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父亲–我的儿子是红军

邱时昕是江西兴国县高兴圩上密村贫苦农民。土地革命时当过村里的土地委员。两个儿子参加了红军。如果不是因为二儿子邱会作留下了回忆录，历史可能存不下有关他的片言只语。

邱会作这样讲述父亲当时的遭遇：“我从四野下发的战报看，东路大军已经打到赣南，我家也应当有音信了。但是我听到家中的消息却很不愉快。南下经过我老家的兴国县的是解放军四十八军，军直属队一个连的一个班住在我家。因为他们的给养一时供应不上，就强制性地拿了我家的谷，杀了我家养的猪。我父亲见来了这么一群‘老总’，不敢阻拦，只是问他们是什么部队。班长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我父亲一听，脱口而出：‘我的儿子是红军！’班长误以为父亲是在辱骂他，打了人，第二天还惩罚他出劳役，为炮兵营挑炮弹到兴国县城去。老父亲随军挑着担子走了三十多里，因为思念儿子心切，又向人打听我。营教导员问清名字吃了一惊。教导员有点文化，知道我的职务，也知道兴国县是红军的发源地之一，这个强征来当挑夫的老头说的可能是真话，于是教导员给了一块钱打发他赶紧回去。聪明的父亲立刻察觉到异常，回家再次追问，住在我家的那个连就把这件事报到了军部。军政委陈仁麒在热河时曾任我领导的东野八纵二十二师政委，对我熟悉。他一见我父亲的容貌就有了数。为了确认，又用电台询问了正在湖南作战的我，得到我的答复后，他们知道做错了事，赶紧送去了几百斤谷子和十块大洋慰问。”

邱时昕当时年纪应在六十岁左右，莫说两个儿子确实是红军，一个是烈士，一个是将军，就算没有这两个儿子，自称解放军战士的长辈也不为过。过路军队对他征了谷，杀了猪，还让他挨了打，当挑夫，挑炮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该是什么心情？好在他执着地要求查清真相，最终得到了经济补偿和精神慰问。别的农民会不会遇到类似的不快呢？恐怕就不好说了。光是兴国县，十万人参加红军，到1949年活下来的只有一百多，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儿子牺牲了，或者联系不上，遇到类似的麻烦又找谁去申诉呢？不就是白吃了哑巴亏吗？几担谷，一头猪，对于贫苦农民来说，就是一年的生计啊！

大军南下，气势如虹。后人为之谱写了壮丽的史诗。但底层百姓为之付出的代价，往往被历史所忽略。缺少了这一部分，历史仍然是不完整的。历史应当记录革命的辉煌，也不应忽略背后的斑驳和苦涩。