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者刘文辉
●二刘之战(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诸部与刘文辉作战)中，刘文辉大败，他很受震动，开始反思，认识到单靠武力不行，开始多交朋友，几年后就有了“多宝道人”的称号。1942年2月，刘文辉首次在重庆会晤周恩来。为避开蒋介石特务耳目，他俩约一个小时的密谈选择在深夜进行。“中共中央说，希望你今后多宝变一宝，就是相信共产党。”
●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事件，即发生在刘文辉部队与红军之间。蒋介石曾通电话让刘文辉将铁索桥砍断，但刘文辉回应说那是康熙大帝御批修建的，趁蒋介石思考的间隙，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事实上，木板也没有全拆，就拆了几块。“泸定桥如果不放，红军根本冲不过去，铁索桥很长。”刘文辉的长子刘元彦说，刘文辉这样做主要是怕蒋介石也派嫡系部队借追剿红军名义进入，失去自己在西康的地盘。
刘文辉公馆20余年前已经挂上“川西民俗博物馆”的牌子，门额的旧题仍在，曰“进德修业”。
这里是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刘文辉公馆旁，是更著名的“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公馆。刘文彩是刘文辉的哥哥，他们兄弟6人，以刘文辉为最小，但却成就最大功名，民国时期他是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人称“西南王”。1949年，他率部起义，令蒋介石失去固守西南的念想。起义之后，刘文辉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林业部部长等职。
但论起知名度，无疑刘文彩更大。在刘文辉担任新政府要职之际，其已病逝的哥哥刘文彩被树立为中国“恶霸地主”的典型，受到举国批判。这中间呈现微妙的政治关联。
民国时期，刘文辉与蒋介石关系不睦，长期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在国民党兵败之际，他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治情势下，他要面对新的考验。
“早就有地下党在这里”
1948年初，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刘文辉20周岁的长子刘元彦，即将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毕业。一个叫胡立民的同学，是中共地下党员，开始做刘元彦工作，希望他策反刘文辉。
虽是刘文辉的长子，且深受疼爱，但刘元彦此前并未从父亲那里听到有关政治理念的任何片言只语。他14岁之前，一直接受家庭教师教育，最多时父亲给他请来三个家教，以读古书为主，数理化的教育并不很多。高中时，他开始在成都华西协和中学就读，但对政治根本不关心，也并未接触所谓左翼“进步思想”。一直到他16岁读大学，才开始接触“进步学生”，那时整个社会的风气左转。
“我念的是教会大学，有着比较自由、平等的校风。右翼的国民党三青团学生，很被人看不起。地下党虽然不敢公开，但力量大。当然和地下党联系的也不多，但比三青团还是强的。”刘元彦对南都记者说。
胡立民(新中国成立后曾被打为右派)知悉刘元彦的身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争取对象。他向刘元彦表明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希望他能联系刘文辉“说四川地下党要见他。”
刘元彦此时亦深受左翼思潮影响。他和胡立民做了评估。“我们估计，父亲最多骂我几句，即便不同意，也不会来抓我同学。”
刘文辉有早起的习惯，经常一个人吃早餐。刘元彦抓住这个其他人不在身边的机会，开始试探父亲的意向。父亲并没有骂他，回答且令他意外“早就有人(地下党)在这里。”
刘文辉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是中共中央直接派驻的。胡立民和四川地下党领导人对此并不知晓。但在那次早餐的谈话中，刘文辉仍然同意与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见面，但告诫刘元彦不能透露中共中央早已派人过来的事实。
刘元彦说，后因躲避国民党抓捕，中共四川地下党领导人离开成都，未能与刘文辉会面。而胡立民则直接与刘文辉取得联系，面谈之后，被地下党派驻雅安，以刘文辉秘书名义一直工作到解放。“他一直不知道王少春，一直到王少春解放后讲话提及此事，他才知道。极端保密。”
那次早餐是一个节点，刘文辉开始跟刘元彦谈及政治。“以前父亲都把我当小孩，这之后才把我当大人。”刘元彦也因此看到父亲很多机密资料。
“王少春每天都给父亲送资料，或者他在成都，就派专人送，我有时拿出来看，主要就是新华社新闻、社论和相关文章。这些资料只能秘密看到，在大学里也看不到。”
据刘文辉在《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自述，中共中央是在1942年6月开始派王少春到四川雅安，和刘文辉经常联系，并设有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他传达，同时把出安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
与中共暗地联系，需要与国民党中央斗智斗勇。包括电台的设置，也经过一番周折。刘文辉说，他事前就料到蒋介石的特务要来破坏，故把它安在苍坪山下的一个旅司令部内，前面驻有一连卫兵。王少春和他直接联系，如他离开雅安时则指定两个参谋长张伯言和杨家桢同他联系；除此以外，王不同其他任何人打交道，以保持秘密。
“当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蒋介石的特务即有所觉察。他们暗中由成都运来一部电台，设在雅安城内，正要进行侦察和干扰，我得报后，立即派兵搜出予以没收。并警告蒋介石派在二十四军军部搞特务活动的政训处主任丁国保说：‘现有奸人在雅安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没收；如果以后再有此种不法行为，定要严办。’他们由于没有抓到把柄，又加上我这一警告，以后也就再没有捣乱了。所以这个电台一直工作到雅安解放，经历将近八年而没有被破坏。解放后，王少春到重庆高兴地向我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刘文辉说，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他都通过电台先一步读到了，“因此，我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从而在实际活动中也就减少了一些盲目性。”
暗助红军夺取泸定桥
如果要追溯刘文辉与中共的初次正式接触，时间是在王少春派驻四川雅安之前四年。
抗战进入第二年，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和陈绍禹(王明)等人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途经成都，遂与刘文辉会面。刘文辉说，他从中共代表的谈话中，初步了解了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针的态度向他们作了明确的表示。
一年之后，刘文辉与董必武等人再度在重庆会晤。又过了两年多，1942年2月，通过民盟朋友牵线，刘文辉首次在重庆会晤周恩来。为避开蒋介石特务耳目，他俩约一个小时的密谈选择在深夜进行。按刘文辉的说法，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都须给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西南地方力量在现阶段有条件这样做，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以支持。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至此由一般联系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
刘文辉此时在四川有“多宝道人”的称号。“中共中央说，希望你今后多宝变一宝，就是相信共产党。”刘文彩三子刘元富对南都记者说，刘文辉很佩服周恩来，“也佩服毛泽东，但感觉周恩来可亲一些。毛的政策多变，当然他对此不敢说。”
如果时间再往前推，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时，刘文辉就与中共有过交道。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事件，即发生在刘文辉部队与红军之间。
刘文彩次子刘元华对南都记者说，“我听其他军人说，泸定桥是刘文辉故意放红军过去的。”刘元华今年88岁，黄埔成都分校19期毕业，1945年参加刘文辉领导的24军，曾任少校营长。
刘元华之子刘小飞亦对南都记者说，刘氏家乡成都大邑县安仁镇有个杨德辉，是刘文辉部下当年参与守卫泸定桥的士兵，他晚年曾在当地茶馆讲过，刘文辉部队之前与红军有约定，朝天放几枪就先走人，然后红军安然度过。另外，四川大学一位张姓教授曾向他转述刘元瑄(刘文辉侄子，曾任24军代理军长，已逝)的话，说蒋介石曾通电话让刘文辉将铁索桥砍断，但刘文辉回应说那是康熙大帝御批修建的，趁蒋介石思考的间隙，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事实上，木板也没有全拆，就拆了几块。
“父亲部下的连、排长和我讲过，泸定桥就是放过去，不让在那守卫了。泸定桥如果不放，红军根本冲不过去，铁索桥很长。”刘元彦说，刘文辉这样做主要是怕蒋介石也派嫡系部队借追剿红军名义进入，失去自己在西康的地盘。
刘元彦说，在雅安和康定，什么三民主义，或者蒋介石的头像，也只有在需要时才提起或挂一挂，不像成都尊崇得那么厉害。“父亲表面服从国民党中央，实际是独立力量，蒋介石也没把他当自己人。”
刘文辉为何反对蒋介石，按其自述，“说实话，当年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具体言之，在1930年以前，蒋介石还在军阀混战中处于被围攻的地位，而我在四川的实力正在向上发展，那时的反蒋，是为了扩大个人的政治局面；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1930年以后，蒋的法西斯统治已在全国确立，并逐步把魔爪伸入四川；而我在政治上又逐渐转入逆境，尤以二刘之战(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诸部与刘文辉作战)失败，退守西康以后，处境最艰，朝不谋夕。此后的反蒋，则为保持残存的地盘，以便重振旗鼓，再图发展。”
二刘之战的震动
发生在1932-1933年的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战双方的统帅，分别是21军军长刘湘和24军军长刘文辉，叔侄二人反目。
新中国成立后，刘元彦仅听父亲谈起过一次刘湘。“本来二刘联系得很好，父亲是刘湘的叔叔，但比刘湘更年轻些。刘湘在重庆，我父亲在成都。两人表面上一致，但父亲是保定系，刘湘是另一系的，本身就两个系统，后来因出川问题发生矛盾。我父亲有向全国发展的想法，他去重庆找刘湘谈，说要出川：你愿意走，我就留川支持你；你不出川，我就出去，你留下支持我。但刘湘不同意。刘湘的武器比父亲强，我父亲有时买的好武器，就让刘湘给扣了。后来矛盾越来越大。我父亲说，如果出川就没问题了。”
刘文彩三子、新中国成立后曾给刘文辉担任助手的刘元富对南都记者说，刘文辉保定军校毕业时，他的堂侄刘湘已经是高级军人，刘湘将刘文辉介绍给川军第八师的陈洪范，从上尉参谋一路干到混成旅旅长，“他在军界混了很多年，明白当时军队驻哪都要收税养兵。那时四川各地各军打内战，都自筹饷。刘文辉在宜宾一年多，认识到要扩大地盘就要养兵要收税，别人他信不过，就信我父亲(刘文彩)，于是把我父亲请去，替他收税。”
刘元富说，宜宾位于川南，相对富裕，所以整体上税收也不会比其他地方更严重。而且当时土匪很多，商人怕抢求助政府，军队也借此收保护费，成为另一财源。
除此之外，垄断鸦片经营，也是刘文辉的重要收入来源。
“刘文辉钱多，送钱把别人拉过来，挖空别人，养了十几万兵。他在川南扩大地盘，小军阀让他收拾得差不多了。此时在四川，川东的刘湘是他堂侄，川西他和邓锡侯、田颂尧都是保定系的同学。”刘元富说。
想要问鼎中原的24军军长刘文辉，也因此和曾扶持过他的刘湘矛盾。按刘元富的说法，刘文辉想要发展空军，因此买了一些飞机，飞机实际上比较落后，飞不太远，但在用轮船从上海运输到四川的途中，被刘湘防区一个王姓师长扣下了。“刘文辉找刘湘要飞机。但刘湘也知道这个叔叔野心很大，怕他有飞机后势力更大不好相处，就说师长是以前军校的教官老师，不好说。刘文辉很生气，就翻脸了。”
刘元富说，此时刘湘仅有五六万兵力，而刘文辉则有十多万，但因大多是收买的，所以亲信不多。刘湘采取了分化手段，和另外两个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沟通，刘文辉也有所觉察，但并不想通过整治手段解决。“刘文辉武力攻打邓锡侯，但部下很多师旅长都毕业于保定军校，不忍心弄邓，双方相持不下。在成都，刘文辉和田颂尧也打得很凶。他丢了邓、田两个朋友。刘文辉败退到雅安还收不住，又一路退到宜宾。刘湘也晓得蒋介石想进川，为了多留一个(蒋介石的)对立面，才没进一步打刘文辉。刘文辉又开始在西康省立足。这次大败，他很受震动，开始反思，认识到单靠武力不行，开始多交朋友，几年后就有了‘多宝道人’的称号。”
1952年冬天，刘文辉去武侯祠时在大殿对联前的驻足，给刘元富留下深刻印象。刘文辉此时刚从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转任四川政协副主席，在成都参观名胜古迹，刘元富陪他去了武侯祠。武侯祠大殿前的对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对这个对联很有感觉，站了很久，估计他一定想从前的事，凭武力是不行的。”
二刘之战败北，对刘文辉打击很大。刘元彦听母亲说，刘文辉就是自那以后开始抽鸦片烟的，“不过他和一般人不一样，抽进去就吐出来，没吸进去很深，所以后来戒烟容易。”
刘元彦小时习惯了父亲吸鸦片满屋子烟的景象。刘文辉对抽鸦片并不避讳，他去成都就住在刘文彩家，刘文彩的孩子逢年过节也去给这位“幺爸”拜年。“他抽鸦片，我们就在边上耍，很随便的。”刘文彩次子刘元华说。
刘文辉起义细节
1948年，刘元彦的同学胡立民与刘文辉见面后，就住在刘文辉位于成都小天竺街的一栋小楼房里。刘元彦平日住在这里，“这房等于就是我管，我家就是共产党活动的地点。”
刘元彦很清楚父亲反蒋。“当时我们希望蒋介石早点完蛋。之前在雅安，蒋家人长期住是不让的，借个名义就给请走了。蒋介石的正规部队和心腹不让进西康。”
和刘家的愿望相一致，蒋介石在国共战场一路败北。战场一直远离西南，四川表面上还很安静，而内部暗流涌动。蒋介石想让中央军进川，将这里作为反共大本营。刘文辉并不支持，他联系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抵制。
1949年秋，刘文辉收到周恩来电报，大意云：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在电报里说，王少春代表他。后来部队怎么安排，父亲就听王少春的意见。”刘元彦说。
刘文辉将西康省的军事、政治重新部署后，决定于10月下旬长住成都。
“当时有的朋友替我担心，认为置身虎穴，凶多吉少。我考虑到，耽在这里，利多于害，危而实安。”刘文辉晚年回忆说，这样做是因为，在军事上蒋对刘文辉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在成都，蒋对他的政治态度摸不透，就不至用兵，如果先行露出可疑的迹象，胡宗南的重兵向西康一压，他就吃不消。此外，成都是四川政治中心，在成都可以联合四川地方反蒋力量，使他们在紧急关头不至因蒋的威胁利诱而动摇，又可以在蒋介石集团内部分化运作。
“邓锡侯在内战时，人称‘水晶猴子’，非常多变，他和父亲说好起义，但父亲不放心，一定要回成都一起，怕他变。这个以前没讲过，现在过了几十年了可以讲了。”刘元彦说。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跑到成都，召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和熊克武等人开会。据刘文辉回忆，蒋介石此时寄希望于胡宗南部，认为尚可一战，希望川康的朋友与之合作。随后，刘文辉和邓锡侯被要求与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而他们的家眷要先去台湾。刘文辉认为此举是限制他们行动自由，家属被作为人质。他一边虚与委蛇，一边设法逃脱。在获悉城防将被胡宗南部接替的当天早上，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离开成都逃往彭县起义。
刘文辉之子刘元彦被安排到乡下，和熊克武住在一起。“我原来想和父亲一起走，他不让，把我支到南门外熊克武那里先躲起来，那里有一个团的非正规部队。熊克武也反蒋，我父亲说，他和四川的军人都打过仗，就没和熊克武打过。父亲怕家人被蒋介石扣为人质，在出城前就安排好，让我母亲、妹妹和爱人先走，我开车把他们送到城里岳父家里———他是一个中医，因为估计国民党在成都只是短期，待不了多久的。”刘元彦说。
此外，刘文辉还把秘密文件焚毁，让个别工作人员携带电台和其他重要文件先行，还在自己出城途经之地布置了便衣警卫，以防万一。为了避开周围宪特和守城部队的盘查，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分头行动，他本人不带任何行李，带了两个随从，与平日一样，乘汽车从大门出去。
平安到了城门附近，守城部队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所派，刘文辉此前已与他们联系好，按说不会留难，但因还有蒋介石的宪特在，为防万一，他在距城门还有相当距离的转角处下车，走到左侧城墙缺口处翻了出去。“当时我正在病中，气喘如织，汗流浃背，由两个随从扶掖而行，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终于度过了第二关。”刘文辉晚年回忆，他与邓锡侯会面之后，“感到自己好像是脱笼之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真有说不出的轻松愉快。”
刘元彦再次见到父亲是在胡宗南部撤离成都之后。“父亲回到成都，住在舅舅家里。我见他笑嘻嘻躺在床上，很累的样子，但家人都平安，他很高兴。”刘元彦说，之所以住在舅舅家，是因为他们家的房子虽然有一个中队守卫，但此前已被胡宗南占领。胡部撤退时，在房里埋了炸弹，结果被一些想进来“拿东西发财”的人引爆，只剩下一栋。
刘文辉的起义，加速了西南的解放。
减租退押风暴
西南解放后，刘文辉受到重用，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那时全国分为六个大行政区，西南军政委员会是西南行政区的行政领导机构，刘伯承任主席，副主席6人，中共党内3人(贺龙、邓小平、王维舟)，党外3人(刘文辉、熊克武、龙云)。
最初的情况似乎令刘文辉满意。“刘文辉当时在西南受到很好的照顾，地位很高。”刘文彩三子刘元富说。刘元彦也说，“共产党对父亲很尊重，没有不放心。公家分了他一个小洋楼，贺龙、王维舟经常来。”
1950年初，刘元彦和父亲刘文辉去了一次北京。刘元彦想留京工作，结果因肺病不能工作而回川。时隔不久，母亲留在成都，他陪父亲去重庆戒鸦片烟。“戒烟是父亲主动要求的。我、大夫和父亲一起住在招待所里，没去多久，几个月，因为戒得很快。”
“戒烟后，他慢慢就变胖了。解放初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合影中，他最瘦。”刘元富说。
刘文辉去重庆戒烟时，成都减租退押运动开始了。刘氏家族受到很大冲击。刘文辉的侄子、24军原副军长刘元琮，曾在起义过程中于雅安与胡宗南部打艰苦的阻击战，1950年军队改编后任186师师长。他在土改过程中失去性命。
“刘元琮被清算历史罪恶，开大会批判，农民当面指着鼻子骂他。但他土改时表现好，把金元宝都拿出来，到大会会场当场退押。但还批斗他，他脾气很大，就在会场上服毒自杀了，自杀后还有人向他身上泼污水。”刘元富说，消息传到重庆，刘文辉为此非常震怒，后来在会议上批评川西行署负责人，刚刚说过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就对刘元琮如此，认为他做得过火了，“刘文辉军人出身，脾气是有的，刘元琮是手下大将，立了很多功，结果被逼死，他说话很有情绪。”
刘文彩那时还没有成为典型，但退押减租已将他的次子刘元华弄得焦头烂额。他还为此去重庆向刘文辉求救。“退押没办法，什么钱都花光了。幺爸(刘文辉)说，把他自己的办完了再帮我们。他也没奈何。后来确实拿出一部分帮我们。刘元瑄(刘文辉侄子，原24军代理军长)、刘元恺(刘文辉之女)一家也都是他帮忙给钱退押。”刘元华说。
拥有大片地产的刘文辉，本人也要减租退押。刘元彦对此细节不是很清楚，“可能对我家在计算上还客气一些，其他人有的就过不大去了，包括刘文彩家生活都困难了，老家好多亲属和关系深的人，还有部下，钱不够都到我家拿。”
时隔两年，刘文辉被调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明显不如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文辉本想去北京，但李井泉说，四川才解放不久，不安定，刘文辉留四川比较好。中央就留他做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刘元富说。
刘文辉平日很少和刘元富谈论政治，但刘元富知道他对共产党非常佩服，“共产党一个命令，雷厉风行到基层，他管一个省都做不到，蒋介石更不行了。那时共产党的一切政策他都拥护。”
刘元富记得，刘文辉在一次讲话稿中说，他在农村除草，时间稍长就腰酸背疼，体会到劳动人民有多苦。
“大跃进”进入到大规模饿死人阶段之前，1959年夏天，刘文辉离开四川，去北京出任林业部长。在这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刘文辉平安过关，“反右时没有抓到他的把柄，他这种级别，抓右派要报中央批。”刘元富说。
中央保护“过关”
但1959年，对刘文辉却是一劫。这一年，刘文彩开始浮出水面，成为全国性负面典范。“四川开始布置‘地主庄园’，把工人房子都锯矮了，准备公开展览。报到了中央，中央当然同意。周恩来只有把刘文辉调往北京，但四川不放。谁都知道刘文辉和刘文彩的关系，后来中央让刘文辉人先来，手续后办。刘文辉7月去了北京，9月地主庄园就公开展览了。”刘元富说。
地主庄园公开展后，《光明日报》曾采访刘文辉，问他对此的看法。刘元富记得，刘文辉回答说：刘文彩做的事应该由我负责。“可那时候他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还能对别人负责？全靠中央念旧情，处处保护他，‘文革’时还是周恩来保护他才过关。”
刘元彦记得，在刘文彩举国闻名之际，刘文辉曾问他：这事对我是否会有什么影响。“父亲担心接下来批斗自己。因为显然此事不是针对刘文彩一人，还有针对我父亲。因为父亲在四川还有影响。不好批他，就批刘文彩，以减少他在四川的影响力。”
地主庄园中，有很多不实的展示。“但当时刘文辉已经不在四川，我不敢说啥。‘文革’时，我曾去北京看过刘文辉，说起这个想法，他没多说话。他是多年从事政治的人，城府很深的，私下有意见也不会说。但我二哥(刘元华)去看他时，他曾流泪，表现了内心。”
刘元华之子刘小飞曾听母亲说过，刘元华1973年去北京看望刘文辉时，刘文辉曾将子孙都支出去，落泪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1949年解放前，祖父刘文彩病危，刘小飞的祖母杨重华曾打算离开四川，被刘文辉留住。
不过，刘元华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否认此事。他的女婿在一边说，“即便刘文辉和他说了这些话……”欲言又止。
“文革”时，刘文辉也受到冲击，被抄家。刘元彦说，刘文辉本人还被一个红卫兵学生打过一皮带。
在刘文辉1976年病逝前，他还做了两件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一是在广播中对台湾讲话，歌颂祖国初步繁荣昌盛，希望台湾早回祖国怀抱。二是撰写了《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讲述自己从一个“反动统治者”回归人民的历程，旧历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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