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经史中，刺客往往是“舍生取义”之代表，这种影响不仅在中国本身，还波及东亚诸国。随着时代推进，后来者不再如先秦刺客那般只留下缥缈的传奇，更多历史细节让后人窥见刺杀事件的多面性。恪守之“义”为何物？白刃是替苍生而诛奸佞，还是为权贵肃异己？日本幕末维新这场鼎革之变中，“天诛”频发，杀人者无不以“义”之名。
幕末“天诛”
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惊醒了日本百年无战乱的太平梦，国力如此孱弱，德川幕府不仅眼睁睁看着列强扬威海上，还得忍气吞声签下开国条约。经此一变，全国沸腾，幕府上层也出现了“开国”和“攘夷”的政治分歧，而各藩中下层武士间，“尊王攘夷运动”方兴未艾。在政争和肃整中，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于1859年发动“安政大狱”，攘夷派遭受惨痛打击并引起激烈反弹——1860年3月24日，井伊直弼在樱田门外的大雪中被18名水户藩浪人斩杀，史称“樱田门外之变”。
被视为明治维新开始的樱田门外事件
樱田门外之变后，尊攘运动向着暴力化的趋势发展，于1862年又发生“坂下门外之变”。这次暗杀与两年前的樱田门外之变如出一辙，目标为幕府老中安藤信睦，刺客仅有6人，加上当时幕府已提高警觉，故而刺杀没有成功，安藤只受了轻伤，而6名刺客却在数分钟内一一被斩杀。但这两次事件的影响不在于其成败，而是它对幕府的权威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伤。
同年5月，萨摩藩的激进派首领有马新等人新计划出炉，准备将亲幕府的关白九条尚忠以及司带酒井忠义诛杀，主张公武合体的萨摩藩实际掌权者岛津久光闻讯后，于21日派刺客前往京都郊外的寺田屋镇压，有马新七等6名尊攘志士在混战中阵亡，这便是著名的“寺田屋之变”。此次事件标志着尊攘志士企图将岛津久光推为“倒幕”先锋的幻想破灭，但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军队来推翻幕府，能够选择的方法只有一个——暗杀。樱田门外之变与坂下门外之变后，幕府权威直坠谷底，这证明暗杀的方法是有效的，于是以刺杀手段清除主张“开国”的幕府官员之风气愈演愈烈。尊攘志士希望通过暗杀掌控幕府的意向，并将这种行为打上大义的标签，称之为“天诛”（替天行道）。
第一个死于“天诛”的亲幕派公卿是前关白九条尚忠的家臣岛田左近，他被杀死后的第三天（9月18日），头颅被插到竹竿上，立于京都繁华区不远处的河岸边，下方悬着一块木牌，写道：“此人岛田左近与大逆贼长野主膳沆瀣一气，恶事做绝，为天地难容之大奸贼，因而诛戮之，并枭首示众。”岛田在京都名声一向很坏，其被枭首后，不仅聚集京都的攘夷志士大快人心，一般市民也为之欢欣鼓舞。五天后，一名叫文吉的捕快也被土佐藩志士杀害，手段极其残忍。10月16日，九条家的另一名家臣宇乡重国也被“天诛”。这种恐怖的方式让京都上至公卿，下至捕快，每个具有亲幕色彩的人，无不寝食难安。
“天诛”在京都出现的1862年，地方上的暗杀也随之兴起，这年5月，主持土佐藩事务的藩士吉田东洋被尊攘志士武市半平太发起的土佐勤王党认定为“开国派”， 武市指派那须信吾、大石团藏、安冈嘉助三名土佐下士将吉田东洋斩杀。土佐勤王党到京都后，剑术高超的冈田以藏更是奉命接二连三的斩杀与尊攘派持不同政见的武士、浪人，成为“幕末四大人斩”之一。1862年下半年，有记载的“天诛”事件就出现了二十余起，到了1863年，“天诛”更是层出不穷。然而局势并未因暗杀而倾向尊攘派，他们等来的是幕府的血腥报复。
“诚”字旗下的血光
新选组局长近藤勇
暗杀手段虽然可以起到一时的震慑作用，但却很难真正动摇对手的根基。针对“天诛”，幕府组建武士组织见回组加以对抗，同时招募浪人，组成“新选组”维持京都地区的治安，对尊攘志士进行肃清。
新选组在当代动漫、游戏及影视作品中出镜率极高，诸如土方岁三、冲田总司等人物也早已广为人知，他们的特征很明显，队员身着带有山形纹的服饰（据说是模仿赤穗47浪人），旗帜上有一醒目的“诚”字。他们被视为为剑而生，为剑而死的“最后的武士”。不过在新选组组建之初（浪士组时期），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松散浪人团体。在他们为幕府清除政敌之前，局中先发生了一次内部肃清，以近藤勇、土方岁三为首的一派刺杀了新选组局长芹泽鸭，随后土方岁三制定局中法度，将新选组从松散的浪人团体变成纪律严明的武士组织。真正让新选组名震全国的，是发生于1864年的“池田屋事件”。
事件缘起于1864年4月22日，新选组在四条河原町捕获一名可疑浪人，经审讯后得知在“八·一八政变”后被赶出京都的长州藩士及浪人已有250人潜入京都，准备卷土重来。随后，新选组开始对京都加强警备和侦察工作。夏季，大量尊攘志士聚集京都，计划放火焚烧京都，乘乱将天皇劫往长州，并暗杀中川宫亲王和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但他们的行踪早已被新选组侦知。近藤勇与土方岁三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惊，对于担任维护京都地区治安重任的新选组来说，尊攘派欲焚烧京都劫持天皇，是不可饶恕的阴谋。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此次行动若能成功，将会成为新选组创设以来最大的一次战绩。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新选组一直避免打草惊蛇，直到得知尊攘志士将在京都三条小桥的一间叫“池田屋”的旅馆密谋后，迅速做出肃清敌人的部署。
1864年7月8日夜，当吉田磨念、望月龟弥太、宫部鼎藏等尊攘浪士在池田屋议事之际，新选组成员忽然破门而入，昏暗狭小的池田屋顿时刀光闪烁，剑影交错，血肉横飞。在这次轰动日本袭击事件中，吉田磨念、望月龟弥太、宫部鼎藏、北添佶磨等7名尊攘志士被杀，另有11人受伤被捕，后来位列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长州藩尊攘派巨头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因迟到侥幸逃过一劫。经此一役，尊攘派首领或死或伤，元气大损，新选组则一战成名天下知。
新选组最初的理念是“尊王敬幕攘夷”，但池田屋事件标志着他们彻底成为以“佐幕”为政治立场的组织，说是幕府的爪牙亦不为过。新选组对幕府敌人通常采取杀之而后快的态度，对局中成员亦是如此。新选组的参谋兼文学师父伊东甲子太郎是一位有“尊王”思想的浪士，随着新选组立场彻底变为“佐幕”，伊东甲子太郎与近藤勇之间也因政治分歧而出现裂痕。孝明天皇驾崩后，伊东为了贯彻自己的信念，借成为御陵卫士的机会从新选组脱队，并开始与勤王派接触。近藤勇侦知伊东的举动，并听闻其又暗杀近藤勇的计划，决定先发制人将其铲除。1867年12月13日夜，伊东甲子太郎被新选组队员暗杀，有一种说法认为杀死伊东的人正是近藤勇安插在其身边的卧底斋藤一。伊东死后，新选组将他的遗体放置于七条通和油小路通的交叉口，待御陵卫士闻讯前来收尸时，埋伏在四周的新选组成员突然杀出，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随之展开。赶来抢尸的御陵卫士共七人，分别是篠原泰之进、藤堂平助、加纳道之进、铃木三树三郎、毛内有之助、富山弥兵卫、服部武雄，在激战中，藤堂平助、服部武雄及毛内有之助死于昔日同袍的刀刃之下，其余四人突围逃生。“油小路事件”也是新选组最后的一次内斗，手段还是暗杀，目的依然是为德川幕府清除政敌。
血雨腥风满东瀛
幕末时代的暗杀之风对后世日本产生的深远影响。明治时代，武士消失；昭和时代，军部当国。国体在剧变，但以刺杀作为清除政敌的手段却没有变。当法西斯思潮在民间兴起后，日本有步入“天诛”事件的高发期。
新选组一番队长冲田总司
1921年9月28日，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善次郎在自己的住所被一名叫朝日平吾的青年用刀砍死。朝日平吾在行刺完成后即自杀，据他留下的《檄文》与《斩奸状》中的叙述，他在自身贫困、个人前途无望、又深感社会之不平等的情况下，决定“诛杀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
受朝日平吾事件的影响，仅在一个月之后的11月24日，日本首相原敬在火车站被一名青年以短刀刺进胸膛，不治身亡。凶手叫中冈艮一，只有19岁，是犹存社机关杂志《雄叫》的忠实读者。在日本历史上，暗杀事件虽多如牛毛，但这两次暗杀却又与以往的暗杀活动有本质区别，即暗杀者不再像从前一样只是针对某个具体人物或具体政策的推行者，而是针对整个日本体制而实施的行动。暗杀者可能并不了解被暗杀者，甚至可能对他毫无反感，只不过把他当作体制的代表，实行“天诛”，警告当权者改弦易辙。
二战前夕是日本暗杀事件的一个高峰期：首相犬养毅死于几名激进的海军军官的枪下；统制派首领永田铁山被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斩杀；二二六兵变，高桥是清、斋藤实、渡边锭太郎等多名政要被杀。从明治到昭和，整个近代日本，暗杀被视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一种常用途径，每一次刺杀事件都将国策推向更激进的方向，直至将整个日本帝国架上战车，通往战败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