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被遗忘的上海独立史

405谋杀案的所谓“东海市”其实就是上海市，而其含糊隐晦想说的，是那一段几乎已经被人所遗忘的“四人帮”的上海独立历史。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粉碎，作为“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当时的形势怎样呢？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海这个地方说起来很特别，本来是一个经济中心，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都与它紧紧相连，并对全国的“文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以及后来的“第二武装”、“批邓” 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或者说那场席卷中国大陆的“红色风暴”就是从上海开始刮起来的。

“文革”中的上海滩，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秘密？

我想还是从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形势谈起吧。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

10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共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速去北京开会。

马天水，原名马登年，1911年生，河北唐县人。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后历任唐县县政府财经科长、三区区长、中共山西繁峙县县委书记、中共冀晋五分区地委书记等职。1949年5月南下任中共皖南区党委副书记、书记。 1952年1月，调上海市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委钢铁党委书记。 1954年10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1959年2月至1963年2月，兼任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长期负责上海工业生产工作。“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被结合进市革委会领导班子，1970年3月起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是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1972年起全面主持上海市工作，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

此时通知进京，使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

也许是马天水嗅到了什么，他立刻将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按照在此之前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认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原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曾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传话。

“四人帮”虽然一直控制着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让秘书直接代表“首长”传达的方式却从未有过，当时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他们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原来，萧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也许张春桥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向他在上海的余党发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准备。

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马天水走了以后，上海的余党们便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北京的消息。

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一个电话或者是发一个短信就行了，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发达，加之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封锁很严，外界根本无从知道。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在电话里说，本来他是要出国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

徐景贤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还是吃不准北京的情况，接着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

刘湘屏的回答和于会泳有些相似。她说，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请她看戏的，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与此同时，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联系。房佐庭在电话里告诉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京西宾馆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王秀珍急迫地问房佐庭，见到“四位中央首长”没有。

房佐庭回答说，还没有见到。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尽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想尽了办法，但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有关“四位首长”的准确消息，在惶恐和猜测中度过了一天。

由此可见，粉碎“四人帮”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么严密。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张春桥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的电话，说她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的电话也没有打通，原定他们的儿子到北京去的，现在也不知去还是不去的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一听，事情有些奇怪，于是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没有办法，惶惶不可终日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伙人经过商量，决定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给北京打电话。

这几个神通广大的秘书，想尽各种办法给北京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打电话，又用他们知道的各种电话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结果同样是一个也打不通。

正当一群人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时候，徐景贤突然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

大家一阵兴奋。

可是，当徐景贤刚要问情况时，鲁瑛接电话的声音却有些反常，没有讲两句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

耳机里响起一片忙音，这一伙人兴奋之后又是当头一盆冷水。

正当这伙人惶惶不安之时，拨电话的市委常委张敬标说，他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

房佐庭回答说：没有。

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

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

听完电话，上海这伙余党对于北京的情况虽然有了一些了解，但具体情况仍然是云里雾里，不好下结论。

廖祖康放下电话，就问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吗？

王秀珍说：没有听说过。

廖祖康有些警觉地说：这就怪了。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上海警备区作战处向上海市委报告了军委首长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报告中同时还说原来总政治部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也突然通知停止召开。

这伙人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反常，更有些严重。虽然在此之前，张春桥早就有了“准备打仗”的指示，王洪文对于上海民兵也早已进行了武装，加之控制的公安、财贸等一部分力量，也可以暂时与北京形成对抗之势。可是具体情况未落实，也不好行动。

焦躁不安的徐景贤再次拿起话筒，重新拨通了房佐庭的电话，声称一定要“马老”亲自接电话。

房佐庭回答：马老不能听电话。

说完之后，房佐庭又说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复说到的是句暗语。这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实在无法摸到准确情况，于是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萧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进常委学习室，关起门来“分析形势”，商量对策。

徐景贤认为：毛主席逝世之后，一号战备命令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又通知加强战备呢？而且这个通知里面还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是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廖祖康接着说：在北京的几个老帅，像叶（剑英）帅、徐（向前）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说到这里，廖祖康便不再说下去了。

此时，屋子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一伙人面面相觑，廖祖康后面未说出的话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下手了，这伙人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旗手”江青也同时遭到了覆灭的下场。

一分析，这伙人立刻觉得张春桥过去的“指示”是何等的“英明”。

在此之前张春桥也许是预感到自己人心的丧失，力量的单薄，曾不止一次对他在上海的亲信说过，军队靠不住，军队是支持保守派的。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现在军队已经将枪口对准了他们的“首长”，形势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在上海滩上说一不二的“女强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接着，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负责分管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徐景贤接着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界负责人“吹吹风”。

就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天下午，他们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分成两个地方，分别按照计划，开始对控制的“文”“武”两支力量的头头们进行“吹风”和“打招呼”。

公安部“内线”告密

下午四时，徐景贤来到康平路小礼堂。

参加“吹风”会的有《解放日报》社的王景，《文汇报》社的沈国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刘象贤，新华分社的徐寿铿。

徐景贤在会上将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人民日报》鲁瑛接电话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首长”联系不上，房佐庭又在电话里总说他“老胃病发作”等情况向这些人作了“通报”。

接着，他便根据自己军队可能发生“政变”的猜想说：“中央电台通知停播的两首歌曲《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苏修军队侵占捷克时，捷克国家电台有一名播音员听中央负责人的指挥，坚持广播了一天的抗议声明，根本不听苏军的。”

徐景贤还布置了各新闻单位的保卫工作，指示要调集民兵来保卫。并要求这些人发表什么东西，都要告诉市委，把上海的舆论牢牢地控制起来。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会议结束，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王秀珍接着又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电话，要魏秉奎给当时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

由于中央和直接参加行动的8341部队，对这次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谨慎、严密，致使他们在“四人帮”一伙余党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几经打探终未能获得一点可靠的消息。

8日下午5时，徐景贤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让一些骨干分子列席。

这次会上，朱永嘉提供了上海市委写作组与《红旗》杂志编辑部通电话的情况。

徐景贤在会上强调：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我们大家都要有思想准备。

散会后徐景贤回家吃饭。这时朱永嘉、王知常等四人有些沉不住气了，就跑到徐景贤的家里，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由于徐景贤急着要去剧院看演出，就说：我下午已经找报社、电台的人谈过了。国务院有几位部长在上海，今晚上看戏，我到剧场露露面，同时摸摸情况。你们到学习室等我，我一会儿回来再谈。

徐景贤在戏院里坐了一会，就找个借口离开，急忙赶回康平路。这时只见学习室里已挤满了人，气氛很紧张。

还未等徐景贤向这伙人报告刚才的“好消息”，警卫处的康宁一就急忙向他报告，说是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从北京打来电话报告暗号：我娘心肌梗死。

徐景贤顿时大惊，忙问：缪文金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又到北京去了？

王秀珍说：是我下午派他乘飞机到北京去了解情况的。临走我告诉他说，如果出事了，电话里就说“我娘心肌梗死”，现在看来真的出事了。

于是，廖祖康拿过电话，亲自给江青住的那个楼打电话，不通。接着他又给刘庆棠、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处打电话，仍然不通。

“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伙余党顿时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在屋子里乱成一团。

此时，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接通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家的电话，是徐海涛老婆接的。

张家龙说：徐景贤同志要和徐部长讲话。

徐海涛的老婆在那头慌张地说：他不在，去办公室了，不要再打电话了。

徐景贤在听了秘书的通话情况汇报后，猜测徐海涛也可能被抓起来了。

屋子里再次出现混乱，一伙人顿时慌作一团。

这时，警卫处康宁一突然接到公安部祝家耀打来的电话，大家的耳朵都跟着竖了起来。

祝家耀，男，汉族，1937年12月生，浙江杭州人，初中文化。1955年3月至1959年 4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副班长。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5月至1966年12月为上海五七O三厂工人，后在厂劳资科工作。 1967年1月至1973年6月在上海“工总司”工交组、组织组工作。1973年11月至1977年6月为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7年6月至 1984年6月被隔离审查。1984年6月被开除党籍。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往公安部担任要职的，自然不会忘记这份“恩情”，不会忘记自己“成长 ”起来的这块基地，在关键时刻及时来了电话。这位“四人帮 ”在公安部的“内线”在电话里说，缪文金到京后确实进过京西宾馆。祝家耀真不愧是搞公安工作的，在电话里除报告缪文金的情况之外，只讲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这是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所得到的最可靠的一个消息。这样就从公安部“内线”那里证实了他们一伙的猜测，说明北京的确发生了“政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紧接着电话铃又一阵急响，张家龙拿起话筒，一听是刘庆棠打来的。

刘庆棠在电话里说：马老不能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都“病”了。

萧木听后立刻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他这么一叫，整个学习室里顿时一片混乱，一个个如丧家之犬，立刻条件反射地各自看看自己的周围，然后又将目光一起转向大门，生怕外面此刻突然冲进几个人来将自己抓走。

看着如此一派局面，徐景贤立刻制止，大声宣布：谁也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密谋武装叛乱

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就在这间市委常委学习室里，徐景贤召开了密谋进行武装叛乱的第一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市委书记王秀珍、市委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还有朱永嘉、何秀文、萧木、廖祖康、康宁一等人。

当徐景贤问大家下一步怎么办时，朱永嘉发言说：“我看这次‘政变’是华国锋、汪东兴两个结合，除了他俩，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

接着，了解中南海保卫情况的廖祖康发言，他同意朱永嘉的看法，并说：8341部队是很厉害的，都听汪（东兴）主任的，没有汪主任的指挥，一下子搞掉几个人是不可能的。

朱永嘉接着又说：他们先抓一个，然后再宣布一个决定，说这个人反党。这种手法，古今中外用得多了。我们要干，应该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象巴黎公社一样。

一场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就在这间小小的学习室里开始密谋。

“四人帮”的倒台使他们的余党预感到自己即将失去手中窃取的权力，受到人民正义的审判，因此困兽犹斗，妄图与党和人民作一场生死的较量。

对于这些人来讲，当时解决的办法很多：一是向真理投降，主动向中央交待自己的问题，与“四人帮”划清界限；二是保持沉默，静观动向，看中央是如何处理上海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武装叛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有其很深的思想基础的。

我在参加特别法庭对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审判时，面对王洪文和张春桥策划这场反革命武装判乱的罪行，曾让徐景贤出庭作证，徐景贤认为，他之所以在当时要召开这样的武装叛乱会议，是有两个依据的：“第一是依据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在9月28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就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 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在商量的时候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同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谈过了，现在我们有带枪的民兵2500人，已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还有31000人分散待命。

王秀珍接着还强调，她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分管公安工作的市委常委王少庸是位老干部，过去是打过仗的，见徐景贤、王秀珍这几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人都很自信，就出谋说：光靠民兵不行，起码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兵力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廖祖康说：那就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我们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下命令才能调动部队。

接着，廖祖康就提出要“带在我们身边”的人选，他们是：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员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

冯国柱对廖祖康提出的人员还不太满意，接着又补充了一个，他说：把杨××副司令员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就这样，“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就开始了分裂军队、阴谋叛乱的活动。他们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军队领导来跟他们会合。

在这次武装叛乱的策划会上，廖祖康还提出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如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都找来，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队伍。

这伙人觉得廖祖康的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廖祖康就主动提出来由他去具体实施。

与此同时，朱永嘉还提出“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及“一月革命风暴万岁”的口号，以此煽动群众。

朱永嘉与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等王洪文的小兄弟不同，那些人是搞武的，而朱是搞文的，从抓舆论入手进行叛乱活动。在10月8日这一天，他就先后跑到《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上海分社，向他们布置任务。

最后，“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伙余党，还认真讨论了武装叛乱中指挥部的设立问题。

会议最后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

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整个武装叛乱的总指挥和舆论准备，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这里发布，地点设在华山路丁香花园。

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移到东湖招待所）。

看来这场武装叛乱是文武齐下。

徐景贤于10月8日晚下达了准备上海武装叛乱的“指示”：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后，徐景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接着，全市同时下命令调集公安干警1500人，动用各种枪支万余支，子弹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并确定了两个指挥点。

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有的人也许有意或无意地淡忘了那个时代，可是历史却是不能被忘却的！如果这场叛乱得逞，中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也许还得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对于参加这场武装叛乱的证词中说：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做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35000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

当时参加这场叛乱的上海民兵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在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时，曾向法庭陈述了这场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

施尚英说：

“我在被捕以前是在上海民兵指挥部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在（1976年）10月8日的晚上10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

“在10月8日晚上12时，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帮人到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 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 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王秀珍还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挥，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在10月9 日的上午9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10个区民兵指挥部和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我们）从9日18时以后就开通了电台，一直到14日晚上，我们听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以后，就封闭了。

“从9日到12日，我还每天按约定时间，与总工会的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廖祖康等人碰头……10月12日晚上8点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总工会和写作班子，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闹闹的。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6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妄图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

当时的上海真是剑拔弩张。

更加露骨地效忠“四人帮”的反革命行动方案还在后面。

法庭上施尚英还供认说：“（朱永嘉说）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萧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陈阿大极其反动地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冯国柱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

失去了张春桥这个“军师”的统率，“四人帮”的一伙余党即将发生内讧。

如此看来，当时真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成千上万善良的人们、其中包括那些受骗参加民兵的工人，如何能够想像得到这些呢！

然而，触目惊心的阴谋活动还在后头。

特别法庭上施尚英还供认说：“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着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斗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逼每个人，点着名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示了同意干的态度……从10月9日开始，我和钟定栋召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二万七千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二百二十五辆，巡逻艇一艘，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并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各区民兵携带手枪、地图，带领人员进驻设在江南造船厂的秘密指挥点。同时，各区民兵指挥部和一个民兵师，也都设立了指挥所；各指挥所共架设了十五部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沟通了联络，先后收发了七十九份电报，直至15日凌晨一时才停止发报。

“12日，我指使钟定栋制定了以‘捍一’、‘方二’为代号的武装叛乱方案，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秘定联络暗语。”

特别法庭上当场投影了他们的“捍一”、“方二”武装叛乱作战方案。

法庭工作人员宣读了这两个方案的主要内容：

“这是1976年10月12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钟定栋等人制定的‘捍一’、‘方二’武装叛乱方案。‘方案’规定了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加强对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行动口令和暗语。”

法庭又投影了上海武装叛乱使用的武器弹药的照片。

法庭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是上海武装叛乱时使用的十五部电台，已组成了两个通讯网，于10月9日十八时沟通联络，昼夜通联，收发电报，至15日一时才被迫停止联络。”

施尚英当场对这些都进行了辨认，承认是他们当时为武装叛乱准备的物资。

经我所在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和上海审判“四人帮”余党的法庭查明：

在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开会后，10月12日下午，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廖祖康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在上棉三十一厂设一个秘密联络点，策划制定叛乱用的反革命标语二十一条。同日晚，王少庸、冯国柱（会议主持人）、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王知常、施尚英、萧木、王日初、廖祖康、何秀文等又开会，进一步提出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消息，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等方案。朱永嘉、王知常则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此时“四人帮”上海余党已经知道江青也被拘捕了，所以在原先的口号中又加上了一个江青），并准备发布《告全市人民书》，表示要“决一死战”。最后，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四个常委议定：要干，要准备好，要等马、徐、王回来以后再统一行动。

和平中的善良的人们，那时何曾想到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云，正笼罩着大上海，整个上海滩将被“四人帮”的这伙余党浸入血雨腥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