的可靠情报，同时也为便于在敌人口中探听到各种信息，他很注意开展社交活动。经常和日本宪兵、特务、警察在照相馆里打牌、吃喝，使乐天照相馆在表面上和伪满机关的关系搞得很融洽。很多当时在哈的日本人慕名前来照相、冲洗胶卷。

齐齐哈尔情报站于1931年建立。当时，负责人苏子元受前苏联驻伯力远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门的派遣，与妻子朱绍华随身携带电台、经费和有关物品，秘密潜入当时的伪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着手组织建立东北军事情报网。

苏子元在远离市中心的永安里附近开设了“龙江医院”，以医院为掩护，建立了齐齐哈尔地下军事情报站。他的妻子朱绍华以护士身份为掩护负责收发报工作。情报人员分期分批的以病人身份住进“龙江医院”，进行国际共产主义知识和情报业务的学习。情报站还通过他们纵向发展情报人员，到1934年末，已经形成了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外延到沈阳、长春、哈尔滨、博克图、北安、佳木斯、讷河、嫩江、肇东、泰来、昂昂溪等地、30多人的东北地下军事情报网。

后来，哈尔滨特务机关组织了一个特殊情报班，专门截听各种无线电通讯，日本已经制造出截听器材，不少特务都掌握了窃听和收录的技术，甚至可以发现电波发出的地点。

为了躲避敌人对电台的监听，苏子元与战友研究出了一种秘密发报间———暖窖。由于有植物种植，电波的声音极易被掩盖。另外，电台定期改变波长和工作时间，让敌人摸不到规律。由于苏子元做好了准备，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保证了齐齐哈尔电台与伯力的畅通。

由于工作的秘密性及单线联系性，苏子元和他的战友们并不知道，齐齐哈尔还有一个国际情报组同样承担着抗日救国的活动。

1933年，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张永兴到前苏联接受了搜集情报和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于第二年被派回齐齐哈尔，收集日军、伪军在齐齐哈尔的军事情况。为了工作方便，这一年年末，张永兴搬到了齐齐哈尔市区内仁惠胡同的一个小院落，这个小院由两间瓦房组成，后院还带有一个小仓库。12月，齐齐哈尔市郊的日军航空队飞机场建成使用，整天成批次的飞机轰鸣着从齐市上空掠过。张永兴早就注意到这一幕，提前两个月便派了两人到飞机场附近开了养鸡场。寒冬腊月，张永兴与战友昼夜潜伏在鸡舍里，注视着飞机场的动静，记录着飞机每次起落的架次和型号，以及飞行员转场的情况。这样，他们终于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1935年，张永兴的胞弟张克兴从前苏联学习归来，并带回了收发报机的零件。在冰冷的小仓库里，兄弟二人连夜组装完成了他们的秘密武器。午夜，伴随着滴答的电波声，张永兴小组的电台终于和伯力情报四科沟通上了。从此，张永兴小组的情报工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由于这些情报人员一直活动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总是处在最危险的环境之中，所以，他们就必须比一般人多长一双眼睛，多长一副头脑，多长一对耳朵，哪怕有一丝一毫的疏忽，都将给革命工作和个人生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张晓宏说。

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

1936年下半年，齐齐哈尔伪满第三军管区派一个步兵旅去热河一带围剿抗联第八军。但是这个步兵旅还没出发，反帝情报组便已收到密报，抗联部队安全转移，使敌人扑了空。这个情报就是齐齐哈尔情报组成员白瑞送出的。

1933年，白瑞按上级指示，利用旧军人身份，打入伪满军队。由于“工作出色”，他很快调入伪满第三军管区司令部参谋处任上尉情报参谋。这个参谋处，是敌人的要害情报部门，在这里不仅可以掌握齐齐哈尔一带的军事情报，对其他各军区的情报也了如指掌。1935年，他们复制了由齐齐哈尔到扎兰屯、博克图的铁路军用地图。1936年上半年，两次翻拍了日军通讯联络的军事密码。

他们不单为前苏联情报组织收集情报，还积极帮助东北抗联。有一次，白瑞随日本侵略军到绥滨一带去围剿抗日游击队。情况紧急，但又脱不开身。途经一个小饭馆部队休息时，白瑞急中生智，故意大声说话暴露了部队的企图，让店里的伙计去通知抗日游击队。由于白瑞与敌人的上下级关系处理得比较“融洽”，非但一直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反而很受敌人的“赏识”。

前苏联红军司令部为了表彰白瑞的突出业绩，在1936年底奖励他伪币70元。情报站也因工作成绩突出而获得前苏联红旗奖章的殊荣。

干情报工作，不仅要有强烈的爱国心、钢铁的意志，还要有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观察力。1935年10月，天气已经渐冷，但关东军仍然征调了数千名民工对哈尔滨北面的一条公路加紧抢修。一天，情报人员王方绕到这座神秘基地附近，发现来往的军车上都印有“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字样。王方不禁有些疑惑：供水能有什么秘密呢?但他还是如实地向上级做了汇报。几年以后，前苏联方面才搞清楚，这个部门代号“731”，是支神秘的细菌部队。

做情报工作是十分危险的，在街上被盯梢，随时接受日伪敌人的盘查是常有的事，作为哈尔滨情报站的负责人，杨佐青经常告诫和他一起工作的战友们要注意情报工作的技巧，包括如何隐蔽和保护自己以便能更好地同敌人斗争。为掩护情报工作，这些情报人员大都因工作需要经常变换身份。张晓宏说：“例如杨佐青，他曾扮过医生、神父、商人。据讲，杨佐青为了完成任务，还曾扮过女人。因为他的喉结不是那么明显，而且个子不是很高。”

情报组织连遭破坏

国际情报总部曾给予国际反帝情报组高度评价和嘉奖。1937年2月，哈尔滨情报组受到嘉奖电表彰，荣获一等列宁奖章和奖金。齐齐哈尔情报组获得前苏联红旗奖章。

但是国际反帝情报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对敌人是一个直接的威胁。日伪当局加强了对地下电台的搜查和对地下情报组织的侦破，终于使东北地区的反帝情报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尽管张永兴的秘密电台隔一段时间就更换频率和密码，但齐齐哈尔宪兵队特高课还是发现了它的一定规律，于是，带测向仪的特高课汽车整日穿梭在齐齐哈尔的大街小巷。同时，宪兵队、特搜班也开始了挨家挨户的搜查。1936年11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张永兴及其弟张克兴等10余名情报人员被捕。敌人从张永兴仁惠胡同的住宅中搜查出几百份从日军内部搜集的军事机密文件以及无线电收发报机、照相、化装用具等。此“间谍案”在关东军司令部引起了极大震动。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立即派遣谍报专家前往齐齐哈尔调查此案。英雄们在狱中宁死不屈，1937年1月5日，张永兴、张克兴等8名国际情报战士被枪杀。

据记载，1937年10月，哈尔滨情报站交通员李文清去前苏联伯力送情报时，在返回途中的船上，被日军搜身时发现活动经费及可疑物品，将其逮捕。然后，敌人顺藤摸瓜，将情报站组长朱国钧和成员李千元、徐子远、任子清逮捕。朱国钧被捕后，向敌人供出了情报组织的机密。为避免损失，齐齐哈尔情报组迅速转移电台，与哈尔滨情报站有接触的情报人员也隐蔽起来。1938年3月，齐齐哈尔情报组便停止了工作。

1942年，牡丹江情报站在一次通宵收发电报后，也被敌人破获。藏在马料桶里的电台被日本宪兵查获。情报站的工作人员张慧忠、龙桂洁夫妇被抓进宪兵队。同时，设在牡丹江的另一处电台也被敌人查获，情报人员被捕。牡丹江情报组被破坏后，张慧忠等5人被“特别输送”到哈尔滨“七三一”部队杀害。

在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特别移送报告中，像张慧忠这样的国际反帝情报组成员有43位。他们被捕后，不经过法庭审判，便被悄悄移送到七三一部队，作为细菌活体实验的标本。

由于国际情报人员从事的是特殊的单线联系的情报工作，他们得到组织上的保护少得多，如果失去与其联系的上线和下线两名工作人员，他们就像离群的孤雁，生死只能靠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很多国际情报人员入狱后，根本无法得到组织的营救，牺牲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