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柏林苏军强奸狂潮

摘自:《柏林1945》作者：(英)安东尼·比弗

图为苏军占领柏林照片

普通柏林市民的状况现在已变得越来越糟。4月28日，苏军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妇女所在的街道。“我肚子里有一个奇怪的感觉，”这名妇女在日记中写道，“它使我想到了我还是一名学生时要参加数学考试的那会儿——无所适从，心神不宁，希望一切早一点结束。”从楼上的窗户，她看到苏军一队马拉供给货车经过，马队内小马用鼻亲热地擦挨着母马，街道中早就充斥着一股马粪味道。苏军在对面的车库建起了野战食堂，街上根本看不到一个德国平民。苏军士兵找到了一些自行车，而且正学着骑呢。眼前的景象使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们看上去像一些大孩子。

当她大着胆子出去时，有人问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丈夫吗?”她会一点俄语，因此能够回避他们“笨拙的调笑”。不过当她注意到他们在交换眼色时，她有些害怕了。有一名闻上去有些酒气的士兵跟着她来到了地下室，他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打开手电筒照着那些僵坐着的妇女的脸，毫不掩饰自己的猥亵行为。这名妇女假装领他上楼，并借机逃出了地下室，来到了春光明媚的街道。其他士兵来到了地下室，抢走了平民们的手表，不过没有实施其他暴力行为。但到了晚上，士兵们吃饱喝足以后，就开始搜寻猎物了。三名苏军士兵在黑暗中伏击了她，并开始轮奸她。当第二个士兵对她施暴时，走来了另外三个苏军士兵，其中有一个女兵。看到这种场面，包括那名女兵在内，都只是一笑了之。

当她最后回到房间时，她把所有的家具都顶在了门上，然后上床睡觉了。几乎和那个时期柏林所有被强奸的女人一样，她发现没有活水来冲洗身上的污迹，这使她更加难以忍受。她刚在床上躺下不久，她堆在门口的障碍物就被推开了。一群士兵闯进来，就在她的厨房内开始喝起酒来。当她试图偷偷从房间溜出去时，一个名为彼得卡的大个子士兵抓住了她。她请求他不要让其他人强奸她，他同意了。第二天一早，他告诉她他必须回去值班了。临别时，他友善地握了握她的手，几乎将她的手指捏碎了。他保证晚上7点还会回来。

苏军士兵在德国街头强抢自行车，旁边的德国人在围观

许多其他女人也都“固定”选定一个士兵，希望这样可以免遭轮奸。玛格达·威兰是一名24岁的女演员，她发现苏军士兵已来到了就离科菲尔斯滕达姆不远的吉塞布莱希特大街。这是“整个战争中最令人恐惧的时刻”，当他们冲进来时，她正躲在一个雕刻精美的大型桃木碗碟橱里。一名来自中亚的年轻士兵将她从橱子里拉了出来，对着这样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漂亮姑娘，他竟然兴奋得早泄了。她通过手势表示，如果他能保护她免遭其他人侵犯，她可以做他的女朋友。有这样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朋友，他激动不已，并出去向朋友们尽情吹嘘。不过后来另一名士兵来了，并粗暴地强奸了她。

玛格达的一名犹太女朋友埃伦·格茨也在地下室内——苏军的一次大规模轰炸行动中，她从莱特街监狱中逃了出来，并躲在了地下室内。她也被苏军士兵拉出去强奸了。其他德国人试图向这些俄国人解释她是一名犹太人并受到过迫害时，俄国人只是简单地反驳道：“德国人就是德国人。”俄国军官后来也来了，他们的行为无可挑剔，不过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部下。

吉塞布莱希特大街住着来自柏林生活不同层面的人。10号房住着一位著名的记者汉斯·根泽克，他因窝藏犹太人而被罚到受轰炸的地下室搬运尸体。三楼内还住着卡尔滕布伦纳的情妇，她用来招待他的那个房间的门是镀金的，房间内有丝绸装饰的家具和挂毯，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从德国在欧洲的占领区掠夺来的。隔壁的11号房因曾是“基蒂沙龙”——纳粹“要员”的妓院而臭名昭著。沙龙内有16名年轻妓女，在战争初期就被海因里希和舍伦贝格接管了。党卫军情报部门负责经营，旨在通过它对高级官员、国防军军官和外国大使们进行监视并进行勒索。所有的房间都装有窃听器，柏林被攻占后不久，苏联“锄奸团”组织人员就带着极大的兴趣检查了德国人使用的窃听技术。最顶端的另一个隔壁房间是柏林城防指挥官保罗·冯·哈泽上将的住房，他在“七月事变”被捕并被处死前一直住在这里。

由于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对任何展示白旗的房间开火，柏林的平民发现处在战争双方无情的夹击中。大楼废墟中成堆的碎石内散发出了腐烂的尸体气味，一些被烧得发黑的房屋残骸内则弥漫着肉被烤焦的味道。不过这些可怕的景象并没有对苏军部队的态度产生多大的影响，苏联有关这座城市的三年的宣传已深深留在他们脑海中。在他们的眼中，柏林是“一个灰白、令人恐惧和阴暗的灭绝人性的城市”，是“一个强盗者的首都”。

最经典的一张苏军士兵在柏林街头拉扯德国妇女照

德国共产主义者也未能逃脱厄运。威丁区在1933年前一直是德国左翼派别的根据地。威丁区被占领时，于利歇尔大街的活动分子出来欢迎占领该地的苏军部队指挥官，并出示了自己在德国共产党作为非法组织的12年期间一直隐藏的党员证。他们主动让自己的妻女来帮助苏军洗衣服做饭。不过，据一名法国战俘称，这支部队的军官们就在“当天晚上”强奸了她们。

当元首地下避弹所里的人将主要精力放在沿着波茨坦广场和威廉街逼近的T-34和“斯大林”坦克时，苏军部队已开始将眼光转向中心柏林的北部城区了。第3突击集团军已经斜穿过施普雷施河东北部的莫阿密得，准备对帝国国会大厦发动攻击。

第150步兵师师长沙季洛夫将军认为是戈培尔本人在指挥莫阿密得监狱的防御，因而考虑苏军可能会将他活捉。他描述莫阿密得监狱“正透过狭窄的窗户恶毒地瞪视着我们”(令人惊奇的是，俄国人能从柏林这些建筑物中看出罪恶，当他们穿过德国边境时，德国的那些树也恰吻合了他们这种感觉)。攻击莫阿密得监狱看上去并非易事，炮兵部队使用了一辆重型火炮，不过它只是引来了监狱内德军的疯狂射击。第一批和第二批火炮瞄准手都先后牺牲了，不过监狱的墙很快被炸开了一个缺口。

强击队迅速冲过街道进入了院子。一旦苏军冲进了监狱，里面的德军守军就立刻投降了。苏军工兵人员发现监狱入口处有地雷，于是马上开始着手检查爆炸物，他们的指挥官记得沿着铁制楼梯上楼时听到了沉重的金属回音。每一个举着武器出来的德国人都受到了仔细检查，连那些穿着劣质的士兵制服的人也不例外，苏军这样做主要是怕假扮的戈培尔混在里面。牢门被撞开了，获得解放的战俘们出来了，强烈的阳光刺激使他们一个个眯起了眼睛。

苏军到处倾泻的炮火使城市的整个街道弥漫着浓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苏军为实现其作战目标遭受了沉重的伤亡。“每接近胜利一步，我们都是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啊。”苏联一份军报的主编在采访柏林战役时写道。几秒钟后他差点死于炮火之下。在这样一场长期残酷的战争就要结束时，死亡无疑是非常痛苦的。米哈伊尔·什莫宁是一名深受部下爱戴的年轻连长，他的事迹曾激励了许多人。“跟我上!”他对部下说完这句话后，第一个向一个建筑物冲去。他几乎刚打了三发子弹，苏军的一枚重型炮弹就击中了他前面的一堵墙。房屋一侧倒塌了，这名“脸颊微红、脸色白净和眼睛炯炯有神”的中尉就被埋在了土石里。

树林里的妇女尸体，生前曾被侮辱

在柏林的街道和房屋战中，“路障附近埋有地雷”，“石头和水泥建筑物都变成了掩体”。苏联红军“不久就明白了他们面临的处境”，即使如此，他们也开始更多地近距离使用152毫米和203毫米重型榴弹炮来攻击开阔目标。只有这样，攻击小队才能前进。有一种战场是苏军部队会尽可能避免的，那就是地铁隧道和掩体内，而柏林广阔的城区内有1000个这样的地铁隧道和掩体。他们在进入平民防空掩体时都是异常小心，认为德军士兵正藏在里面准备对他们或是对后方发动攻击。因而，他们封锁了占领的每一个防空洞，任何平民只要从防空洞中一露头就有可能被枪杀。还有一些传闻称T-34坦克开入了地铁隧道以从德国防线后发动攻击，这大多都是一些德国战争偏执狂捏造出来的故事。关于地下坦克的传闻似乎只有一件真实可靠的事例。一名T-34坦克手由于没发现亚历山大广场地铁站入口，不幸沿着楼梯开下去了。还有一些传闻称苏军轻型火炮车辆沿着车站楼梯一级一级隆隆地开进了地铁，被人工推上了铁轨。这也大多是民间传说而不是事实。

从莫阿密得监狱沿着旧莫阿密得到达施普雷施河上的莫尔特克桥只有800米的距离，再过600多米就到了帝国国会大厦。浓烟散去时，它的轮廓就隐约可见了。尽管苏军第150和第171步兵师已如此接近国会大厦，他们仍然对眼前的威胁丝毫没有马虎。他们知道，将红旗插上这幢斯大林视为柏林象征的建筑顶楼之前，他们还会有许多人牺牲。他们的指挥官为了取悦斯大林，希望能够及时地占领它，以便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五一节”庆典时宣布这一消息。

苏军于4月28日开始向莫尔特克桥前进。两个师的先头营将从同一地点出发，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竞争色彩。桥两头的前面都设置了障碍，德军铺设了雷区，用带刺的铁丝网加以防护，桥两侧还有机枪和炮火火力掩护。下午6时刚过，就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这是德军在炸桥了。当浓烟和灰尘散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爆破并不是很成功——桥被炸塌了，不过步兵还可以从桥上通过。

先头营营长涅乌斯特罗耶夫上校命令皮亚特尼茨基军士率领一个排，先采取试探性的攻击行动过桥。皮亚特尼茨基和部下冲过了桥头前的空地，成功地在德国人自己设置的障碍后面隐蔽掩护起来，涅乌斯特罗耶夫然后要求炮火支援。火炮观察军官似乎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调集和组织炮火小组就位。当夜幕降临时，炮火准备开始了。近距离重型轰炸摧毁了德军的火炮阵地，先头步兵连冲过桥，一路激战冲进了克龙普林兹菲和莫尔特克街大型建筑物。午夜前，当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还在举行婚礼时，先头部队已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天亮前，第150和第171步兵师的大部分部队成功渡过了施普雷施河。

苏军在柏林

第150步兵师开始对莫尔特克街南部的德国内务部发起攻击，苏军立刻了解到这幢大型建筑物是“希姆莱的官邸”。门和窗户都被堵上了用作防御者的枪眼，这幢建筑成了一个很难攻占的堡垒。由于不能前置火炮和火箭炮组，工兵们临时在一段一段的铁路线上部署了单体“喀秋莎”火箭发射器。然而，苏军于4月29日早在近距离房屋作战中使用的基本作战工具都是手榴弹和冲锋枪。

尽管害怕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阵亡，苏军士兵仍然希望能给家里的每一个人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柏林的征服者，他们自视将是战后苏联的精英。弗拉基米尔·鲍里索韦奇·佩列韦尔泽夫那天在“来自前线的问候”中这样写道：“我的亲人们，我深深爱着的人们，你们好。到目前为止，我还活着，身体也很健康，只是所有的时间我都有些微醉。不过，有必要请你们放心，适量的三星白兰地酒不会对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当然，我们也惩罚那些不知道自己酒量有多大的人。现在，我们已缩紧了对柏林市中心的包围圈，我现在离帝国国会大厦只有500米了。我们已经渡过了施普雷施河，几天后，我们将占领普里特泽和汉斯。有些墙上仍写着，‘柏林护佑德意志’，不过我们却说‘德意志灰飞烟灭’!事实最后会验证我们所说非虚。我想把照片寄给你们，这些照片照了很久了，我们却一直没机会洗印。这非常可惜，因为这些照片非常有趣——我肩上挎着一支冲锋枪，腰带上别着一支毛瑟枪，两侧还挂着手榴弹。我们还有许多对付德国人的武器，简而言之，我们明天就能到达帝国国会大厦了。我不能寄包裹(如抢劫来的东西)，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我们前线部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你来信说家里厨房的部分天花板掉了，但那微不足道!我们前面一座六层楼倒塌了，我们不得不把陷在里面的同伴挖出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德国生活和打仗的情形，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么多。”佩列韦尔泽夫不久就受了重伤，并在苏军宣布胜利的那天牺牲了。

“4月29日是星期天，”马丁·博尔曼在日记中写道，“这已是柏林市内大火燃烧的第二天了。在4月28～29日夜晚，外国新闻社报道希姆莱已主动提出投降。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举行了婚礼，元首口述了他的政治和个人遗嘱。约德尔、希姆莱和将军们那些叛国者抛弃了我们，将我们留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大火又开始燃烧了，根据来自敌军的消息，美军部队已攻入了慕尼黑。”

希特勒，尽管时而悲观，时而乐观，最后终于意识到一切都该结束了。实际上当元首地下避弹所上空漂浮的最后一个气球被击破后，他的保密无线电话通讯系统就已瘫痪了，因而，苏军监听站就在那天截获了元首的普通通信信号。博尔曼和克雷布斯对所有的指挥官联合签发了一份电文：“元首希望施尔纳、温克和其他人保持一种毫不动摇的忠诚，他同时希望施尔纳和温克能够拯救他和柏林。”施尔纳陆军元帅给予了如下答复“后方区域已完全陷入混乱，平民们迫使德军很难实施作战。”最后，温克清楚地表明不要希望第12集团军会带来任何奇迹：“集团军部队已经伤亡惨重，武器严重匮乏。”

柏林街头的妇女尸体，生前曾被侮辱

在元首地下避弹所内，即使是最忠实的人，最后也看出希特勒越是推迟自杀，死亡的人数就会越多。在希姆莱和戈林事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元首自杀前提出停火。问题在于，如果他等到俄国人来到帝国总理府前再行自杀，那么里面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

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不想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陪着这些人死。当三个通信员带着希特勒最后遗嘱的副本离开后，他想到了一个主意。由于通信已经中断，他和博尔特要求准许出城加入德军部队。“将军先生，”他对克雷布斯将军说，“我不想在这儿像一只胆小的老鼠一样死去，我希望能够返回到战斗部队中去。”布雷布斯起先不同意，后来他就此事告知了布格多夫将军。布格多夫将军说，任何留在这儿的军事助手都可以离开，他的助手魏斯中校将与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和博尔特上校一同前往。

在那天中午的临时会议后，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走到了希特勒面前请求批准他出城。“你怎样出柏林?”希特勒问道。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说明了出城路线。他们将走出帝国总理府地下室，穿过柏林城区到哈弗尔河，然后在那儿可以找到一艘船。希特勒很感兴趣。“你一定要找一艘电力摩托艇，它没有噪音，可以通过俄国人的防线。”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对希特勒的过度热心有些担心。他称，他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他后来又补充说，如果有必要，他们会使用另一艘船。希特勒突然感到有些疲劳，与他们每个人轻轻握了下手然后就让他们离开了。

俄国人早已经接近了帝国总理府，这一点“诺德兰”师真是再清楚不过了。三辆T-34坦克已于前一天冲过了威廉街，最远到达了“U”形铁路站，并在那儿遭到了党卫军法国志愿者反装甲手雷人员的伏击。

4月29日拂晓，在元首地下避弹所的新婚夫妇刚休息不久，安东诺夫上校指挥的第301步兵师就发起了猛攻，两个步兵团攻击了盖世太保设在普林茨—阿尔布切街的总部。这幢建筑在2月3日的大规模空袭中已经严重损坏。203毫米重型榴弹炮部署到了前面，以便近距离炸开一个缺口，这已成为苏军此时的标准战术。两个营攻入了建筑内并插起了一面红旗。不过苏军的报道并未透露这样一个事实，那天晚上党卫军实施了反击，一阵激战后，苏军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并被迫撤退。俄国人一点儿也不清楚盖世太保拘禁在里面的犯人们是否仍然活着，事实上，里面只有七个人，他们在4月23日晚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获得了特赦。

苏军指挥部组织舞会庆祝占领柏林

“诺德兰”师现在由来自帝国总理府的蒙克指挥。“上级”向该师“灌输”了许多有关温克集团军进展情况和德国与盟国谈判的令人鼓舞的消息。克鲁肯贝格获得的唯一增援就是一百名老警察。人员太疲惫了，根本不关心来自帝国总理府的消息，他们甚至疲惫得懒于说话。他们面部表情空洞茫然，除非有人大力摇动他们，否则没有人能从沉梦中醒过来。他们中一个人后来写道，反坦任务，已经变成了“地狱般的噩梦”。

法国志愿者“反坦克装甲车班”在城区防御中发挥了极为有效的作用。该城区内苏军有108辆坦克被摧毁，其中的一半都是他们的杰作。营长亨利·费内特描述道，来自圣纳泽尔年龄只有17岁的罗歇使用反装甲手雷孤军作战，如同“配备步枪的单兵”。绰号“格根”的党卫军三级小队副队长欧仁·冯洛特今年20岁，曾是一名水管工。他的战果最为辉煌，摧毁了苏军八辆坦克。他在新科林时曾摧毁两辆，然后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又干掉六辆。4月29日晚，克鲁肯贝格宣召他来到已经毁坏的城市地铁站。在那儿，“在发出噼噼啪啪燃烧声的蜡烛头的光亮之下”，克鲁肯贝格向他颁发了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这是德军颁发的最后两枚“骑士”铁十字勋章之一，另一枚勋章的获得者是第503党卫军重型装甲营营长赫尔齐格少校。蒙克几乎在同一时间向他颁发了勋章。费内特本人和军官学员卡代·阿波洛特因每人摧毁了五辆坦克也受到了奖励。“诺德兰”师一名担任党卫军二级突击队中队长的斯堪的那维亚人拿来了抢劫来的三瓶法国酒来为战斗英雄们庆贺。

脚部受伤的弗内特解释称，他们之所以仍在抵抗，是因为他们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阻止共产主义者。”根本没有时间“上升到哲学意义思考”。普罗托波波夫是一名“白色卫队”军官，他曾参与俄国人内战，并陪同他的法国战友来到了柏林。他同样相信，姿态比结果更重要。后来，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几名外国党卫军志愿者试图为战斗失败找一个理由，认为有必要为未来树立一个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榜样。在这种情况下，甚至牺牲儿童也是合理的了。

就在威廉街战场的西部，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北部穿越兰德韦尔运河攻进了蒂尔花园区。一些部队游过了运河，其他一些部队则是利用临时的舟艇借助炮弹弹幕和烟幕渡过了河，还有一些部队穿过下水道来到了防御者后面。

苏军在波茨坦桥采用了一个聪明的战术，他们在T-34坦克的外面加上了一些被油浸泡过的抹布和烟罐，然后在坦克接近桥时，点燃了抹布和烟罐。这样，德军的反坦克火炮手和防御工事内的“虎”式坦克手以为已直接击中了它们从而会停止攻击。当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对时，这辆坦克已过了桥，并开始实施近距离攻击。苏军其他T-34坦克也跟在它后面过了桥。

苏军在那天下午开始时也采用了另一项战术。三个德国平民拿着一个白旗从一个三层的隧道综合体设施和地下防空掩体内出来了。他们询问其他平民是否可以出来，一名政治军官——近卫军少校库哈列夫在一个士兵翻译和十名冲锋枪手的陪同下，走上前与他们谈判。三名平民带领库哈列夫少校来到了隧道入口，三名德军军官出现了，他们给了他一块蒙眼布并要求在隧道内进行谈判，不过库哈列夫坚持将谈判地点定在外面。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躲藏在里面的1500名平民应当被放出来。他们离开后，德军上尉坚持国防军的其他人现在应当遵守元首的命令，一直抵抗到最后。他们转身向隧道内走去。“不过库哈列夫却非等闲之辈，”报告称，“这位胆量过人的政治军官拿出藏在袖子中的微型手枪，将那名德军上尉和另外两名军官当场击毙。”第170步兵团的冲锋枪手然后迅速冲进了掩体内，里面的德国人马上举手投降了，其中有许多人都是年轻的军校学员。

崔可夫第8近卫集团军在兰德韦尔运河的右翼部队几乎正对魏德林将军在本德勒区的指挥部，不过苏军师长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魏德林知道危险已迫在眉睫，召见了师指挥官们。他称，他前天与雷曼将军进行了最后一次电线电联系，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在突围后已到达波茨坦南部的弗奇，不过没有人知道是否还有一条突围之路。他召见他们是为了讨论沿着陆军街直接向西突破的问题。进攻发起时间定在了第二天的晚上10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