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夫常隆基击毙日本中将楠木实隆

作者：黄凤祥

我和常隆基是当伪国兵入伍时才认识的，入伍前他住西丰县铜台村苔碧屯，我住成平村成平屯，距离二十多里路。1940年4月，伪满洲国公布并实行《国兵法》，这年秋天，开征第一期国兵，进行国兵检查。我和常隆基正是国兵适龄。第一次身体检查是在三台村，衣服全脱光检查得非常严格，问什么得对答如流，错了、慢了都挨打，就是有病也得拉去看个真假。第二次检查，是在房木镇，检查官最后宣布谁合格、谁不合格，合格的发给一个合格证，命令在家等候入伍，有急事外出，得先报告批准。

1941年5月初，国兵入伍通知书下来了，成平甲把我送到成平村，村长李成斌又把我送到县里。伪县长袁庆泽给开会讲话，领着入伍的国兵到西丰城猴石山下平滩处，拜日本神社，拜完每一个人发给一个神签挂在脖子上，说是保佑平安。然后，在火车站坐小火车到开原上大火车，坐到四平车站下车，送四平省(现四平市)交给伪国兵接兵部队。

我们俩一起被编入伪靖安军二团迫击炮连二排四班。按着排号晚上睡觉我的左边就是常隆基。住到第三天换上军装，又坐火车到哈尔滨，换乘火轮船，经三天三夜到达三江省富锦县伪国兵驻地——上街基。

常隆基是后撵到四平入伍的，他说，通知往县里送兵的头一天，他跑到双泉眼屯亲戚家藏了起来，伪甲长王中廷到处追查，他怕牵连亲友才来的。因为俺俩是邻村，又挨着睡觉，越处越亲密，有什么心里话，他对我说，我也告诉他，有什么困难俺俩互相帮助，时间长了，处得象亲兄弟一样。入伍后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训练不合格地挨打受骂。军事训练的教官大都是日本人，喊的是日本口令，搞阶级服从，新入伍的国兵挨打得多，常隆基是穷人家孩子，只念过私塾，没念过洋学堂，不懂日本口令，训练动作错得多，错了就挨打，常隆基脾气倔强不服气，有时和班长顶嘴干仗，班长不满意他，挨打的时候更多。有一次训练口令叫往东他往西，班长左右开弓打他嘴巴。训练后他眼泪汪汪地说：“侯班长打我、金班长也打我，错了就打，打得我抗不了了，我要跑……。”我告诉他不行，昌图来的徐振铎跑了被抓回来，身上被打得发青，我劝他先凑合干。

后来，训练越来越紧，有时不分好天坏天、不分白天黑天，什么时候都搞，有一回下大雨，练的是匍匐前进，结果滚得浑身都是泥。冬天下大雪，每天行军120里，还搞过三天三夜卧冰演习，连冻带饿真没抗。常隆基在这些训练中经常挨打，有一次，枪没擦好，挨一顿皮鞋踢，罚他给枪下跪。班长、排长打，日本教官也多次打他。特别是日本教官打人又狠又毒。口中还骂着：“八格牙路(混蛋)。”常隆基挨过“拿古鲁”，就是握紧拳头左右开弓打嘴巴，打得常隆基嘴角流血，眼底充血。挨过“摔柔道”，就是摔倒在地，还用脚踢，有时能把人摔晕过去。挨过“吃大片汤”，就是打屁股板子。还挨过打“协和嘴巴”，就是以班为单位互相打嘴巴。这些，常隆基都多次遭受过。

有一次常隆基挨打挺重，嘴角出血，身上一块块发青，事后他哭着说：“打得抗不了了，再不跑，我就得死。”我说：“不能死，咱们服役期满还得回家呢。”他说：“回家也好不了，满洲国通通一个令，日本鬼子压迫中国人，哪个地方都一样。”由于他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压和凌辱，一天后半夜，拿着蚊帐绳到厕所上吊，幸亏被站岗的穆乃良及时发现救下来，报告了值星官，找来军医打针进行抢救。常隆基被绳子勒得脸色发青，嘴唇发紫，嗓子红肿，有不点气，挺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连长邹士朋(中国人，原东北军的后来投靠了日本人)挺可怜他，让我不出操护理他，还给拿的乳粉做补养品。我每天给他洗脸、喂饭、饮水、背他上厕所、扶他到外边溜达，将养一个多月才好，我问他：“你怎么上吊呢?”他说：“不上吊也得被打死，没路了。”

邹连长为使常隆基免遭毒打，把他安排在连部当警务兵。从此，他送信、传令、打水、扫地、接送连长等等，甚至连长个人办的事也都认真地做好，很受连长的欢心。

常隆基当警务兵不久，我被调到豆腐房当班长，领着9个人做豆腐，两班倒昼夜不停，一昼夜做400斤豆子的豆腐，供14个连的国兵吃，好处就是饿了能吃豆腐。伪国兵一顿饭只给一碗高粮米饭，一碗白菜豆腐汤，谁也吃不饱，饿得难受。我和常隆基一直在一起住，他常到豆腐房打水，饿了我就给他豆腐吃，背地里我俩常唠唠心里话。后来，二团和一团调换驻地，我们这个团由上街基调到五顶山附近兵营驻地，这回我和常隆基分开住了，做豆腐的也只有5个人，在营房外边的三间草房里，离他住地也挺近，他还是时常来豆腐房打开水、唠唠心里话。我俩有一天看不见就互相惦念。有一次当地的一位老太太要豆腐渣吃，我给她一铁桶，被少校事务长张德功看见了，打我好几个大嘴巴子，并关我一星期禁闭。常隆基见到我时说：“看到这地方穷人挨饿连豆腐渣都吃不上，就看到咱们家那边也是这个样，中国人被日本鬼子压迫得太厉害了。”

有一天，常隆基打水时和我讲：“我到外边办事，听说步兵二团六连七十多人带着武器，打死一些宪兵和警察，跑到苏联那边去了，是国班长联系的，我对日本鬼子压迫咱中国人总是不甘心，咱们也和日本鬼子干，然后就往苏联跑。”他一边说一边流眼泪，我也哭了。这以后我们研究过，想法子和七道林子、八道林子抗联联系，想法子过江去苏联，但始终也没联系上。

1943年4月下旬，团以上军官开紧急会议，部署迎接日伪高级将领到五顶山视察，要求必须做好准备。从此军事训练一天比一天紧，还抽调10匹马，10名牵马兵，单独进行训练，准备给日伪高级将领上五顶山视察用。常隆基被选上牵马兵，邹连长骑的名叫“银玉”的兔灰色马，也被选中了。日本人大岩五熊担任教官，从牵马到骑马，从马具整洁到刷净马体等都要求挺严，训练全用日本口令，牵马兵挨打受骂无一幸免，常隆基被打得更重，有一天晚上他一边哭一边说：“你看我脑袋上的大包，是大岩五熊用铁锹把打的。”我用手一摸，鸡蛋大的包，好几个。接着他又咬牙切齿地说：“没好了，日本人把我脑袋打坏了，这回要是来了大官，我非把他干掉不可，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合适，打完就跑，跑不了就投江。”

在日伪高级将领来五顶山视察的头两天，他又对我说:“这回真要来日本大官了，小的我不打，打就打大个的，反正也这么地了。”我问：“枪怎么办?”他说：“我能弄到手，你放心，听信吧!”第二天晚上，大约八点多钟，常隆基借打水的机会，来到豆腐房，趁没有人的时候，他说；“我把连长的大枪牌撸子从保险柜里拿出来了，你快保管起来。”我说:“你放心吧!”我接过枪上炕藏在脚底下行李里边。这一宿我也没睡好觉；这天晚上连长回到富锦家里住的，第二天早晨才回到连部，常隆基是借这个机会把枪拿出来的。第二天早晨，在集合前常隆基到我这，把枪藏在贴身衣服里拿走了，临走时当我说：“豁出命了，打完跑过江上苏联，过不去就投江。”出门我看他走得挺快，不大工夫，部队就集合出发了，常隆基和其他牵马兵，在团副日本人阿布保和大岩五熊带领下先到指定地点集合，等候日伪高级将领骑马上山。

伪满最高军事顾问，日本陆军中将楠木实隆和伪满军事部大臣上将刑士廉等日伪将领是从新京(长春)坐飞机到富锦，又从富锦坐小汽车来到二团驻地的，检阅二团部队以后又坐车到五顶山下，然后骑马上山。在检阅的时候，到处都站的岗，戒备森严。我在豆腐房也是立正站着不动，兵都持枪。没有子弹，因为好几天前把子弹都收走了。楠木实隆、邢士廉等人骑马上山走到叫小河子的地方下马了。常隆基牵的马上边骑的正是楠木实隆，当他一下马的时候。常隆基掏出手枪，叭！叭！两枪就把楠木实隆打死了。枪响的时候，把那些日本和伪满的大官都吓蒙了，场面一片混乱，等他们明白过来要抓他的时候，常隆基已经跑没影了，日本人阿布保从山上跑到团部的时候，靴子、帽子都跑丢了，真是狼狈不堪。随后，把楠木实隆的尸体运回了富锦上街基，从上街基又运回新京(长春)处理的。

“五顶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伪国兵靖安军等紧急命令日伪所有宪兵队、伪国兵部队，伪江上军、伪警察、特务等统统出动，搜查五顶山，并从富锦到邻县，从陆地到江面，到处设卡，各个村、屯(部落)挨门逐户搜查，形成了一个天罗地网。据说搜五顶山的时候，不远处一个兵，从山下搜到山顶，结果没搜着。

常隆基开枪之后，有的说他跳过路障跑进山林，又顺山边而下。有的说骑马顺山跑出了五顶山。他跑得很快，先跑到老道庙，刘老道给他换了件衣服，给人家3元钱(伪币)。他还问刘老道奔苏联过江的路线，刘老道告诉他，从沙岗台奔胡别大腊。然后他就奔胡别大腊去了，跑到那里天就快要黑了，他钻进高希普家，老高家正要吃晚饭，他又累又饿，让他吃的苞米馇子粥，喝了好几碗，吃饱就走了。这天晚上，走到后山屯被陈特务抓住，第二天天亮用大牛车往县公署送，走到半道上陈特务走小道，大车走大道，赶车的在前边，乘特务不备，常隆基解开绑在胳膊上的绳子(上身穿的是棉袄)跳车逃跑了。逃出后直奔江边跑去，跑了很长一段路，找到一只渡船，再三恳求船夫也不给摆渡。船夫说：“过江得有通行证，没有证谁也不行。”在这工夫，他回头一看不少日伪骑兵成群结队地跑来，他感到万分危急，又跑了几步在一个江湾地方站住面向大江，喊着：“我成功了，我投江了！”喊完跳入江中，当时赶到现场、听到喊声的人都被惊呆了。

常隆基投江后，日本骑兵在江边现场下紧急命令，调动江上所有船只顺水打捞尸体，最后在离投江现场20多里路的地方于天黑时打捞上来。尸体运回富锦后火化，骨灰盒放在连部一夜，后葬于上街基附近的公墓。

常隆基击毙楠木实隆，即所谓“五顶山”事件，这次事件对日本侵略者是个很大的打击，当时从现场跑回来的团副日本人阿布保紧急集合部队，首先把迫击炮连团团围住，把邹连长和我还有常隆基所在的全班国兵都看管起来，送到富锦宪兵队关押。后来，刘老道、高希普等也都被逮捕，一共有40多人，经过审讯“过筛子”，先后分期分批释放的。重点对我和邹连长进行了多次审讯，深挖和常隆基的关系。当时若是抓住一点事实就得没命。

审讯过程分两段。一段是在富锦伪满宪兵队关押审讯30天。第二段是交给日本宪兵队关押审讯10天，在这里我和邹连长，同狱还有几个往苏联跑被抓回来的人。身上戴着重刑具，一顿给一个苞米面窝窝头，一条手指粗咸菜，木桶是厕所，窗上有铁栏杆，阴森森的牢房，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审讯关押40天，主要审问邹连长手枪怎么给常隆基的，邹始终咬定：枪锁在保险柜里，钥匙在常隆基手里，晚上回家被他偷走的。审问我和常隆基的关系，怎么研究打的，我拿定主意不吐口，不管怎么审问，就是不知道，弄得日本宪兵也没办法，日本宪兵对我用重刑，打得我死去活来。多次给我灌凉水、辣椒水，用手巾堵鼻子，一吸气辣椒水就进肚子，然后再用杠子压，简直上不来气，说不出话。更毒的是摔柔道、竹枇子抽，摔得浑身骨头疼，抽得青一块紫一块还给我上“大挂”悠得死去活来。当时，决心已定，宁肯把我打死也不招，气得日本审讯官，连骂带跳，反过来我还用脚踢他、骂他，骂人的话在场的宋翻译没给翻，日本人瞪眼不知骂什么，有一个审我的宪兵是朝鲜人，打人很，还用软招子引诱，他说“常隆基没有死，交待了枪是你弄的，你和他研究了，打完了上苏联去。”我一口咬定没有，他又改用威吓的办法，大声说：“把你装进麻袋扔到大江里喂鱼去!”还说：“你想吃什么就给你什么，只要你说。”不管他用什么花招，我就是一个回答：“不知道!”

就这样我被折磨了40天，什么也没承认，日本宪兵队没办法，把我交回伪满宪兵队，第三天副班长雇春福(原西丰大庆阳人)接我回连队，大伙纷纷给我道喜，庆幸我是“死里逃生、幸免被杀”。

“五顶山”事件后，日本宪兵队对伪国兵靖安军管得非常严。原来的军官大部分被免职、调离撤换，听说有原第七军管区司令中将贺慕侠、少将日本人山崎、团长上校日本人七岛四郎、团副少校日本人阿布保。邹连长被免职回家，来个新连长，名叫江头。

“五顶山”事件后，我继续当国兵，伪满康德十一年(1944年)二月十五日退伍回家。光阴真快，从1941年至今已五十多年了，可是一提起常隆基，我非常怀念他，敬佩他，终生忘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